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作证•情系第二故乡（六）

岳爱珠

目 录

追忆集宁知青典范李兰柱

……………赵兴选

我与聂其桂…………马万昌

我在武川当老师……胡庆生

雨夜…………………王志强

青春祭………………吕学勤

知青小组……………赵炳智

作者简介：

赵兴选，女，68，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插队前就读学校：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二中

插队下乡地址：

武川县上秃亥公社上秃亥大队第一生产队。

退休前工作单位：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委宣传部。

退休后：在内蒙古老年大学学习书法，是内蒙古老年书画协会会员并授予老年书画家称号；内蒙古直属机关老干部书画协会办公室主任；内蒙古女子书画院会员；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会员。



李兰柱简介：

李兰柱，男，中共党员，1954出生，集宁二中“七一届”高中毕业，响应党的号召，于1971年11月29日下乡落户武川县上秃亥公社上秃亥大队第一生产队。



追忆集宁知青典范李兰柱

赵兴选

“青山作证”打开我思绪的闸门，不由自主地翻开了相册，一张发黄的照片又一次让我泪盈满眶，往事在脑海中浮现。

李兰柱，高中与我同班。他是我们当中的佼佼者，是同学心目中的偶像。平日里不善言表的他，品学兼优、乐于助人，经常默默地为班级、为大家服务。为班里做的好人好事举不胜举，大家称他班级的“活雷锋”。

下乡插队他又同我在一个知青点，他心里装着知青这个家，生产劳动中，吃苦耐劳，扑倒身子和社员同甘苦。是我们知青的榜样，老乡们的贴心人。

李兰柱严格要求自己，空隙时间别人聊天儿、睡觉，他都是在看书、读报、学习，提高自身素质修养，不断给自己充电，学习各方面的技能应用于实践。他郑重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用实际行动接受了党组织的考验，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践行了“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用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被评为“优秀党员”；“劳动模范”；“青年标兵”“先进知青”；多次出席各级先代会。劳累过度积劳成疾的他病倒了，他是累病的。大家劝他休息，他不肯，不能下地干活，就在家里照顾大家的生活，只要身体好一点，就继续坚持下地劳动。直到有一天，他真的爬不起来了，卧病在床。就是在他重病期间，还抢救社员财产而导致病情加重住院经抢救无效，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五日凌晨五时五分去世。年仅二十岁的李兰柱永远离开了我们，将年轻的生命献给了武川上秃亥这片热土。

响应号召上山下乡

1972年3月1日，终身难忘的日子。我们要离开度过童年、少年、学生时代地方。按照约定几个同学先来我家集合，再一起与欢送队伍会合。李兰柱和我分在一个队，早晨不到七点钟，李兰柱第一个到我了家。“报告！我到了”！他身穿绿色军装，戴着军帽，外套军大衣，满面春风，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的样子站在我面前说：“你准备好了吗？我来帮你”！他边说边帮我搬行李箱，随后其他同学陆续到齐。

八点钟我父亲单位的汽车到了。同学们不约而同，整齐一致穿着当时学校民兵军训的服装，戴着军帽，挎着军绿色书包，背着整齐行李，胸前佩带大红花，飒爽英姿，个个精神抖擞，激情高涨，满怀雄心壮志，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了汽车。

亲人们、街房邻居单位职工敲锣打鼓为我们送行。父亲还特意买了十把铁锹并系上红绸花结，赠送给我们十个知青，寄以厚望。父亲看一下表，说“时间到了，出发吧！”汽车缓缓行驶，我们回头望着依依不舍的送别亲人。父母坚强的身影，眼睛湿润强带微笑表情，令我难忘！

我们按时到达学校集合点，马上入列学校组织的欢送队伍，“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等宣传横幅标语映入眼帘，锣鼓声、欢呼声、口号声响彻云霄，街道两旁全是欢送队伍，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此刻我们感到无比光荣自豪，更加坚定了到农村施展才华的信念。迎着无比壮观的欢送场面，我们出发了。

汽车行驶在呼和通往武川的盘山道上，盘山道很窄往下看就是悬崖峭壁，听说盘山道很惊险，多次出现过车祸事故，心里特别紧张，从未见过又高又陡弯弯绕绕惊险的盘山道，车开了很久，终于顺利通过了大青山，终于到了插队村庄。老乡们特别热情地帮助我们搬行李箱，安排好了晚饭，我们看到饭桌上热气腾腾的莜面糊糊和馒头，武川人把馒头称之为“点心”，圆馍馍、红点点叫点心，长方形才叫馍馍。从此我们开始了和贫下中农在一起的农村生活。

生活劳动中磨练自己

第二天早晨，李队长向我们讲了生活和生产劳动有关事宜并告诉大家今天先休息一天，随便走走看看，熟悉一下村里环境。李队长离开后，我们召开了第一次知青小组会议，按照李队长所说的；我们在一起生活，吃、住、劳动、学习。并且作了具体分工：早饭由我负责来做。午、晚两顿饭五个女生轮流各一周；每周一、三一个小时学习，由李兰柱负责，组织学习、准备资料；二、四召开小组会议；女生做饭，男生跳水；出工劳动记勤樊玉才负责；其他事情随时决定大家一起配合完成。

我们10名男女知青居住不足五十平米的一堂东西两屋的土丕房，各间通有锅灶、利用烧火做饭睡热炕。美中不足，男女生出出进进走一个门很不方便。李兰柱即刻提议而且行动，，大家一齐动手，拉土、和泥，就近找了些砖头，朝东开一个门，半天时间就把门重新改造好了，男生单独走东门，为女生提供了方便，他这一行动很是让我们满意。

李兰柱不但坚持组织知青小组学习，自己始终保持着认真看书、练习、预读报纸、写心得日记好习惯。他曾在日记中写到：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要在艰苦生活劳动中磨练自己”。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

三月份，村里主要任务是备耕、打井，第一天，凌晨四点多，按照老乡们生活习惯早起床，同学们还在熟睡中，我准备做第一顿早饭，刚要掏灰生火，李兰柱马上过来了，他说：“早饭我来做吧”。我说：“你再睡一会儿，我一个人就行”！他二话没说把火生着了，我擀面、他洗土豆、切菜……。虽说都十六、七岁了，可是在家大部分都不会做饭，基本上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我家人口多，母亲忙不过来，从小就帮母亲做饭、干家务，也就学会了做饭。两个人边说话边干活儿，不大一会儿，竟然把10人的一大锅饹锅面做好了，这可是第一次做这么多人的饭呀！队里给我们准备了出勺锅、还有两节特大笼屉，往锅灶上稳笼屉，女生个子低，还得蹬个小板凳，不然端不动够不着啊！我们日常伙食与老乡差不多，当地大白菜、土豆、胡萝卜为主要蔬菜，我们还腌制了两大缸酸菜。只有过节才包顿饺子，让大家美美吃一顿。

有一天，李兰柱看到有剩饭和刷锅酣水，觉得倒了很可惜，灵机一动又有了主意，便提出：“咱们去老乡家买只小猪吧”。我们赞成！喂养一头猪，李兰柱又多操一份心，受一份累。他精心喂养着小猪，每天到门前水库用脸盆儿捞小活鱼喂猪增加营养，日复一日从小到大一直这样喂养着，猪顿顿把多半盆儿活鱼连吃带喝进肚子。老乡见到我们知青的猪和她家猪本是一窝，却比她家猪长得快、长得大？身上毛泽光亮，又高又壮。也想试试给她家的猪喂小活吃鱼，可是，没想到，她家的猪根本不吃这些东西！李兰柱喂养的猪，给我们知青生活也增添了不少快乐！

“知青娃娃们扛上铁锹、镐头往西南头走，一起劳动啦”！李队长路经知青屋，边喊边往南走，我们即刻跟随着。李兰柱扛了一把镐头、手提一把锹，走起来特别精神，到了劳动场地，眼前井口好大呀！周围都是青山大石头，队长发话了：“知青娃娃们，你们还小，从没干过苦力劳动，先慢慢学着干，也不要着急干力气活，今天，先把小石头整理堆放一下吧，千万不要搬太大的石头啊”！这是生产队长对知青的关心照顾，我们颇受感动！

接着李兰柱给知青安排分配任务：“你们女生按李队长吩咐先慢慢干”。男生跟我走，他又抡镐头、又抡大锤、力气不比老乡差，干得满头大汗，脸红朴朴的，好像浑身是劲儿啊！社员们看在眼里，惊呆了！停下手里的活，有的说：“这个娃娃好样的！”有的说：“可不能这样干，第一天累坏了咋办呀”？队长过来劝他稍微休息一下。他说：“我不累！大伙儿放心吧”！就这样，李兰柱在乡亲们心里第一次留下了吃苦耐劳好印象……。

自从下乡插队以来，他始终如一，重活累活抢着干，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队长、社员们都夸奖他是个好后生！

每逢秋收季节，割莜麦、拔小麦，他总是冲在最前头。拔麦子满手起泡、破了、流血、化脓，疼痛难忍，我们的手上都磨出了血泡，用布包着、裹着、都不管用，挺着！挺着！再挺着！直到完成收割任务。李兰柱难道不疼吗？其实，他的手起泡更多，伤势更严重！他从不吭声、不叫苦不喊累，忍着疼痛坚持！他拔麦子动作和老乡一样蹲着走，左、右手拔的五拢麦子，很麻利、总在最前头，拔到田间地头，也不歇息，擦擦汗水，继续掉头返回来，帮着后面的女知青，照顾着每一个人，直到帮大家一起干完才算完成任务，每天如此……。

整个秋收季节早出晚归，拔麦子、割莜麦，一望无际的田野，看不到田间地头，又苦又累！每当收工就直不起腰了，路也不会走了？甚至变成个罗圈腿！老乡常用一句话形容：“难熬不过个男人拔麦子，女人坐月子啊”！真是难忍难熬啊！

收工了，拖着疼痛的身子往家走，可是，李兰柱还想着为大伙儿磨镰刀、五个女生的镰刀他全包了，迈着艰难的脚步，来到井口边沿、或门前水库，一把一把磨镰刀，难道他不累吗？他是铁打的嘛？再苦再累不吭不响，默默干着。

每天收割中，他手脚最快，割完莜麦，主动码个子，将一捆一捆麦个子捆绑好，摆放有序，老乡称他：“劳动能手！

李兰柱用最短时间，学会并掌握了不少农活技能技巧，苦活累活争先干；他掌握了生产队所有农具机械的操作方法：播种机、脱谷机、拖拉机、磨面机、赶马车、套驴车、打场子，扬场面、过筛子、脱麦粒、炒莜麦、磨面粉，春耕、犁地、播种、施肥、帮耧、摇耧、打拉墩，耧耙、锄地、疊疙塄、刮畦畦、包括给菜园子选种、培植、掏大粪、施肥等农活样样都能干。因为，他选择了最艰苦的地方磨练自己。

他心里装着“两个家”，一个是“生产队”一个是“知青家”。眼里总有干不完的话，“哪里艰苦哪里去，哪里危险哪有他”。他身上始终有一种浑身使不完的劲儿，社员常常称他是个“好后生、硬汉子”！

有一次，李兰柱掌控脱谷机，整个场面麦穗粉尘满天飞，眼前雾蒙蒙的，那个时候，人们也不懂带口罩，呛得眼睛鼻子嘴里都是粉尘，相互看不清对面的人，抢时间、赶任务，劳动热火朝天，突然间机器出现故障，不转了，有位社员喊：“怎么办”？李兰柱说：“大家都别动！我来查看”。他带着手套把胳膊伸进去，发现确实堵死了，就用力往里伸手掏出了不少麦秸，脱谷机突然间开动了，“唉呀！搅住啦”！他边喊边机灵地抽出了胳膊。此刻，他的手套卷进去了；衣服袖子卷进去了，伤势很重！万幸没有失去胳膊，赶紧到卫生院包扎。就这样，也不肯休息，第二天，挎着绷带坚持劳动。

还有一次，麦场劳动中，突然间没电了，本来是找电工来查看原因，李兰柱毫不犹豫地说：“任务重时间紧，我试试吧”！他既没有电工家倶、更没有安全手套、安全带、脚扣，就凭着自己的胆量和勇气，爬上去约五、六米高的电线杆儿，他上去发现电线接口断开了，接通电的刹那间被电击下来，身体从电线杆上重重落地，整个手腕儿被电击伤，顿时失去知觉，人们急忙送他到卫生院包扎伤口，当他清醒时第一句话：“电源通了吗？机器能转动了吧”？

一次秋雨，不用下地劳动了，趁这点功夫，我们正在家洗衣服。队长急急赶来，说：“你们把手头活儿放一放，带上铁锹跟着我去堤坝上看看。”我们赶紧穿上衣服、扛上铁锹，快步追上队长往堤坝上跑。河沟里的水快和堤坝一样高了，来势凶猛，洪水激流冲向堤堓，队长把他扛来的几十条麻袋分发给知青，我们跟队长一起往麻袋里铲土装沙子。准备用麻袋加固堤坝预防绝口。忙乱之中堤坝裂口了。这个时候，村里社员们也都赶过来了，队长指挥大家，扛起装满沙土的麻袋，赶紧往堤坝裂口处堵，洪水越来越大，扔进去的麻袋眼看又被洪水冲走了，这时，李兰柱大声喊道：“决口前需要人来围一道墙”。说着，他第一个跳下去了，随后队长跳到决口处，说时迟那时快，男知青、后生们接二连三都跳下去了，出于本能反应我与铁姑娘队长相互示意手拉手也跳下去了，人多力量大嘛！大家与队长和李兰柱手挽手铸成一道人墙。洪水无情，不断上涨，洪水已经漫淹至我的胸部，冰凉刺骨，当时，大家根本顾不上全身冰冷？只有拼命保住堤坝这一个念头！水势还是很大，人们胳膊相互缠绕又连起了第二道墙。其他人继续扛麻袋堵决口，一个多小时的奋战，终于挡住了洪水，大堤守住了，没想到李兰柱受伤了，他第一个往下跳的时候，把脚磕碰在水里的尖石头上，当时，他顾不得许多，强忍着血流和疼痛，坚持到了最后胜利完成任务。他的脚和袜子、鞋里都是鲜血。“你们快把李兰柱抬到卫生院包扎一下吧”！李队长命令男知青。

榜样力量是无穷的，在李兰柱的带动下，大家也一同在艰苦中磨练自己。知青生活磨练着每一个人，学到了不少从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和悟出懂得了许多道理，增长了生存能力；懂得了在集体中只有互相关心、互助合作，团结友爱才能感受大家庭的温暖。

点点滴滴为他人

热情助人甘奉献

在知青小组里，李兰柱每天为大家做早饭，只要听到掏灰生火声，就像钟表在提醒我，该做早饭了；他只要听到我生火做饭，也急忙跑过来。从不让我自己做，啥活都要抢着干，他除了劳动，剩余时间尽可能帮女生多干些家务，打个下手，拉风厢、挑水、打扫院落卫生；他在洗自己衣物的时候，总要把其他男生该洗的衣服一起洗干净，还帮同学缝补衣服鞋袜；劈柴、打碳、生炉子。

