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兵，走向朝鲜战场：青春在战火中悄然来临，傅仲阳

至简

傅仲阳

回忆从这里开始

2004 年 8月28 日，分别46 年的老战友小黄（黄少淑）到成都一个艺术学院讲课，我们相见了。长久的思念，浓缩在一个茶楼包间，在短短的四个小时里，我们相拥而泣。

在抗美援朝遥远的炮声中，我们相互在对方苍老的面容里寻找当年小女兵的笑容。思绪万千啊，难以遏制的激情啊，让我们共同翻阅一本泛黄的回忆之书。一页一页，被泪水浸透，想说的话太多，像水库打开了闸门，汹涌澎湃，一泻千里!

1950年冬，年仅12岁的小黄和 14岁的我，在四川省资中县一起参军。在三个月里，我俩先是团宣传队，后是师文工队，最后一起调入15军文工团。

上甘岭战役胜利结束不久，小黄调往3兵团文工队，而后是志愿军政治部文工团。志愿军归国后，她到了前进歌舞团，解放军艺术学院，成为知名舞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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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年轻时的傅仲阳(左边)和黄少淑。

1952年8月，文工团分成若干小组到前沿阵地锻炼。出发前，刘团长严肃地对“娃儿班”班长陈会林说：你要照顾和保护好这些小同志。小傅身上掉根毫毛我都要找你负责!”

刘团长出差从祖国回来，把我和小黄（黄少淑）叫去，一边打开挎包一边说：“我给你们两个一人买了双袜子。”

他宽厚的父爱渗透在棉袜的每一根纤维之中。有一次，刘团长把我和小黄叫去，顶认真地说：“张参谋长打来电话，叫你俩赶快去军部。”

当时我们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但仍是快步走出山沟，上公路，再到一个绿树茂密的小山坡——军部。

张蕴钰参谋长笑着迎上来拉着我俩的手：“快来，快来，祖国慰问团送来的糖，我跟你两个一人留了一包。”我俩悄悄交换了个鬼脸：啊，原来是这个好事啊!

我俩行了个军礼：“谢谢参谋长。”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在影集中翻看参谋长送给我的照片时，我都会想起那个电话，那包糖，那份爱。

我这一生不知换了多少住地，但只有朝鲜道德洞，我15岁到17岁居住过的“家”，在炮火硝烟中伴我成长，使我获得勇敢、坚强和众多爱的家，才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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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前右为傅仲阳左边为黄少淑中间为电影《上甘岭》编剧之一崔家俊。

我出身于地主家庭，但道德洞家里的所有人对我不歧视，不另眼相看，反而因我单纯，年小，对我百般呵护，甚至可以说宠爱有加。我在那个家里人了团，负了伤，充分体现了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之后的几十年中，我无数次梦到道德洞，它甚至化解了我的痛苦。什么样的风暴都不能把我从我的这个家和这个家的光荣里抹去。

嘿!前进吧!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分成许多小分队去炮兵阵地、前沿哨所、后勤驻地、野战医院，以及朝鲜人民军营房演出。几乎都是行军，白天走在公路上，首先就要选择好一旦遭受敌机袭击，应该在哪里隐蔽。

夜行军相对比较安全。尽管“黑寡妇”（美国飞机）的声音常鸣不绝，懒洋洋的，又缓慢又讨厌。但当它扔下照明弹时，犹如天灯一盏，我们却能看清道路，走得很快。在黑暗中行军，走久了就会打瞌睡，甚至做梦，梦境中仍是行军。

有次，我一头撞在前面王吉祥背着的二胡上，才猛然清醒。一次，去炮兵部队演出，一条小河是必经之路，部队战士早就涉水过来在岸边等候。他们搀着、扶着让大家顺利蹚过河去。这时，有两个高个子士兵，二话不说，把我和小黄背过河去。

同志们的军裤都湿透了。文工团杨润海协理员叫我和小黄把长军裤脱下来，给了我们两个大一点的军裤穿。当时，我俩就穿了一条军内裤，因为年小，竟然没有羞涩之感。小黄还觉得顶好玩，在那里扭来扭去跳舞，逗得大家直笑。晚上，男女同志在一个通铺睡觉，又把我和小黄安排在男女之间做“隔断”。似乎没人把我俩当大人看。

战场上的文艺工作者要求“一专多能”。我是戏剧队的，但也参加跳舞。舞蹈队的女兵年龄偏小，13—18岁吧。我惊异于那些孩子跳舞的悟性。小周（周诗蓉）小黄（黄少淑）小调皮（张季忱）宪丽（曾宪丽）……跳的朝鲜舞那样轻盈，尤其是小黄，眉眼一动，十分迷人。

