死的耻辱

追根溯源

悼念我们的母亲。她去世时44岁，那一年我姐姐14岁，我12岁。而如今，我们已经垂垂老矣。

死的耻辱

沈小兰

妈妈死了。我不敢像旁的女孩子那样：泪水盈盈地想她，或者哭诉。因为，她的死，连同她所孕育的生命——我，仿佛都牵牵绊绊地沾着些耻辱，洗刷不净。于是，我学会了低头。木着脸，任人们当面指指戳戳，或厉声呵责，或诡秘地小声嘀咕。找不到一个可以躲藏的角落。连夜也不是安宁的。那时，城市里的夜——夜夜狂欢，夜夜愤怒。当狂欢与愤怒疲倦地停止之后，就只剩下一轮月。很平常的月，带着些苍茫的淡漠，遥遥地望着风吹云散的街头。

爸爸从酒杯中浅浅的液体里去望月，几乎不出声地低吟：“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我不懂。

妈妈死在一个有月亮的夜晚。1966年7月23日。自缢。

仔仔细细把妈妈的死、死的耻辱在心头盘来磨去，是在上山以后。那山在黄土高原上，飞砂走石盖住了进山的小路。进山时，适逢过年，小驴车在雪地里吱吱呀呀辗转了整整一天，傍黑时分才到达我将要安身的村庄。一个很小的村庄，十几孔土窑零零落落地撒在一道面朝南的山坡上。我解开三角围巾，手足无措地望着赶车的汉子帮我卸行李。哥对围拢过来的人说：“这是我妹妹。”想必村民们都已知道我们家的真实情况。没有人再问什么，只是招呼我进窑暖暖，亲亲热热地唤我“碎女子”（碎，陕北话，表示小）。大概是因为我长得瘦弱，眼角眉梢又还透着一份惊魂未定的旅途疲劳。

山里的活，苦重。队长说：这么个碎娃娃，给五分工还嫌多。我低下头，望住自己的脚尖，一声也不言传。后来，进山背柴，我跟队里的二杆子（二杆子，陕北话，鲁莽又有些不着调）寇文虎打赌，我能背起他那捆柴。寇文虎淡飘飘地笑我：不顶事呀！我蹲下身，背起他那捆柴便走。汗湿的衬衣紧贴在脊梁上，背绳像要勒进两肩的骨头里，低着头，只望住自己的脚尖，朝前走……过了秤，那捆柴整整一百斤，比我的体重还足足多了十几斤。乡亲们一迭声地称赞：好样的！我却回答他们一个不在乎的微笑。晚饭也没吃，吃不下去。哥在他的小土窑里生起了火，我偎在温暖的灶台边，一口一口地喘着粗气。队里的“老瞎”曾给他妈妈寄过一张他背石头箍窑的照片：光着脊梁，弓着腰，背上压着块方形青石，粗糙的石面和皮肉之间只隔着一张破羊皮。本想让他妈妈看到一个威武自豪的当代劳工的形象。他妈妈接到那张照片却吃了惊吓，号啕大哭一场，接二连三地寄来包裹：油炒面、香肠、奶油糖。在跳跃的火光中，我像卖火柴的小姑娘一样，很自然地也看到我自己的妈妈，火光一点一点舔着她那无法洗刷的、死的耻辱。