在中秋佳节时，我父亲特意从莎拉齐“五七干校”给我们带来一篓当地收获的新鲜“123”苹果和一篓紫葡萄，半年多没吃过水果了，这下可以大饱口福啦！

同学们，见到我的父亲，如同见到自己父母亲，很兴奋啊！我们边吃水果边聊下乡的生活，不知不觉水果吃下去了一大半儿。这时兰柱说：“咱们给就近乡亲们也送点水果吧，让大家也尝个鲜”！同学们按照我分好的水果分别拿去送了，我陪父亲又说了一会儿话，父亲很满意，很高兴地说：“爸来这儿，看到你们好像长大了很多，半年多时间，经受了不少困难，也磨练了毅力，相互团结友爱，很好！爸也放心啦！”又说：“李兰柱让我很感动！这孩子，真懂事儿，就像个小大人。

那一夜我爸与他们五人睡一屋，李兰柱担心老人受凉，半夜三更先后起来三次，给炉子添煤加碳；哪同学蹬开被子就帮着盖一盖；东屋门不严气，他怕我着凉，还特意把他的军大衣给我加盖身上。父亲心疼地说：“小小年纪，懂得精心照顾别人，唯独忘了自己也是个孩子啊！这孩子整夜几乎没怎么好好睡觉，真让人心疼啊！”

第二天，我父亲给了我15元，我去供销社买了十斤鸡蛋，花了六元五角钱。我心里暗暗欣喜，把剩下的钱我暂时保存还可以为组里买好多次油盐酱等调料呢！

我回到小组就马上熬粥、烙饼、10斤鸡蛋全炒了，切点淹咸菜，大伙儿收工了，进门闻到香喷喷炒鸡蛋味道，“啊！赵叔了来真好！我们又能改善一下伙食啦”。每人捧着一碗炒鸡蛋，细品慢咽，都不舍得一下子吃光。父亲说：“如果加点西红柿就更好了！”

这时又不见李兰柱，他已经端着一碗炒鸡蛋，去聋子家了，肯定又是给聋子分享一半儿啦。李兰柱有点好吃的，总是想着别人。我父亲临走之前，叮嘱大家：“孩子们，你们一定要相互照顾好每一个人啊”！李兰柱给我父亲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他除了坚持劳动以外，利用业余时间打粮、礳面、洗菜、喂猪等什么活儿、他都抢着干；发现女生干重活，他不让，发现女生挑水，他接过来。有一次，我去挑水，井口冻的结冰坡，一不小心被滑倒，恰好前身趴在冰坡下面，井撸撸的把手狠狠打在了脊背腰之间，疼痛难忍。这个时候正赶上李兰柱接应替我担水，看到我滑倒，他健步跑过来，把我从冰坡下搀扶起来，说：“你看看，多危险啊！差点滑到井里啦！谁让你挑水啦？这是我们男人的事儿！”

初冬十月，小组眼看没粮少油了，我和李兰柱商量，借队里毛驴车前往十几里路粮站去买粮，我俩上午走的时候，阳光明媚，天晴气爽，一路兴高采烈，有说有笑，不时地唱唱歌，逗逗乐子；不知不觉到了。粮食装上车，该吃饭了，我把随身携带的干粮和水壶打开，正要叫他，发现他在喂驴吃草料。他说：“毛驴往返一趟，路途遥远，它拉车一路也饿了，走时我就做了准备”。眼前一目，让我再次感到了李兰柱做事周全心细，对牲畜也是如此关心啊！我俩迎着冷风，喝的凉水，啃着干焙子，感觉别有一种风味啊！估计这就是“苦中有乐呗”！

吃罢饭该返回了，驴也同人性，知道主人很善待它，所以，也抖抖精神，向李兰柱示意出发吧！后山气候变化无常啊，在返回的路上，突然间刮风了，我一阵阵感觉浑身很冷，李兰柱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马上停下车，把粮食袋子和草料麻袋围在我身体周围，正要脱棉大衣给我穿，我说：“不行！你脱了大衣会感冒的，咱俩背靠背一起用大衣裹着身子就可以了”。“这样也好”他说。他赶着毛驴车，我紧紧的靠住他的背，相互取暖感觉还不错。

毛驴车继续加油赶路，离队里不足几里路时，突然间扑通一下，车狠狠蹲了一下落地啦！啊！车辕与驴身托开了，车掉下来了，可驴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独自往前走？李兰柱跑出去大约五十米把驴拉回来，又把车套牢靠了。我俩这才为刚才发生的事儿，哈哈大笑……呵呵，真搞笑！因为路上耽搁，回到家已经天黑了。

他不仅关心、照顾着我们每一位同学，还常常想着老百姓，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给社员们理发、写信、带个话是常事儿；只要听说谁有病了，就主动上门问寒问暖，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拔罐儿、扎霍乱、用土办法为老乡救急治病；特别是对村里的孤寡老人、病弱残疾者更是关心。

比如：菜园子的单身老汉，脾气古怪，不大随和，也不合群，见人就发火！自从遇见李兰柱在他身边儿，边向他学习种菜技术，边给他讲故事、说笑话、逗乐子；更重要的是还帮助他洗衣做饭、剃头清理卫生；经常与他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他关心备至，照顾有佳。之后，这老汉简直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脸上有笑容了；说话也和气了；不再骂人了；每天精神焕发，高高兴兴的把菜园子打理的有模有样！

再如：距知青房很近有一个光棍聋子，孤独善良，也是李兰柱重点照顾对象，李兰柱与聋子交为朋友，常去他家照料，隔三差五给他做点好吃的，改善一下伙食。有一次聋子病了，正值中秋之时，李兰柱放弃了本该他探望父母团聚的日子，选择了陪伴照顾有病的聋子，没有任何怨言，耐心服伺在他身边儿。

李兰柱生病时，大家给他买了几个水果罐头和鱼罐头，他自己一直没有舍得吃，特意拿给聋子吃、分享其快乐！李兰柱为照顾聋子，干脆搬到聋子家住，在他一个多月的精心护理下，聋子的病好啦。菜园老汉常常夸赞李兰柱；“聋子心里早已离不开兰柱了；”从此，聋子逢人便伸大母指的习惯，以示对李兰柱的夸赞和敬意！李兰柱在秃亥的好人好事说不完、道不尽，动人事迹不计其数！已经和老乡同呼吸共命运，深深地融为一体，凡是大、小事儿都愿意找他，得到了村民的信任和依赖。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李兰柱是个吃苦耐劳的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处处为着他人着想，从未善待自己，他在日记中记录着：“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得是一辈子做好事。”“只要能减轻别人一点负担，我就感到幸福”。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

1974年11月底，他真的累病了，这次感冒不比从前，可他并没有休息，继续下地干活、和往常一样没把自个儿当病人，照常坚持给同学们做早饭，干家务。发现知青没有粮食了，就带病在冷机房炒莜麦、磨面，整整干了两天半黑夜，磨好了两袋莜面、两袋白面，像有意识的要安顿好知青的必备粮食，这样折腾自己的身体，特别炒莜麦后着干锅，导致病情加重，严重超负荷的操劳，致使他真的是病倒了，再也无法起身上工，只好卧床休息，约上午九点钟，李兰柱硬撑着病身子出去到茅房，刚走出门前不远处，有个闲置的山药窖，突然间听到山药窖里哼哼唧唧声音，他很吃力的走过去往下一看，发现一只小猪娃掉进去了。

李兰柱瞬间时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围，没有一个人，就不顾一切，纵然跳下去拼命把社员的小猪娃硬是托上去了，可是他再也没有力气爬上来了。直到社员收工，一位老汉听见山药窖有呻吟，往下一看，“啊！兰柱”！这时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处于昏迷状态，老汉急忙喊人过来，把李兰柱救上来。队长即刻派拖拉机，用棉被子裹着李兰柱，安顿知青赵云柱送他去县医院，秃亥离县城三十里地，一路颠簸直到晚上才住进了县医院。第二天早晨转院去内蒙医院（十二月一日）重症病房，知青同学们第二天都赶到医院，李兰柱高烧已经40多度，三、四天高烧不退，大夫除了给他输液、打针、输血、给氧，同时用冰块儿铺在他身体上，身体热度能把冰块融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根据此情况同学们立急告诉了李兰柱家人，他父母来了，他三叔三婶也都来了。李兰柱昏迷中稍清醒时，表现自己的坚强毅力，硬撑着身子要去卫生间，不愿意麻烦大家，但是，他身不由己呀！只要能苏醒一点，有意识的还要看看周围同学们，高烧昏迷中，断断续续说胡话，“家里粮食有了，地上有一袋莜面、一袋白面，笼屉里还有馒头、有烙饼，你们吃吧！”第三天早晨，他三叔听到李兰柱昏迷中在叫：“赵…兴选”。因为，我当时已经抽调回城了，他三叔即刻吩咐身边同学马上通知我，12月4日晚上，我与母亲商量并买好了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去往呼和的火车票，唉！太突然了，万万没想到李兰柱病危！我彻夜难眠啊！感觉今夜太长了，盼着天亮。

凌晨五点钟我怎么也睡不着了，就和母亲说：“妈！我不睡了”。随即母亲起来为我熬粥，早晨六点半，母亲送我去火车站，一路黑不隆冬，似乎身上很冷，母亲为我往头上捂捂围巾，到了车站离八点检票，还得一个小时，“妈您回去吧，我自己在候车室等”。母亲看我很坚决的表情，很无奈的离开了火车站。

七十年代，火车也真慢！从集宁到呼和四个小时，到呼和已经中午12点啦，下火车遇上刮黄风，天灰蒙蒙的，风沙打在脸上睁不开眼睛，眼前看不到几个人？我急匆匆上了4路公交车，直达内蒙古医院，一口气跑到李兰柱病房，顿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人呢”？身边儿有位护士姑娘说：“唉！这个知青早晨五点钟就没了”！她还感慨地说：“他是我们医院住院期间最坚强的病人，他是知青，也是好样的！我们大家都被他的精神所感动了！”我不知道在听她说话？还是发愣？突然间我又问护士：“那人呢”？她说：“唉！家人、同学们都已经离开医院了”，“他被停放在太平间啦”。这时，我不顾一切，直奔太平间，满墙设置的都是停放死人的抽屉，地上用木板停放着三具尸体，分别用红色布盖着，也可能是第六感觉吧？我直接指着其中一个盖着红布的尸体，“大爷，麻烦您把他抬过来吧”，大爷说，“这娃娃，你知道是不是你要看的人？咋能让我说抬就给你抬呢”？“大爷，他好像就是我的同学”。大爷看我可怜，同情的样子说：“行吧，那你打把手，把他抬到木案上吧”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和胆量，拿开红布，看见了李兰柱，他身穿兰色棉夹克，直直躺着，似乎眼睛半睁不睁，没有完全闭眼，好像睡着了，面带安详，根本没有死？我说：“大爷他真的死了吗？好像睡着了？”大爷说，“你这个娃娃真胆大，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女娃”！他说话中间走近我身边儿，我摸着李兰柱脑门顺着眼睛摸下去，“老同学我来晚了，你也没等等我怎么就去了？”我哭着说，眼前李兰柱突然间从嘴里、鼻孔里冒出一些气泡，眼睛这才闭上了。大爷看到了这一切说：“唉！这娃娃估计就是在等你呢，还有灵性感觉，有口气煞总算排出去了，放心闭眼了也安息啦！”

我静静地看着他的尸体默默地流泪，不知道自己在太平间停留了多久。只听见大爷说：“今天是破例让你呆这么长时间啊”！我才意识到该离开了。   

从太平间出来后，也不知道是冷？还是过于悲伤，浑身颤抖哆嗦着停不下来，我哭着离开了医院。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五位知青得知消息自发给李兰柱送来五个花圈，以表示对集宁知青李兰柱的敬佩和哀悼！

后来，才得知这五位老大哥分别是武川一中、二中的“老三届知青”，因为他们曾经也是下乡插队知青，他们几个是先后被抽调分配在内蒙古政府直属机关团总支书记；内蒙古政府机关印刷厂团支部书记；内蒙古政府机关领导等。

这五位老知青的心愿，就是代表广大共青团员以及所有下乡插队的知青们，对武川知青典范李兰柱的沉痛悼念！

我回到集宁，即可组织我班二十几个同学来我家里，在我父亲的支持帮助下（父亲给我们买回来竹子、竹竿儿，铁丝、花圈彩纸）母亲指挥导在我家炕上围在一起为李兰柱亲手做了一个最大花圈是代表全班同学的；分别做了代表武川知青；代表下乡十人小组；代表我们全家人等五个花圈并向李兰柱祈祷默哀！

同时，共同回顾李兰柱的一生，他最常说的两句话“将革命进行到底，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以前每每听到他说这两句话，总觉得有种“口号”感，这时才懂得这是他的信仰，他一生所做的一切都源于这个信仰。

由我执笔写了《李兰柱生平事迹》并报送武川县委、政府和知青办，经武川县委政府调查核实研究决定将李兰柱葬在武川烈士陵园！因为，当时世者父母、直系亲属不同意把李兰柱葬在武川，最后由生产队长、大队支书、公社常委、分管知青领导等人将李兰柱遗体送回集宁，他们处理了安抚丧葬有关事宜，并主持召开了追悼会与遗体告别直至安葬。

李兰柱生前典型事迹，不仅是集宁二中同学们的骄傲；也是武川广大知青朋友们的骄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2022年4月5日

马万昌个人简介：

     马万昌，男，回族，北京三十中1968届高中生。1968到武川东红胜公社湾兔河大队小井生产队插队落户。当时小井生产队由东小井和老圈两个自然村组成，两村相距三里。北京知青来后被安置在老圈村， 1973年春，老圈村废毁，并入东小井。

1974年初北京市教育局招工，选调回京被分配到门头沟西辛房中学做教师。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1月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分校工作，后并入北京联合大学。2008年退休。

忆五十年前的一段友情

----我与包头知青聂其桂

马万昌

  2021年12月31日下午2时许，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我拿起手机接通了电话，那一边传来了清晰的语音：“我是聂其桂，你是马万昌吗？听武川王立仁说你找我很长时间了。我现在的记性不好了，对不起，我实在记不清咱俩是在哪儿认识的了。王立仁昨天晚上联系到我，跟我说，有个在东红胜插队的北京知青马万昌一直在找包头知青聂其桂”。

我一听“聂其桂”三字，一下子振作了起来，随即回应道：“我也是，现在记性差多了，但是我忘不了你，我一直记得你想着你。其桂兄，你记得武川工地吗？你在武川工地做过工吧？我们是在武川工地认识的”，“我还去过包头你的家，1973年还是在你家过的春节呢。”

“我是在武川工地做过工，还不止一次做过工，但是有些事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你还到包头我家过过年？我怎么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呢？”聂其桂若有所思地说道。听得出他是在努力地回想着，但仍旧是一片茫然。

