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范淑文

我的母亲

——写在母亲诞辰一百周年之际

范淑文

母亲，是一位极普通的劳动妇女，却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母亲，慈眉善目，身体纤弱，她说话和气，干活麻利。由于抚育了八个儿女，使得十分要强的母亲，没有出去工作的机会，在家当了一名家庭妇女。

正是这位满手老茧，围着锅台转了一辈子的母亲，搭建起我们通往成长成熟的桥梁，与同龄人一样度过了虽说艰苦却幸福的童年。使得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得以心安。

今天，在母亲即将诞辰百年之际，以此文作为纪念，来缅怀我的母亲。

初为人妻

母亲属猪，生于1923年正月初七。自幼家境贫寒，早年丧父，姥姥带着她和舅舅勉强度日。

1940年腊月正当碧玉年华的母亲嫁给了我的父亲。父亲是榆次城里范氏人家的养子，家中有养母（奶奶）养父（爷爷）和一个姐姐（姑姑）。脱离了农村生活，来到榆次城里的母亲，为人妻，为人儿媳等多重角色，从一个不会做饭洗衣做针线活的小姑娘，到伺候爷爷奶奶一家人的小媳妇，母亲经历过怎样的脱胎换骨，方融入范家？听母亲讲过，在伺候爷爷、奶奶和姑姑时，不论做什么她都很精心。不会做饭，不会缝衣，在奶奶手把手的指导下，母亲一点点学会。后来，母亲承担起范家所有家务活，对爷爷奶奶十分孝敬。爷爷说，范家娶了个好媳妇。

父亲打小来到范家，爷爷奶奶对父亲百般呵护。从小教父亲读书识字，懂得人生道理。在爷爷的礼教熏陶下，父亲度过了幸福的童年。父亲将要成人，爷爷再三叮嘱，选择职业首先选择：铁路，邮政和银行。这些职业永远不会丢掉你的饭碗。于是，遵照爷爷的想法，1938年17岁的父亲选择了铁路工作。

熬煎岁月

自母亲嫁给父亲后，先后生育了八个孩子，（三男五女）。母亲携着奶奶和我们一起，掀开了长达五十年艰辛的长途跋涉的序幕。

八个孩子里，我是老七，上面有四个姐姐俩哥哥，底下还有个弟弟，老大和老小的年龄相差20岁。记得儿时，在北京铁路部门做运输工作的父亲，半个月回太原一次。由于父亲工作的特殊性，家里日常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母亲身上。那时正赶上自然灾害年景，一家老小全靠父亲每月117元工资支撑，在当时也算高工资。可是，每月给父亲留下30元生活费，母亲又从寄回家的工资里留出奶奶每月的烟钱，余下的才用于我们的学费和每月生活的开销，也就所剩无几。这点钱月月捉襟见肘，每到月底母亲如同过关，只好找邻居东拼西凑来应急。如果，家里遇点事那就更周转不开了。

更加艰难的是，每到开学季，五个姊妹同时上学交学费，每个孩子仅仅需交三元钱的学费，凑不齐。看到母亲一次次为难的样子，一脸的无奈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里。学校老师了解到我们家庭情况后，几次让我们提出免去学费申请。却被生性要强的母亲一次次拒绝。

许多年以后，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母亲单单是生性要强吗？不，从母亲的行为里已经渗透出不畏艰难的意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救自己，这种意志恰恰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埋下种子。

面对家里日益吃紧的经济状况，母亲毅然挺身，独立撑起这片天。在街道缝纫组做了临时工。为了点赚零花钱，母亲常常在灯下熬夜。睡醒一觉我们起夜上厕所，惊动了铺在地上做活的母亲，她把裁剪的布料卷起来，给我们腾出通道。正是这样，母亲用她柔韧的身体和煎熬的劳作作为筹码，去抵我们生活里那一点点宽松！

