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之旅一一献给我的童年

石婆婆庵

　　我生于大寒节气。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回忆起小时候，我脑海里总会浮现一幅幅冬景:瓦房屋顶上的雪、屋檐下长长的冰凌、大杂院里晒着太阳的大青菜(准备做腌菜)、迷魂阵一般晾衣绳上的“万国旗”，以及每周一早晨通往第二幼儿园路上刺骨的寒风，坐在二八自行车车头小竹椅上的我眼中灰蒙蒙的街道……如一部黑白老电影，在我心中反复放映，带着些许刺啦刺啦的噪音。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我被父母送往南京市第二幼儿园全托，每周一早晨送去，周六下午接回，一周六天，整整四年。

那时，我和父母住在西祠堂巷后面的蔡家花园五号，市广播电台宿舍。那是一栋小洋楼的顶层四楼，一间房，却有一个比房间更大的阳台，朝西。为什么阳台比房间大呢？前几年看阿方索导演的电影《罗马》，片中出现多次女佣在屋顶大阳台上晾衣服的镜头，我猛然想起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家一一那不正是旧时保姆房的“标配”嘛。爸爸的出身是地主，这个成分在当时属“地富反坏右”之首，不能更差了。虽说是电台公认的一枝笔，却因成分问题被歧视被排挤，甚至有“运动”中被冲击的危险，可谓如履薄冰。我妈妈成分还行，在雨花区委工作，离根正苗红近些。爸爸三十出头，妈妈二十七八，他们只有一条路可以为我们这个家争取生存空间乃至尊严，那就是积极工作，努力工作，拼命工作……他们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参加各自单位组织的政治学习和各种会议。我三岁时奶奶在江苏宿迁大伯家，堂妹出生后，身为医生的大伯大妈实在忙不过来，奶奶去帮衬一下也能让他们喘囗气。外婆则重病在身，自顾不暇。所以，我除了上全托幼儿园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顺着楼梯上四楼，就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家

　　第二幼儿园当时叫市委第二幼儿园，坐落在上海路的一个高坡上，民国时期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公寓区，司徒雷登曾居住于此。老实说，这里的硬件条件很不错，高大气派的三层小楼，敞亮通透的落地窗，宽大的教室，干净的卧房，加上在那个年代来说已相当先进的卫浴设施，全南京市也算数一数二。

但当年仅仅三岁半的我却无比抗拒。冬日周一的清晨，我赖在床上不肯起，让爸爸把棉衣棉裤在小煤炉上烘了又烘。“再烘一次，再烘两次……”我不停地嚷着，父母实在没辙，就骗我说带我去幼儿园拿我的衣服和被子，拿回来以后就不去了。于是我被骗着坐上自行车上的小竹椅，出了西祠堂巷左拐上中山东路，再右拐进中山路，到了广州路一路向西，待望见南大南园那灰色的大楼一一没错，就是几十年后被誉为“女神楼”的八舍(女生宿舍)，我的心情便如同那楼的颜色一般黯淡。我认识那里，隔壁就是我隔三岔五必去造访的儿童医院。护士会在我手腕上做皮试，在屁股上打青霉素……我恨透了那里，也连带讨厌南大的那栋楼。过了儿童医院不久右拐就是上海路，路的左边有一条颇陡的坡道，坡上就是我的幼儿园。

很多年后妈妈告诉我，第一天送我去，次日一大早她放心不下悄悄去幼儿园打听情况，谁知老师笑着对她说:“你家这个小孩不要烦了，昨天晚上别的小孩哭成一片，她不哭，还劝人家‘不要哭了，明天早上妈妈就来接我们了！’”几十年来，想起这事我又好笑又觉得蹊跷。三岁看老，我三岁时竟能如此认命？我闺蜜大竹学心理学，和她说起此事，她说了一句让我非常受用的话:“你是一个天性乐观的人。”

我在二幼整整呆了四年。前面两年对我、对父母来说都是苦不堪言。

今天的第二幼儿园(图片来自网络)

　　那时的我矮小瘦弱，内向胆怯，毫𣎴起眼。但入园没多久，老师们便发现我很麻烦。有一次吃午饭，渐渐熟悉起来的孩子们不老实，叽叽喳喳，打打闹闹。保育员老师一声吼:“我数十下，看哪个小朋友不吃完！”结果，除了几个调皮的男孩，就是我，碗里还剩一块肥肉。老师命我赶紧吃下去，我不敢不从，可咽下肥肉后一秒种，我便吐了一桌子。老师吓一跳，火速拉着我去水池，我吐出了所有的午饭。老师嘀咕着:“难怪瘦得像个猴子，连肉都不吃！”后来几十年直到现在，我碰不得一丁点肥肉。

