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帮”群落里的少年时代

魚和虾

小时候，我家住在湖南益阳行署机关家属区，就是那个刻在我记忆深处的“山上”。
“山上”有三栋红砖平房，理论上住了十二户人家。
　　几年前，我去了一趟老益阳地委的院子，看到了残存的两栋和“山上”一模一样的红砖房。当时，这栋房子住两户人家，职位至少是地委副书记或者是后来的地革委副主任。
　　而在“山上”的这栋房子，要住四户人家。两户住半栋：一户科级（如今的处级），一户普通干部。科级干部住一个套间，外加隔壁的一个大单间。而普通干部，无论家中几口人，就只有一个套间。

“山上”的三栋房子都长成这样，台阶这部分就是半栋房

受山势地形的限制，我家住的一栋比二栋和三栋要短，少一个套间。严格地说，只住了三户半。这就是我为什么上面说“理论上住了十二户人家”的原因。
　　我家有一个单间，另与山下的文叔叔家分享一个套间。从房间数来看，我家比别的科级干部少一间，但总面积又比普通干部要多一些。这样既照顾到了我爸的职位，又考虑到我妈的情况。公平尽显。
　　文叔叔住套间朝南的那间，我家住北房。中间隔墙上开了一个水泥预制板的花窗，任何风吹草动，两边清清楚楚。只是那么多年里，谁家也没说过不方便，或者想要把这个窗子封起来。

后来，地革委取代地委行署，不少地委大院的人家搬到了行署。山下有一栋粉墙黛瓦的二层楼，想必也是解放前挪威教会所建，木楼梯，房间里铺着木地板，很是讲究。少达家，小老虎家，群子家都住在这栋楼里。其实要进这栋楼，得是原来的地委书记或副书记，行署专员或副专员。
上面这些个道道，当年大人们玩的游戏，愚钝如我，年届花甲时才悟出来。

岁月静好

　　那时的山上山下，住了几十户人家，共用两个水龙头。洗碗洗菜，洗衣洗尿罐子，全都在这儿。夏天用水量大，压力不够，水上不了山。经常会听到有人喊：山下的关下水咯，先让山上接点咯！“山上”水龙头前经常有水桶、脸盆、钢精锅、甚至洗澡的大木盆排成的接水长龙。一栋有一个愣小子，仗着比我们年龄大，个子高，根本不排队，来了就直奔水龙头。谁要说什么，他就飞起一脚，把谁的桶呀盆呀的踢得滚下山坡。

公共厕所也是山上山下各一个。“山上”的在三栋的西头。早上这儿最热闹，解内急的，倒尿罐子的。这里也是郊区农民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背着箢箕来偷粪。如厕时，有时会有粪扒子突然伸进来，能把里面的人吓一大跳。

家家倒尿罐子活儿基本都是女孩子做，我家也是。倒完后去水龙头冲洗，我会从小娅家门口过。只要看到她，我就高喊“鸭（娅）婆子”。她很不爽，但从不跟我急，只以坚决不理睬作为回应。我俩是“砍了脑壳共得疤”的好朋友，其实与小娅的高风亮节密不可分。

我们放学回家后，就是各种玩。女孩子跳房子、跳绳、跳橡皮筋；男孩子打弹子，拍香烟盒；还有的学着样板戏里的翻跟头，最终还真翻成了地区文工团的正式演员。晚上，高挂的水银灯亮起，山上山下的小孩子聚集，开始一场“官兵抓强盗”的大战。

“山上”时的我和我家老二

除了机关里面的灯光球场，这一片没有这么亮的路灯。但好景不长，灯越来越暗。不是一点不亮，而是一团幽暗的光，像鬼火。不知谁说的，踢电线杆子，灯就会亮。于是，不分男女老少，只要这盏灯作昏昏欲睡状，就会上去踢一脚。有时还真被踢亮了，有时脚踢得生疼，一点动静也没有。那根电线杆子真坚强，那么多人踢，被踢了那么多脚，居然没有倒下。
　　来了炸米炮（爆米花）的，我们会把装着糯米的大脸盆放在米炮机旁边，排队。第一锅米炮开炸，就像每天隔壁军分区的起床号，响彻山上山下，招来炸米炮者无数。
　　炸好了的会端着满满的一盆米炮，让还在排队的伙伴们抓一把先尝尝。大家一边吃，还一边探讨，自己的那一炮是不是该加几分钱，放点糖精。排在后面的得等很长时间，但总有吃的，直到自己那一锅炸好。

