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二哥八十年

博士舟

我和二哥八十年

我的父母都是清末光绪晚年生人，所以我们这一代都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初生人。父母那一代，大概没有计划生育一说，很多家庭都是多子女，但由于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所限，子女在成长过程中有的就不幸夭折了。听母亲讲，她先后共育有十个子女，但只有五个长大成人了，这就是我的大姐、大哥、二姐、二哥和我。兄弟姊妹五人中，平均年龄差4岁，但有的相差又不正好是4岁。前面三个各差4岁，老三（二姐）和老四（二哥）差6岁（中间夭折过），老四和老五（鄙人）却只差两岁。母亲生我时已经41周岁了，按照生理规律，我也就成了父母最小的孩子了。我虽然是最小的孩子，可绝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从小就给父母，尤其是母亲，以及哥哥姐姐们添了不少麻烦，为我操了不少心，这是后话不表。

我比二哥小两岁，又都是男孩，加上我从小调皮捣蛋，常常蛮不讲理（天生，不是父母惯的，父母对几个孩子，不论男女长幼不偏不向，一视同仁，也无重男轻女的思想），这就必然造成兄弟二人常常打架。现在回忆起来，哪年哪月哪日，为了什么具体事打架，当时没有文字记录，也没有录音设备，已不可考，就是记下来了，也决无任何历史价值，时至今日早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但只记得几乎三天两头打架，好像多数是争玩具吧。农村儿童能有什么玩具？无非是玻璃球、棉布缝制的老虎、兔子之类。二哥长我两岁，体力又好，打架自然我不是对手，但我也不甘吃亏，于是有时饥不择食，抄起身旁随便一根木棍，劈头盖脸往二哥身上抡。母亲平时家务活还忙得不可开交了，哪有这闲工夫管这俩孩子打架，但有时打起来，我哇哇大哭，母亲又不得不管。母亲沒有读过书，更没有学过心理学，自然没有什么管教孩子的有效方法，这时往往就对着二哥喊：“你让着他吧！他小。”大就该让着？二哥也不服气呀！就来了一句：“他小，他怎么不（老家方言，“为什么不”的意思）去吃屎！”架停了。但久而久之，“小就该去吃屎”的道理我也不能接受呀，慢慢我又悟出反驳的辞句了，后来二哥又旧调重谈时，我就有备无患而反驳了，对二哥道：“大哥比你大，你比大哥小，那你也该去吃屎了！”二哥无言以对了。哥俩从何年何月开始就再没打过架，年代久远已不可考，大概也不是突然从某一天开始，可能是个渐进的过程，总之，大了打架自然就停了，有精力需要操别的心了。

1944年春节过后，二哥已7岁（虚岁，按老家习惯的虚岁算，生下来就是1岁，过了一个春节就增加一岁。其实只有5周岁零两个多月），够了入学年令了，就背起书包上学了，我也闹着要上学，父母执拗不过，也就同意了。从此，我就和二哥同步地上学、放假、休学（灾荒或战乱停学），直到1952年夏天小学毕业。除了上学、在家干活或下地劳动外，自然也常常玩耍，哥俩除有时在家二人玩耍外，更多的是找邻居或同村同伴玩耍。二哥人缘好，朋友多，玩伴也多；我人缘差，玩起来常常胡搅蛮缠，沒几个玩伴，二哥出去找玩伴玩常常不愿意我跟着，有时我看到二哥出门，我知道是去找玩伴玩，就尾随其后，二哥发现我就停下来，问我，你找谁玩?我说想往东去找张三，他就往西去找李四玩。到了小学毕业和上了初中之后，我的一些不召人待见的毛病有所改变之后，哥俩才逐渐成为好朋友和相互帮助无话不谈的手足了。

二哥自幼个头壮，身体好，上学也是好学生。多年担任班长。1950年我们读四年级时，国家组建了中国少年儿童队（多年后改名中国少年先锋队）。二哥和不少其他好学生就成了第一批队员，我看到队员们戴上了红领巾，很是羡慕，可自己表现差，不努力学习，又不遵守纪律，人家不要咱呀！大概到了51年，没入队的学生已经不多了，自己表现也略有进步，才被批准入队了。