电话中，我俩你一言我一语逐渐追回了记忆，越聊越亲，第一次通话时间超了四十分钟。

我很庆幸，寻找了多年的聂其桂，在多位同学和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又联系上了。这一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离我和聂其桂相识已经过了50年，距离我们在包头分手也将近50年了。我贮存、寻找这段友谊差不多是半生的时间。

1968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形成高潮的一年。

聂其桂，是呼和浩特铁路局包头铁路二中的1967届高中生。1968年9月，20岁的聂其桂被分配到武川县西红山子公社老来毛大队虎花岱小队插队落户，与聂其桂一起来到虎花岱插队的还有同校的另外9名同学，一共是6男4女10位包头知青。

一、备战出民工

1968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年，这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通过决议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在国内取得防修反修伟大胜利的同时，在国际上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也日趋尖锐起来。此时，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十多年的唇枪舌剑论战，已经逐渐发展为两国军队的兵戎相见。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边境地区摩擦不断，很快毛泽东就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最高指示。

1969年3月，中苏两国军队的边境摩擦升级，终于爆发了珍宝岛事件。

为了防御、抵抗苏军的可能入侵，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他根据地形地貌的自然状况和人口分布、经济发展、军力部署等社会因素，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三个战略区，后来被人们简单分称为一线、二线和三线。

当时武川虽然不像东北黑龙江和西北新疆那样与苏联接壤，但是离蒙古人民共和国不远。当时的形势宣传称，苏联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这包括苏联在中蒙边境的驻军。在中苏大战一触即发的形势下，阴山北麓的武川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反修战场的第一线。

为准备打仗，从1969年春天起，武川县开始了一系列的备战工程，县里每年都会向各公社、大队、小队逐层下任务征调民工，搞大规模的备战工程建设，工程都集中在县城以南的大青山一带。征调民工搞备战工程，自然少不了刚下乡不久的热血知青。

我曾向村里的冀安元队长表示，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去。此后，上边一派下来出民工任务，冀队长都会先来找我问问：“万昌，这次你能不能去？”

我在武川插队落户前后五年多，在1969至1972年的前四年间，年年都被派出来做工。直到1973年，我当上了村里的民办教师，才不再找我出民工了。1974年初，我被北京市教育局选调，离开了武川。因此在武川做民工，成了我插队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和聂其桂的相识和友谊，就是在武川的工地上。

1969年春，全县集中了数百号民工修筑6602战备公路，乌盟公路局勘察设计、指导施工。那是一条从武川经哈拉合少翻越大青山到达土默特左旗川底的四级公路。据我所知，这在当时是从呼市到武川和从包头到武川，这两条公路之间的又一条南北通道。这条公路无论是用于战时运兵和运输军用物资，还是平时服务经济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出行需要，都是十分重要的。民工们凿石挖山、削高垫低地干了三四个月后，到了仲夏时候六米宽的盤山路已初具规模，有些路段只等轧路机碾过后铺洒石子和沥青了，我估计已完成了工程总量的百分之六十，可以说是胜利在望。可就在这时候上级传来了紧急通知，工程立即停止，民工全部解散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出民工，从春到夏在哈拉合少工地干了三个多月。

聂其桂当时在武川南梁的6602工程指挥部做工，开始时跟着刘金铸师傅修小推车，后来又调去和吴师傅一起开轧路机。

我和聂其桂有比较多的接触，是在1970年。这一年武川县调集民工搞改河工程，落实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改河工程指挥部，设在县城大街中段路西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院子里。

聂其桂这一次仍旧被召到工程指挥部，工作岗位是改河工程指挥部的铁匠炉，工作地点就在指挥部大院里。铁匠炉只有两个人，一位是聂其桂，另一个是铁匠师傅宿茂。宿师傅也是征调来的农民工，他有祖辈家传的手艺，在家里就是在铁匠铺干活。改河工程离不开打眼放炮、采石垒坝、凿洞挖沟、修桥铺路。打眼放炮用的钢钎磨钝了，十字镐的镐头磨秃了，撬石头的撬棍没有尖了，都要送到铁匠炉来重新过火，淬炼锋利后再运回工地。聂其桂和宿师傅的铁匠炉每天总有一批又一批，一拨又一拨干不完的活儿，整日里炉火熊熊，锤声叮当。虽说干活的只有两个人，但各工地来送活儿的和等着取活儿的人车，却络绎不绝。

那时候征调来的民工，都是按照准军事编制来组织的。在这次改河工程任务中，我所在的东红胜和中后河、庙沟三个公社的民工被合编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民兵连，每个公社的民工算是一个民兵排，公社指定的带队人便是排长。这些带队的都是社队干部，基本上都是当过兵的复员军人。此外，在征调民工的时候指挥部里也会特别指派任务：某公社要派出赤脚医生，某公社要派出铁匠或木匠，某公社要派出大车连同车倌等等，民工多的公社也会带有炊事员，这些应该算是专业技术人员了。

我们这三个公社民工的任务，是为改河工程开采石料。工地在武川县城东南的什尔登，这个小山村距离县城有十二三里路。民工分散住在老乡家里，从村子到工地约有三华里路程，工地就是半山腰间新开辟的采石场。

采石场用钝了的钢钎、撬棍和十字镐，折断了把的铁锤、铁锹，攒够一定数量装上马车，送到指挥部去修理或者更换。差不多五六天就得去一趟，十几里的山路，加上在指挥部耽搁的时间，往返一次就得一天。那时候知青的穿着和口音与当地老乡的差别非常明显，单从走路姿势上远远地就能看出来。我一到铁匠炉就和聂其桂攀谈起来，一见如故成了朋友。

改河指挥部的知青很少，除了铁匠炉的聂其桂，依稀记得还有一位女知青在政治部帮忙。当时是政治挂帅，指挥部给各工地都订了一份报纸，我有时到政治部去取报纸会碰到她，接触多了也就相识了。

采石工地三个公社共有百余名民工，中后河公社的人数最多，东红胜次之，庙沟人最少。庙沟公社派有一名赤脚医生，中后河公社和庙沟公社各有一位厨师。伙房是在生产队腾出来的三间大北房里，靠东山墙是一铺大炕，靠北墙砌了两盤锅灶，两位厨师傅工作住宿都在伙房，粮油调料堆放在伙房西山墙处。

工地还需要有一名会计，会计的责任是：接收、登记每位民工自带的口粮和素油，记录出勤情况，上报、领取、分发工地补助，购买工地补助粮油和其他生活劳动必需品，管理收入支出的账目等等，一个人兼管记工员、会计、现金出纳、核算。中后河的领队说他们公社有一位民工教过书，有文化能当这个会计。这位同志也自告奋勇表态可以胜任，大家没说什么就都同意了。那位会计身材不高，说话很热情，具体姓名现在全忘记了。

从早到晚忙乱了一天，民工住宿和伙房设施安排停当，一切基本就绪。

下午，指挥部来了三位领导，来采石场察看情况。晚上开会做工作动员，宣布采石场的领导，中后河带队人名唤郝富贵，被任命为连长，他又为本公社推荐了一名排长；东红胜公社的带队人姓王，是双玉城大队的民兵连长，来这里做了排长；庙沟公社的排长是位年轻人，公社的团干部，姓氏记不得了。采石场第二天正常开工，很快就有工地派车来这里拉石头。

当时采石场的知青不多，东红胜就是我一个，庙沟公社有三位天津知青，中后河公社有一位武川知青名唤李永富，知青之间熟悉得很快。

一天下午下工后，李永富请假回家取东西，第二天早晨他没有直接回工地，而是先到指挥部转了转。可能是李永富从小到大长在武川的缘故，人熟地熟，他像串门一样去了会计室，总会计贾金梅让他捎话给石场的会计来领钱。当时的人们太穷了，对发钱的事格外关注，他仔细翻看了采石场上报的民工补助申请表，发现了问题。采石场三个公社的民工有90多号，将近百人，但是补助申请表上的民工却有110多人，虚报了十几个。虚报的手法就是以一顶二，譬如有个民工王喜来，小名二蛋子，表上就写成王喜来、王二蛋两个人。虚报的人名，都是中后河的人，李永富对中后河的民工都熟，这事瞒不了他，当即指出问题。他把表格抄写一份带了回来，他不仅报告了领导，也合盘托出告诉了知青，事情很快就被传开。

那位会计自然无法再干下去了，只能换人，我们公社的王排长极力推荐我接任会计。理由没有说出来，但大家也心知肚明，伙房里厨师加上会计一共三个人，由三个公社各派一人，这样公平大家放心。于是我搬到了伙房，与中后河的孔师傅和庙沟的马师傅住到了一起。

所谓会计，实际上就是伙房管理员，我平时也上工地，快到开饭时早回来一会儿，帮助厨师傅准备开饭。但是外出去县城的机会多了，除了每隔10天要去到指挥部报送民工出勤补助表、领取民工补助外，还经常要到县城粮店去购买补助的粮油。指挥部按规定每个民工每天要补助1斤粮和0.3元的，按照补助粮的比例还能购买一定量的菜籽油，购买粮油的钱从补助款里支出。除了粮油还要买副食调料、蔬菜，伙房和分住在各家民工的灯用煤油也是大宗消耗品，有时候还需要为医生买些药品，这些花费支出之后剩下的钱，就可以按出勤情况分发给民工个人了。当然每次去县城都免不了有民工个人，要求帮忙买点儿香烟、肥皂、毛巾之类的小物品捎回来。

二、因书成挚友

差不多每去次指挥部都能见到聂其桂，专门去铁匠炉送活取活自不待说，平常去会计室办完事也常到他那儿转一圈。聂其桂在指挥部消息灵通，指挥部或者哪个工地发生了什么新鲜事他都知道，我俩有时聊得开怀大笑，捧腹解颐。接触次数多了，彼此了解就深入了，话语投机自然就加深了感情。

当我独自去武川县城的时候，只要办完事时间不是太晚，我都会到新华书店里转上一圈，也只是习惯性地转上一圈，毕竟那时候可去可看可逛的地方太少了。新华书店坐落在可镇南北大街中段路东，县委大院和礼堂的北面，斜对面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书店位置显眼铺面豁亮，但里面的书籍却不多。书店坐东朝西，进门的正面东墙上高挂着毛泽东和马恩列斯的标准像，北南两面墙上张贴着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样板戏的剧照；正面的书架上和玻璃柜台里，摆着毛泽东选集和多种类型的毛泽东文章合编本，以及马恩列斯的著作；南面的书架和柜台里面售卖的是中小学课本和色彩绚丽的儿童读物；北面的书架和柜台是综合性的，有文学、历史、地理、农机、畜牧等各类专业书籍，种类较全但各类书的数量却少得可怜，文学类的只有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再有的就是那几个革命样板戏的剧本，地理类的就是中国地图集和世界地图集，能够吸引我眼球的是书架上的两部史书巨著：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和《汉书》，几十册豆绿色的书整整齐齐地排满一层书架。我知道这种大部头的著作是不会拆开单卖的，整部书在那个年代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

记得一次我刚要推门进店时，聂其桂正从里面走出来。他手里拿着一册新书，印有新华书店字样的包装纸半包着书脊，一根纸绳系在书腰处。“其桂，买了什么书？”我打招呼说。“你看看！”他把书递给我，我接过书转身随他走上大街。那是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的《北齐书》，二十四史之一，唐李百药撰，全书五十卷，这是一本正经史书。我大致翻阅了一下，把书重新系好，双手交还给他说：“好书，值得一读，你什么时候看完了借给我看看” 。聂其桂没有伸手接书，笑了：“你也喜欢看这类书？”我点点头。聂其桂爽快地说：“那你就先拿回去看吧。” 他的痛快大方有点儿让我感到意外，我没再推辞，立刻从挎包里取出一张报纸，包好书塞进了挎包。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后果就是文化凋零，想读书找不到可读的书。我下乡时除了《毛主席语录》之外，带了一本《唐诗宋词选》，同组知青刘紫生带来了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上下两册《历代文选》，这三本书几乎快被翻烂了，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作品我都能背诵下来。工地上生活是单调的，男知青和老乡凑到一起，最简单的取乐方式就是吞云吐雾的抽烟和晕素搭配的诙说。我不会抽烟，也很少加入诙说。如今住在伙房有了两个优势，一是人少安静，二是煤油充足，晚上可以随心所欲地挑灯看书。

在伙房住宿的只有两位厨师和我三个人。晚上清理完锅灶，做好第二天早餐的准备工作后就没事了，把灯台放到炕桌上，我开始整理单据做账，收起账本后就是聊天。中后河的孔师傅是主厨，他是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在村里做过生产队长，阅历丰富也健谈，跟他交谈很长见识。庙沟的马师傅将近五十岁，原籍甘肃是位回族老者，忠厚善良，恪守教规不近烟酒，说话略带西北口音。两位师傅忙活近百人的伙食，一天下来确实很累，孔师傅抽够了烟收起烟袋，他俩就紧靠炕的一头安歇了。剩下我一个人挪挪炕桌把灯挑亮开始看书，大概两三个小时以后才在大炕的另一侧打开被褥睡下。两位师傅拂晓起来烧水揉面，因为头天晚上已经把菜洗好切好，不舀水洗菜不动切刀动静不大，师傅照顾我可以睡到自然醒。有时候三四天就把书看完了，闲着无聊，我就会把书从头到尾再看一遍。

再去指挥部时，我用报纸把书包好送还聂其桂。一次我去会计室送完民工补助报表走出来，聂其桂看到我立即说：“万昌，你先别走，等我一下”，说罢快步向他的住处走去。不一会儿，他右手拿着一个用蓝布包裹的小包跑过来，递到我手中，然后说：“昨天刚买的书，我想你没看过”。我打开布包一看，是一本《陈书》，那块蓝布看得出是一只拆开洗过了的套袖，于是重新用布把书包好说：“你昨天才买的，肯定还没来得及看，你看完我再看罢”。他用手把书一推说“没事，你先带回去看，我不着急”。朋友间不好一再推辞，他的举动是那么主动真诚，他不说我怎么可能知道他买了书呢？我心头一热，也不再说什么接过书放进挎包。

人做事有时候会形成惯性，他断断续续地买书，我总是做那书的第一个读者。那个夏天我从聂其桂手中前后借阅了《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和《周书》，可见他酷爱读书，也喜欢藏书，手中有了点儿钱就去买书。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由于那时候知识储备太少，又没有工具书，那些书都读得囫囵吞枣一知半解，书的内容也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迹。只是因为记得杜牧《台城曲》中“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谁怜容足地，却羡井中蛙”的诗句，所以对《陈书》卷七后妃传中的《张贵妃传》还有点印象。

《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这几部史籍说：“体例秩然，惟其中记传年月，间有牴牾”，“是其文章萎苶，节目丛脞，固由于史料史学不及古人，要亦其时为之也。然一代兴亡当有专史，典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人材之优劣，于是乎有徵焉，未始非后世之鉴也”。是说这几部史书，存在缺陷，成就明显不及前四史，但作为断代专史仍有一定史学价值。可惜当时我还不懂这些，更没有注意到武川在那时的重镇地位和影响。