小孩子见了大人，都是叔叔、阿姨地叫。一些叔叔阿姨（一般是那几户科长副科长）家请了保姆。依照当地习惯，我们都叫这些保姆“伯伯”。像湘平家的蒋伯伯，小娅家的李伯伯，还有黄力家的刘伯伯。有人家没请保姆，但有祖父母辈的老人帮着照顾孩子，做家务。我们就会跟着家里的小孩叫嗲嗲（爷爷）娭毑（长沙话的奶奶）翁妈（益阳话的奶奶）奶奶，外公外婆。不过，前面会加一个姓，以示区别，比如“郭家娭毑”，“肖家奶奶”，“黄家外婆”，等等。不过，小丽家是例外，她老家是河南的。于是，我们随小丽，喊她外婆“姥娘”，还带着河南拖腔。前面也不加姓，和蔼的小脚老人便成了大家的姥娘。

大人干仗

“山上”祥和的日子很短暂。准确地说，大人们的世界变了。六户科级干部都前后被打成了走资派。造反派和保皇派干仗时，为了壮大实力，会让这些走资派选边。一不小心，他们又站错了队。整个一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所以，像我爸这样的，很快被关了起来，回不了家；能每天回家的，也是灰溜溜的。
普通干部是革命的生力军。二栋的一个叔叔还成了机关造反派的司令。
　　先说湘平家吧。她妈妈汪姨是地区财政局局长，是行署少有的担任正职的女干部。她爸爸郭叔叔，在地区外贸局工作，也有官职，好像没有汪姨的大。
　　汪姨被揪了出来，批斗不断。中午晚上回家，也必须一路挂着牌子。记得她的牌子上写的是走资派，还有什么资产阶级臭小姐，有时还会是阶级异己分子。直到今天，我也没搞懂汪姨到底异己了什么阶级。

按照造反派的要求，到家后，汪姨必须把牌子放在门外，继续示众。一天中午，从我家后窗，我看见湘平的姐姐把牌子拿进屋里。很快，汪姨出来，重新把牌子竖在了外面，还使劲把大女儿往屋里推。尽管说不清为什么，我觉得难受。但好像也能明白汪姨为什么这么做，她家对门住的是造反派司令。
还有，郭叔叔在外贸局遭到毒打。他原本挺拔的身板走了形，弯腰弓背，露在外面的手呀腿的，几乎都是紫猪肝色。大人们悄悄地出主意，要用什么办法治伤。一个方子是，跌打损伤，尤其是内伤，得喝童子尿。于是，好些天，“山上”的小男孩们都给郭叔叔送偏方。司令的妈妈还挺善，据说她也叫她的小孙子做了一份贡献。

山上山下的小朋友：（从左到右）湘平、熊有亮、铁娅、小丽、小娅、三三（湘平的妹妹）和筱芳

汪姨靠边站后，造反派勒令她家腾出那个单间，不能让资产阶级臭小姐继续过优裕的日子。她家只好把单间的东西，全搬到隔壁的套间里。一家人一声不响地搬，邻居们也默默地看。想帮忙，又不敢。似乎谁要上前帮一下，她家人会更加难受。也许，看的人在想，今天她家腾房，下次是谁？
奇怪的是，湘平家退出的房，没有人住进来，连隔壁的司令也没去享用革命的果实。那间房一直空着，钥匙还在她家。
　　很快，这里成了“山上”小孩的室内多功能娱乐厅。下雨时，外面没法跳房子，我们就转战到这间房子里面。湘平、她姐姐，还有三三，也都加入其中。
　　那个全国最大的叛徒内奸工贼的老家就在我们地区的宁乡县。他人在北京，老家的革命群众斗不着他，那就斗他的家人。革命群众要去花明楼开批斗会，不能只干喊口号，斗争方式得丰富多彩啊！于是，造反派给年龄大的机关子弟下达任务：排几个节目，在批斗大会上表演。大子弟立马召集小子弟当演员，他们当编导，而湘平家的这间房成了革命舞蹈排练室。