二哥虽然优点、长处数不完，可也有两条短板，谈不上缺点，但有时却起作用，甚至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我后来慢慢琢磨出的。一条是一生（前半生）不顺，倒霉的事好找上门来，几次都险些沒躲得过去。小时候家里养猪，猪圈需要经常清理，把猪粪尿剷出来，垫上新土。新土需要到不远处的旧城墙去挖，然后运回家。挖土运土多是我们弟兄二人一起去干，一起挖然后装筐抬回来，。有一次二哥一人去挖。旧城墙的土由于挖得太久（各家都去挖），所以挖成了一个横向的大坑，挖土时，人站在坑中，头顶上悬着未挖的土，随时有坍塌的危险。这次二哥正挖着土，忽然觉得头顶上有土渣掉下来，二哥马上反应过来，墙要坍塌了，急忙拖着镢头向外跑，还未完全跑出来，城墙就塌了，二哥一只脚后跟被压住了，多亏跑得快，最后只是一只鞋被埋了。若是慢那怕0.1秒，或许命就没了。

二哥四岁的时候还经历过一场大难，差一点没有熬过去，想起来就后怕。这件事是后来听母亲和姐姐讲述的。 那是1942年冬季。当时老家正是日本鬼子统治时期，二鬼子也横行乡里。有一天清晨，住在我家前院的远房亲戚（已七十多岁的舅奶奶）告诉我母亲说家里南屋（无人居住，存放粮食及杂物）夜里有动静，可能招贼了。我母亲就急忙前去查看。一查，果然放在南屋大缸里的小麦和玉米被洗劫一空，前一天洗好搭在前院铁丝上晾晒的我大姐的衣服也被偷走了。没多久我大姐发现她晾晒被偷了的衣服被一二鬼子家孩子穿着。这次盗窃正是日本鬼子和二鬼子干的。回过来说次日早晨的事，在我母亲跑前跑后过程中，刚刚四岁的二哥跟前跟后，被大风吹着了（我只有两岁，大概待在炕上没有出来），不久就开始发烧。高烧多日不退，找了几个村医开药都未见好转，最后找了姥姥娘家（我们一个村的）一个远房堂弟（也是老中医，我们应称呼舅姥爷）诊断，开了一付药方，並说：“如果服了这个药仍不见好，那就准备后事吧！”母亲派二姐（十岁）去药房买药，开的中成药牛黄清心丸，需要铃羊角磨水作引子。价钱很昂贵。掌柜的不敢卖给十岁的小姑娘，让回家问大人。回家后告诉母亲（父亲在外工作平时不在家里）。因价格贵，家里也没那么多钱，也无处可借，一家人犯了愁，拿不出办法。这时大姐（18岁）从外面回来了，力主一定要买药，卖房卖地也要治病，因为这时二哥因高烧多日，身体已很虚弱，在炕上扶着墙才能勉强走几步，头上戴的帽子已因瘦了许多而显得空空的。最后与掌柜协商同意成药帐先赊账，等父亲寄钱回来（父亲有工资每月往家寄生活费）便还上，而铃羊角正好大姐从一同学家中借来了。大姐花了几个小时在一砂碗中磨出半碗铃羊角水，正端着碗送臥室时，碗被门帘碰了，掉地上了，撒了一大半，碗也打了。大姐见状认为是不详之兆，号陶大哭道：“俺二兄弟的病好不了了！”边哭边捡起破碗又磨了一些。看来二哥命不该绝。用此药引子给二哥服下了牛黄清心丸后，二哥的病情日见好转，最后挽救了一条命。后来知道，二哥患的是一种麻疹，叫白银疹，是麻疹中最凶险的一种。服药两天后，就把身体内的毒素引出来了，皮肤上长出了白色小麻点。二哥捡回了一条命。