当时让我深有体悟的是，“书非借不能读也”的古训 。清乾嘉时期的著名文人袁枚，号随园主人，写过一篇《黃生借书说》，记载一个叫黃允修的青年向他借书，袁先生回想起自己年轻时向人借书的不易，为勉励后学不仅借书给黃生，还写了这篇小文送他。袁枚在文中提出了“书非借不能读也”的论点，认为只有借来的书才可能会及时看，认真读。为什么呢，因为要按时归还人家，而且还担心以后没机会再看到此书了。另外，并不是有书的人都肯把书借给别人，往往越喜欢书的人越舍不得往外借，能借到书也是缘分，应当珍惜。可惜聂其桂有随园主人的雅量，而我却没有黃生的勤奋精神。

到了天气转凉的仲秋，改河工程指挥部宣布：工程暂时告一段落，民工解散回家，明年春天继续。我最后一次到指挥部会计室去领补助款时，总会计贾金梅指着报表对指挥部的领导乔海文说：“所有工地的报账，小马做得最好，清楚明白，字也写得好看，都像他这样，我就省事多了。”接着转过头对我说：“明年春天你还来，还接着做石场会计。”

第二年春天，我又来武川做工，但是没有再去石场，而是到大青山去挖电缆沟。后来，聚金山的知青卢小会曾对我说，“老马，我接替你做了石场会计，指挥部的女会计还向我问起过你，你保存在小柜子里的那些单据和账本都被我扔了”。

1971年，为防止苏军占领内蒙古高原后深入腹地，就必须在阴山一线构筑坚固的地下防御工事。据说在九大之前，粟裕大将曾来武川视察，作出过要坚守武川要塞的指示，所以当时紧急动员修建6602、6603战备公路，以保障后方补给能快速送上前线。但是不久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说，如果中苏开战，我主张让出一些地方，放他们进来，打一场人民战争。于是就有了战备公路紧急叫停，重点构筑大青山地下工事的举措。在大青山深处开挖战时仓库、指挥部、地下通道、大大小小的战斗堡垒等任务由解放军工兵来完成。我们民工的任务是挖掘用于沟通各山洞之间的电缆沟，当然民工也到不了山洞附近，接触不到真正的地下工事。

这一次我们东红胜的民工住在一个叫四合义的村庄，民工中有不少知青，在我的记忆中，这次出民工的知青有：邳国良、朱金刚、张嘉兴、徐长胜、王学诗、徐文明、朱浩、林先河、宁大江、丁国强、焦书经、邱瑞年等人。民工的吃住条件都很差，我们住在一家老乡的仓房里，墙壁四处透风，地上铺些麦秸放上行李打地铺睡觉。时至寒秋，晚上大伙穿上大衣皮袄，再用被子盖上腿脚，全副装备都用上，挤坐在一起说话聊天，嘻嘻哈哈地抱团取暖，可说是苦中寻乐。第二天早起被口都是一层白霜，用什大股王狗小的话说：这住处是“筛子扣簸篮，走气不在一忽栏”。

具体领导我们施工的是解放军的一位石干事，他在训练民兵时有一颗手榴弹没有投出去，为了保护民兵他像王杰一样扑了上去，他受了重伤，截去了一段肠胃，也因此被评选为内蒙古军分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石干事像要求军人一样要求民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是他的口头禅。民工对他议论颇多。寒天冷地，在崎岖嶙峋的山坡地上，每人每天要挖宽60公分，深120公分，长4米的一段电缆沟，确实是很难完成的工作量。

聂其桂也参加了这次挖电缆沟的备战工程，但他们去了四子王旗。这一年我们很少见面，记得只是在武川县城碰过一次面，匆匆而过没有多聊，我俩相互留下了通讯地址，珍重而别。

三、包头过大年

1971年是中共九大召开后的第三年，这年秋天发生了林彪出逃殒命的“9.13”事件，随后在全国范围特别是在军队内部开展了清查林彪余党运动。政坛震荡，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则纷纷获得“解放”，被重新启用回到领导岗位。

1972年，我再到武川做工，是在县城北面五六里路的备战砖场。在这里我遇到了张荫涛和王继勋两位在东土城插队的北京知青，播种下了终生友谊的种子。

这一年，聂其桂没有出来做工，他开始做了村里的民办教师，直到1975年春天返回包头故里。

老干部政策的大面积落实，其子女问题的连带解决，使得上山下乡的知青命运发生了分化，其后一些干部子弟和红五类子弟通过当兵、升学、招工等不同途径，离开乡村返回了城市。

我出身不好，属于黑五类子女。1966年8月，父母被遣返回河北原籍，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我想尽办法没有随父母回老家，选择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道路。最初几年，我也随着同学冬天回到北京，然后回原籍农村探望父母。开始还和同学相互串串门，玩玩乐乐寻寻开心，有意回避现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青命运的分化，开始意识到我毕竟与别人不同，是属于另类的政治贱民。

1971年春，我离家返回内蒙前夕跟母亲说：“儿今年不再回来了，秋收以后儿会给家里寄回些钱来，帮二老分担些生活压力，尽量让弟弟妹妹多念点书，把日子过得好一点儿，咱没有必要把钱花在路费上。”母亲听我一说，立即流出了眼泪：“妈一年才见儿一回，你别不回来！路费不够，咱们想办法凑，你弟弟妹妹每到秋收以后都数着日子盼你回来，全家人平安，一年到头能够团聚，比什么都强。咱们还能指望什么呢？”说罢泪流满面抽泣不止。

1972年秋收结束，我也从战备砖场回到村里，同学分完红准备回家。我对他们说：“来内蒙好几年了，年年冬天回北京，年年依旧，我今年不打算回去了，留在这里过春节，体验一回后山的过年风俗。明年开春哥几个早点儿回来，把我一人扔下好几个月，哥们太孤单了！”

随后我给聂其桂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今年冬天不回北京，希望过了除夕能去包头他家住几天，换换环境的愿望。之前在武川做工时，聂其桂就曾邀请过我，说欢迎我有机会到包头他家去玩，所以我写这封信也算是应邀之意。很快我收到聂其桂的回信，他告诉我再有半个月，他的学校就放假了，放假之后他不多耽搁就回包头了，他在家等我，还再三叮嘱一定要去，最好提前几天去包头过大年。最后写了详细地址，并注明怎么乘车换车，还画了路线草图。情意殷殷，溢于言表。

1973年的大年初二，我踏上了去包头的路途。

包头北倚大青山，南临九曲黃河，古称九原，别名鹿城，是著名的草原钢城。

聂其桂家住东河区，在包头东站附近，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盖的那种坐北朝南的排子房，每一排大约有十间房，六七排房子连成一片，是铁路职工家属住宅区。两排房之间大约有4-5米的距离，东头用高墙堵死，住户们都是从排房的西头进院，每家都在门前占用两米宽的地方圈起个篱笆墙，留下两米多的甬路，可以通过自行车和三轮车。

聂其桂家住在中间一排的最东头三间，所以他家沿着西边一间的西山墙，从北向南砌起了一道半人多高的砖墙，中间留门隔出了一个独立小院。小院干净利落，东南角盖有一间小南房，用作存放杂物的仓房。三间北房一明两暗，中间一间靠北墙正中摆一张方桌，两旁摆放着椅子，用作客厅，冬天兼作厨房，东西两间是卧室。小院干净整洁，屋里一尘不染，过年期间更是一切都收拾得井然有序。“入观庭户知勤惰，一上茶汤便见妻”，一个家庭的环境面貌和接人待物，就是家庭主妇的形象标签。聂母中等身材，略带四川口音，勤快热情，斟茶倒水，嘘寒问暖，一进门就让我原本拘谨的心态放松了许多，久违了的温馨如家的感觉不期而至。

聂家是个大家庭。聂家伯父在铁四局工作，工作就是修铁路，全国四处跑，从征地开始到铁路通车，一年到头住帐蓬。这段铁路修好了，就要转移到另一地方重新开始，工作辛劳而艰苦，很少回家，那年过春节也没能赶回来。

聂家伯父伯母是在四川相识结婚成家的，聂家有五子一女，兄妹六人。其桂的大哥出生在重庆，取名其渝；其桂排行老二，出生在广西，故名其桂；三弟出生在湖南，名叫其湘；四弟生在甘肃天水，名唤其天；五弟生在内蒙集宁，名曰其平（集宁旧称平地泉）；最小的是个女孩，生在钢城包头，取了个男性十足的名字，唤作其钢，父母和哥哥们都叫她“小妹”。 其桂的大哥当时已经结婚，也在铁路部门工作，可能是在外地，我没有见到他，当时也不便多问。

其桂已经告知家人我是回族，聂家伯母做饭食特别照顾了我的生活习惯，伯母的厨艺很好，北方饭食中带有川菜风格，别有滋味。吃饭时一家人非常照顾我，热情周到，特别是小妹坐在我身边，盛饭夹菜格外殷勤，她的真心诚意让我感觉到由表及里的热度。其桂的三个弟弟话语不多，只记得一个身材比较高的弟弟当时正在上初三，吃过饭他们就出门找同学玩耍去了。家里只剩下伯母、小妹、其桂和我，喝茶说话，屋子里温暖舒适，其乐融融。

其桂家东西两间是卧室，都是紧靠窗台的大炕，非常宽绰、平时其桂兄弟四人住东间，伯母和小妹母女俩住西间。晚上伯母对住宿做了调整，让我和其桂两人住东间，三个弟弟都搬到西间去睡，并且把最好的被褥留在了东间。我觉得这样不好，说我们兄弟五人都住东间绝对都能睡下，一点儿也不会挤。伯母没有同意，坚持要听从她的安排。

第二天早晨我和其桂起床后，小妹端进来一盆热气腾腾的洗脸水，放到盆架上说道：“哥哥，洗脸吧”，还顺手把一块新毛巾搭在了盆架上。其桂 “哦”了一声，算是回应。小妹立即说：“二哥，没有说你，我是在让这个哥哥洗脸”，说着对我笑了笑。我立即站起来回道：“谢谢小妹”。其钢小妹在家年龄最小，又是家里唯一的女孩，肯定很受宠爱。她当时有十一二岁，正在读小学四年级，扎着小辫，脸庞红润，笑容可掬，活泼伶俐，有点小幽默，特别讨人喜欢。她很会待客，我在其桂家的那几天，小妹是其桂之外同我接触最多的人，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会在一旁静静地听着，静静地观察着。看我们闲下来的时候，小妹会拿着作业本站在我旁边，故意露出书本来等我问她的学习情况，让我看她满是对勾的作业本。一次她拿着书来问我一道算术题，事后她对伯母说：这个哥哥比二哥讲得好。还有一回她神秘兮兮地让我看她的作文本，作文是女孩子的小秘密，一般是不会轻易让生人看的，她避开其桂让我看她的作文，感觉得出来她对我非常友好。

今年初重新联系上聂其桂后，我向他打听小妹的情况。其桂告诉我，小妹其钢和他的小弟其平后来都工作在山东，现在都已退休，生活在山东，虽然同在山东但也不在同一地方。聂家伯父后来在山东修铁路，当时工作不好找，于是就设法在山东给最小的两个儿女找了工作，单位都属于铁路系统。

唉，一家人星散四方，幸耶，不幸耶？

1973春节，是我第一次去包头。那几天其桂竭尽地主之谊，带我去了很多地方，东站西站和繁华街区自不必说，还去了昆区和青山区，总的感觉就是空旷寒冷，冬天的市内公园也照样荒凉冷落，很少能见到游人。转龙藏早已经改成工人疗养院，白底黑字工人疗养院的牌子挂在大门左侧，现在是冬眠期，门可罗雀，台阶两边的角落还残存着层冰积雪，朱漆斑驳的大门尘垢满面，一把大铁锁守卫着门户，我不虚此行的是毕竟看到了山门。

印象最深是他带我往南步行七八里路甚至更远些，来到了黃河北岸的渡口。我们是吃过午饭出来的，那是个阴天，寒风瑟瑟，天色灰暗，渡口很清冷，没有人也没有车，放眼望去不见水流只有闪亮的坚冰，两岸之间足有几百米宽，依稀能望得见对岸的枯树，那种景象让我联想到《西游记》“魔弄寒风飘大雪，僧思拜佛履层冰”一回中冰封雪飘的通天河。其桂指点着告诉我，春夏秋三季这里有摆渡大船，不仅能渡行人和自行车过河，汽车也能开上渡船；到了冬天冰层厚了，汽车、马车都直接从冰面上过去。春天冰河融化，大大小小的冰块顺流而下，有的冰块像汽车一样大，波浪翻涌，非常壮观。现在过年放假，所以见不着人也看不到车了。

我望着“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渡口，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诗句。触景生情，我想到了自己未来路，在我们同组知青中，我的出身最差，就是在全公社知青当中，家庭出身是地主的也很少。当时已经有部分同学随着父母的解放平反而有了出头之日，也有的同学通过招工、当兵、上学而离开插队的农村，这些我不能与之相比；另有一部分同学通过“病退”和“困退”政策返回了北京。别人能走的路对我来说似乎都行不通。估计两三年之后同学们都会走掉，剩下我一个人将面临什么样的生活？“天涯漂泊我无家”的感觉油然而生，举目四望，旷野茫茫。猛抬头看到了一列吐着白烟，鸣笛疾驰的东去列车，我想到了倚门而望的母亲，突然我不能自已，心头一酸，一下子哭出声来。这是我自插队以来，第一次在别人面前失态恸哭。聂其桂说着说着感觉到我有点异常，他见我满面泪水望着跨越黄河铁桥呼啸驰去的列车，什么都没有说默默地走开了。

聂其桂离开我走出了大约一百米的地方，停下来弯腰捡起河滩上的鹅卵石，随后站起身来向冰面抛去，他的力气很大鹅卵石飞出老远，落在冰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他不停地重复着这个动作。大概过了十多分钟的样子，我的情绪逐渐平复下来，拭去了泪水，走到其桂面前说：“我失态了，咱们回去罢”。

那时已经是下午三四点了，我俩漫步往回走，开始时谁都没说话，只是并排走着。走了一段路后，其桂对我说：“过几天我父亲会回来，让我父亲给你找一张从包头到北京的快车票，你回北京看看父母，全家人一起过个元宵节罢。他们铁路职工有这个福利待遇。如果我爸自已要不下来，他在单位还有同事和朋友。再说我大哥也快回来了，他也有办法”。“良言一句三冬暖”，其桂的这句话，让我记了半辈子，至今难忘。

我回道：“其桂，不用了。我已经跟家人说好今年不回去了，刚才只是触景生情，一时伤感。我想明天就回村，已经来包头好几天了，想玩的地方都去了，能看的也都看了，这次来包头已经大大超出了我原来的期望，我现在有点归心似箭了，再住下去就不踏实了。我以后有机会，会去红山子找你。”

人就是这样，一旦萌生了离开的想法，就再也按捺不住了。“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客走主人安”，种种理由一齐来提示我该走了。当天晚上，我向伯母和小妹他们表达了我回武川的想法。第二天上午，聂其桂把我送上了从包头开往武川红山子的客运班车，傍晚时分我回到了村里。依稀记得那天是正月初八。