没过几年，缝纫组解散了。幸好母亲的针线活已经远近扬名，同宿舍里的人纷纷进家找母亲缝改衣服。当时院里有省歌舞团的演员，儿科医生大夫，和内科大夫等，都找母亲改衣服。这些人都很要样儿，也非常挑剔，有时候一件衣服要改两三回，最终改好一件衣服才拿到1–2块钱的报酬。

然而，我们姊妹的衣服母亲心中早有筹划，大的穿新的，小的捡旧的 。 实在分配不开，个子高的穿新的，个子低的穿旧的。 记得当时有趣的事。二哥排行老五，上面三个姐姐一个哥哥。还没上学的他，经常在大院的墙头上跑。有天他穿着姐姐们旧裙子和旧鞋，在墙头上双手捂着嘴喊：“范大娘！范大娘……”招来邻居们的眼神，老五今天阔了，穿上裙子了。

那时，虽说买布要布票，精打细算的母亲，把棉衣棉裤做的肥大些，当做过年的新衣服。过完年，天暖和了掏出里头的棉花，当夹袄夹裤穿。到冬天再把棉花放进去，给下一个孩子穿。

入冬前，母亲总要把煤和烧土备齐。找人拉一车烧土5分钱工钱，为节省5分钱，母亲带着刚从老家回来的三姐去拉烧土。

在离家不远的新源里，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的烧土场，常年被人挖成个大坑。这个大土坑的周边，已经挖成窑洞一样。听母亲讲，有一个孩子想进里面挖一些带白丝的好土，不料塌方被埋进去，再也没有出来。因此，每次拉烧土母亲必须亲自出马，她要牢牢地把住我们的安全。

母亲和三姐将小平车推下去，在大坑边缘处装满土，可是想推上来，没有几个有力气的小伙子，这点事不好办。那时的人很纯朴，看见费劲上坡都来搭把手。母亲驾辕，众人推着一拥而上，终于过了上坡关。可是，回来是坑坑洼洼一路下坡，要经过三、四个十字路口，稍有不慎就会翻车，母亲压住速度，把握方向，全神贯注，三姐压在车后面找平衡。小心翼翼经过每个路口，烧土终于拉回家，母亲悬着的心放下了。 那个时候每到拉烧土，不是姐姐就是哥哥跟着母亲，充当压车的帮手，和母亲度过难关。

五、六十年代，我家住在大东关铁路大院的小高楼里，每层住四户，两个双间两个单间，我家住双间。每到吃饭我兄弟姊妹排队盛饭，这个队越过单间排到走廊。母亲拿杆秤，站在小板凳上给我们秤红薯。每个孩子的饭量在母亲心里都有定数，分配给我的最少，因为我最小。挖锅底是二哥的事，因为他的饭量大。白面是供应的，每月每人二、三斤，平时舍不得吃，攒到过年才能吃上。因为不够吃，每月买一、两次高价粮。母亲在西华门排一夜长队，第二天儿女们接替。太铁路局机关食堂扔掉的菜叶，是我家当时蔬菜的来源。每隔几天，母亲带着哥姐们去路局食堂捡点菜帮子，烂土豆和萝卜什么的，够吃几天。

上小学的四姐回忆，一下学总是饥肠辘辘，进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厨房，看看妈妈做好饭菜没有。常常看到妈妈弱小的身躯，站在三尺高的用砖砌成的灶台前，驼着背拨着红面鱼鱼，这是我家的家常饭，家里的这口大铁锅口径大约有一尺五，每顿饭中间需要往火炉里添加煤炭，即便是我们最年富力强的人也难以端起，我们的母亲天天如此，顿顿如此。

正当家里的生活最吃紧时，却迎来父亲事业的高光时刻。父亲的工作业绩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一辈子就是专业加实干，别无捷径。父亲一生与铁路结缘，1987年67岁退休。涉猎工种多，但始终不离运输行业。工作初始，父亲当过站务员，车守，调车员，站长，调度员，调度长，在职进修，副科长，工程师等。在职期间，父亲的工作地点不断发生变化，分别在榆次，张兰站，太原北站，同蒲铁路局，太原局运输处，天津局运输处，石家庄运输学院，铁道部华北指挥所，太原铁路局。