这次批斗会留给我的最深记忆就是晕车晕得一塌糊涂。到了花明楼公社后，马上来了精神，在台上又唱又跳，彻底打倒刘邓陶。台前跪了一个穿黑衣的老头，那便是最大走资派的老兄。对了，这个哥哥跟已经被批倒批臭的弟弟长得可真像，尤其是鼻子。
“山上”那么多的叔叔阿姨，可以同时用“郎才女貌”和“郎貌女才”来形容的恐怕要首推黄力的爸妈。
黄力妈妈蔡姨也是一个了不得的女子，卫生科副科长。黄力说过，她妈是大学生，上过湘雅医学院。外公本是江苏蚕丝商人，家境富裕，在北平都置有产业。跑日本时，一家人来到了外婆的老家湘潭。

小学毕业时的黄力

蔡姨这种剥削阶级的家庭背景，被打倒再正常不过了。黄力爸爸地主出身，武汉大学毕业。解放前，他就是组织的人，还听从组织安排，到三青团里潜伏。可在这场革命中，黄叔叔不光是地主崽子，还成了叛党投敌的历史反革命，更在打倒之列。
　　一天晚上，隔壁的司令带领手下，把黄力家给抄了。蔡姨这个资本家的臭小姐，有不少父亲留给她的珠宝首饰。司令下令，全部抄走，从此不知去向。黄力爸爸曾经是公安，配过枪。司令发现了两颗子弹，黄叔叔新添一个私藏枪支弹药的罪名。
　　当晚，司令带走了黄叔叔，转而交给了一家地直企业的造反派。毒打之后，被关了起来。黄叔叔从此落下病根。大革命结束后，黄叔叔用各种偏方疗伤。不料，伤未治好，肝脏受损，没等到全面拨乱反正，他就去世了。

小鬼当家

革命一开始，我妈就丢了工作。我们因祸得福，亲妈管着一日三餐，随季添衣减衣，基本做到了衣食无忧。而请了保姆的科长副科长家就惨了。造反派说，请保姆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剥削劳动人民，应该把她们解放。于是，蒋伯伯，李伯伯，还有刘伯伯，翻身做主人，回了农村老家。
　　湘平的娭毑来了。这是一个温和清雅的老太太，皮肤白皙，说话轻声柔气。郭家娭毑的讲究和利索很快显现出来，家里收拾得比蒋伯伯在的时候还整齐干净。还有，从郭家娭毑衣着，我知道了有一种高级料子叫香云纱。后来，不晓得是身体的原因，还是因为没有本地户口，郭家娭毑回湘潭了。湘平家就开始由她姐姐掌管，我们去她家腾空的房子里玩，就得找她拿钥匙开门。
　　刘伯伯获得解放走了，可黄力的爸妈都被揪斗，没法回家。十二三岁的黄力哥哥成了大拿，管他自己和弟弟妹妹的日常生活。黄力的头发没人梳，长成了草；弟弟的衣服脏了也不换，脸上还挂着大鼻涕。有时菜下了锅，她哥才大声呼喊着冲到我家，雷姨，雷姨！这个菜怎么炒？

山上山下的小朋友：（前排左起）筱莉、筱芳；（后排左起）铁娅、黄力和我

　　黄力哥哥还在家里备战备荒，他把地砖刨开，深挖洞。好长一段时间，开门见坑，一屋黄泥巴。至于防空洞，那就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了。
　　小娅爸爸是统计科副科长，住着三栋西头的两套房。她家的保姆李伯伯走了之后，她姨来家打理了一段。小娅说起这个姨，总是“liang姨娘”长，“liang姨娘”短的。我妈听见，批评小娅，你个女伢儿，怎么总是讲痞话？小娅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我讲什么痞话了？我妈说，你怎么把“X你娘”挂在嘴边？小娅笑得肚子疼，说，雷姨啊，你搞错哒呢。“liang”是安化话，“liang”是“小”的意思。“liang姨娘”就是小姨娘。好险，我妈差点诬陷小娅，搞出一桩冤假错案。