二哥的另一“短板”是胆子小，具体表现就是考试怯场。本来小学期间二哥学习成绩比我好（属中上吧，我属差的，都不是拔尖），52年小学毕业当年考初中，如果二哥能正常发挥，考取还是有可能的。大概发挥得不大好，我们都落榜了。在接下来的补习班（从落榜生中召收）入学考试中，二哥又没考取，我考了副取，在开学后约近两个月我才得以入学，只上了总共半年时长中剩下的三个多月。但这几个月对我帮助颇大，使我决心努力奋斗，一定要考上中学，走读书之路。第二年我幸运考取了山东省荣成中学，成为当年只召收100名新生中的一员，但二哥仍没有考取，一个重要原因是怯场。据二哥后来讲，拿到卷子就紧张，连小九九口诀都忘了。回想起来，二哥的“怯场”，好像从小就时有显现。记得大约我三四岁、二哥五六岁时，父亲有时在家（平时多数时间在外地教学）就开始抓两个最小孩子的教育，大概是希望他们都有一技之长长大能自立吧！教什么呢？打算盘。先教口诀，后教实际操作。教完了，下一次教新课之前先要检查上次教的掌握了沒有。如果你掌握了，父亲自然会高兴，而如果不会，父亲就可能不高兴，甚至脸色会不好看。提问时，经常是我回答得好，二哥回答不利索，甚至答错了。父亲脸一拉，二哥就更紧张了，更不会了。其实，二哥本来是会的，可由于怯场，一紧张就忘了。

我们家历来重视读书，考初中连遭两届失利，二哥没有气馁，慢慢锻练得也不怎么怯场了，但那时农村初中入学召生录取，家庭成份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了，成份不好的，基本上没听说谁被录取过，从1954年到1955年，每年到县城参加考试回来复述考题时，我都觉得回答正确，但一直沒被录取。到了1956年，我初中毕业了，准备到大姐刚刚从成都调入不足一年的江苏徐州考高中。这期间在东北已于1955年哈尔滨师专毕业参加工作了的二姐一直关心着大弟弟的升学，此时计划让二哥去东北当时工作的富拉尔基升技校，觉得毕业以后当工人，也比在家当农民好。我1956年7月6号从中学办好了去徐州一切手续回家准备启程去徐州时，二哥和母亲正考虑二姐建议的事儿。二姐担心二哥没出过门，一个人打愁走远路，还天真地亲笔写了一封给火车列车员的信，说明情况和困难，请求列车员路上给以关照。二哥还担心我从老家到徐州的路上安全问题，怕我下了汽车、火车找不着东南西北了。我自小不打愁走南闯北，觉得现在又读了几年书了，更不会迷失方向。我当时是鼓励二哥去东北的。二哥后来讲，经过考虑最后还是放弃了，但考学的信心和勇气也几乎消磨殆尽。觉得考了这么多年考不上，再去考是丢面子的事。是母亲坚定的支持和鼓励才决定再考一次的。当年在老家西边二十多里地的埠柳创建了荣成三中，从老家到埠柳去参加考试本应出西门向西行，二哥怕别人笑话，从北城出，向北，然后拐问西才去到埠柳。考完试后，考生录取的通知发到了老家的小学。二哥沒有勇气去打听情况。忽然有一天通知二哥去学校一趟，二哥等到傍晚才鼓起勇气去学校了，结果是发给二哥三中录取通知书。二哥拿到通知书高兴得整整一夜没睡着觉。原来1956年教育大发展，录取条件对考生家庭成份要求有一定松动。这样二哥挈而不舍地坚持了4年最后终于得到了升入初中的机会。这4年二哥在家中和母亲一起，除了挤时间坚持复习外，就是参加农业劳动。这几年农村形势发展很快，已经从互助组、初级社到全面实现了合作化建立了高级农业社了，农民已经作为社员统一管理参加农田劳动了。二哥从14岁长成18岁的小伙子了，已是一名壮劳力了。有时劳动累得精疲力尽，多亏回家后能吃到母亲做的热饭热菜。有一次参加合作社围海造田的劳动，用小车从三四里外推土填到海里，一般壮劳力一天推8趟，二哥要強，一天推11趟。晚上回家累得倒头便睡，母亲那天晚饭炸的鱼（老家靠海产鱼，吃鱼算是家常饭菜），召唤二哥吃饭也喊不醒，一直睡到次日天大亮。二哥期盼能有读书机会确实像久旱盼甘霖一样，非常期待。

