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若水（蒋）的美篇

上善若水（蒋）

西峰一永远的记忆

西峰·永远的记忆

蒋主宇

西峰，大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镇，它位于甘肃省最东端庆阳地区，临界陕西省北部，是陇东原的中心。在我童年懵懵懂懂能看得懂几分地图的时候，就一直在疑惑和疑问，当初区域划分，实在搞不明白，怎么会将在地图上深入陕西腹地的庆阳划归甘肃省。庆阳人的生活习惯，地方口音都更接近于陕西中北部一带，从后来出土的文物和历史考证看，庆阳曾是华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最早的生息地和周文化的发祥地，同时庆阳也是中华中医鼻祖“歧黄故里”。古都西安作为我国历史上多个朝代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距庆阳直线距离不足两百公里，汉高祖刘邦的陵地，武则天的陵地和新近陕西考古发现的周王陵墓距庆阳只有百十公里；当年我上山下乡插队的村庄庆阳县彭原公社李家寺村的老百姓讲，先祖周王曾在我插队的地域建城堡，兴业、农作，狩猎，教民稼穑，开创中华农耕文明。

解放前，庆阳是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开辟的陕甘宁革命老区的一部分,老一辈革命家王震、耿飚的部队当年就在这一带活动。脍炙人口的《刘巧儿》故事就发生在解放前庆阳老区。

我们家和庆阳、特别是和西峰有着很深的情结和缘缘；西峰留有我们家人道不尽，说不完的爱和恨！在西峰这片黄土地上，留有我们兄弟整个童年无忧无愁的欢快；留有我们兄弟整个少年时期初识社会的烦恼和在学习上的奋进征程；留有我初入社会、工作中的努力，追求和勤奋；留有我们整个家庭在赤色控怖的“文革”乱世，政治上被他人敌视，歧视和欺辱的心酸；留有我们整个家庭在那个年代，生活的竭蹶和我们兄弟成长的艰辛；留有我们兄弟童年失去母亲的哀痛，还留有我们兄弟因未能尽兄职，照顾不到而夭折五弟的断指伤痛，让年仅五岁的五弟永远留在了西峰这片黄土地上。

西峰多少年来让我魂牵梦绕，在我的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最彻骨的伤痛，都永不磨灭的在那片黄土地上留下痕迹，同时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永痕的络印。

在我那非常遥远淡淡的记忆中，一九六三年秋季，我们一家是座在“老解放”的车箱里，经过十几个小时崎岖山路的颠簸从西安驱车到西峰的。当时的西峰镇是甘肃省庆阳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是一个不到两万人口的小镇；我父母（五十年代初的大学生）因出身问题，由省城国家重点军工企业，被发配到西峰庆阳地区农机一厂，此后近二十年，我们家人的命运就和西峰这个小镇连在了一起。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西峰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城乡小镇，南北走向一条大街，农村和城镇相互交错，农田、工厂、学校交织在一起；市区以大小什字为中心，散布着稀稀罗罗的商业服务单位，至到七十年代初期庆阳发现了石油，市区才多了一点点基本建设，逐步呈现出小城市的初样。董志原是黄土高原上一个水资源十分贫乏的贫瘠原，在董志塬上很多农民的生活饮用水，是靠夏季的雨水，冬季的雪水存积下来，当地人称之为窖水，这种水除不卫生外，还很难喝，在那个年代当地患大骨节病，大脖子病的人很多。董志塬上的农民完全是靠天吃饭，遇到天旱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在六、七十年代,当地的农民年年都需要国家救济粮，来度过深冬初春缺吃少粮的季节，那个年代董志塬上的农民生活非常艰辛。

西峰农机一厂是当时庆阳地区最大的一家农业机械生产、修理、零配件加工企业。一厂大门对面是毛纺厂和地区医院；大门两侧是贯穿东西走向的壕沟，壕沟内长满了杏树，每年春季，杏花怒放，香味浓郁，白皑皑的一片杏花，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粉红，一片妖娆景色。此后几十年每当我回忆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拖拉机站的杏树林，每每都会沉浸在早春杏花盛开那美丽的景色中。这片杏树林是我们兄弟童年最开心玩耍的地方之一，从米粒大到手指节大的青杏、小孩们就在不停的摘食，到麦收季节，杏树上只剩下小孩们摘不到，留在树梢上成熟果实，透着红红黄黄，馋的我们直流口水。