四、聂其桂其人

我和聂其桂的插队经历极为相似，都是前几年每年去武川或大青山工地出民工，后面几年在村里做民办教师，直到离开武川返城。做民工和做民办教师，是我们插队生活的主要经历。所不同的是，他在村里做教师是从1972年到1975年，我只是从1973年到1974年，他的农村教龄比我长。

聂其桂中等身材，健康匀称，忠厚稳重，踏实可靠，典型的北方后生。他有体力，干活又不惜力；心灵手巧好钻研，动手能力极强。他几次出民工都被安排在工程指挥部干技术活，就很能说明问题。

在修筑6602公路时，聂其桂前期是在指挥部跟刘金铸师傅修理平车和小推车，到了后期路面成型了，他又被调去和吴师傅一起开两轮轧路机。修理手推车和开轧路机都是技术活儿，不是任何人都能干得来的。

有一次，工程指挥部的陈总交给他一张提货单，让他到战备防空洞去取雷管。战备防空洞在南梁的山脚下。其桂来到战备防空洞，对方看过提货单，从里边搬出一个贴着密封条的方形木箱，箱子是用木条钉成的十分精致结实。对方告诉他：里边的东西易燃易爆，路上不能跑不能颠更不能摔，一定要保持箱子平稳。并警告他说，一支雷管的爆炸力是30公斤，箱子里是1000支雷管，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其桂用麻袋小心翼翼地把箱子背回指挥部，保管验货打开箱子，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20个小盒，每个小盒里有50支雷管。从其桂的话中我听出指挥部领导对他的特别信任。

在改河工程指挥部，他和宿茂师傅在铁匠炉干活儿，炉火熊熊，热浪灼人，十磅的铁锤抡动起来带着风声，快捷准确地落在烧得通红的钢铁锻件上，没过几分钟就汗流浃背，俨然就是一个打铁汉子。没有受过专门的技术训炼，没有强壮的体力，没有超人的吃苦耐劳精神，是绝对做不了这个营生的。

1971年，我们都去挖备战电缆沟，我是在武川南梁的山里，聂其桂他们去了四子王旗。四子王旗的施工地段是沙土地，虽说比较松软好挖，但要求比我们山里挖的更深更长，工作量也更大。其桂告诉我，当时电缆沟的规格要求是宽1米深2米，因为形势紧张需要在上冻前结束工程，分段划线，要求每人每天要挖12米长的一段。 24立方米的土恐怕两卡车都拉不完，农民工都叫苦连天，但其桂却每天都能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开始时有些老乡民工还不相信，几天下来这些后生们都服气了，承认聂其桂比他们能干。

在劳动能力和吃苦精神方面，聂其桂要比我强得多得多。

其桂重承诺，讲义气，有担当，宽厚大度，很是难得。1969年在6602修路工地，他和吴师傅合开一台两轮轧路机，两人共同负责轧路机的维护、使用和保养。吴师傅在当地农村有家，有一次偷着回家了五六天。其桂每天一个人开着轧路机上工地，开始人们没注意，后来有人问道：“怎么这两天没见吴师傅？”其桂以吴去买柴油配件或者在整理工棚为由搪塞了过去。后来其桂跟我说：“反正我一个人也误不了事，不耽误工作就行了呗。再说当时工地正忙，请假也不一定能批，即使准假也许还要扣补助。何必惹那么多的麻烦！”

1973年春节，我去包头他家时没带任何东西，考虑到其桂和我同在后山插队，我能有的东西他都有，莜面山药也实在不好拿。一家人的热情好客，让我很不好意思。有一次我俩逛街，看见一家清真餐馆门前卖元宵。过了初五很快就到元宵节了，那时候是紧缺经济时代，不要粮票自然就排起了很长的队伍。我没同其桂商量就站在了队尾，其桂想拉我走，我说反正回家也没事儿，等会儿罢。最后各种口味的都要一些一共买了三斤。晚上睡觉时，其桂掏出钱一定要把元宵钱塞给我，我愕然了，有这个必要吗？他面色凝重语气坚定，让我不容置疑。他说：“万昌，你来到我家就是我家的客，在我们家我是不会让客人花钱破费的，那不是待客之道。”在我看来这是小事，但其桂却是如此认真。细节见家风。

聂其桂做事认真踏实，一步一个脚印，他做任何事情都力求完美，善始善终。他在村里做民办教师，七八个孩子的复式班分四个年级，一二三四年级全有，语文、算术、图画、音乐、体育所有各科都是他一个人教。其桂克服条件简陋的困难，发挥自身优势，特别是体育特长，譬如他在村边的河滩地里上体育课，训练学生短跑、接力比赛，做前滚翻后滚翻，踢球射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公社举办的学校运动会上，不起眼的虎花岱小学居然拿到了多项优异的成绩，这让所有学校的领导和教师都意想不到，也不大相信。再次复赛，大家才哑口无言。

在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下，塞外也要冬闲变冬忙。寒天冷地的冬天打井修水利，铁锹镐头根本没有办法挖掘冻土，聂其桂想到了使用炸药。他带来的一本旧书派上了用场，照方抓药，帮队里用硝酸铵做炸药。那时同组的其他九位知青均已离开，其桂白天当老师，晚上在他的住房里用草木灰等物熬制原料，然后摊在半边炕上晾干，经过几次配方比例的调整，居然成功了。用雷管引爆炸药，解决了队里打井的最大难题，其桂的经验后来还被推广到了大队。

我也当过村里的民办教师，暗自对比，其桂做的事情我绝对做不到，没那个能力，甚至都没有过那种想法。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其桂正直耿介，坚持操守，非一般人所能比。1969年，下乡不到一年的聂其桂因为他表现突出，大队和公社准备把他安排到公社供销社工作，这是别人梦寐以求的美差。填表时领导示意他把年龄写成18岁，这样就能通过形式上的审查，并且告诉他没人会再去详细核查。耿直的聂其桂说：我21岁了为什么要写18岁？他拒绝了这个在别人看来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1971年其桂23岁，大队有意推荐他去当公社拖拉机手，硬条件是20岁以下，还是让他填表时少报3岁写20岁，他再次拒绝。别人眼中司空见惯的灵活变通，可是在聂其桂看来就是营营苟苟，绝对不能去做的事情。

聂其桂为人正派，还有侠义般的肝胆心肠。1972年，公社推荐他为作工农兵学员去上大学。这个机会对于一个插队知青来说，就是彻底改变命运的鲤鱼跃龙门似的凌空一跳。当时已有不少知青离开了农村，有了新的前途，也有更多的人望洋兴叹，束手无策。聂其桂所在的老来毛大队黃家村小队，有一位唤庞永胜的天津知青，因患坐骨神经痛而干不了农活，挣不了工分，只能靠家里寄钱接济，相当困难。急公好义的聂其桂，主动把这个上大学的名额让给了那位天津知青。

唐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记载其好友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二王八司马”同时遭贬，柳宗元被贬湖南永州，刘禹锡被贬到播州（贵州绥阳），当时刘禹锡还有老母在堂，柳宗元不忍心他们母子颠沛流离于万里之外，于是上疏朝廷请求与刘交换贬所，自已去播州，让刘禹锡去条件好些的柳州，“虽重得罪，死不恨。”柳子厚的高风亮节，借助韩愈之笔传颂千古。我每读此文常会想到聂其桂，“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岂独古人！

平心而论，如果当时这三个机会摆在我面前，我绝对没有其桂那么高尚，不大可能会选择聂其桂的做法。我想大多数人也做不到。

其桂不仅踏实稳重，吃苦耐劳，而且开朗乐观，热爱生活，能够面对现实，泰然处之，非常达观。这也是我所不能比及的。

1974年以后，“困退”、“病退”成了知青返城的主要途径，虎花岱的十名知青已走了九个，就剩下了聂其桂一人留在村里教书。再后来，他成了全公社的唯一知青。

聂其桂有弟弟妹妹在家，不够困退条件；托人做假办病退，以他的为人处世风格，想都不会想。其桂的父亲曾当过国民党军队的中尉连长，父亲的历史问题成了他沉重的政治包袱，让其桂选调无望，只能做在农村安家落户的长远打算。

其桂在村里是劳动能手，拔麦子、拓坯这些累活儿苦活儿他从来不怵，一点儿不输村子里的年轻的后生。当其他知青都走了，偌大的知青组只剩下他一个人时，其桂在教书之余，找来铁板钢锯，动手焊了两个坯模子，和泥拓坯，砌起了院围墙，做上了院门。当时老乡拓坯都是用木料做的坯模，木坯模有两个缺点，一是经不得来回搬摔，容易破损变形；二是木料吸水会加重份量。其桂做的铁坯模，不仅端着省力还结实耐用。真佩服他敢想敢干，能干巧干。

1975年春季，聂其桂的一位要好的王姓同学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出手帮了其桂。这位同学的父亲时任包头东站的站长，东站在当时是包头客货两运的大站，站长在当时当地就是位高权重的大官了。4月底的一天早晨，村里突然接到大队打来的电话，通知聂其桂回包头，5月5 日前去包头铁路工务段报到。他不知原委，问要不要去公社迁户口？电话那边说都在县里办好了，你人回去就行了。正好村里有马车要去公社办事，聂其桂带上行李坐马车赶到红山子，然后乘长途客运匆匆忙忙地回到包头。他在包头西站（货站）工务段扛镐拿锹，每天沿着铁道做起了线路工，这一年聂其桂27岁。

几年以后，要好同学的父亲王伯伯去世，在遗体告别时有同学告诉他，王伯伯是你的恩人，你能从武川回来全靠王伯伯了。其桂此时才如梦方醒，聂其桂何其单纯木讷！施恩者不言，受恩者不知，知情者不告。都是真君子！

大约是在1977年，家人帮聂其桂调到了铁八中当老师，学校安排他教初中班的数学课，还兼任了班主任。其桂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他是文革前的高二学生，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再加上他在农村当过四年的民办教师，又肯下功夫钻研业务，所以教育教学工作非常出色，曾先后被评为呼铁局教育系统的优秀班主任和先进工作者。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此言不虚。

其桂结婚成家了，又有孩子，住房十分困难。好容易盼到学校有了分房机会，以他的条件和表现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大家都这么认为，他自已也满怀自信。一榜分房方案公布了，其中有他。但是住房困难的人多，有希望不等于有把握，可变化因素太多，还需要在下面做点功课。不知是其桂真的不懂，还是不屑，反正在这关键时刻他没有任何举动。三榜公布，房子最后分给了和他条件差不多的另一位老师。人们都明白个中原委，其桂这时也才醒悟。他告诉我说，其实那位老师也没给管分房的副校长送什么重礼，就是一书包黃河小鱼子。

耿直的其桂这回不甘心了，他没有去和副校长理论，他向校领导提出要求调到离父母和岳父母比较近的学校去，以缓解一下住房困难。学校也不好再说什么，但是提出了条件，只要能找来一位能接替他工作的数学老师，就放他走。其桂的岳父在大学工作，妻子的家人帮他找到了教委主任，反映情况。不到半个月，教委从临河给铁八中调来了一位数学老师，换走了聂其桂。

其桂重新回到了他的母校铁二中，这时候已经改革开放，邓小平胡耀邦都亲自过问科学工作和教育工作，教学质量开始受到重视。其桂不能再做一线教师，于是他被分配到政教处做管理工作，没有学历在政教处也不能长久，再后来他去了总务处。在总务处做后勤工作，其桂有了英雄用武之地，他吃苦耐劳，心灵手巧，动手能力强的特长派上了用场。其桂在后勤工作中很快脱颖而出，学校领导慧眼识人，老处长退休后聂其桂做了铁二中的总务处长。2008年，聂其桂在总务处长的职位上退休。

其桂向我叙述了他回包头后的工作经历，我说：“其桂，你的能力很强，人品更好，可惜少了一张大学文凭，否则你的发展不止于此”。他接着我的话茬说：“我不光缺一张文凭，还缺一张党票”。我笑道：“你不是党员，能当上中学的总务处长已经很不容易了，说明你在德能勤绩各个方面都无可挑剔。你不想从政，不走仕途之路，不入党也罢。”

  我和聂其桂自1973年春节在包头客运站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见面，此后天各一方，萍踪不定，物换星移，音信渺茫。

白驹过隙，人生如寄，桑榆暮景，回首时多。生活中，常温暖点亲人的心；记忆里，多收藏些别人的好。其桂是我的良友，我多次受他恩惠，却从未还报。

2017年，东红胜公社知青开始建立起联系。2018年秋，大家聚会组织纪念下乡50周年活动。我结识了何秀中大姐，秀中姐的先生高汉池是天津知青，也曾在武川哈拉合少公社插队，因为秀中姐常回呼市度夏，我把想寻找聂其桂的想法告诉了他们，请他们帮忙。2019年9月，汉池兄介绍我结识了来京的武川知青王立仁，说立仁在武川跟知青联系广泛，他会有办法的。嗣后，我和立仁联系不断，聂其桂确实不太好找，三四年都没发现线索。2021年，杨占龙和王立仁都建议我加入武川知青群，说群里人多，有红山子知青，也有包头知青。立仁几经周折，后来找到了聂其桂教过的学生，从一位张建华同学口中得知了其桂的手机号码。章玉佩知道我的意愿，也替我留心在意，她知道了其桂电话号码，立即告诉了我。他们告知我的号码还不一样，但却分别是聂其桂两部手机的两个号码。这些小事都足见真情。

拉拉杂杂地写了这篇冗文，想表达两个意思，一个是向帮忙的诸位知青和朋友表达谢意，二是跟聂其桂聊聊五十年前的往事。

最近聂其桂常和我通话，一聊就是四五十分钟，但遗憾是闻其声不见其人。但愿疫情过后，身体允许，白发苍颜，执手晤面。当年想的盼的是能回北京，回到父母身边；现在的期望是回内蒙，回武川，再去包头，重游故地，看看旧友。

正是：

黄生有幸遇随园，

长夜孤灯赖史篇。

邂逅武川结新友，

衔恩九原过旧年。

青山工地说细事，

黄河渡口恸乡关。

当时羡煞南归雁，

今望飞鸿翔北天。

   2022年3月

作者简介：

胡庆生，1968年9月到武川东红胜公社西红胜大队红北村插队。72年5月到武川中学任教，75年9月回京上大学，78年首都师大物理系毕业后留校在附中工作。88年—89年赴苏联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作访问学者。2009年退休，退休前任首师大附中副校长。

　　

我在武川当老师      

胡庆生

68年9月，我来到武川插队，落户在东红胜公社西红胜大队。75年9月离开武川回北京上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毕业后留首师大附中工作，直至2009年退休，一生在不同在地方从事教育工作，但是最难忘的还是在武川当老师。

70年春天，我刚从北京探亲回来就接到生产队通知，让我到村民办小学当老师。我们插队的村叫红北村，南边不远还有一个红南村，两个村都不大。学校是两个村合办的，规模很小，只有一间小土屋，十多个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是一个一到四年级的复式班。我很感谢队里对我的信任。这是我第一次当老师，心里充满激情，下决心一定好好教好这些学生。

