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宁杰二三事

涂伯伯

今天是2022年5月7日，宁杰兄去世两周年的日子。去年的今天，因为内子住院，未能动笔。心中耿耿，挨到今天。
　　熟悉我的同学，都知道我有两个很要好的朋友：一个是泽铣、一个是宁杰。大学同学更干脆称我们仨为“三剑客”。

1981年夏天，我们三家人到青城后山旅游，此为“三剑客”在青城后山之合影从左至右分别是：我、泽铣、宁杰。

“三剑客”者，盖源于我们自1972年从农村返城、进入成都师范学校开始，就同班同寝室；恢复高考后，又同时考取川师大中文系，虽然分别在两个班，但上大课是在一个班，而我与泽铣却仍然是“同班同寝室”。
　　当然，如果仅仅以相识的时间来衡量，显然不能妄称为“朋友”。因为“朋友”，一定是经过岁月的锤炼、相知相敬相契相惜相让相成的伙伴。

1982年摄于成都，我和泽铣（左）。

世间的事情，真是玄妙。包括人的相识、相交、相知，似乎冥冥中早有命定。我们仨的熟识，似乎也可以如此看待。

1966年6月，“文革”烽起。全中国的大中小学校一律停摆。“破四旧、立四新”，“扫除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赤县神州翻天覆地。从六月到九月，各个学校在经历了“斗黑帮”、“打老师”的折腾后，开始组织“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也滥竽充数，混进了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随队前往成都一中，在廊柱林立的学生食堂，为一中的“革命战友们”进行了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也就是这一次演出，使我认识了一中的好几位知名人士，其中，就包括被同学们公认为“才子”的徐友渔和宁杰、以及“一月风暴”的干将如吴敖、大水、小水等。

如果事情仅仅到此，我和宁杰的相交，也只能用“泛泛”二字概括之。玄妙的是，到了66年的11月份，我因为厌倦了在校内被歧视的压抑，决心逃出生天。于是，去了本派系的一所大学——成都大学（现西南财大）——投考他们的“宣传队”。
　　此时的成都大学已经有了两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宣传队。我的投靠，使“八三一战斗团”的“勤务组”意识到：似乎可以另外组建一支“以中学生为主体的宣传队”。于是，委派会计系四年级的“调干生”、手风琴手张汉卿和我“招兵买马”，筹建“成都大学八三一战斗团第三文艺宣传队”。

1967年3月，“成大八三一（3）宣传队”部分成员合影。第二排右二为宁杰；第二排居中的男生为“大水”；第三排右二为张汉卿先生，汉卿先生左侧被人工点了眼睛的是我；第三排左二为吴敖。

汉卿先生是万县人，“调干生”。他身材瘦削、嗓音沙哑。走路腆着肚子，外八字。一颗红红的蒜头鼻子，在明亮的眼光下，显得特别耀眼。因为他与成都的中学素无交集，于是，搜罗人马的事自然落在我的头上。好在我已有本校宣传队的经历、再加上与宁杰等人已经熟识。三下五除二，把本校宣传队的几位骨干拖了出来，又找到宁杰、吴敖，从一中拖几个人出来。像贺龙那样“三把菜刀闹革命”，短短十来天功夫，迅速搭建起了“成都大学八三一战斗团第三文艺宣传队”。

　　我们宣传队排练和住宿的地方，就在大校门右侧的一栋平房，这栋平房的东北方不足一百米的地方，就是宁杰他们家。就因为这样的地利之便、以及相同的文学爱好，使我和宁杰从此建立起“同志加兄弟”的友谊。

1966年摄于成大校园政经系大楼前。前排右一为吴敖，右三居中者为宁杰；后排右二是我。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
回忆我和宁杰兄交往的五十多年，他堪称我的益友。

原本，我以为把宁杰等人拖进宣传队，只是凑成了一个可以唱歌跳舞的“草台班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发现：宁杰于我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班子搭好了。乐队：两把二胡、两支竹笛、一把小提琴、一把秦琴、一把大提琴、一架手风琴，外加一面可以擂得震天响的大鼓！——这搭配，虽说不伦不类，但低音部还比较扎实，在那个年月，也还算可以的啰。除了乐队，剩下的人，就全部归结到“百人百搭”的“舞蹈队”里面去了。