Liang姨娘没待多久，回去了。小娅家又来人了。这次是一个十一二岁的漂亮小姑娘。小娅说，这是她姐姐，叫小兀（写这篇文时，小娅告诉我，姐姐的小名取自父亲名字中的“光”字，上面的“小”，下面的“兀”）。“山上”的大人小孩一直以为她家只有三个孩子，小娅是老大。小兀长得也不像小娅，白白净净，文静腼腆。她怎么可能是小娅的姐姐呢？可小兀就是李家大女儿，连小娅都说是，我们说不是也不管用啊。

小娅和同住在三栋的白蓉

小兀从小在安化乡下外婆家长大，说一口的安化话。她费了多大劲才适应“山上”的城里人生活，只有她自己知道。由她来掌管这个她根本不熟悉的家，还有三个很少在一起生活的弟妹们，这活儿不好练。连我妈都说，娅子（小娅）那么顽皮，小兀怎么管得住呀。无论管得住还是管不住，小兀都必须管。小兀很快和我家老二成了好朋友。她俩性格很像，都属于斯文秀气型，深得父母的信任和喜爱。她俩的友谊和我跟小娅的友谊一样，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顺便说几句题外话。小娅爸爸是地下党，解放后在外乡搞土改，给别人划成份，忙个不亦乐乎。没想到，自己的父母却在老家被划成了富农。等他得知后想去做些补救，已回天无术。
　　爸爸被打成黑帮和富农的出身，让在家不用管事的小娅，也变得心事重重。一天，她飞跑到我家，兴奋地高喊，“雷姨，雷姨！告诉你咯，杨子荣家也是富农呢！跟我们一样，都是富农！”我妈一惊，问，杨子荣，那个京剧里的解放军吗？你怎么晓得的？小娅道：“是少剑波唱的，‘他出身富农’，还本质好！”这回轮到我妈大笑，“娅子，你搞错哒，少剑波唱的是‘他出身雇农’呢！”小娅不解，说，不是贫农吗，怎么又来个雇农？妈妈告诉她，雇农最穷，比贫农还要穷！小娅愣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红军赋闲

　　我家西头住的科级干部，换过几家。最早住那儿的姓孙，他家小孩年龄大，跟我们玩不到一起。
　　这家走后，便是小丽家。小丽长得好看，秀气，穿着打扮洋派。夏天长裙短裙，冬天外套大衣，还有漂亮的围巾帽子。她能歌善舞，去过伟大的首都北京，加上姥娘无微不至的照顾，小丽成了我们心中的小公主。她家孩子少，只有兄妹二人。爸妈都是上过朝鲜战场的转业军人，经济条件算是“山上”最好的。

从朝鲜回国不久的小丽爸妈，大约是1953年

　　小丽看上去娇气，但喜欢跟我和小娅两个女张飞玩。我俩经常去她家翻看她爸妈的戎装照，她爸那叫一个帅，她妈那叫一个飒！
　　她还找出她爸从战场带回的美国军用望眼镜，让大家过瘾。几个小姑娘站在山上，用望远镜看山下机关大门口来来往往的行人。还学着电影《上甘岭》《奇袭白虎团》里的情节，大喊“敌人来了，瞄准，开火！”

我们玩过的美式望远镜，Nash Kelvinator M13 6X30（1944年出厂）郭伟供图

小丽爸爸的历史简单清白，很快被分派去了一家工厂当领导。她家搬走了。
三伢子家搬来了。
　　三伢子家很有来头。他爸爸马伯伯是老红军，行署里数他的资历最老。但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时，没有处理好，成了右派，降了好几级。到“山上”时，他只有一个地区农科所所长的虚职，实际上什么也不让做。
　　三伢子的妈妈赵姨是山西人。“山上”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马伯伯当年在山西抗日，被日本兵追得快没了活路。赵家人把他藏在粪坑里，然后蹲在上面假装如厕，骗过了小鬼子。因为这救命之恩，马伯伯娶了赵姨。