在西峰农机一厂我们家前后住过的房子，时间相对较长，并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共有三处。在一九六六年前后，我们住在两间平房内，房子紧挨着一排高大的核桃树，夏季在核桃树枝叶的笼罩下，我家的住房尤为显得凉爽。在我们小的时候农机一厂的厂区内有几百棵高大的核桃树、我们从小从来不乏核桃吃，从白白嫩嫩的核桃仁，到核桃的青皮爆开口，成熟的核桃自动掉下来，整整一个夏季，我们因为摘吃青核桃，两只手被青核桃皮染得黑呼呼的。在核桃树下，我们兄弟挖了一个地窖，专门用来养兔子，兔子繁育的很快，多的时候我们兄弟们养了几十只兔子，放了学的第一件任务就是给兔子打草。除了养了兔子外，我们兄弟还养过狗，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曾经从小狗养起一直长到很大的一条黑狗，后来因为那条黑狗太大，需要很多食物来喂它， 不得已只好把狗送到几十里路外的农场，送走狗几个月后的一天，姑妈去市里赶集买菜，突然间那条送走的狗扑到姑妈的怀里，那久别后见到主人的亲热劲，即象委屈的孩子见到亲人在撒娇，又象迷路走失的孩子找到家的激动。狗是很重感情的动物，这件事对姑妈的触动很大，事后几十年，姑妈经常提起。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留下较深记忆的琐事外，最深刻、最难忘莫过于，我的生母整个患病到去世是在这排房子居住期间，一九六七年初夏，我母亲再一次准备赴西安去看病，临走前，我母亲似乎感觉到这是最后的离别，她撑持着病重虚弱的身体，向左邻右舍一一告别，最后是一步三回头怀着非常难舍和凄楚的心情离开了她的家，离开了她生育的四个尚处在幼年的孩子。我的生母是走着离开家门的，等到她再回到自己的家的时候，则是我父亲捧着她的骨灰盒回来的！此后我生母的骨灰盒在我们家祭放了三年。在我们兄弟小的时候，因为顽皮不听大人的话，或者做错了事，经常会被父亲惩罚、在母亲骨灰盒前罚跪认错。在我们兄弟童年和少年时期，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极为严厉，男孩子的天性比较调皮，所以我们兄弟小的时候，经常会受到父亲的重责。在“文革”乱世，向我们这种家庭背景的成员，言谈举指稍有不慎，就会引来天祸，给整个家庭造成灭顶之灾，正因为父亲对我们的严厉教育，才使我们整个家庭平安的熬过那段令人恐惧的岁月。

从六十年代后期到整个七十年代，我们家从平房搬进两间锢窑中，我们家在西峰生活了十八年，其中在这两间锢窑中住了有十几年，锢窑是由土坯砌成，有冬暖夏凉之说。我们兄弟整个童年和少年中的往事回忆，绝大多数都发生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家门前有100几十平方米的空地，我们兄弟在姑妈的带领下把这块空地开垦出来，并用篱笆围起来，种向日葵、玉米和青菜，另外门前还有一棵李子树、一棵枣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居住环境真有几份田园景色。在七十年代初全民备战备荒的年代，我们兄弟在门前挖了一个六七米深，十几米长的地道，可以容纳近二十个人，这项大工程应该说是我们兄弟童年时期的最大杰作。我们住的大院和庆阳师范一墙之隔，墙外是庆阳师范几十亩苹果园，每年从仲夏到初秋，我们大院的小孩结伴去师范偷摘苹果，年年如此。在我们兄弟的童年和少年岁月，最开心的就是夏秋两季，在这两个里季节从来不缺水果吃，杏子、核桃、苹果经常是装了半书包去上学。年少不知愁何物，虽然当时家境条件不是很好，特别是政治环境对我们这种“黑五类”家庭出身的成员极为不利，总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无论是我的父母在工作单位，还是我们兄弟在学校，当时生活的外部环境非常压抑；但在家庭生活中，虽然说我们兄弟从小失去了母亲，但有幸在姑妈精心的关爱下，总的来讲，我们兄弟整个少年期间的生活还是很幸福的。今天我们兄弟坐在一起，每每谈到我们的前半生，最值得回味的就是我们兄弟在西峰度过的少年时光，十几岁的少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姑妈为了我们兄弟健康成长，在那段时间她老人家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心血和关爱；多少年后，我对姑妈的回忆，经常都定格在这段时间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峰的冬天特别寒冷，每年冬季，有三个多月的时间，自来水管被完全冻死，生活用水要到千米外的厂区水库去挑，我们很小的时候是两人抬，稍大一点就开始挑水，天寒地滑，水库口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站在水库口上，用绳子将水桶吊下去打满水，再提到地面挑回家，今天回想起来，都觉得当时我们兄弟那么小，能作到这些？真是有点不可思议！我们兄弟三人都经历了这个严酷的成长过程。董志塬上的冬季，一片平原无遮无栏，刮起北风是刺骨的寒，遇到风雪天，早上上学对七、八岁的小孩来讲，非常辛苦，有时走了一半路，因忍受不了严寒，会一把鼻涕一把泪返回家。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兄弟的入托、入学报名全是姑妈一手操办；从家门口到学校有两、三里的路程，全是大的带着小的去上学，从未有父母送我们兄弟上学的经历和记忆。西峰东方红学校，我们兄弟的小学和初中全在这所学校度过，从接受文化教育的历程上看，西峰东方红学校及当时的老师是我们兄弟最早的启蒙学校和启蒙老师。