　　开始排练节目了，我才发现：包括宁杰在内的“舞蹈队”的几位仁兄，不但不会拉腿、下腰，就连开肩绷腿这些基础知识都没有听说过。好在，那时候的宣传队不但没有“艺术追求”、甚至连演员的身高胖瘦也不论。即便是歪瓜裂枣，只要你登上舞台，声音够大、力气够足，能表现出“革命造反派的气势”，就会赢得满堂喝彩。好在宣传队的几位女同学，还有一定的舞蹈素养，于是，宁杰们就在她们的带领下开始排练了。

1966年的一次排练。照片正中，右手高举作“奋勇前进状”的是宁杰；画面左一，昂首弓步，作“奋勇前进状”的是吴敖。右边三人站立拉手风琴者，即为张汉卿先生；拉二胡者是我。

我至今还记得在成都大学那间年久失修的平房中，宁杰是怎样被赶上架，踩着破地板，苦练《造反舞》的。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宁杰满面通红，鼻尖渗出颗颗热汗，双手抬起，作“持枪状”。在半空中画一个圆，接下来，顿下脚，刺刀突出，作“弓步状”。当时，我看到他偏偏倒倒、像喝醉了酒的样子，差一点没有笑出声。但是宁杰却始终一如既往地认真，没有一丝半点不安和羞涩。以后我才明白，这就是他的性格：不会就不会，不会就学，没有什么可耻的。

我和宁杰的友谊，就这样，在朝夕相处的排练和演出中，滋生漫长逐渐深厚了。

　　现今的青年已经很难相信，1966年，正是“文化”被“革命”的年代。所有的大学都被判定为“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温床”，一律停止招生！所有的书籍——除了马恩列斯毛的原著和少数几个作家的作品——都被斥为“封资修的大毒草”，要么被焚毁、要么被查封！所有的戏剧剧目——除了八个“样板戏”——都被斥为“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为才子佳人涂脂抹粉”，而被批判、被禁演；所有的音乐——除了“毛主席语录歌”和少数几首歌颂领袖的“红歌”——都被斥为“靡靡之音”而被禁唱、禁放！

1966年摄于成都大学校园。右一为宁杰、右二为吴敖。

相处的时间久了，我和宁杰发现：原来，我们不但都是66级高中毕业生，而且，两个人的性格都比较温和、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身世相近、且都喜爱文学！

我没有想到，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就因为这样的知遇，让宁杰帮我打开了一扇扇知识的窗户，并让我收获了一段长达半个世纪的友情。

　　成都大学的前身，是始建于1925年在上海创建的光华大学。1938年，因为抗战的原因，光华大学内迁成都，成立了“成都分部”。截至1966年，这所学校几经变故，已成为一所财经类的专门学校。所以，真要论历史，“成都大学”实在算不上历史深厚、学科门类齐全的大学。但是，作为一所大学、特别是作为一所开办过“中文系”的大学，虽然这所学校草庵茅舍颇为简陋，但是，它所拥有的一座六层楼高的图书馆，对于我们这些孤陋寡闻的“中学生”而言，已经足够称呼为“知识的宝库”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成都大学图书馆（图片来自网络）

作为一个进入高中就笃定去念文科的学生，此前，我所有的阅读，除了教材上讲到的中外文学作品，另有拓展的，无外乎鲁迅、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列夫，以及《说库》、《说郛》……我的知识储存，既不系统也不深厚。然而，和宁杰的交往，使我得以跳出坎井，一窥大海之无涯！