二哥入初中时已经十八岁了，在农村中学也算年龄较大的了。由于二哥体育好，打得一手好篮球，办事实在，同学中威信高，一入学班主任就和他谈话，一是说当年考取不易，让他珍惜机会努力学习，二是让他当班长。尚未确定之前不久，学校学生会选他为校篮球队队长、学生会体育部长。学校学生体育活动搞得风生水起，本人学习也不错。谁知他班主任正是三年前我刚入初中时的班主任孙老师，此人四十多岁，教语文，教学水平还可以，但思想品德不好，对女学生有不轨行为，据说最后奸汚了女学生。调三中后正好当了我二哥这个班的班主任。此人据说解放前有些历史问题，为了表现自己进步，对成份不好的学生歧视，以标榜自己革命。在其担任班主任的初二上，学期末操行给二哥评了丙等，但评语中又指不出有什么足以评为丙的缺点。几十年后听我初中同学讲，后该孙因历史反革命和奸汚女学生事被捕判刑，文革时期这一同学外调在监狱中见到过，他痛苦流涕，悔恨自己犯下的罪行。

这是1988年全体姊妹弟兄五人集中于故乡，为父母安葬骨灰之后返回老居。老居为草房，约建于1840年前后，我们幼年成长于此时，房屋已有百余年历史，已很破旧了。这是作者与二哥合影于院中。该房屋已因建设需要拆除现已不复存在。

二哥1952年小学毕业照

1961年二哥读师范期间暑假去郑州探望母亲与作者合影

　　一转眼三年过去了，我高中毕业要考大学了，二哥初中毕业要考高中了。二哥虽然家庭成份不好，但父亲终生从事教育工作，晚年曾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过贡献，在老家有较高名望，加上二哥考试成绩优秀，结果幸运地考取了荣成师范（属中师）。我也考入了清华大学。这时全国的经济形势已经比较困难了，越是基层越严重，而首都北京还是一片歌舞升平。我刚离开了的徐州，市面供应已明显萧条，很多副食需凭票供应，但我刚入大学，学生食堂依然供应充足，馒头米饭倘开随便吃。进食堂门时在门口，几个菜中自己任选一种，由厨师打好，自己端到任一歺桌，取一个空碗（小搪瓷盆），到装有米饭或馒头的大笸箩里盛饭，想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地方！）。我是一个个头不高却饭量很大的小伙子，当时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来的男同学，一般一碗米饭（八分满）就饱了，我却一顿要吃三平碗，让这些一起吃饭的同学目瞪口呆。可是好景不长，到了十月、十一月，形势变化很快，学校学生也开始定量，凭粮票吃饭了。在同学们自报公议确实每人定量标准时，班中女同学一般定29斤，男同学一般定33斤，全班28人中只有两人定34斤，而只给我一人定了35斤（感谢当年领导、同学关照！）。因为在此前不久一次植树公益劳动的中午饭，我一顿吃了7个馒头（约不到2两一个），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与此同时的老家二哥所在的荣成师范，供应越来越紧张了，不仅早已几个月没有肉腥了，菜里也没有油花了。到了1960年，情况进一步恶化，我二哥个头大，历来饭量大，这时饿得常常头昏眼花，有一次课间休息在操场上突然晕倒，旁边同学赶忙扶起，问，怎么了？没怎么，饿的！秋天，学校每人分了几十斤白菜根，这在正常年份都是用于喂猪的饲料，这时成了宝贝，家中还有嫂嫂、几个侄子姪女和哥哥呢（母亲此时去了大姐家帮大姐带孩子不在家）。二哥挑着几十斤担子要步行约七十里才能送回老家。如果在正常年份，凭二哥的体力是不成问题的，可此时走不了几里路就要放下担子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啃上一个白菜根才能继续上路。1961年暑假，二哥到郑州看望母亲，我也放假回郑州，看到二哥此时身体明显消瘦。在郑州大姐家又能吃上母亲做的饭菜了。二哥要返回老家到火车站乘车时，我去车站送别。这时火车晚点几个小时，我就赶回家告诉母亲。母亲马上又手赶做了一盆面条让我送到火车站。二哥吃上了热腾腾的面条，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还是妈好哇！