一九七四年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转折点，七四年初初中毕业，当时是实行推荐上高中，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我未能获推荐上高中，不得已于七四年秋季到农村上山下乡插队当知青，当时我仅有十五岁。在我插队之前，我们家的口粮是从来不够吃，缺口比较大，我插队对家庭最大的贡献就是从此改变了家中口粮不够吃、接不上的状况，原因是知青口粮定量高，同时在生产队还可以再挣一份粮食。一九七六年九月我由农村分配到西峰庆阳地区毛纺厂工作，走上工作岗位。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被打倒，政治环境较“文革”时期相比，逐渐宽松，家里的生活条件也开始逐渐好转，高考的恢复使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学生开始发奋读书。七十年代末期我们家由锢窑搬入三居室的楼房，居住条件发生了很大的改观，此时我们兄弟也从当年的小顽童成长为三个壮汉。八十年代初，二弟考入石油学院，三弟也为既将来临的高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峰，这个甘肃省陇东原，黄土高坡上的城乡小镇，六、七十年代交通闭塞，人们的思想普遍比较守旧，加上它又是革命老区，在几十年“左”的思想影响下，当地群众和官员从上到下，其言行都很“左”；在我童年，我曾多次目睹“文革”初期当地群众召开斗争大小会议的场面，其行为和方式非常残酷；农机一厂厂区曾是两派武斗争夺的焦点和据点，我也曾目睹过两派武斗的场面，从老式的长矛、大刀到现代的机关枪、自动步枪、手榴弹、炸药包、场面非常火爆，不亚于今日的火爆枪战影片中的场面。在当时，姑妈整日是提心吊胆的保护我们几兄弟。五、六十年代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知识分子被下放和发配到这里进行改造，这些知识分子到庆阳地区后的境遇，和我们家的遭遇一样，普遍都很凄惨；在我的身边，有过这样一个故事：和我一起插队，住同一个房间最要好的一个知青战友，他父亲是国家有名水电专家，六十年代从北京下放到庆阳，在“文革”期间，这位石姓战友的父亲，做为电力专家，因为不会接拖拉机线路，被当地文化部门将这件事情，编成陇剧，当作笑料来进行讽刺，何等的荒唐！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这一大批下放到庆阳的老知识分子，为了自身事业的发展，为了子女的发展，同时也为了落实国家知识分子政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前后调离庆阳，去到国内一些相对开放发达的大中城市，我的父亲也在落实政策中调往青海省一所高等专科学校做校长，父亲的调离，我们整个家庭也随着这股潮流，于一九八二年秋离开了生活长达十八年之久的西峰，离开了这片养育我们兄弟多年的黄土地，离开了经过十多年培养，建立有深厚情感的，童友、学友、知青战友、工友；同时也告别了这块前后让我们失去两位至亲亲人的伤心地，举迁青海省省会西宁市，从而开始拉开我们家庭整个成员人生大转折的序幕。

二零零陆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