即使在心里，也不敢让放开来去想妈妈。一个女朋友对我说：有你这样一个妈妈，还不如要个讨饭的娘。我低下头，别过脸去。我妈妈不是那种很精明、长相中透着几凶狠的女人，真的不是。妈妈人挺平常，又没有脾气。四十几岁的人了，扫地、擦桌子时还喜欢轻声地哼歌。妈妈临死前没离开家的时候，我还听她哼哼过歌儿。是《五月的鲜花》。妈妈常哼哼的一首歌：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那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奋斗不息。一首地道的革命歌曲。妈妈却把它哼得有点儿像在诉说心中缠绵不尽的情思。外公给妈妈的每封信抬头都写着：宝儿。外公没有儿子，本想送妈妈出洋留学，可妈妈在念高中时就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姨和哥哥瞒了外公，没有把妈妈的死告诉他。外公知道了，一定会拄着拐杖跺脚、吼叫：莫名其妙。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但我不敢疯子似的把这句话喊出来。山里边的夜，静静的，像一泓清可见底的潭水，风吹草动，虫鸣鸟啼，都仿佛是指尖随意在琴弦上划过而洒下的一串音乐。这样的夜晚，睡不着的时候便会想得多一点。从土窑半开的摇头窗中，望得见蓝黑色的天空，月亮从那块天空中飘过去的时候，带着一层霜似的白光。我眯缝起眼睛，不知妈妈死去的那个夜晚，在霜一般的月光中，她可曾想到过我？妈妈死后，一个阿姨在街头遇见我，避开人，执住我的手：你妈妈也太狠心了，就是为了你们孩子也不该……我低下头，不愿去看阿姨的眼睛。可我无法将她的话从心里推出去，特别是在上山以后。

庄子里办起了小学校。队委会决定叫我当老师。我却不愿意，心里还藏着一份孩子式的要强心：苦重的活我也能干。但队长说：苦重苦细倒在其次，一个女子娃身子骨垮了，日后咋介个活呀？想不到粗粗拉拉的山里汉子也会有婆婆妈妈的心肠。我有点想哭，拼命点头应下。校舍就设在庄子旁边——只两间草棚，没有玻璃，纸糊的窗。冬天，很冷，四面墙壁都灌风，像要把人五脏六腑里的热气一点点抽空。学生娃娃们拢着手，缩成一团。有个娃娃一上课就跺脚，跺得让人心烦。他姓着一个挺怪的姓：师。我便唤他小狮子。小狮子家住在后沟三队。我瞧他有点面生。那张面孔可不怎么讨人喜欢，一只眼睛残废了，黑眼球永远不动地斜在一边，另一只眼睛不是过分灵活地转动便呆滞地望着你，叫你猜不透他心里在想啥。窗外的积雪已尺把厚，他却光脚穿着一双烂草鞋。补丁叠补丁的棉裤也短了几分，离脚面足有三寸，更显得人瘦腿长。空身穿一件半旧的棉袄，腰间扎一根草绳。我给他一双穿旧的棉鞋，他收下了，可第二天上学，脚上还是那双烂草鞋。放学后，我想去他家，他却一溜烟地跑了。我只好一个人问了去。

这是一个失去父亲的家庭，三个儿子和一个病歪歪的母亲。小狮子是老儿子。陕北本来就穷，而这个家庭的困顿境况是无法用语言叙述的。白天土窑里也是黑漆漆的的一片，弥漫着一股潮湿的热气。小狮子妈妈坐在只铺着炕席的土炕上，心慌慌地跳，脸上一层潮湿的红润，她正患着克山心脏病。那鞋是她不让小狮子穿，她想等到过年再叫他穿。说这话时，她望着我，一双眼睛早已是泪水汪汪。

“老师，你说咱娃娃能念出来不？”她硬撑着下炕点火，烧水。想给我喝口热水还得现烧，他们家没有暖瓶。“老师，不瞒你说，要不是为了这几个娃，我死也死过几回了，要死了要死了还想帮衬他们一把……”

走出小狮子的家，只觉得山野的积雪更白更亮，天宽地阔。我喜欢一个人在没有风的雪里默默地走上一阵子，再走一阵子，直到手脚都暖和过来。很愿意心里什么也不想，可是不行。

妈妈留给我最后一个印象几乎是一个感觉不到的抚摸。那天早晨妈妈要上班，让我把她穿惯了的布鞋拿来，我将布鞋递过去的时候，她的手在我的短发上轻轻地抚摸了一下。那时，不知道这一走就不许她再回家，不知道她的抚摸意味深长。除此，妈妈还给我留下几册极简易的英文课外读物。妈妈走了，我没有翻开过那些书。