1970年冬二哥送母亲去郑州返乡途中去北京小住与作者合影

1972年二哥去郑州探望母亲与母亲、大姐全家及作者合影

　　这段经济形势最为困难的时期我正在北京读大学。北京也和全国一样，居民生活非常困难。作为正在长身体的青年，吃不饱饭，肚子总觉得空空的，吃多少也不饱。学校为了减少饿肚子造成的后果，积极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强调劳逸结合，减少体育活动，取消不必要的体力劳动，减轻课业负担，将晚上学生宿舍熄灯时间由10点提前到9:30等等。但是同地方省市，尤其与广大农村相比，北京还是要好不少。例如，最困难的1960年61年，北京居民（包括在校大学生）每月还供应半斤猪肉，还可以供应半斤粮票的饼干。在最困难的时期，我和大部分同学都没有得浮腫病。到了62年下半年、63年64年，全国的经济形势逐步好转，副食品供应也开始慢慢丰富起来了。

转眼到了1962年夏天，我在大学里分了专业重新设计分班从大三升大四的时候，二哥也正是师范毕业的时候。我这个暑假回到离别三年多的老家看望两个哥哥。我乘火车济南转车次日中午才到达烟台。由于第二天早上才能买到回老家的汽车票，当晚只好花四角钱住了一夜旅舘（光板通床，没有被褥）。这时市场供应已有了一些改善，市面上已可见到有小姑娘擓个篮子出售刚摘下的秋苹果。回到老家见到了分别三年多、大灾没有被饿死的两个哥哥很高兴。这一年二哥虽然师范毕业了，但由于困难时期，毕业生一律不分配，让回家等通知。二哥由于成绩好，表现突出，没有几天就被位于镇上的荣成六中聘用作为代课老师。工资每月32元。代了三年课，到了1965年部分同学接到通知，安排工作了。二哥被安排在成立不久的成山林业中学当民办教师，学校教学每周上课三天、劳动（植树、管理林场）三天，待遇是没有工资，每月只有6元生活补贴，拿工分，在生产大队年底和社员一样分红。当时的生产力，辛苦一年，到年底结算时一般只够分到口粮，没有多少钱可以分到。

1965年是我大学毕业的一年。8月份根据国家需要和个人志愿，我被分配到七机部一研究院（地址内蒙呼和浩特）。报到时没有去单位而是在另一地方集中学习，然后到集宁市（今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和地方干部一起学习中央有关四清的文件，于十月底进住农村，开始了四清运动，直到第二年八月结束，再分配到研究院某研究所开始了科研工作，並于68年根据工作需要，单位搬迁到北京，继续进行科研设计工作，一晃几十年。

1966年春节，我正在农村搞四清，春节期间要求四清工作队员一律不留村，一般是回家。我利用此机会回了一趟老家去看望两个哥哥。我穿着一套旧军棉衣（单位原属部队，四清时从单位借用一套旧棉衣），外披一件四清时向公家借用的老羊皮襖（羊毛向里，白板向外，没有布料面。这种皮衣只在内蒙见过，口内没有，一路上引起不少人好奇地观看）。到了家乡了解到当时家乡也正在由四清工作队领导开展四淸运动。在家乡待了约三五日于正月初二就启程返回内蒙，此后直到18年后的1984年7月利用去烟台考查的机会再一次回故乡。

1966年国内政治形势急剧变化，山雨欲来风满楼，到了四五月份，政治空气日益紧张，5月份中央通过了516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随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风暴愈演愈烈，学校批斗校长、老师，社会上破四旧、抄家、批斗阶级敌人的现象随处可见。勒令城市中的成份不好的家属返乡接受改造的革命行动从北京迅速漫延到全国各地。我母亲自59年春节后随我到姐姐家帮姐姐带小孩已七年了，为了避免遭到直接冲击，便由我姐夫陪同从郑州乘火车返乡。因姐夫是军人，一路上倒是安全，无人盘查。到了济南车站，临时委托一位同路军人照顾，继续乘火车到了烟台，並乘汽车回到了家乡。二哥见到了几年未见的母亲，感到无比亲切，母亲回到了自己的家，也很高兴。母亲是一个人缘好、遵纪守法的家庭妇女，乡里乡亲知根知底，在那样的环境下，几年里也没受到过什么冲击，平安地度过了。到了1970年，根据政策，当时遣返的人员城里确实需要，可以返回城市，母亲又回到郑州姐姐家，继续帮助姐姐照看孩子、操持家务。几个孩子见到了久别的姥姥，别提多高兴了，当场就把在脖子上挂了几年的家门钥匙串取下来交给了姥姥。