屡建“军功”的父亲，1951年9月荣获太原铁路劳动模范，在我很小的记忆里，家里有一块驼色毛毯上写“一九五三年太原铁路劳动模范获得者。”这是父亲工作的证明。更加辉煌的是：父亲早在五十年代末被国家授予“工程师荣誉证书”。从另一个角度看，父亲功劳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贤妻良母做支撑！

宽厚待人

母亲虽说没有上过学，但她是一个知书达礼、仁义礼善的人。她总是宁愿自己吃亏，不愿让人为难。

母亲在操持繁重的家务时，忙里偷闲还要接待来家做客的亲朋好友。

四姐记起，有一次，父亲下午下班回来，突然领一位叔叔来家。母亲一眼认出来是我家以前的老邻居王栋清。王叔叔已经调到大同局工作，这次到太原出差，顺便来家看看。正在为我们做粗粮饭菜的母亲马上停下来，给父亲和王叔另做。当时家里仅有的一颗鸭蛋放点盐，炸成了排插，和两个凉菜。在父亲和客人喝酒功夫，母亲已经把做好白面拨鱼端到跟前。请王叔叔做客，父亲没有提前告知母亲，习惯了这种突袭的母亲，她马上进入状态，好声招待客人，不给父亲失脸面。

记得有一次老姨的儿子锁蛮舅舅到家里来报喜，说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母亲毫不犹豫的给了他五元钱。当时的五元钱很值钱啊。锁蛮舅舅走了之后，我家的“管事婆”四姐老不高兴啦，我们生活这么困难，还得给他家上礼钱，平时又没有往来，四姐就冲着母亲生气，这时候母亲慢声慢语的跟四姐说：人情逼如债，顶的砂锅卖。妈妈永远都是苦自己，不能冷面对人。母亲在处理亲情关系上，从来都是为对方着想。

母亲只有一个弟弟，他们姐弟俩非常亲。生活中互相照顾，有了困难互相帮助，共同度过难关。我家兄弟姐妹多，间隔很近，三姐小时候送到舅舅家，跟着姥姥长大。舅舅的二儿子珍德当年得了肺心病，大夫给他下了死亡通知书，说他的日子已是倒记时。但是姥姥不放弃，坚持带着珍德到太原看病，住在家里吃中药，最终还是没能保住他的性命。后来舅舅又发现大便不通畅，五六天便一点点还带血。马上把舅舅接到家里，给舅舅腾出南厢房，经医院检查确诊为结肠癌，立即决定做手术。做完手术后，母亲精心伺候，给舅舅做他最想吃的饭菜。一段时间后舅舅回老家，把母亲的心也纠去了。隔三差五母亲要回老家看看舅舅，带上刚做好的饭菜，带上十块八块钱，看到这一切舅舅泪流不止。太原去榆次单程三十多公里，每次去总是父亲骑自行车驮着母亲去，只为省下几块火车票钱。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舅舅向母亲提出一个要求，想让父亲带他去一趟北京，因为那几年调回太原工作的父亲每月都要去北京出差。母亲跟父亲商量，父亲很为难，舅舅已经病入膏肓，怕在路上出点差错，很难做决定！关键时刻姥姥出面了，一定让父亲带舅舅去一趟北京，无奈之下父亲只好遵命。带着舅舅去北京，去了天安门，去了故宫，真没想到一路上舅舅还真做主，表现的非常好，之后爸爸又顺顺利利地把舅舅带了回来。到家后舅舅的精神状态很好，姥姥很吃惊。但是好景不长，舅舅一天不如一天，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死神的魔爪，离我们而去！