那时村里对教学没有什么要求，教什么，怎么教，完全由我自己做主。我把学生分成了两组，开设了语文，算术两门课。一组讲新课，另一组做练习，一节课后再换过来。孩子们很听话，课进行得很顺利，一段时间后，学生进步很明显。

我始终认为学习效果的巩固提高，定期的考核和鼓励是不可缺的，可以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自信心。孩子们学习的热情很高，对考试很重视，很认真。有一次考试，坐在第一排的一个男孩，有一道题做不出来，小脸憋得通红，拿板擦不停地敲自己在头，看着让人心疼。我带着他们一起读，一起写，一起算，他们的天真朴实感染着我，慢慢地我开始喜欢上了这些淳朴憨厚的孩子。

学习认真，考试成绩好就应该奖励，拿什么做奖品呢？学校里什么都没有。我突然想到春节期间北京慰问团来慰问知青，给了知青每个人17张毛主席像，我们组一共170张，我决定用人们崇敬的毛主席像作为奖品，孩子们一定觉得很光荣！每次考试当堂判分，对成绩最好的几个同学给与奖励，宣布得奖名单，试卷展示，颁奖，仪式搞得挺隆重。孩子们手捧着毛主席像，受到了很大的激励，都把好好学习，考出好成绩能上台领奖当成一个小小的追求，一种荣誉，学习更认真努力了。

暑假我回了趟北京，买了许多文具，铅笔，橡皮，本子。。。，准备用这些作为新学期的奖品。想着孩子们拿到新的奖品时会怎样地兴高采烈，我心里甜甜的。但我回到村里意外地被告知，老师不用当了，回队劳动。原来是大队干部的亲属农中初中毕业了，他接替了我作老师。我的第一次教师生涯就这样无果地结束了。下乡初期，知青要获得这种在中国教师序列中最底层的教师机会也是不易的。

72年春季，我到县里出民工，参加修建一个水利工程。偶尔听到工地上有人议论：县里准备参加盟运动会，选拔了篮球，排球运动员，正要选拔乒乓球运动员。我去参加了乒乓球选拔，还算运气，居然被选中了，我被留在县里训练，准备参加比赛。

生活一下子变了，认识了许多新朋友，大家一起训练，聊天。那是一段特别开心的日子。一个月后，说是盟运动会延期了，县里怕重新组队麻烦，就利用乌盟师范师训班招生把一些队员留下。

72年5月，我进了乌盟师训班。师训班分两部分，通过考试，成绩好的去集宁，另一部分留在武川。乌盟师范数学组的徐仲元老师希望我能去集宁，将来留在乌盟师范。考试是在一个会议室进行的，人坐得很分散，老师把试卷一张张发到每个人手里，我的位子靠前，较早拿到了试卷，题不多，初中的几何代数，很简单，平方表，开方表都在脑子里，很多题我可以直接写答案。等老师发一圈卷子回来，我就交卷了！我信心满满：可以去集宁学习了！

可能是因为交卷太早了,教育局人事干部对我说，你不用上师训班了，去武川中学吧！于是我和几个老高三的知青一起进了武中，直接当了拿乌盟师训班18元学生津贴的高一数学老师。不管是拿教师工资还是学生津贴，不做农民，能有一份工作，就如同做梦一般，哪敢有半个“不”字。

就这样72年5月，我又第二次当了老师，不同的是，从村里到了县城，从民办变公办，从小学升到了中学。

武川中学是当时后山三旗县唯一的完中，达茂，四子王旗的学生上高中都在武中就读。武中师资力量相当强，北大，北师大毕业的教师不在少数，不弱于北京任一所重点中学。我本北京师大二附中高中理科实验班学生，理科实验班学制两年，是67届高中毕业生，实际上我们只读到高一。在这样一所中学教书可见压力之大！我知道自己学历上的差距，所以到武中后，白天上班，一下班就抓紧一切时间自学，以缩小与其他老师的差距。几个月后，我终于学完了全部高中数学课程。在学习和教学中的拼搏中，完成自己人生的一次突破。

72年暑假过后，我从北京回武川，又是一个意外，一闷棍打在头上。我被调到二份子中学当高一数学老师了。二份子中学是边远农村中学，比武中差很多。虽然武中数学组组长为我极力争取，但无济于事，顶替我的是教育局某干部的亲戚。我倒还坦然，一个一无学历，二无背景的知青，被顶替也属正常。

二份子中学比我插队的东红胜离县城更远，学校比武中小很多，但这里教师人际关系简单融洽，让人很舒服，我很快就融入了这个集体。我教数学的那个班，班主任是郭志刚，人秀气，很有才，见面总是笑呵呵的。同宿舍是老高二的北京知青曹瑞林，老曹非常谦虚，和气，他教初中数学。小环境的舒适，使得日子好像并不难过，在这样一个边远的农村中学，以自己储备的教学经验，日子平平凡凡过下去好像也不难。难道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过这种一眼就看到了一生尽头的日子？心里总有不甘！至少先回武中吧，那里的教学水平是二份子中学不能比的，在那里还有压力和动力，逼着自己去拼！可是谈何容易？路程遥远，交通不便，连去一趟看一看都太难了！

机会总算来了。武中新开英语课，师资缺乏，只有外语学校老高三的霍贝玲一个老师，在霍贝玲的推荐下我又调回了武中。在二份子中学只工作生活了一个学期，但是和那里的老师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离开二份子时，亦师亦友的郭志刚老师送给我一个笔记本，扉页亲题一首藏头诗：

胡庆生同志：

祝平安，君今赴武川。谦虚谨慎搞教学，高歌猛进向红专，青春似火燃。

你有心，深夜独秉灯，滴滴心血灌花根，步步脚印攀高锋，乐在辛苦中。

成长中，抬头望雄鹰，蓬勃朝气溢身外，广阔胸怀装风云，勤学为革命。

功夫深，音容留此中，自己拈针打补丁，不言饭食粗与精，艰苦好传统。

        刚熟识，握手送君行，前程锦绣在召唤，道路宽阔好驰骋，洗耳待喜讯。

     每句头一个字连起来：祝你成功。

这个笔记本我一直珍藏至今，有时拿出来看看，怀念郭老师！

我以英语老师的身份回到武中，教初中4个班的英语课。我中学是学俄语的，英语课一天也没上过，但是因为喜欢，我初二就开始自学，下乡在村里都没有停止过。借助字典已经可以看许国璋英语的3，4册了。后来又收听北京广播电台的英语教学广播，从字母音标开始训练听力和口语，天天坚持听，说，写，一课都不落。

武中的压力转变成为我无穷的动力，激励着我去学习一切新的知识和技能。北京广播电台教学广播的老师是著名的北外教授吴千之，他是我英语的启蒙老师，到今天我都深深地感谢他。

仿照吴教授的教法：生词，语法，句型……去教我的学生，在课堂上与学生面对面交流互动，我们的课堂紧张又充满了欢乐。教学相长，老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相得益彰。

教了一年多英语，数学又缺人了，我又转回数学组教数学，1975年9月回北京上大学，毕业后在首师大附中教物理，巧的是在首师大附中我恰好教吴千之教授的儿子。他的儿子非常出色，现是美国某大公司高管。

村办小学，二份子中学，武川中学，那几年兜兜转转，我结识了武川的很多老师和学生，建立了值得我珍藏一生的深厚情谊，这些年，我常常回武川，每次都与当年的老师或学生相见，回忆那些年的故事。

这些年当老师的经历，在我年青的生命中写满了不知疲倦的求知和拼搏；难忘那些学校，难忘那些年工作和学习的点点滴滴，难舍那里的老师，难舍我和学生浓浓的师生之情。

作者简介：

王志强，一九五四年出生，集宁二中毕业，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插队武川县东红胜公社花牛卜子大队西号村。二零一四年从乌兰察布市科协退休，现居乌兰察布市集宁区。



雨  夜

王志强

回想起插队当知青的日子至今已五十多年了，很多往事像过电影一样，总在脑海里出现，浮想联翩。但有一件事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底，挥之不去。

那是夏锄后的一个漆黑的夜晚，我被临时分配去放夜牛，我穿好棉衣棉裤，因后山地区的六月份晚上还是很凉的。我和村里的刘二秃（化名）大爷赶上队里的牛群往村外东南方向走去。我们慢条斯里地走着，牛群也边走边吃着山坡的嫩草，不知不觉走出了好几里路，在一片空旷的山坡下停了下来。二秃大爷说“就这儿吧，我们也歇会儿。”我说“好”。我们俩坐在一块石头上看着牛三五一堆地在吃草，二秃大爷掏出了烟袋装了一袋抽了起来，便和我唠开了家常。他说“你们这些城里的娃娃来我们这儿从没吃过这样的苦，能吃得消吗？”我说“还行吧。”我只能这样说，心想：吃不消又能怎样？老人叹了口气“唉！也是。”我问二秃大爷“您这一辈子就这么一个人过，就没打算成家娶媳妇，给你生几个孩子？

”老人一脸苦笑“我们家姊妹四个，我哥老大，我排行老二，下面有两个妹妹。那时候家里穷，七凑八凑老大娶了媳妇后，还欠了好多饥荒，轮到我就没有钱娶媳妇了。”“噢，那您后来就一直一个人过，就没有遇到过相好的？“大爷听到这儿有些不好意思，支支吾吾。我看出了大爷的心思说“没事，您就说给我听听，我决不向外乱说。

”他犹豫了一下说：“那好，说起来那些年真有一个女人和他好过，那时还年青力壮，经常帮她家干活，重活累活杂活都帮她干，她也给我缝缝补补，有时还偷偷给我弄点好吃的，她男人睁只眼闭只眼装作不知道。”

（后山村里有个习俗，叫作“拉帮套。”就是有些光棍娶不上媳妇，只好到一家有夫之妇家帮干活，苦重的活基本都是让他干，晚上也可以和他们同炕睡。）“那后来呢？”我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多少年过去了，人家孩子大了，我也体力不行了，也就拉倒了。”二秃大爷六十四五看起来像七十四五的样子，驼背，走路一瘸一拐腿脚不利索，耳朵还背。跟他说话得大点声。但身体还结实，干什么农活都行。像他这样的光棍汉村里还有四五个，各有各的苦衷和原因。他说“人家下地回来，热饭热茶端上来了，老婆孩子一家子多开心。咱回家只能凉茵茵地喝一口冰拔冷水，这就是光棍人的生活，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此时我才理解了光棍人的孤独与无奈，生活的艰辛。我们聊着聊着就到了后半夜了，望着满天的繁星闪闪发光，整个天空好象一个深蓝色的大锅扣在大地上，一道流星划破夜空渐渐地消失在远处，夜静的可怕，偶尔听到远处村庄里有几声狗叫，随后又回复了平静。……

我不时地来回走走，拿手电照照牛群，别让它们乱窜。当我看见西北方向天上有一片黑云出现也不为然。又过了一会儿，那片黑云越来越大，而且离我们这儿越来越近，像有乌云压顶之势。我想：马上暴雨将要来临，我赶紧和二秃大爷说：“大爷，大雨马上就来了，咱们赶快回吧。”大爷说“行，赶快走。”正说着噼里啪啦雨就来了，我想打开手电去赶牛群，可怎么也打不开，刚才还好好的，这下就打不开了呢，急得我直跺脚，把电池拿出来重装也不行，磕打磕打也不行，怎么鼓捣也打不开，急死我了，三节电池的大手电正用它的时候掉链子，这叫房漏偏逢连阴雨。没办法，我和大爷说“您在前面搭照着引路，后面我来搭照。”这时雨越下越大，像往下倒一样，电闪雷鸣，我没有手电，只能借着闪电的一瞬间能看见牛群的影子，鞭打着牛群往回走。大约走了一里多地，前面到了一个（危险地段），什么叫危险地段？就是我们常放牲口必走的一段路，以前我也放过几次夜牛，老乡们都知道放牲口这段应该怎么走，所以我也知道。是这样的：这是一条小山路，宽有三米左右，长约五十米，两边都是庄稼地小麦。当牛群走到这段路时，就要把牛群尽量集中起来，前面一个人盯住慢走，后面另一个人紧赶牛群和前面的人密切配合快速通过，不让牛群散了。不然就会造成牛群向两边地里跑去吃庄稼。我喊大爷“您在前边盯好，我快一些赶它们过去。“不知他听到没有，我拿着鞭子抽打着牛群集中往前跑，可是队形拉得太长，五六十头牛大爷前头没盯住，后边的没有及时跟上，顿时乱了阵营，牛群朝两边的庄稼地四散开来，跑了一地。我一看慌了，心想完了，要闯祸。

这要说起前几天村里发生的一件事。我们知青屋对面的小山坡上有几个牛、羊、马三个圐圙，中间一个是圈牛的，两边一边是羊一边是马。那天夜里牛竞然拱开牛栅栏全都跑出去了，到庄稼地里可吃了个饱。这时的小麦只有二十多公分高且又嫩，牛是可劲地吃，饱餐后都回到了牛圐圙。牛是倒嚼动物，吃下去的草料从胃里再次回到嘴里进行咀嚼，然后再咽下去消化。牛羊都是这类动物。可这牛吃的太多了，由于草在牛肚子里遇水份后迅速膨胀，牛的肚子越来越大，直到后来……。

我们早晨起来，看见对面牛棚前那么多人干什么呢？过去一看，好惨啊！有七头大耕牛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牛肚子大的像个大鼓似的全憋死了。太可惜了，那都是能干活的大耕牛呀！

我想起了前几天的事，有些头皮发麻，一旦再出现这样的事，我怎么向村里交待，队里的损失有多大，我不敢往下想，只能不顾一切地追赶逃窜的牛。雨越来越大，我托着浸满水的棉衣棉裤（没带雨具）像灌了铅的腿不听使唤，也没有手电照亮，只能隐约看见个黑影就追过去，赶走了一个再追下一个，追啊，跑啊深一脚浅一脚，突然脚一踩空，我意识到不好脑子嗡的一下，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醒了过来，一看自己在一个水坑里，上面是石头断崖，大约三四米高。原来我是从那上面摔下来的。这时我才觉得头有些疼，一摸后脑勺竟有一个大包，还好没破。四肢慢慢挪动还没问题，我大出了口气，还活着。这时雨也停了，东方已露出鱼肚白，天快亮了，我要继续找牛啊！把棉衣棉裤的水拧一拧，到山上找失散的牛，三个、五个、二十，多数自己跑回来了。就这样我又在山头上转了个遍，整整一上午把牛全都找回来，数一数够数，把牛栅栏拴好。我瘫在了栅栏旁，玄着的心一下子落了地，这一夜的折腾总算没白费。我开心地笑了。这时我觉得肚子咕噜噜地叫，真是饿了，太累了。

作者简介：

吕学勤 女 天津耀华中学1967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4月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武川县厂汉木台公社六合营大队西达吾素小队插队。