第一个学期，父母在单位最怕的事就是接到幼儿园打来的电话，我不是发烧了就是咳嗽了，只好又去接回来。当然不是直接回家，先顺路去儿童医院……往往病好后的周一送我去幼儿园格外难，我磨啊赖啊弄得父母又心疼又着急。曾经有个电台同事一大早告诉爸爸:″刚才在新街囗大圆盘看见你家小尹送女儿，女儿哭，她也哭。”按说周六接我会是件开心的事吧？不一定。爸爸有一回接我，一路上问我要不要吃烧饼？不要。要不要吃油球？不要。要不要吃鸡蛋糕？不要。回到家我便蔫在椅子上，直到妈妈下班回来，一摸我额头，不得了，赶紧去儿童医院！那天我烧到了40、5度，医生在我鼻子里滴退烧的药水，又在观察室呆了大半夜才退烧。从此以后，没有特殊情况就固定为爸爸送，妈妈接。其实，爸爸送得也不轻松。又是在新街囗大圆盘，我曾指着汉中路让爸爸送我去汉中门外婆家，那时外婆已经中风，不可能送我去的。我发脾气，“啪”地一声，打了爸爸一个耳光。这件事被他当玩笑讲了几十年。下大雪，爸爸经常下车推着我走，我便要他用车轮去压雪球，压了一个又一个……同样，也被他说了几十年。

今天的第二幼儿园(图片来自网络)

　　我如果能连续两周无病无灾地正常上幼儿园，父母便谢天谢地了。即便正常入园，也往往要带着药请老师按顿给我服用。有天晚上临睡前，夜班老师端来杯子让我吃药，我一低头，鼻血流进了杯子，血在水里洇开，老师给我塞了好一会儿棉花球才让我去睡觉。第二天一早，我感觉鼻子里又干又疼，原来是鼻血干了结成了痂。两个保育员老师走过来看着我血迹斑斑的被头，互相嘀咕着:“这个小孩最脏了！"我记得当时我并不生气，更没哭，我脸上应该木楞楞地没有任何表情。但我感到羞耻甚至带有歉意，因为我也厌恶我自己的脏，我觉得老师说得对。

大约十年后，我看电影《简爱》。简爱在孤儿院里最要好的小伙伴生病快死了，简爱在床上搂着她怕她离去，她却反过来安慰简爱:“等春天来了，荒原上的花都开了……”我忽然眼泪就决堤了，后面的台词甚至情节我完全没有听到、看到。银幕上放映的是十年前的一个寒冷清晨，一个瘦得像猴一样的四岁小姑娘，坐在幼儿园的小床上，鼻孔周围结满血痂，睁着一双黑洞洞的大眼睛茫然无措地看着埋怨她的老师……后来我又看了好几遍《简爱》，还无数次从半导体里听电影录音剪辑，一到这个情节我就湿了眼眶。

我瘦弱，自然被欺负。一个女孩把我咬得胳膊上满是牙印，妈妈来接我时发现了，立即带着我去给老师看，老师后来也找了那个女孩的家长，这事就过去了。春暖花开，有时到了周六下午，老师会把我们领到美丽的南师大校园，家长便去那里接我们。有一次妈妈去南师大接我时，一群孩子正在草地上叠罗汉，我被压在最下面。妈妈气得立即要去找园领导，老师则一再道歉，并承诺今后不会出现类似情况，妈妈才流着泪带我回家。

1971年的公费儿童医疗证，体弱多病的我三天两头用得上。

　　我什么时候开始能被老师挑选出来参与表演的呢？应该是五岁以后吧，因为有照片为证。我在幼儿园和别的小姑娘一起跳“大红枣儿甜又香”，头上顶着花冠，手里提着竹篮，照片背面写着日期。妈妈告诉我，她去接我，我们刚在院里上完课，我明明看见她了，却不理她，而是坚持把自己的小椅子搬进教室放得端端正正，才会投入妈妈的怀抱。妈妈第一次看我上台表演，是在我五岁的“六一”，我和一群孩子手上打着快板，嘴里念着歌颂上山下乡的“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把妈妈乐坏了。因为这次表现好，才有了后面跳“大红枣儿”的机会。我只要不生病，每件事一一起床穿衣，刷牙洗脸，早饭早操，学歌学舞学朗诵，午觉晚觉，包括每周五下午的淋浴，都规范妥当，挑不出毛病。但我基本不和别的孩子互动，离老师更是越远越好。我做好每件事并不是想得到表扬，恰恰相反，我只是不想被批评。我最舒适的状态是:老师、小朋友谁都不要关注我，让我自得其乐。