母亲在外多年操心着老家的二哥（大哥早已成家，已有几个孩子了，小家庭合睦美满，不需母亲操心）。66年回老家时，二哥已经28岁了，该考虑儿子的婚姻大事了。农村当时找对象考虑的条件，家庭成份起着重要作用，甚至几乎起着一票否决的作用。二哥本人条件相当不错，哪里哪里都沒得挑，谈对象条件绝对是打着灯笼难找，但成份不好一条就把多少有意向的女方吓到了。这时有中间人介绍邻村一大队会计，家是贫农，一直希望找一个读书人家，经过几年的接触交往，顶着村里、大队的有形无形压力，最终二人走到了一起。我自然该称呼二嫂了。但婚后压力並没有消失，比婚前预料的还要大。沒几天二嫂的大队会计职务就给抹了。二嫂受到不公平待遇，就不甘心，跑到公社反映。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不免找丈夫杀气，二哥也不是天生受气包，小两口吵架就成了家常便饭，甚至闹到要打离婚的程度。加上家里住房紧张，二哥结婚后与大哥共同分居在老家能作为住房的三间小屋的两间中，每间面积不足7、8平米，中间一屋公用作为两家的厨房。大哥一家包括孩子已经五六口了，居住十分拥挤，极为不便，弟兄两家摩擦时有发生。二哥这一时期生活、心情承受着巨大压力，唯一可以找个人能吐吐苦水的就是千里之外的弟弟了。记得二哥曾给我写信说别人都盼着过星期天，可以放松一下，而他却怕过星期天，反而盼着成天忙于工作，不受烦心事的打扰。但这个弟弟又是一个沒本事之人，也只能在同情之余，安慰上几句。70年二哥送母亲去郑州大姐家返乡途中绕道来北京我这里稍住。我陪二哥游览了颐和園，並在返城路上到清华大学一览。此时正是严冬，北风呼啸，淸华校内冷冷清清（文革前入学的学生已毕业离校两年了，新的学生招不招、何时招还没有消息）。但二哥到清华转了一圈开了眼，也算有收获。从北京返老家时，经天津乘船到烟台。吸收53年乘海轮晕船的教训，买了三等舱，条件不错。后来二哥回信一路顺利，乘船一点也沒遭罪。

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家形势一年比一年好，农村废除了实行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乡、村管理。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对家庭成份问题也逐渐淡化最后不再提了。同时，老家政府对教育也越来越重视了。1978年因林中撤销，二哥分配工作回到了荣成六中任民办教师。二哥是一个要强又能干的人，中专学历，通过自学，硬是掌握了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此时高中课程中有这方面内容），所教学生，从教初中逐渐担任高中、最后到教高三毕业班数学课。八十年代他教的高三毕业班，曾连续三年在高考中获得了平均分数全县第一的成绩，差不多每年都有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二哥也成为县里有一定名气的优秀教师。在全校学生无记名投票选举最好老师活动中，多次名列第一。随着各项政策的深入贯彻，二哥的民办教师身份也于八十年代转正，並被破格晋升为高级职称。二哥还被吸收人党。二嫂看到二哥状况的不断改善和国家形势、农村形势的不断发展，也越来越觉得当年嫁给二哥这个选择决定是选对了，非常满意。

二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从自己分家时分到的一间半小破房里搬到了二嫂娘家继承下来的房子里（此时二哥的岳母去世，老家只二嫂一人），到了二千年前后，荣成六中为教师修建了一批楼房，二哥作为具有高级职称的老教师，分得了三室一厅八十多平的一套住房，不久又买下了成为产权房。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也都长大成人，女儿还考取了大学，毕业后也都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现在兄妹二人都非常孝顺，二人也相互关心帮助，一家人其乐融融。

