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母亲节--被毛主席、朱总司令尊称的“矮子”危秀英（下）

戴廷耀

由于行军紧张，这些女红军们也基本上不洗脸，不洗澡，更不能脱衣睡觉，房子、草垛、墙角、野外，什么地方都能睡，女红军的头上、身上都长满了虱子。女红军们觉得捉虱子太费事。捉不胜捉，索性剃成光头，被戏称为“尼姑”，
当时，虱子多到了什么程度，危秀英曾回忆说，钟月林有一件旧毛衣，里面藏了很多虱子，把她身上咬烂了好几块地方。，贺子珍要她把毛衣脱下来，放到脸盆里煮，煮了一个多小时，好家伙，脸盆里漂起了一层虱子的尸体，白碴碴的，好不吓人。
对这种现象，彭德怀曾概括说：无虱不成军，身上没有长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
危秀英还记得，同在干部休养连的徐特立老人还编了一个“捉虱舞”，并亲自表演：只见他把羊皮袄反过来穿，羊皮露在外面，戴个破毡帽，摇摇晃晃地走出来，两只手轮流到羊皮里搜，装着捏着一只虱子的样子，口里说：“虱子！”放进嘴里“哔剥”一声，又肯定地说“是虱子”就这样，手脚不断重复这些动作，嘴里连连说：“虱子！虱子！”又一个！又一个！”
以后，女红军们觉得捉虱子太费事，捉不胜捉，索性剃成光头。危秀英的好友邓六金学过理发，便施展技术，教会大家理发，互相推成了光头。秃头怕人笑话，便做个帽子戴上。开会时，调皮的小伙子会突然出现在她们身后，一把将头上的帽子揪起来，然后连声叫：“尼姑，尼姑！欢迎尼姑革命”！
还是长征前，在宁都工作时，危秀英曾亲眼目睹了邓小平被撤职批斗的会议。
邓小平是因为“江西的罗明路线”而被撤职的，而所谓的“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因为坚持毛泽东路线而被那些迷信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的“左”倾领导戴上的帽子。此时，党内教条主义已增长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毛泽东以及其拥护者都受到了排挤打击，这位党和军队的创始人一度被排除在党和红军的领导者之外。
邓小平被撤职后，在宁都的一个乡里劳动，蔡畅知道后，就派危秀英去那里了解几个妇女问题——实际上，她是要让危秀英去看看曾同在法国留学的邓小平。
老远，危秀英就看到邓小平在一个光秃秃的山上开荒，头戴斗笠，脚穿草鞋，颈上系一条白毛巾“秀英，你来这里干啥子？”看见危秀英，他停下手中的锄头问。
“蔡畅同志派我到这里检查妇女工作，想不到在这里碰到你呀！”危秀英问“邓部长，你身体还好吗？”
“你检查啥子工作啊，是不是蔡大姐叫你来看我的？”邓小平一眼就看穿了，“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劳动任务很重，吃不饱饭，肚子好饿。”临行前，邓小平嘱托她。
“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说，蔡大姐就让我去她抽屉里看还有没有钱。”危秀英后来回忆道，当时，蔡大姐和李富春每人两分钱的伙食尾子，一分交党费，一分零用。危秀英一共找出两分，李富春也找出两分。“蔡大姐让我上街买两分钱的猪肉，其余的买大蒜、辣椒。东西买回来后，蔡大姐炒菜，煮了一脸盆干粮，用禾草捂上，叫我去叫小平同志来。”
从省委机关所在地的七里村到宁都县城，整整七里路。危秀英几乎是跑着去买的东西。回来后，她马不停蹄，又往刚刚用两个小时跑了一个来回的邓小平劳动的地方跑去。
“秀英，”还没拐弯，后面又传来蔡大姐的叫声。
“刚才忘了告诉你，第一，你见到小平时请转告他今天中午12点半来省委吃饭，由我和富春两个作陪”。危秀英问；“为什么要12点半来呢？蔡大姐说因这时大家下班吃完饭都午休去了，正好利用这个无人的机会来我家里，吃完饭两点以前可以离开，这样别人看不到，也不会有什么影响，懂吗？”
“第二，见到小平时，告诉他不要同你一道走，最好保持一定距离，不要被别人发现是我和你陪他一起来的，以免人家向临时中央告发我和他划不清界限。”
“第三，请交代小平同志从省委后门直接到我的住处，千万不要从省委前门进来，免得人多眼多，到时反映上去说不清。”