1977年7月病退回天津。天津市统计局期刊编辑，2005年退休。目前居住在澳大利亚。



青春祭

    －－－纪念下乡五十年随想

吕学勤

离离原上草，枯荣复枯荣。五十年光阴逝去，对草原的记忆却历久弥新，祭奠青春的愿望亦愈发迫切。

向草原出发，向大漠挺进，一支古稀老人的队伍集结而行，逆向穿越时空，去捡拾散落在那里弥足珍贵的芳华。

  草原大美，青春靓丽。美与丽的碰撞，竟演绎出多少苦涩与蹉跎。

离别家乡告别亲人的一群青年，初到草原便着实经受了近乎冷酷的考验。

春天狂沙肆虐，黄沙打脸，飯里带沙，推牛摇耧播种，脖子挎上沉甸甸的箩筐点山药。寒冬大雪封门，白毛雪风中，步履艰难找不到家。北上昭和掏粪，冰镐落下，粪渣溅到嘴脸。打井作业，耳朵冻肿，鞋袜成冰坨。夏天，山洪暴发，如壶口瀑布般的泥浆激流直下，瞬间要将人吞没。平日素不交流男女同学（因分别来自男校女校）竟不顾一切紧挽手臂铸起一道生死与共的锁链，艰难跋涉，险象环生。秋天，收获的劳作连续月余。滚滚麦浪中，双膝跪着前行，双手拔出血泡，血泡脓水，十指连心。割莜麦被称作“万人批斗会”，低头弯腰，挥镰不止，腰展不得。有几个女知青，出工拔麦子，从早晨干到半夜，残星冷月中谁也见不着谁，互相呼唤着才找齐。相扶着深一脚浅一脚摸到家，一头栽在土炕上，谁也不想动，整整饿了一宿。第二天才知道，认的三拢麦子，长达八里地。

男生更是担苦重。粮食打下来，要到粮站去粜粮。肩抗二百斤的麻袋，踏上粮食堆成山的跳板，将一车车、一袋袋的粮食倒下。粮山越堆越高，跳板越抬越陡，腹内饥肠辘辘，腰腿发软，一旦摔下去，肯定会摔断脊梁。赶着马车去百里之外拉炭，往返要走上半个月。马踏冰辙人受饥寒，归来时“两鬓苍苍（沾满冰雪）十指黑”。

  虽说是七尺男儿当顶天立地，但毕竟是柔弱书生又不得温饱，超负荷透支体力之下，有人曾晕死过去。

当人们实实在在地承受着“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乱所为”的现实时，有谁能超脱地觉悟到“天将降大任”的感召？

  草原萌发着勃勃生机，青春充满了无限活力，显现出浪漫。

夕阳下，爬上土坯屋顶，拉起小提琴，弹起吉他，美妙的乐曲与归圈羊群咩咩的叫声，交响在一起。正值日夜交替的时刻，灰蓝与墨绿柔和交织，天地间构成了一幅令人陶醉的油画。优美的画面，嵌入我们的记忆。

青春迸发的情爱，也着实令人感动。受着多方面的禁锢，当爱之年不敢爱。爱情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持久的等待，时空的阻隔也奈何不得。“为了爱情，咱们工农结合吧！”这承诺的誓言，意味着更多的考验。

  时光流转。原本“接受再教育，扎根一辈子”的一纸宣教，被第一批选调进城务工的现实撕开了一道裂口！从此，飞鸟各投林，人们期盼着尽快逃离。

三年，五年，八年，不断地有人离开，知青群体，如木凋零。留下来的，则继续忍受艰苦劳作。尽管四肢已被严寒麻木，可精神持续遭受着绝望的撕扯。日复一日的冰房冷炕，年复一年的苦闷彷徨，看不到前程，找不到出路，心理压力精神苦闷与日俱增。望家乡，年迈父母盼儿归，问儿归期无有期。花季年华却在质疑：生命价值几何，生存意义何在？绝望之中，有人甚至选择了结束年轻的生命。

这难道就是上苍有意为“增益其所不能”所安排的炼般“动心忍性”的考验。

的确，历史锤炼了我们！不敢说我们承担起天降的“大任”，但，知青精神已成为一股强大的正能量，铸就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经特殊年代，处极端环境，磨砺出的“知青”，已被祖国人民誉为坚强，坚韧，果敢，忍耐，乐观的代名词。对此，我们当之无愧。

  青春被草原历练，我们当感恩草原！草原的水土养育过我们。当感谢这里的父老乡亲。是忠厚朴实的乡亲们接纳了我们，教我们学会生存的本领和生活的技能。不怪计算工分时对知青的歧视，的确是从天而降的城里人分走了本该属于他们的利益。很奇怪，分别多年，老乡们竟然还能记得我们的名字！这难道不是一种深情。

感恩草原，因为我们在这里收获了终生难忘的知青友谊。草原的广袤无际，草原的生生不息，草原的坚忍刚毅，锻造出我们情同手足牢不可破的友谊。“曾经沧海难为水”，以青春热血浇灌，生死与共的情感，是其他友情不可比拟的。她见证我们的喜怒哀乐，扶助我们走过人生的沟沟坎坎，成为我们后半生的依赖。承前启后，一起奋战在农场的武川知青，呼市知青这些小字辈，也成为我们的患难之交。数十年来他们无论身在何地，无论官职多高，无论得志与否，这些小兄弟小姊妹都同样牵挂着远在千里之外的天津老大哥大姐们，盼望着有一天能相聚！天津的老知青铭刻于心的，是那句发自武川知青的呐喊：“天津的老大哥老大姐们，你们快走吧！让我替你们受！！”这是多麽感天动地震撼人心的情谊！

时间凝练，实至名归。“知青农场”成为了极具凝聚力的旗帜；成为召之即来的号角；成为点燃激情的火炬。我们在这面旗帜下，抖擞精神，挽起臂膀，携手同行。

草原依旧在，知青人不老。

2018/7/19  于 悉尼

作者简介：

赵炳智，北京师大二附中1966届高中毕业，北京教育学院1984年毕业。1968年9月到内蒙古武川县东红胜公社双玉城大队后苏计生产队插队，做过农活儿，当过保管员和小学教师。

1974年1月调回北京市门头沟区教育系统工作，2007年退休，曾任中学教师、教导主任、校长，门头沟区教师进修学校党支部副书记兼区教育党校常务副校长。门头沟区第六届政协委员，北京市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



团结奋进的后苏计知青小组

赵炳智

一个人的成长，尤其是青年时期的成长，与所处的社会大环境和身边的小环境密切相关。我插队时所在的知青小组团结互助，给每个插友带来了关爱与温暖，帮助每个人顺利度过了艰苦的岁月，同时，每个插友又是集体的主人翁，是集体建设的助力者，推动者。

1968年9月18日，北京师大二附中高、初中十名学生从北京出发奔赴内蒙古，9月20日到达武川县东红胜公社，又被接到双玉城大队后苏计生产队，参加完欢迎晚会后，开始了正式的插队生活。

2018年9月18日至20日，7名知青回到内蒙古，分别在呼和浩特市内、武川县城和村里召开了“插队生活50周年纪念暨答谢宴会”。

50年，半个世纪，我们这一组年龄七十岁上下的老知青，抚今追昔，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为了留下历史，让我们的记忆永不磨灭，让子孙后代了解我们那一段艰苦奋斗的青春岁月，让后苏计村村史上留下我们的坚实印记，我们满怀深情地编印了《难忘的插队生活》一书。该书从内容的策划与完善、文稿的征集与修改、照片的选择与配文，样稿的编辑与排版，到封面的拍摄、书名的题字和最后的印制，全部是由知青、知青子女和乡亲完成的。

该书于今年庆祝建党100周年时紧锣密鼓地准备，于共和国成立72周年的十月面世，是我们献给亲爱的党、献给祖国母亲的一份薄礼。

朝气蓬勃再学习

从繁华的首都来到偏远的后山，居住多年的瓦房、楼房变成了土坯房，经常乘坐的公交车换成了马车，过冬的棉袄改成了白茬翻毛羊皮袄，车水马龙被地广人稀取而代之……，变了，变了，变化得那么突然。虽然是被迫下乡，但是，理想信念没有变。大家觉得，自己是有志气、有抱负的的青年，是任重而道远的接班人，要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做贡献，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在农村这个崭新的大课堂里，大家如饥似渴地学习学习再学习。

比如学习农牧业生产技术。怎样磨镰刀又快又好，割麦子是要左手一把抓紧，右手镰刀从麦子根部横拉过来；怎样冒着严寒起圈，把冻得硬邦邦的羊粪打散，再运到地里；怎样迎着春风犁地、播种；怎样顶着烈日除草、打井；怎样手挥鞭子、嘴里“欧吼、欧吼”地吆喝着驱赶羊群……

比如学习生活本领。到井边打水没有水斗的时候要用扁担勾住水桶送进井里，再将水桶拉倒装水，待桶满后使劲拽上水桶；做莜面吃要三熟，在光滑的石板或其它什么板面上推窝窝，在案板上搓鱼鱼；炖肉的时候可以在晚上睡前烧开水炖上，加上煤，微火炖一宿，肉骨分离，彻底酥烂……

再比如学习农民的优良品质。他们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对长时间的艰苦农村生活，对不合理的公粮配额，虽然不满，却没有过激的言论，只是默默地承受，年年秋收后不管自己能不能吃饱，总是先把公粮足额交上。他们吃苦耐劳，自强不息。尽管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但他们从未丧失生活的勇气与信心，绝大部分人靠着辛勤的劳动，从土地里刨生活。只有少数人凭借着木匠、皮匠手艺，走村串巷，挣回一点辛苦费。他们心地善良，朴实厚道，知恩必报。在过春节的时候，争先恐后地邀请知青老师到家里吃饭。知青蔡嘉芳与武方小大爷同住了一段时间，在大爷病重住院的时候，他陪床照护十多天，冬天回京前，老人家杀了一只羊，做了一条羊皮裤，连同一卷羊肉给他带上。他们对待身有残疾的人也是平等看待，绝不歧视。木匠潘海泉的媳妇智障，干不了活儿还得别人照顾，经常到处乱走，没有一个人耻笑他、欺负她。他们对待知青也是不问出身，只看表现，真正做到了一视同仁。

再比如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管是在村里，还是冬季回京探亲，总是忙里偷闲看书。除必读书《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外，也有从不同渠道弄到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战争与和平》《高老头》《第三帝国的兴亡》等，还有人读了《古文观止》、《古代散文选》，有人读了《中医学概论》《中医针灸学》等。在煤油灯下读书不易，有一个知青看着看着打盹了，感觉不对劲一下惊觉，发现书已经被烧去了一个角。

学习带来了快乐——视野更开阔了，生活更充实了，心情更愉快了，意志更坚定了，与农民的距离越来越近了。艰苦的日子里也有诗和远方的美好。

1971年合影（静乃生因参军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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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顽强渡难关

唱起“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立刻豪情万丈，三九严寒何所惧。唱起“年轻的航标兵用生命的火花，点燃了永不熄灭的灯光”，心胸豁然开朗，一切烦恼、忧伤尽皆抛之脑后。“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革命时代当尖兵”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力量。《外国名歌200首》中的“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带来美的享受，充实了业余文化生活。

生活关主要是开始吃不饱。第一年粮食是定量的，国家分配给知青是每人一个月41斤商品粮，吃的土豆要5斤折1斤，平均一天只有1斤3两粮食，哪够我们年轻的大小伙子吃啊，连大年三十吃饺子都是女生吃30个，男生可以多吃5个。我的绰号叫“大胃”，常靠喝凉白开水充饥，曾经一次喝了整整两暖壶十碗的凉白开水。一开始，老乡给做饭，后来，知青小组每人一天轮流做饭，干稀搭配，撑了近一年。第二年夏季,刘耕的父亲来看望女儿，了解到我们是考虑到国家给的粮食定量标准比老乡定量高不少，所以才定量吃饭大家挨饿。他说：“这里农活儿繁重，你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定要吃饱饭！”他向生产队领导反映了情况，希望能帮助我们解决好吃饭问题。后来，经过和大队、公社领导的沟通，取消了定量的严格限制，我们才不挨饿了。

劳动关。一下乡就赶上秋收，不会割麦子、莜麦，边学边干，累得腰疼腿疼，跪着割也要前进。一次，要把几百斤重的柴油机从后滩机房运到场面，几个人用绳子捆好机器，再用木杠抬，喊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人人累得脸红脖子粗，出一身大汗，顺利完成了任务。

张大钧身高1米8，刚下乡时体重只有110斤，连装100斤粮食的麻袋都扛不动。后来能吃饱饭了，劲儿也很快地长起来了，第二年能扛起180斤了。第三年，也可以扛起200斤重的麻袋上交公粮的跳板了。体重从110斤长到了180斤，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北京大汉，魁梧壮实，浑身是劲，比起老乡来也不逊色。

昂扬奋发甘奉献

后山缺医少药，刘耕和宋建国用针灸的方法治好了不少人。

刘耕给六旦媳妇儿二娥子治疗老鼠疮，扎了三次，二娥子说好多了，还给知青蔡嘉芳治好了感冒。有一次，可可点素村几个知青陪一个肚子疼得厉害的知青同伴要从双玉城乘车去县医院看病，路过后苏计在知青房间里歇脚时，刘耕给患者扎了几针，那个知青肚子不疼了，几个人不去医院直接返回村了。

宋建国给老乡宋七斤治鼻炎，扎了四、五次就好了。老乡陈广威年迈的父亲双腿疼得不能在炕上盘腿坐有十几年了，每天都很痛苦，经过五、六次的针灸治疗后，能够盘腿在炕上坐着了，后来老人直到去世前还经常念叨宋建国的好。除了给本村人治病外，宋建国还多次骑车到可可点素、东苏计、南苏计几个村子给人扎针。在邢二沟村植树期间，有一个年轻人肚子疼得满炕上打滚，四个小伙子按住他四肢才能扎针，扎了五针后他安然入睡了。小伙子的母亲说宋建国是她儿子的救命恩人，非要请他吃饭，他没去。

紧急时刻，宋建国、蔡嘉芳和静乃生用实际行动保护了集体财产不受损失。

1970年夏季的一天，暴雨倾盆，洪水汹涌。傍晚时听说村里的羊群没回来，宋建国和蔡嘉芳冒着风险趟过河水出村寻找，找了三、四里地，终于在203地质队后边的山坡上找到老羊倌自来宝和羊群，和老羊倌一起看护了一夜羊群，再冷、再饿、再累、再困也不睡，一定要把集体财产保护好。第二天看着一只只活蹦乱跳的羊儿，心里暖洋洋的。

一次，静乃生套车去拉活，还没出村，套马突惊，拉着马车紧贴着院墙和房屋乱跑，他紧紧拉住辕马缰绳跟着跑，拼尽全力掌握方向，在千钧一发时刻与一面院墙擦肩而过，避免了伤人毁物的事故。直到车停下来，他的心还怦怦乱跳不停，经过好长时间才平稳下来。