我初次在集体中尝到快乐，应该和南京长江大桥通车有关。老师上课时告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长江大桥题了词，所有小朋友都背下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因为老师把它编进了快板，朗朗上口。到了晚上睡觉时，大家在小床上躺好，夜班老师关上灯出去了，就有几个领头的孩子跑到窗边拉开窗帘，喊起来:″快来看大桥！”我们一起涌向窗囗，只见大桥上灯火辉煌，五彩斑斓，美仑美奂。那年月没有高楼大厦，我们幼儿园本身就在坡上，卧室又在二楼(也可能是三楼)，应该相当于普通楼房至少五层了，视野极佳。我们兴奋极了，回到床上还不老实，脚打着床板，嘴里模仿火车“喔……轰隆轰隆轰隆轰隆……”直到夜班老师进来“啪”地把灯打开，大家赶紧闭上眼装睡，在老师的训斥声中我开心地进入了梦乡。

今日南京长江大桥夜景。摄影:方华

　　那年月，机关干部要定期去“五七干校”参加学习和劳动，一般为期一周到一个月不等。暑假来临，身为父母的“小尾巴”，我跟着妈妈去长江边靠近当时机场的一个干校住了半个月。对我来说，那真是太新奇太有趣了。轰隆隆飞过头顶的巨大飞机，小飞机一般超低空盘旋的大蜻蜓，傍晚江边滩涂上神出鬼没和硬币一样大的小螃蟹……我最好奇的，还是在那里见到了一个“五一六”。为什么我知道“五一六”呢？因为有段时间幼儿园早操结束后，老师总带领我们排着队有节奏地喊着囗号回到教室，囗号就是“打~倒五一六，打倒五一六！”我们也跟着喊得震天响。干校的这个“五一六″约莫四十岁，微胖，终日悄无声息。大家在背后提到他，会称他为“小五子”。他经常在我们住的这排宿舍的一个房间里“写材料”。他也去食堂吃饭，偶尔也有人和他坐一张桌子，简单说几句话。有时他也劳动一下，有一次我趴在窗囗看见他在不远处将地上一堆废纸码整齐。有个干部路过，从地上捡起一块硬纸板交给他，示意他以此为工具，可以将碎纸更省力地“铲”起。我盯着“小五子”看了半天，实在看不出他是个“坏"人，甚至也看不出他和常人有何不同。

暑假后半段回到城里，我又天天跟着爸爸上班。那时他已调入南京日报，就在离我家很近的中山路囗，从中山东路的人民银行右拐就到了，现在那里已是德基广场的一部分。爸爸忙自己的，我呆的时间长了就开始一个人悄悄乱窜。我推开一个无人的杂物间，里面有架落满灰尘的钢琴，我掀开琴盖，在泛黄的琴键上轻轻敲击，有些键已经松了，发不出声来。我弹不出个调，便出去继续逛。在一个半掩着门的房间里，一个中年人在安静地画画。我偷偷张望着他那“黑漆嘛乌”的画，实在摸不着头脑。我去问爸爸，那个伯伯画的是什么，爸爸告诉我那叫版画，那个伯伯是报社的美编，叫黄丕模，是个版画家。爸爸在报社还有个好朋友一一摄影记者庄中伯伯，四十岁左右却半头白发，脸上终日笑眯眯的，极为和善。他会领我去他洗照片的暗房，里面的灯是红色的，有个专门浸泡药水的显影池，池中一张张照片在药水中渐渐“显形"，庄中伯伯用个镊子把它们拣起，夹在晾衣绳上晾干，真是令我大开眼界。

　　在幼儿园的最后一年我过得相对平顺。记忆中那些快乐的片断还挟带着食物的味道。比如我们吃了香甜的“忆苦饭”一一黑糯米粉捏成的窝窝头，大家吃了两个都觉得不过瘾，每个人都把手举得老高要求再添。老师一边给每人补发一个，一边夸我们有觉悟。端午节那天，老师教我们用缝衣针穿上粗线，将煮熟的蚕豆串成“项链”挂在脖子上，我们不时拽下一颗放进嘴里，没人能坚持挂到天黑。我们上课开始认字、写字，我在米字格里一笔一划写着“毛主席”、“红小兵”、“八路军”、“新四军”……我写得方方正正，横平竖直，老师把我的“代表作”从练习本上裁下，和别的优秀作品一起贴在幼儿园的门厅里，我的那张处于C位。周日回到家，想起我的C位作品，竟有了周一赶快去幼儿园的渴望。