危秀英回忆说，小平到了后，自已就在后门放哨。那天，蔡大姐一共炒了三个菜，还有一壶水酒，几个月没闻肉味，没尝酒香的邓小平胃口好极了，临走时，蔡畅又用罐子装满了猪肉炒大蒜辣椒、炒鱼干，用布包好送给邓小平。
危秀英没想到历尽千辛万苦，受尽百般磨难，跟着红军大部队胜利到了陕北，黄土高原窑洞里的炕头她还没有坐热，小米粥还没喝够，她又受命由北而南，回到长征的起点，回到生她养她的江西故土，从事游击战争。
红军长征后，反动派卷土重来，中央苏区遭到洗劫。留下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是极其艰险与困难的。
而对于一位刚刚走完长征的红军来说，重新回到阴云密布的长征的起点，是一个艰难的选择。1937年，危秀英秘密返回江西，跟着陈毅和刘建华在赣南打游击。
从赣江之滨的吉安到赣江源头的油山 ，危秀英跟战友们冲破一个又一个险关，战斗在红色赣粤边。
“我们住在山上，晚上睡觉睡在大树底下，没有粮食吃，一年四季总吃野菜，冬天也吃野菜。那时，最苦的是没有盐”，危秀英回忆说。
国民党对这支游击队恨之入骨，经济封锁、军事“围剿”双管齐下，游击队的处境空前艰难。他们不能进村歇息，野外营地也不能有固定地点，往往睡觉也得不停地转移，一晚便得折腾几次。白天、晚上均不能生火做饭，反动派有专人负责白天看烟、烟上观火，然后循着烟火进剿。
1939年深秋的一天，为了向广东省委汇报情况，危秀英化装成一农村妇女，挑着一担柴火下山。行至大余池江圩附近里，她找到一个偏僻处，藏好柴刀、禾杠、换上藏在柴火里的旗袍、皮鞋、梳理好头发，化装成一个女教师，然后乘上赣州开往韶关的班车到达韶关市，按指定地点找到广东省委。
事后，她又混入广东逃往江西的难民队伍，步行回到池江，找出藏好的衣服，禾杠和柴刀，化装成农妈，在半山腰，她碰到敌人！
几个青年妇女看出她的危险来，主动拥上来，也带上捡柴的家什，簇拥着她一路说说笑笑，装成进山捡柴的模样。她们一路还故意用柴刀敲击着禾杠，发出种种有不同节奏的声音，显得十分自然欢快。
其实，那是探路的信号，遇有情况，知情者便会自动报警回答。这正是赣南人民在特定条件下创造的一种通讯方法。
抗战中，他随游击队改编成了新四军。
抗战结束后，危秀英被推选到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她要第二次从江西走到延安。
“我穿上长袍子，从广东坐火车到长沙，又从长沙坐船到重庆。”危秀英回忆，到重庆后，她找到了一个挂着新华社牌子的地方，新华社的一位同志又把她送到八路军办事处。
“秀英，你来了！”到办事处时，正好碰上周恩来在。“你不要出去，有人要暗杀你！”
听了周恩来的话，危秀英不敢出去，一直在办事处等着，根据周恩来的吩咐，办事处的人给危秀英发了一套八路军军官服，有肩章，胸前有一个军官牌。
以后，与危秀英在长征路上同在干部休养连的董必武来了，周恩来对危秀英说：“你跟董必武一起去参加七大。”
周恩来告诉危秀英，“董必武是国民党的老党员，他们不敢动董必武。你跟他一起走”，但是周总理又说：“秀英，你还要过个难关。我要到蒋介石那里要个证明，让你安全到达延安”。危秀英回忆说，后来周恩来找蒋介石要证明时，蒋介石发脾气拍桌子说：“不能给这个女人开证明”，总理也发脾气拍桌子说：“我周恩来派人到华北前线，受到损失，惟你是问”。
蒋介石没有办法，就给了一个证明，但证明前脚走，另一个命令后脚就来了，一路上看见穿八路军衣服、戴八路军臂章、叫危秀英的抓起来。深知蒋介石为人的周恩来告诉董必武，到了检查站时，你就叫秀英坐在汽车里先走，你下来办手续。
汽车到了检查站，危秀英坐在车上，董必武下车后，汽车冲过检查站，检查站的大呼站住，还开枪射击。走了很远后，董必武才赶来。
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危秀英立即给周恩来打电话。总理说，“哎！我放心了！”
危敏说：“无论是在什么时候，母亲总是说，自已是红军救的，自已的生活也是党给的，现在就应该少要求，多工作。无论是长征路上还是解放后，无论是从事妇女工作还是在农垦战线、政协岗位上，她从来都朴素得像个农家老婆婆，但干起工作来却仍然是风风火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