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航向标—-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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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航向标—-苏轼

大地的五月，万物已风华翠茂，在这美如夏花的日子，再次捧读起千年前的苏轼——-敬其才华，感其至善，喜其可爱，叹其悲凉，赞其豪迈，拜其超然。

仿若穿越回北宋时期，又见青年才子苏轼，意气风发奔赴赶考，21岁考中进士，三年后又中制科三等，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针砭时弊，被欧阳修赏识，宋仁宗欣喜，直言为子孙寻得宰相。

苏轼怀抱“致君尧舜”之志，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积极谏言，对王安石的“新法”，指出许多缺陷和施行方面的实际困难，词壮声高，辩急之时，唾沫溅出却浑然不知。然，就是这样生性秉直的个性却在新旧两党之间不得左右逢源。

“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湖州任职的这份谢表，让他陷入“乌台诗案”的漩渦，招来牢狱之灾。在被囚的一百三十多天里，他受尽狱吏的折磨，连被关押在隔壁的苏子容都感叹“遥邻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想想看，堂堂一个开国文坛的顶流，前半生生活在别人的掌声里，一下子成了一个满身是脏水的阶下囚，人生简直就是断崖式下跌，惨不忍睹。

在这样的折磨之后，苏轼“魂惊汤火命若鸡”，有幸捡回一条性命，被人像犬鸡似的驱赶到黄州，好多朋友都不敢与他来往，生怕连累自己。正如他所言：“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这在精神上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在品格上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污辱。 

从此，他杜门深居，认真地对自己曾经轻狂和自信进行了深刻地反省，反复通读儒释道精髓，逐渐走出了人生的低霾。他不再伤感，不再惆怅，成为了“人间烟火气，最扶凡人心”的农夫；“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文豪；“人间有味是清欢”美食家，“且将新火试新茶”爱茶之人；“超然物外、怡然自得”的收藏家…

“君子如玉，触手可溫” 。我常想，这个“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的苏轼-苏东坡-苏仙儿-苏老头，眼中处处都是好人，人人都可以和他交朋友，为什么赢得这么多人喜爱？为何在经历这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顿中走出来，而且越走越豁达，越超然，支撑他顽强的生命力来自哪儿？他的魅力在哪里呢？这些疑问和敬佩像磁铁一样吸附着我，很想探其究竟。

从阅读他相关的书籍中，我好像悟得了那么一点点味儿：他旷世达观超然的背后，其实是他一点一滴重建生活的信心。首先被贬黄州是他思想嬗变的转折点，虽然他也曾有过“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逃世”思想，也不像陶渊明那样离弃人世，而是始终在不入不出之间，游于物之外，无往而不乐，在宦海沉浮、坎坷的人生中仍能保持着“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态，实现了出处自如、超越贵贱穷通的人生境界。

其次，远贬岭海时期是苏轼思想的又一大变，如果说贬居黄州时期是他对人生价值思考从儒家建功立业转到生命存在价值之本身考量，那么贬居岭海时期，则更是追求精神上喜悦与轻安的内在深层体悟。可见苏轼的思想嬗变与他的人生经历关系密切，然而他的人生遭遇与历史和其自身的个性是相关的。苏轼让人特别亲近，是因为他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豁达处俯瞰众生，平常人有过的那种矛盾、痛苦、挣扎他都有，但苦难来临的时候他坚决抗拒，而不是意志消沉地接纳。

再次苏轼一生在新党与旧党的矛盾夹缝中左支右绌、屡遭贬谪，但他不执着于一点、一面，而往往是从多面多元的角度来观察，常以梦的态度回顾这段经历。可见他超越困境意识的精神可見一斑。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此刻，面前恍若又出现了一个孤苦寂然的白发东坡老翁，拖着沉重的躯体，扶杖伫立溪边路口，须发萧然，看夕阳西沉，数过路行人，就像一世不散的霜风……

搁笔之时，不免慨叹：“人生万千事，飘如陌上尘”。想起印度极有名的四句禅语：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对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事；不管事情开始于哪个时刻，都是对的时刻；已经结束的，就已经结束了。

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