二哥上世纪末从教学岗位上退下来，被其一担任董事长的学生聘用到其一合资生产三层保暖内衣等针织品的公司管理办公室和经营，按二哥的说法，这点小帐比高三数学简单多了，一点不费力。二哥和我们家父亲和姊妹兄弟五人中的大部分人一样（六人中大姐教过几年小学，我沒给学生直接上过课但带过研究生，其余4人均是终生以教师为职业），一辈子担任教师，为党的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可以说挑李满天下。由于二哥对工作负责，对学生关心，有的学生在成长过程中这位老师的关心、指点曾起过决定性作用，所以学生们至今不忘老师的恩情。我几次回老家期间和二哥一起在街道上行走时，不时有学生热情地打招呼，问候周老师。几个在济南等地工作或在国外定居了的学生也不时在回乡时来看望这位“恩师”（学生语）。

现在二哥已是84岁高龄的耄耋老人了。二哥一生身体強壮，吃了无数苦，也锻练出一个好身体。至今在家也不闲着，业余喜欢练书法，写得一手好字，学习启功书法，在我这个外行看来，几乎到了以假乱真的水平。每年过节，镇上都送来纸笔，请二哥为镇上书写门联，二哥的书法苍健有力，笔迹遍佈镇各机关。二哥从小喜爱劳动，晚年了还在马路旁一输电塔的边角地方开垦了巴掌大一小块地，栽种多种蔬菜。我去年回老家为父母扫墓期间还吃上了多年沒吃到的二哥自种的无公害放心蔬菜，与北京市场可以买到的蔬菜相比别是一番口味。二哥身体健康，无什么重大疾病，篮球是多年就不打了，但活动自如，步行或骑自行车之轻松体态，和六七十岁老人没有大的差别。每月退休金8千多元，从未拖欠过。回想一生，尤其是年轻时的种种经历，二哥对今天的晚年生活非常知足，每天保持乐观心态，要以积极向上的心态度过人生最后阶段的每一天。

我自从大学毕业分配到七机部（随着体制变化，曾为航天部、航天总公司，现为航天科工集团）研究所工作以来，1968年从内蒙古呼市迁到北京至今，工作稳定，一直从事我的专业工作，虽然没有为国家做出什么大的贡献，但自己认为，工作还是競競业业，比较好地完成了组织分给自己的份内工作。1968年经大姐介绍与其机关一同事相识和结婚后，爱人于1975年携两个女儿一起调入北京我们单位从事技术工作直至退休。两个女儿也在北京读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毕业，今天也都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和子女，过着平凡的日子。我于2005年退休，退休金每年增加，至今已每月过万。由于我多年注意身体锻练、生活规律，至今身体还不错，平时还定期游泳。虽说用健步如飞来形容我走路有些言过其实，但和五六十岁刚退休的同事一起行走时，他们说我走路比他（她）们还快，却确有其事。我现在脑子也还算清醒，平时喜欢读书、学习新东西。业余爱好广泛，对各种新技术也能与时俱进及时跟上（我大学学的计算机专业，现在学习使用电脑、手机，因有基础，学起来不费劲）。我的退休生活丰富而充实。

八十年前我和二哥都是只有几岁的婴幼儿，后来命运安排走了各自的路。我比较顺利，没有遇到什么大风大浪，二哥则命运多舛，吃了无数的苦。到了中晚年，苦尽甘来，我们都过上了满意的生活。一转眼现在我们都成了八十多岁的老人了。现在通讯发达，哥俩儿还经常通过视频、微信相互交流、感悟人生。我们都以乐观和感恩的心态，对老年生活很知足，愉快而有意义地过着每一天。希望我们国家越来越好，希望广大退休老年朋友身体健康，幸福美满地度过一生的最后阶段。

1992年夏二哥在自家院內栽种的葡萄喜获丰收，这是二哥高兴地在采摘成熟了的葡萄

1992年作者女儿暑假回故乡。这是一天早饭在二哥家围坐在院子里吃螃蟹，直到近中午战斗还未结束

作者女儿1992年暑假回故乡，摄于北海

2021年4月二哥摄于自己开垦的巴掌大菜地里

二哥2021年4月从小菜園回家。骑车动作之轻松，说是六七十岁之人绝不为过

2021年4月作者回乡为父母扫墓返京登车前在荣成鲅鱼饺子館与二哥及侄儿侄女品尝家乡鲅鱼饺子之美味

2021年4月摄于二哥家（山东荣成六中家属宿舍）

2021年4月作者返乡回京登车前与二哥合影于家乡高铁站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