生产队唯一的一台柴油机坏了，急需一个人学习修理、使用柴油机技术。冷允法主动报名，并带上柴油机去了203地质队，拜在一位老师傅门下，虚心刻苦地学习，和老师傅一起拆卸了机器，一点一点地检修，大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机器装好了，冷允法也基本出徒了。后来回京时她又去工厂参观学习，找张幼霞的父亲（汽车维修八级工）讨教。回到村里，冷允法和原来的柴油机手宋七斤倒班开起柴油机，或在机房加工白面，或在场面脱粒，干得有模有样，对村里人的生活和按时完成脱粒任务，发挥了保障作用。

队里信任知青，宋建国、蔡嘉芳、静乃生、王凯燕和我等人当过记工员、财产保管员、现金保管员、生产组副组长……无论承担什么工作，我们都出以公心，认真负责地完成了任务。积极主动促改变

下乡后，很快就深刻体验了农村的落后。没有电，全村没有任何电气设施。生产上基本全靠人力、畜力，主粮白面和和莜面的加工有一部分由人力与畜力完成,晚上家里照明用的是煤油灯——大多是自制的墨水瓶小油灯。缺钱,全村老乡大部分都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 鞋面露脚趾头、空心棉袄系麻绳也是司空见惯。没有适合洗衣的河流，也没有大的盆子，村里人很少洗衣服，也从来不洗澡。文化教育水平低，大多数人不识字，少数几个有文化的年轻人最高学历也不过是初中毕业。

我们托人从天津买来一台收扩机，放在男知青宿舍，与队里给各家各户安装的小喇叭连通，在吆喝上工或者通知开会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蔡嘉芳家里寄来一台小的半导体收音机，村里人有的来知青宿舍听，也有的借回家里去听，听歌、听戏，听故事、听新闻，爱不释手。

宋建国从北京带一个薄薄的铁盆，直径约80厘米，真够大，村里人从没见过，看我们用它洗衣服又快又好，便不断有人借去使用。听说用它能洗澡，村里人也是先尝试后实践。明显地，村里人身上和衣服越来越干净了。连勤洗手和洗脸、刷牙的习惯也是在我们的带动下形成的。

后山能不能增加一些农林作物品种？能不能提高作物产量？能不能把猪喂得更好？我们做了一些尝试。

蔡嘉芳和王凯燕、冷允法试种花生，没长成。

张幼霞特别爱钻研，为防止土豆退化，她走村访贤，还去大南沟取经,在生产队的支持下，进行土豆有性繁殖实验，试种了两种山药，一种是撒山药籽，一种是引进良种山药。每天下工后她都去挑水浇灌试验田，那些良种山药长势特别喜人。遗憾的是试验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

张幼霞和我学习了解放军模范饲养员叶洪海的先进事迹，查找了关于他研制的“中曲发酵饲料”材料，用知青小组的猪进行试验。可惜的是，试验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

蔡嘉芳和我从北京带回白薯，用棉猴（棉大衣）包裹的严严实实的，生怕冻坏了。我们把在土炕上出了芽的红薯块儿移栽土地上，秧子长得不错，只是过了一些天，下面的红薯块一点儿没长。我还种了几种蔬菜，只有小红萝卜种成了。在单身汉王安云家院子里，几十棵萝卜的缨子绿油油的，拔起来——3、4寸长、粗处直径3厘米左右的水灵灵红艳艳的萝卜呈现在眼前——用叶子擦把擦把放到嘴里一咬，脆生生的还有点甜，捧在手里，乐在心头，别提多高兴了。

小小的科学试验虽大部分没有成功，但我们的探索精神、进取精神还是得到了乡亲的认可。

因为后山地区寒冷、干旱，加上牲口祸害，村里没有一棵树。宋建国到邢二沟植树后，回村时带了一些榆树苗子，和其他知青一起把它们种在了后滩上。树苗种下后，经常去浇水，村里人也帮助照看。经过一段时间，树苗长高了，粗了，给后滩地平添了一抹绿色，令人赏心悦目。村里人给这些树起名叫“知青树”，最神奇的是，这个小小的“知青林”，一共成活了12棵树，这正是曾经先后在后苏计落户的知青数。后来我们回村，总会到这些树前留影，回忆当初在村里的生活。

　知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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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里需要老师的时候，我和我王献先后挑起担子，把青春的一腔热情与心血汗水洒在了民办公助小学的课堂上。

我从1971年初到1974年初干了三年，把汉语拼音引进课堂，促进了普通话的普及，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同时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除语文、算术两个主科，我把唱歌课和体育课也上得有声有色。我被评为优秀教师，受到县里表彰，得到了学生的爱戴，也得到家长的广泛认可和喜爱。

王献先后在后苏计小学和南苏计小学工作，她建章立制，严格教学管理，注重因材施教，坚持个性化教学，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她挑头儿组织了校文艺宣传队，与各有神通的其他老师密切合作，编排了一台宣传节目，有语言类节目，也有“我爱北京天安门”、“草原英雄小姐妹”等舞蹈节目。这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节目，持续演出一个多小时。全校大多数学生积极地参与了排练，多次排练后，孩子们克服了羞涩和拘谨，显现出童真活泼的天性，表演有模有样。学校把宣传队拉出去到周围村子里给老乡们演出，收获了不少掌声。文艺活动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充实了农村的文化生活，对学生的成长起到积极的引导和启发作用。

我们还办了夜校，开展扫盲活动。一些成年人因此而受益。

老师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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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久天长不了情

年轻人有一段与老百姓同甘共苦的经历,对一生都是有益的。刚下乡的时候，对村里人一些不讲卫生的落后习惯感到嫌弃，对缺医少药的情况感到焦虑，对重男轻女、包办婚姻感到愤怒……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白天与乡亲一起干活儿，晚上一起进行政治学习，不仅关心国家大事，还关心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发展，渐渐地与乡亲连成一片，融为一体，感觉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是我们和乡亲的共同责任，我们应该为乡亲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尽一份力。

我们和乡亲的情谊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几十年下来已经是地久天长密不可分了。

乡亲从没把我们当外人，没有嫌弃我们与他们争口粮，没有一个人欺负我们。他们年岁大的叔叔婶婶把我们看成是孩子，与我们年纪相当的把我们当作兄弟姐妹，手把手教会我们干农活儿，教会我们做饭，用他们的真诚与善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还在关键时刻救过命。一次到流通壕矿拉炭装满车返回时，王凯燕、冷允法坐在车顶上，在一个下坡处遇到险情，一旦翻车，后果不堪设想。万分危急时刻，是车倌王虎明死死拉住缰绳，老马玉点死死撑住才化险为夷。

我们多次返乡时，乡亲们都十分热情地接待，争着请我们到家里吃饭。梁长鱼听说我们要回乡就早早做准备，一遍一遍地打电话问哪一天到几点到，杀了羊，还把女儿从县城叫回来帮助做饭，热腾腾的手撕羊肉、山药糕、饺子等等一大桌子饭菜，我们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宋福禄家成了男生定点宿舍，晚间宋福禄把炕烧热，还要继续晚饭后的话题，一聊就到半夜。王粉枝在呼市的家成了女生宿舍，每次她都是用好饭好菜、新鲜水果招待我们。

我们感念乡亲的恩德，总想着回去看看他们，总想着力所能及地回报他们。

1992年，冷允法、蔡嘉芳和宋建国带着孩子回村，三个孩子学着当羊倌、还要学着开拖拉机，体验了农村生活。

2002年，后来进村、一年半以后被抽调到县上工作的刘伊澜带着儿子与王献、宋建国、静乃生一起返乡看望乡亲，告诉孩子这是她曾经插队的地方，让孩子领略了后山美丽的自然风光，感受了后山老乡的真诚与热情。

1998年回乡了解到王安云患大病需要手术，我们回京后立即凑了4000元给他寄去，缓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2015年，村里打井需要各家各户集资，我们捐出了2.3万元。

几十年来，大家一直惦记着后苏计的父老乡亲，怀恋着那里的山山水水。据不完全统计，大家集体组织或三五相约或个人返乡至少有十多次。

偶有乡亲到京，我们都会全组出动，盛情款待，比如存贵、六仁、二后生到京，我们一起吃饭、喝酒、聊天，好不热闹。偶有乡亲来见看病，我们尽力提供帮助。

郭二叶害眼病来京治疗，我们想方设法给她挂了同仁医院的专家号，又几次陪她看病，并为她和老伴选好了医院附近交通方便、物美价廉的旅馆，一次次驾车接送，陪伴他们参观，请他们聚餐。

今年王粉枝来京治心脏病，住院期间不让探视，我们就通过微信给她鼓励，增强她战胜疾病的信心。在她出院后，除特殊原因不能到场外，组里多数人都去看望了她们。

知青与村里乡亲们合影

（2018.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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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反思再反思

回顾当年，生产队将一匹妈妈因难产死去的小马驹交给知青喂养，大家喜欢的不得了，喂养它，抚摸它，带它玩，它和我们每个人都特别亲热，跟我们下地，跟我们去大队、公社购物，跟我们一起看电影，俨然成了我们家庭中的一员。一天，王凯燕因事住在了外村，晚间似乎听到了屋外有异样的声音，第二天起床后发现小马驹竟然在那里，应该是守了一夜啊。三年后，生产队看知青越来越少，小马驹也长大了，就安排人把它赶进马群，想让它归队，与别的马一起生活，可是，它总是偷跑回来在知青屋前徘徊，有时还对村里人不友好。队里看它难以调教，便把它卖到远处去了。结果，它还是往回跑，买家找上门又得还给人家。折腾了几次，就再也见不到它了。现在想来，我们溺爱它、娇惯它是错误的，泯灭了它作为马的天性，造成了它后来生活的不幸。在挖肃“内人党”时，我们看出了运动的问题，却没有勇敢地站出来直接反对，个别人有过火的言行，给乡亲带来了伤害。后来反思，痛定思痛，悔之莫及。

再看今日，203地质队探出了铁矿，后来有私人老板组织开采，虽然村里很多人到矿上工作，每月能拿到2000元左右的工资，改善了生活，但废弃的的矿渣堆得像一座黑压压的丑恶的大山，压盖在曾经绿草如茵、开着野花、雨后遍地生长着蘑菇的草原上，覆盖了大面积的草原，侵占了原本分配给牧民的草场，看着让人心痛不已。

还有水资源。原本后苏计有足够村里人畜生活用的浅层地下水资源——村西的一口井，现在已经完全干涸了。近来听说国家的打井队在坡地上打出了深层地下水，村里人家也有了自来水，让人喜忧参半。喜的是坡地的庄稼终于可以灌溉，收成必定会有很大的提高，村民们生活用水也会方便。忧的是深层地下水是不可再生资源，何时抽尽了，就再无可替代的水源了……

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利与弊，处于相同或不同的环境、条件，经历相同或不同的事情，自身思想认识水平不同的知青有相同或不同的感受，得出这样那样的结论，是历史的必然，绝不能强求一致。

团结友爱一家人

大家在一口锅里吃饭，分别睡在男、女生集体大炕。春耕夏锄，秋收冬藏，朝夕相处，相濡以沫，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团结友爱，积极进取。虽然有时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做法，有些小摩擦，但大家求大同存小异，在互相谅解的基础上化解了矛盾，始终如一的亲密友好。

当年轮流值班的“大师傅”把饭做好以后，发现谁不在，就会走出家门高声大喊：“开饭喽，XXX开饭喽！”直到人齐了才一起开餐。天晚了，发现谁没有回宿舍，哪怕是已经钻进被窝，也要爬起来去找人，村里就会有响亮的声音回荡——“×××回宿舍喽！” “×××回宿舍喽！”不管是谁生了病，别人都会十分关心，送药的送药、扎针的扎针，甚至半夜里骑马去找大夫……

王立新虽然在我村只生活过几个月，但她很快融入我们的集体，一点也不觉得生分。每轮到她做饭，她总是花费心思想做点花样，给大家单调的伙食增加点味道。有一次用干莜面代替油，蒸了一笼改良葱油卷，很有创意，赢得大家交口称赞。

静乃生打大井时，尽管穿着水皮裤去给抽水泵泵头下放箩筐，以防止抽水时带上碎石泥沙，结果还是受凉了，有一段时间四肢软瘫，行动困难。大家分工合作伺候他，从穿衣吃饭到下地上厕所，无微不至地照顾他，并四处寻医问药。他想看看打井的进度，我就背着他去了，因为他不能配合，真把我累得够呛。幸亏救治及时，没用多长时间他就恢复了。

刘耕1971年回到保定后与我们失联了。2005年开始，大家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她，有消息说她当了教师，又有人说在保定坐公交看见她在卖票，各种消息都不确切。直到2008年，静乃生当民警的儿子通过全国户籍网，查到了她家的联系方式。王献和宋建国多次打长途电话联系，好不容易联系到她在保定的大弟弟。反复确认才得知，刘耕已嫁给一个农民，住在保定市满城县沟河庄村，患病瘫痪已有数年。从2008年第一次到满城县沟河庄村见到坐在轮椅上的刘耕，至今十几年了，本组知青多人多次去看望，还帮助本公社知青和刘耕的初中、高中同学去看望，大家送去现金、被褥、衣服、米面、水果、点心和卫生纸等，送去了温暖，送去了爱心。

2008年7月第一次看望刘耕

2018年5月看望刘耕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本组知青全部返城至今四十多年来，除去刘耕在河北，其他知青几乎年年都聚会，“纪念下乡XX周年”、“庆贺XX花甲大寿”等等，大家乐在其中。AA制嚷嚷了好长时间，但多次聚餐都因有热心人提前悄悄买单作罢。偶尔有人生病住院，大家都会一次次去看望。谁有了暂时困难，别人都会伸出援助之手。直到现在，大家还像一家人一样。

这一幕幕时刻体现着知青之间的亲情、真情，暖人心窝。在这个集体里，没有哀叹抱怨，有的是乐观向上；没有虚情假意，有的是磊落坦诚；没有勾心斗角，有的是互谅互让；没有对立分裂，有的是团结和睦；没有循情谋私，有的是一心为公。这是一个有着高度凝聚力、吸引力的集体，是一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集体。

知青集体活动的积极组织者是王凯燕和宋建国，他们组织了回乡探“亲”、看望刘耕、生日宴会、外出旅游、体育活动（健步走、打保龄球）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得插友之间的友谊日益深厚。这份在艰苦岁月里凝成、又经历了时代风云变幻考验的深情厚谊，必将象松柏一样长青！

大概是因为我年纪最大，当过班长和团支部书记，学校指派我担任了第一任知青小组组长。虽然在家里排行中我是最小的，但我严格要求自己，尽力当好兄长，尽力完成了自认为应该担负的组长职责。我庆幸自己分到了这个人人积极向上、个个朝气蓬勃的小组。永远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支持与帮助。

有位乡亲说：“希望他们回城后，把在农村插队时受尽的所有的苦与累都化成幸福加倍偿还给他们。”

有位知青说：“希望国家能把富足繁荣世世代代地加倍偿还给中国所有的农民。”

其实，这也是乡亲和知青共同的心声。我期待并坚信，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村里人和知青的美好愿望一定会实现！

2019年在京聚会

（刘耕、张幼霞因故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