传说是真是假不重要，关键是马伯伯把赵姨从山西带回了湖南，有了五个孩子。孩子们的名字，姓马是铁定的，五个娃全是“晋”字辈，以纪念这千里姻缘。只是最后的名又回到了湖南，“马晋”之后，全是湖湘地名。
听到大人们跟马伯伯聊天，说，赵芸她娘家人真好，把你救了，是你的大恩人呢。马伯伯点头称是，但马上说，那赵芸如今认的字还是我教的呢！

赵姨，在湖南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山西人

他家三男二女，老大和老二是女儿，三四五都是儿子，以三伢子最为调皮。
三伢子跟我一般大，可他五岁发蒙，和我家老二同班，都是学校田径队的，几乎每天都到我家来点卯。三伢子声音脆亮，人未到，“平平”的喊声早就进了门。他俩一直同学到高中毕业，我家老二一直是他的班长。老二跟三伢子说过好多次：在学校，你莫喊我的小名，喊名字。三伢子麻溜地答应，要得（好）！可一到学校，有事没事，他还是大呼“平平！”根本不把班长当干部。
小丽家住在隔壁的时候，很安静，好像没人大声说过话。当然，姥娘喊小丽和她哥回家吃饭时除外。
自从三伢子家住过来，每天晚饭后，我家这边都能听见马伯伯骂人，还有像是鞭子抽出的“啪啪”声，有时鞭响后，会有哭声。
每天如此，连我妈都好奇。趁着三伢子来家，妈妈跟他说，你们听点大人的话咯，莫天天惹你爸爸生气。三伢子很委屈，说，雷姨，恩楞嘎（您老人家）不晓得呢，不管我们万冒万（犯没犯错），爸爸每天都要训我们。五姊妹从大到小站成一排，从老大开始训，一直训到五伢子。还拿皮带吓我们。我跟四伢子要真的万哒皮（做了错事），爸爸就会拿皮带打。我们疼得哭，姐姐她俩也吓得直哭。
没见过马伯伯挨批斗，好像是因为造反派没有资格动他。当时有这么一说，马所长的问题是中央管的。被打成右派后，他去过北京好多回，找帅大姐。
这个帅大姐挺厉害。我爸的同事，中山大学毕业的地下党，右派摘帽后受到不公正待遇，也找了帅大姐伸冤。后来听我爸说，帅大姐全名帅孟奇，老革命，马伯伯的汉寿老乡，中组部的大官。
看不出中央和帅大姐给马伯伯带来什么好处。只是别人都去五七干校，马伯伯不用，待在“山上”，和留守的小孩和家属为伴。他总是表情严肃，既不会凶我们这些小孩，也不怎么逗我们玩。走路时，低着头，背着手。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我常想，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晚上训崽抽皮带吗？
　　他家五个孩子还都挺好，看不出天天晚上都被老爸严厉地敲打过。只有三伢子在我家讲过这么一件事。晚上睡着了，他会爬起来，到外面去跑步。跑一会儿后，再回家一觉睡到天亮。他爸妈发现了，问他搞什么鬼，可他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这也太神了吧！我们听了都不信，觉得他是在吹牛皮。
　　好久好久后的一天，老二（好像她已经上高中）跟我说，还记不记得三伢子讲他晚上睡着了觉跑步的事？可能他没有扯谎，那叫梦游。

　　随着地直机关“五七”干校的开办，改造过的干部们一批批地获得“解放”，“山上”的十二户人家各奔东西。一些叔叔阿姨，还有那时的玩伴，我再也没见到过。

　　几年前的春天，我和小娅，黄力，还有山下的筱芳，一起回到了“山上”。物不是，人亦非。但没有想到的是，我们遇见了赵姨，就是三伢子的妈妈。她告诉我们，她是唯一还住在这里的“山上”老人。还有，她眼里闪着泪花，说，这两棵梓树，是你们的马伯伯种的。

马伯伯种下的两棵梓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