我在先说过，“文革”一开始，所有的书籍都被封存。成都大学图书馆自然也不例外。然而，年轻人对知识的渴望，岂是几把大锁、几张木板就能封锁得住的？和宁杰熟稔以后，我才慢慢知道，原来，成都大学的一些子弟，偶尔会潜入图书馆，“窃取”自己喜爱的图书！这是怎样的无奈、又是怎样的勇敢？在“社会”和“当局”把书籍视为“毒草”的非常时期，他们竟敢突破“道德”的束缚，盗取属于“公家”的“毒草”、以救赎自己空洞的灵魂！这样的义举实在该大书特书！——而我，也因为宁杰的关系，成为“知情不报”的“共谋”，并分享到“胜利的果实”！

　　从此以后，陈寅恪、郑振铎、朱东润、郭绍虞、冯沅君……一个个陌生的名字进入我的视野，我才得以从先生们的著述中勾勒出中国文学的轮廓！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成都大学校门（图片来自网络）

1969年，宁杰和我都下乡了。也巧，我们都下到了安县，只是他在塔水、我在花街，除了到县城赶场办事，很难有机会见面。

1972年夏天，成都师范学校到安县招生。十月，新生到城北中学集训，我才惊喜地发现，我和宁杰居然都是自愿报名入了“语文科”！同班的还有黄泽铣兄，再一深聊，原来，泽铣还是我姐姐高中闺蜜的弟弟！

说来惭愧，我们在成都师范的学习仅仅只有一年。但，就是这一年，因为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却把我们仨的友谊锤炼得和谐坚韧。按一般人关于“文人相轻”的理念，宁杰出类拔萃，有足够的理由轻视我和泽铣。又或者，知识分子嗜书如命、以保守知识为武器，凡私人藏书“概不外借”。然而，善良的宁杰，没有这样的小肚鸡肠。我们三人中，宁杰藏书最富。于是，“揩油”的总是我和泽铣。三人中，好胜的总是我，谦让的也总是他俩。

　　1973年，我们从成都师范毕业，被分派到不同的学校，但是相互间走动依旧频繁。几年的友情，已让我成为了宁家的熟客。我可以在他们家无拘无束地高歌，也可以在他们家随时“蹭饭”。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见识了宁杰的厨艺，第一次看他剖黄鳝、品尝他烹饪的“干煸鳝丝”。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成都大学校园内的老铁树（图片来自网络）

　　1974年,我的小弟弟因病留城，成为“社青”，免除了“上山下乡”的命运。但是，按照相关规定，他必须每天到街道办事处参加“政治学习”。为了帮他免除这样的苦恼，也为了让他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我骑着车，跑了十几里路，到宁杰的学校找到他，希望宁杰能把我兄弟介绍给他们学校，担任美术科目的代课老师。“没事，我等一会儿就去给张老太爷说！”宁杰微笑着，慨然应允了。“张老太爷”，就是学校里的“一把手”张校长。其时，他己经五十来岁，瘦瘦小小的个子，总爱穿一件洗得褪色的中山装。因为为人温和，对青年教师很呵护，于是大家都尊称他为“张老太爷”。没过几天，宁杰回话了，让我把兄弟的美术习作带过去，让学校领导评估一下是否胜任。又过了十来天，好消息传来：学校同意我兄弟去代课了！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宁杰就是这样，仅凭朋友的一句话，就兢兢业业去办。而他所办的这件好事，对于我兄弟来讲，可以算是改变人生命运的转折点。1978年，我兄弟和我一起参加高考，荣幸地考入西南师范大学。对他们那一批“文革”中毕业的高中生来说，他可谓佼佼者矣！分析我弟弟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就在于有了这四年的代课经历。因为他每天在学校中接触的，就是宁杰、归兰华（旅法学者）和孙天锡这样的青年才俊。就像《西游记》中观音座下的金鱼，久聆梵音，感受了菩萨的仙气，也会自然成精。

2009年，我和宁杰赴重庆参加“同学会”，夜游解放碑时合影。

“朋友、同学、知交、至交”，我和宁杰的关系也许可以用这四个词语来概括。但我更清楚地知道：从一定意义上讲，宁杰更是我知识上和人格上的引路人。他的谦虚、无私。热情、善良将永远被我铭记，并警策我踏实前行。（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