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情趣——画葫芦话“依样”

小饮

依样之外不依样

四川陈子庄门生马大骙为我画了个葫芦，题款——“依样”，按照他的“驴脾气”当然带有“调侃”“讥讽”的口吻，不一定是指我，可能是泛指那些临摹前人照搬照抄的人。老马容易偏颇，他的话你只能听一半，扔一半，甚至不用听他的，完全按自己的来即可。

不动脑子的“依样＂，机械克隆，是不好，但“临摹＂这件事，并没有错啊，关键要手到眼到心到，如果一下子做不到呢？做不到，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慢慢来。依样依样，时间长了也就不必依样了。但老马动不动就要调侃别人、嘲笑別人的脾气是不是也得改一改，画一个葫芦，题一个“依样”，也沒有什么“稀奇＂，人家吴昌硕、齐白石不早就画过了？你来一个“不依样＂，才算稀奇呢！

不过“依样＂在民间大有市场，人家就要你仿一个吴昌硕、或齐白石，很多人已经习惯了这个“依样＂，有位朋友常来我家，他就喜欢让我＂依样＂。

他的手机里储了不少“依样”：朱屺瞻、朱豹卿……反正他有备而来，你“创新＂得最得意，他就是不要，我不明白他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态。不过，我并不反对他这么做，而是权当学习一遍，像练习书法一样临摹一遍，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我并非“科班＂，按照老先生的方法，也只有＂依样“——临摹，达到他们的高度，顶多也仅仅是一个“背抚”。前面有了个董其昌做榜样，千百年来，中国画的＂传承“，还不就是这么＂依样“出来的？于是就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冠名——“墨戏＂。我＂依样“，但我是卡拉OK，我是玩玩的，无功利目的的，于是就有了“文人画”之一说。当然可以说得有理有据，什么以书入画，什么画画本身，像不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画心境，画情绪，画意，画气韵，画气。反正＂依样＂是绝对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问题来了，现在有了新的参照系，理论也在突破，譬如李可染画了个古装人物，坐于藤下，题款很有意思：“余习国画既未从四王入手，更未宗法文沈，兴来胡塗乱抹，无怪某公称为左道傍门也。”好一个＂左道傍门＂！请看那些有创造心手的大家，哪一个不是“左道傍门＂？

吴昌硕、朱枫，就是画点线条、墨块，以书入画，表现了线条的优势。金冬心的画意拙，落款上高人一筹，画几个奇怪的墨葫芦，题了一首诗：“妖花妨道眼，白白与朱朱。衰年都不爱，只种药葫芦。”释道的味道蛮浓。金冬心还画了萝卜、茄子、西瓜、葡萄、枇杷等果蔬，可谓“善体物之妙者也。”

蒲华有一幅《葫芦石榴》也很经典，两种形象画在一起，色美，加上题了一首诗，两美相加，体现了大家风度。

张桂铭，受过学院造型训练，知道的也多，对西方的毕加索、马蒂斯也很懂。他画葫芦，在形、色、线，现代味上均有突破。

说老实话，目前让我完全做到不＂依样“，还没有这个水平，离这些大家还有着十下八千里的差距，也许我努力了一辈也抵达不了他们那个高度，因为绘画很大程度上并不仅仅用功了就行，还有先天条件等等，各种各样的因素，但知道＂不依样＂，却非常重要。得时时提醒自己不”躺平“在＂依样“上，才有希望所在，一半清醒，一半醉，这是许多人之所以，悄然终止艺术生命的根本原因所在。

画葫芦有四美：色美、线美、形美、意美。

吴昌硕画葫芦，题“依样＂两字。有个典故，清代一位军机大臣用这首诗来形容自己的工作：“依样葫芦画不难，葫芦变化有千端。画成依样旧葫芦，要把葫芦仔细看。”该诗直接说明了军机大臣完全听命于皇帝，根据皇帝旨意处理军国大事。

就事论事，画葫芦说容易也容易，只需“依样＂便成，但说不容易，也不容易。中国画不仅仅是个造型问题，葫芦至简，却形易，神难。神是最难表达的东西，否则就没有半世画兰，一世画竹的说法。