那时的幼儿园和现在相比，学的东西要少很多，除了最后一年认字写字，前三年都只是唱唱跳跳做做操，有大量室内游戏和户外自由活动时间。我们会在围墙边的缓坡上往下滚，滚下来再爬上去，乐此不疲。青草刺得脸上微疼又微痒，清冽的香气沁人心脾。我们还会拔几根小草，咬几囗嫩嫩的草根，有点甜有点润。老师还带着我们去过好几次五台山体育场游泳，那里有儿童游泳馆。水很浅，只到膝盖上面一点。大家在里面泼水打闹，疯玩一气，每次都很尽兴。那时还会遇到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算那个时代的一大特色。比如有天凌晨天刚蒙蒙亮，老师便把我们叫醒，排着队来到五台山体育场，爬上高高的台阶，和那里已经集结整齐的学生及成年人一起收听大喇叭里传出的《五二O庄严声明》。

　　上小学前，爸爸向庄中伯伯借来了相机。在我们那小小的家里，我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穿着花衬衫背带裤，妈妈给我扎了两只扫帚一样的小辫子。爸爸拍下我又怯又傻的笑脸，有正面也有侧面。我手上扯着一根橡皮筋，一遍又一遍地拉出一个五角星造型。他对自己的摄影作品很满意，说得了庄中伯伯的真传，拍出了我的神韵。我大约十岁左右，年年考满分拿奖状时，妈妈告诉我，其实，就在爸爸为我拍照片后不久，他们约定，我上小学后不管成绩怎样，哪怕再差都不要怪我，因为我发了那么多次烧，打了那么多青霉素，吃了那么多土霉素四环素，脑子肯定不灵光。

大约十五六岁，有个下午，我一边听半导体一边写作业。半导体里传来门德尔松《乘着歌声的翅膀》，好像是海菲茨的小提琴版。我愣住了，那甜蜜婉转的旋律美好得简直让人灵魂出窍。我的眼前仿佛飘来那年坐在窗前玩皮筋的画面，那个六岁扎着扫帚辫的女孩，不时看看窗外在低矮屋顶上飞来飞去的鸽子，五月微风吹佛着她瘦削的脸颊，那么让人心疼。就像那年看《简爱》，我的眼泪再次决堤……不知过了多久，我走到镜子前，镜中少女白白胖胖，气色红润，个子也蹿到了一米六六。那个生下来五斤四两的小毛孩儿，那个让爸爸发愁该怎么才能养大的“小老鼠”，如今终于平安健康地长大了。

有时父母会聊起我的幼儿园时代，常会提到送我路上的艰难，接我时发现我生病的惊险，也会打趣我抗拒入园的种种耍赖。我心里便有些不快，终于在他们又一次聊起这个话题时爆发了:“你们苦，你们难，可我呢？我被你们扔到全托幼儿园，我那么小，生病难受被老师数落时你们都不在我身边。”妈妈眼圈红了，爸爸挥挥手:“不谈了，不谈了。”后来，我三十四岁生日那天，广州路的儿童医院里，我抱着三岁半的女儿在输液室挂水。我不停地摸她的额头和脖颈，终于感觉到微微的汗意，她在我怀里睡着了。疲惫不堪的我恍惚看见当年在同一地点，爸爸妈妈抱着高烧不退的我急匆匆地去挂号，手忙脚乱地去找医生，一边编瞎话哄我一边抓着我的胳膊让护士做皮试……心里不禁隐隐作痛。

回到家，我问妈妈:“我小时候烧到40、5度，你们抱着我在观察室大半夜，吃东西没有？有水喝吗？”妈妈说:“你哪有胃囗，一直在昏睡，后来回家煮了点稀饭给你吃。”“我是问你们两人吃东西没有？"“我们？这哪记得啊！”我长叹了一囗气:“你们那时也真不容易！”妈妈眼里顿时泪光闪闪。

离开幼儿园的几十年间，我的人生之路并不平坦。可以说，幼儿园的经历和后面的遭遇比起来，根本微不足道。之所以对那几年难以忘怀，是因为初入人世，我不得不独自笨拙地寻找自己可以安身的小小天地，跌跌撞撞地与不甚友善的环境磨合，无助而惶恐。但这也是我生而为人的第一课，就像简爱说的，人活着就是为了含辛茹苦。这份苦，和着父母用尽全力的爱，发酵成丰富的营养，将我幼年的伤痛慢慢治愈，更让我的身心在岁月中不知不觉地强大。从入园第一晚的自我安慰，到几十年后的自我激励从来不曾变过一一都会过去的，都会好起来的。

我从大寒节气出发开始我冬天的旅程，走过四季，备尝酸辛。我一直在慢慢抵达一一抵达父母，抵达自己。我更怀着与生俱来的乐观，如同等待戈多一样，相信有一天终会抵达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