拮据的生活

母亲常说，孩子们小的时候吃饱穿暖，心不累。盼着孩子大一点就好了，可是大有大的难事。上学、找工作、成家就有操不完的心。

文革中，今天能上课，明天不让上，又是大字报，又是搞派性，大哥二哥正是愣头小子，外面的形势早把母亲的心抓成一团。为减少两个儿子的外出惹事，母亲把两个哥哥蜗在家养鱼。尽管这样，也不免有出去的想法，父母亲果断地把哥俩转移到老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避开，才让母亲担着的心放下来。转年，大哥去当兵，三姐去插队，有了暂时的安置。

几年过去，时间进入七十年代，三姐大哥到了谈婚论嫁的岁数，对于母亲，又是一次人生的大考。一贫如洗的家境拿什么来给孩子置办婚礼和嫁妆？别说是娶亲嫁女，就连锅也揭不开。

我们眼巴巴看着躺在床上几乎被击垮的母亲，兄弟姊妹们围在床边，这个掏出三分，那个掏出五毛，把身上所有的零花钱聚拢在床上，谁也不知道有几个钱，但从母亲的脸上看到了喜兴。她明白孩子们掏出的钱微不足道，可喜的是孩子们长大了，有为家庭承担责任的勇气。

二姐上班后，月工资20.60元。为接济家里，她省吃俭用每月交母亲10元，一直到她成家还在延续。

做过多份临时工的二哥，有固定工作后，每月开43元工资，另外还有3元钱的加班费，自己留下2元，其余都交给母亲。

1976年底我上班，第一次开33.66元工资，拿到工资我兴奋不已。想给家买一件新年礼物，给妈妈一个惊喜。春节休假回到家里，我欣喜地拿出一只闹钟给妈妈看，没想到妈妈却满脸愁容，一句话没说。

晚上，二哥下班，他问长问短，我拿出新买的闹钟，向哥哥邀功。二哥却把我拉进里屋。他对我在异地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做了肯定，话锋一转，说：女人的社会地位源于她的经济独立。你刚走上社会，挣上钱，可以为家里做贡献了。咱家兄弟姐妹多，需要钱的地方也多，要把工资交给妈妈统一安排才是。哥哥的一番话像五味杂陈，15块钱的闹钟，引来了一肚子的委屈。但是哥哥的话点醒了我，人到任何时候，肩上都扛着责任。

记得文革后期的一天，从五七干校回来的父亲，给家买了条大鱼。正上高中的我在北厢房写寒假作业。只听到母亲说，这个月就开回这么点钱，父亲拎起手中的鱼，这不，还有这条大鱼么！要过年了，家里需要钱！母亲的话有点强调的意思。父亲说，就是因为要过年，我才买鱼回来，给上学的孩子们补一补。母亲越听越来气，这条鱼花了多少钱？二十多块钱一条大鱼，够便宜吧！没想到，母亲趴在床上大哭起来。二十多块钱我要干多少事呀，最小的三个孩子开学要交学费，快过年了要给邻居还窟窿！没有操持过家务的父亲听着听着不再吱声了。我，哪里还有心思写作业，泪水早已浸湿了作业本……

艰难的生活像横陈在母亲面前的大山，刚越过丘陵，又是一座高峰。如何让这个纤弱瘦小的身体登顶，使常人难以想象。母亲的身体不是铁打的，记得，她曾经得了肾盂肾炎，我们明白，是积劳成疾所致，母亲也明白她不能倒下，这个家需要她。她找来土方，为自己也为家人积极治疗。一段时间过后身体明显好转。迎接她的是身心俱疲的劳累。

七十年代中后期，家庭的主要问题转向后面四个孩子身上。二哥、四姐、我和弟弟兄妹四人尚未定型。二哥没成家，我和四姐没工作，小弟正在上学。我和四姐同一届高中毕业，她留城，我插队。