山野里的积雪很像带霜的月光。带霜的月光中，妈妈究竟怎么想？小路罩在山的阴影中，一辆绿色的自行车十分吃力地颠簸着，车铃一阵阵地响。快乐的使者——邮递员来了。“老瞎”他们听到铃声，会很快地蜂拥而上，抢信抢报纸，还有包裹单。我总是孤零零地背转身，低下头，久久、久久地注视着山脚下：冰河、不剩一片枯叶的白桦树，云一般悠悠来云的羊群。很少有我的信。而我又不愿意看报纸。因为，我对妈妈说过和报纸上一样的话。

那些话！

妈妈说：你过来。声音是郑重的。我心里却有些迟疑。在光线并不明朗的楼道里，我看到她的名字被墨泼在墙壁上。妈妈知道这件事的，她再不让我去她那儿吃午饭，虽然学校离她那儿很近，虽然学校的伙食糟透了。妈妈在我的衣袋里塞上一些零用钱。“如果——”，虚拟的疑问句。我明白，不是如果，而是就是。想也没想就回答了妈妈。学校里的老师是这样说的，报纸上是这样说的，整个社会都这样说。我——也说了。我伸手撩开搭在额前的一绺乱发，像是想撩开心中隐藏很深、躲躲闪闪的几分私心，自认为自己的回答多少带着点英雄式的崇高牺牲。

记不住妈妈当时的神情了。或许，当时我根本没去看她，为了许许多多我现在已无法说清的理由。所以，在每一个月光如霜的夜晚里，我却看不不清晰妈妈的眼神。留在我心里的，只有小狮子妈妈那一双泪水汪汪的眼睛。妈妈死后的情形，我不得而知。在太阳落下去的黄昏里，窗外的树影撒在工棚中潮湿的泥地上，我默默地不愿意说话。爸爸劝告过我：不要总是想着你妈妈死时的情形。那时，我对自己英雄式的崇高牺牲、对妈妈的感情已有很大的变化。爸爸希望妈妈留在我心中的是原来生活中的那个她，认认真真的一个人。妈妈常说：要做一件事，就要做好它。她自个儿连剥个毛豆也是聚精会神。听说，她死后是用板车拉到火葬场去的，草草了事。

几年后，重返妈妈故去的城，在昔日傍着妈妈走熟的梧桐树下，一位叔叔喊住了我：知道吗，你妈妈去世时给你们留下过一封遗书。这个秘密一定折磨过他。第一次没有低下头，抬起眼睛，认认真真地看他。从那双眼睛里没有看到虚假。于是，奔波、寻找；徒劳，失望。得到的劝告几乎都带着点儿不耐烦：人已经死了，事情已经过去……旁人的痛苦毕竟是旁人的痛苦，有时，我也这么想。

其实，又何必去寻找那一封已被尘封、践踏的遗书。在山上，在漫长的夜晚，不是一次一次反反复复在心里念熟了它。小狮子的妈妈说：要死了要死了还想帮衬他们一把。一个做母亲的但凡还能给子女一点庇荫，都不会想到黄泉和阎王。我妈妈死了。临死前没忘记摘下腕上的手表，是想给我们留下仅有的物质帮助，还是想再给我们一份最后的温暖？一个做母亲的也只能这样做了。不要我们再看到人所不能容忍的屈辱。也许，对死去的人是会宽容些，活着的人便也可自在些。妈妈，你这样想？可那时的世界却没有你这样一份柔弱的心肠。连死也不放过，还要给死的方式也涂抹上耻辱……

如果，划上一根火柴就可以烧掉过去的耻辱，我愿意看着火光一点一点舔去那洗刷不尽的耻辱。妈妈，这耻辱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死也并非死者的不幸。

今宵没有如霜的月光。孤灯旁，我写下这些年一路走过来的琐琐碎碎的感受与寻找，为妈妈，为那一份死的耻辱。

（刊于《清明》1988年第4期 我母亲生前是安徽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那时，安徽也只有一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