2020年夏天，我与周利平去杭州看黄宾虹藏品展，住在杭州西湖边上的一个生态园子中，身边带了一本葫芦等藤蔓的影像资料集，晚上画了几幅水墨葫芦。

他常来我家，又嘱我画葫芦，从手机里翻出来，让我“依样”，一幅是朱屺瞻的，另一幅是朱豹卿的。我仿了两幅，就不再“依样”了。于是，就撇开样本，画自己理解、感觉的样子。但要达到老人家那个高度，则是难上加难。画中国画，有时就不是在画画本身，是画身世，画心境，心事，心态，画情绪，画形之外的意。

画葫芦，纯粹文人余事，遣兴之作，可以少受形的束缚，甚至可以掩饰造型能力的不足。

传统文人的“正事”，应该是读书、入仕，甚少也应该写写“载道”文章。即便画画也应该选择那些有一定难度的东西来画。好在元明有了“墨戏”一说。像墨竹之类，成了士大夫阶层普遍喜欢涂抹两笔的风雅之事，一种体现功力、修养、情调的书画程式。

文学上也出现了像袁枚那样的文人，把零食、风味小吃当“大菜”“主食”，主张“性灵”，求脱略。这种风气从未断过，康乾时代文纲密布，文人气短，不敢造次，因此小品文宛若游丝，又成末道，直到民国时期，又一时兴盛。民国报刊业又发达，“小品”迎来了它的春天，周作人之类的美文大家都以芝麻绿豆大的题材小题大作。

“墨戏＂画再度被不少书画大家推崇。一般喜欢用“文人画＂称之，或者说成是＂大写意”，似乎比较专业。此类题材，似乎不一定专业的能画得好。它主要讲究笔墨本身是否有“气”，包括题款。像冯其庸这样的红学大家多喜欢画这类专业人士未必肯正眼瞧上一眼的画题。老先生劳作之余，涂上两笔，“无意于佳乃佳”，不刻意，韵似天成，聊抒胸中逸气。

有一年夏秋之交，与几个朋友一起去溧阳住“农家乐”小院，后门有一葫芦长廊，顿觉满目生意，我穿了个红汗衫，在瓜棚里拍了个照，精气神就是不一样。

我有一个种花的朋友，一次去玩，送我一个大葫芦，至今还置于单位里大画案上，二十多年过去了，仍在那搁着。

我每到一地，总要买一二只葫芦，悬挂起来，自忖有了几份仙风道骨的意味。量大福大，葫芦的形象家喻户晓，难怪画家们喜欢画它，但不同时练书法，诵诗文，连葫芦亦画不好。

画葫芦，无非画生命，画对生活的感觉，画大千世界的变化，画节奏、色彩、韵味、心音，画农家生活的情调生气……千百个都是自己。

历代文人如金冬心、赵之谦、蒲华、吴昌硕、齐白石、谢之光、朱枫等等，画的葫芦，各俱画意。葫芦虽简，却要有良好的传统文化垫底。葫芦里藏了点什么药，明眼人一望便可知晓。

李可染画了个古装人物，坐于藤下。你可说它是葫芦架，也可说葡萄架或丝瓜、扁豆、南瓜，均可。瓜棚豆架，画的只是意，令人观之，产生一种秋风飒飒的凉薄之叹。

齐白石画了个色葫芦，上面爬一红色瓢虫，题“好样＂两字，黄红、大小对比，相映成趣，童趣可掬。

吴昌硕、朱枫，就是画点线条、墨块，以书入画，表现了线条的优势。金冬心的画意拙，落款上高人一筹，画几个奇怪的墨葫芦，题了一首诗：“妖花妨道眼，白白与朱朱。衰年都不爱，只种药葫芦。”释道的味道蛮浓。金冬心还画了萝卜、茄子、西瓜、葡萄、枇杷等果蔬，可谓“善体物之妙者也。”

蒲华有一幅《葫芦石榴》也很经典，两种形象画在一起，色美，加上题了一首诗，两美相加，体现了大家风度。

李可染那幅瓜棚人物，题款很有意思：“余习国画既未从四王入手，更未宗法文沈，兴来胡塗乱抹，无怪某公称为左道傍门也。”果真是“左道傍门＂？我看也并非，至少说书法的基础是好的，另外其人物，亦非无功力，甚少说作过一番研究，属于“取法乎上”。

张桂铭，受过学院造型训练，知道的也多，在形、色、线，现代味上均有突破，欣赏的层面比较广，雅俗共赏。但书法似乎不够深入。这个很难，涉及到理性认识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