十八岁的我从未离开太原，这一年我插队到老家。我去插队也把母亲的心揪去。由于单插，下地干活洗衣做饭都是自己的事情。母亲隔三差五由四姐陪同去村里看我。夏天怕我被蚊虫叮咬，冬天疼我受凉遭罪，我像母亲心上的风筝，她紧紧地拽着那根绳。记得，有次父亲骑自行车一路上坡带着母亲来村里看我。老天不给力雨下个不停。丝毫没准备的二位老人，被淋成了落汤鸡。却带来了我最爱吃的炸酱。看着装在玻璃瓶里的炸酱，我的心里不是滋味，那时二老均已五十多岁，为了他们的爱女，不惜一切。

看到希望

几年后，弟弟的学业到了关键当口，高考在即。父母亲为弟弟参加高考做了充分的后勤保障，只要弟弟进家门，饭菜上桌。此时的父亲经过五七干校厨师的锻炼，做点家常饭菜不在话下，也缓解母亲的劳累。看着弟弟饭香菜美，父亲很知足。弟弟到了学习时间，父母亲马上关掉电视，老两口下跳棋，棋盘已烂掉几个。每一次父亲都是亲手绘制，继续下。当弟弟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全家人沸腾了。母亲高兴的说：“我小儿子是范家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

弟弟是家里的老小，父母亲对他寄以最大的希望。毕业之初，被分配到纺织设计院，几年后，调回铁路基层的工程、房建部门做主管。工作之余，弟弟从未放弃学习。

2003年在国家实施中长期铁路规划网蓝图中，需要培养一批新型的高科技铁路人才，弟弟赶上了好时候。他以在职研究生身份，进入清华大学深造。毕业后，调到西南地区参加了高铁建设。

身在外埠心系父母。尽管弟弟工作很忙，只要情况允许，他总要回到故乡看望老父老母。“小儿子秉承父志，有为国家贡献力量的能力，给我和你母亲以极大的安慰。”父亲的由衷之言，道出了天下父母亲的心愿。

儿女的回报

2003年注定是不平凡的年份。母亲的一个急促电话，报响了父亲身体的警钟，他于家中摔倒。我们纷纷赶来，虽无大碍，但从此父亲不能离人，有质量的生活从此翻过。兄弟姐妹八人重新设计父母亲的晚年生活。买菜做饭，陪侍值班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重点。买医护用品、值班被褥大家协商办理。明确了值班时可以换班替班，但不能空岗。除兄弟姐妹八人外，媳妇女婿的身影常常出现，第三代（大）孩子时常过来关注。每家配一把家门钥匙，母亲家像走马灯，你刚走我就来，即使不值班，抽空也要过来看看二位老人。为减轻母亲的负担，经母亲同意顾一个保姆，我们反复挑选，终归让母亲称心为止。父亲生病三年没生褥疮，干净整洁地度过他老人家最后的光阴。于2006年5月8日，85岁的父亲安详离世。

父亲去世后，为消除母亲晚年的寂寞，由三姐、四姐和我带着母亲去北京，实现她老人家一生没有去过北京的愿望。弟弟找来北京的朋友，尽可能多的为母亲提供吃住行服务，让母亲的北京之行尽兴。

2007年10月中旬，母亲查出胆管癌后，身在成都的弟弟想尽办法，找同学朋友为母亲用最适合的医疗救治。记得，2007年年末，母亲提出回榆次怀仁村看看。大哥找来汽车，我在汽车后排陪着母亲，那时候母亲已经不能久坐，半躺状态看到了自己的出生地。严冬中，大哥让司机绕村几圈，变化太大的村子，基本看不到熟人，也算了了母亲的心事。 2008年的元旦，在母亲弥留之际，弟弟飞回太原看望母亲。忘不了在弟弟呵护下，选定了一个洗澡包间，三姐四姐和我，为母亲洗了一个痛快澡。留下母亲最后的身影。

从生病到生命终止的74天里，母亲耗尽了她一生最后的时光。于2008年1月22日辞世，享年85岁。

今天，已经离开我们13年的母亲，想起和她老人家在一起的时光，就像昨天，她没有走远，她永远在我们心里……

2022年5月7日《太原道》公众号刊

2022年《太原老龄》第三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