在戏剧队，我常扮演小孩儿。歌剧《阿妈妮》中卢衡演“阿妈妮”，我演“阿得儿”（孩子），学了一点孩子的舞蹈动作，跳起来还是有模有样、有滋有味的。在小歌剧《光荣灯》里，杨洪演妈，我演女儿小凤。起初，我瘦小的身材还像个小姑娘。可我渐渐长大了，发育了，肥大的军装也罩不住勃发的丰满。这时，杨洪和陈冬不得不用一块纱巾，使劲将我的胸部缠紧、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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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傅仲阳(左)和演妈妈的杨洪。

我以独唱为主，《慰问志愿军小唱》、《苗家歌唱毛主席》、《王大妈要和平》……，我总是充满激情地唱着：“紧敲那个板来哟，慢拉琴，我来唱唱光荣的志愿军……同志们哪，你们渴了冰雪当水喝，饿了炒面吃几嘴，同志们受苦又受累，我们敬礼来慰劳呀……。”

一个军礼，迎来热烈的掌声和满腔的热泪。

声音穿越时光，忽远忽近，至今我还深深地感到一个战地文艺兵的自豪。

有个离文工团较远的野战医院，住着许多伤员。医院在一个半山腰，绿树遮掩，风景秀美，如果是在和平年代，那将是一个不错的“农家乐”。但残酷的战争，使我们看到的仍是美丽江山背后的一片疮疤。

伤员们听说军文工团要来演出，又高兴又激动，医护人员扶着背着、抬着他们到演出场地，甚至还有连走带爬的伤员赶来，感人的场面使我们热血沸腾。

我们演了《一粒子弹一包糖》。由徐素华领唱：“那是八月十五号的傍晚，西山上抹出了一道霞光……。”她的声音悠长、甜美，声情并茂，使我十分陶醉。歌曲里塑造了一个中国小姑娘（小香香）和一个朝鲜小姑娘（小金子）。

接着，我唱小香香：“瓜儿离不开秧，孩儿离不开娘……。”

展示祖国儿童美好、幸福的生活，她还给朝鲜儿童送了许多糖果。突然，敌机出现，狂轰滥炸后，一颗罪恶的子弹不幸将小金子击中。她死去的小手里还握着一包小香香送的糖。

这个节目无论演到哪里，台上、台下群情激奋，迎来的不仅是执烈的掌声，还会用呼口号的方式表达保家卫国的决心。

我想起秦基伟军长在他的回忆录中的一段话：“毛泽东同志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这句话我们深有体会，尤其在战争年代，甚至可以说没有文艺工作者的部队，是一支缺乏生机、缺乏朝气的部队。

骄傲吧，战地文艺兵!

梦魂萦绕西方山

记不清下过多少次部队，有过多少次演出，经历过多少危险。但，西方山的前沿哨所是我一生中最艰苦、最有意义，也是最为恐惧的记忆。

1952年8月，文工团编成若干小组，奔赴西方山、五圣山等前沿阵地体验生活、慰问战士、磨炼意志。我和李秀芬、张群分配到某部三连三排的坑道。

通往前线的路，是漫长、狭窄的交通壕。还没走到山脚，就遇到第一个炮火封锁区。敌人排山倒海的炮弹倾泻在四面八方，我们只能在稍微安全的角落里隐蔽一会儿。此时的交通壕已炸为平地，起不到丝毫的掩体作用。在被掀起的泥土里，我看到了血、肉、断肢和辫子。在这条生命线上，不知埋葬了多少我的战友的躯体。

就在炮弹稍停的片刻，我们通过炮火封锁线开始爬山。上山不久，即遭遇第二个炮火封锁区。我们学了一点常识，对炮弹的出口、飞越、爆炸（唝-嗞-哐-）有了某些基本的判断。走在前面的陈会林不时对我喊叫，炮声使我听不见他说什么，但凭他的手势我明白，是叫我往左、往右躲避，或是卧倒。

我使出吃奶的气力，拼命往山上爬。快到半山腰，一个更严密的炮火封锁区迎面扑来。整个山谷都回荡着震耳欲聋、雨点般密集“哐-哐-哐-”的爆炸声。

我拉着秀芬的手说：“快往上爬，不能停下!”她双手叉腰，大汗淋漓，喘着粗气对我说：“小傅，你快走吧，我实在爬不动了，让炮弹打死我算了!”她用手推我，此时，我想都没多想，怎么能丢下她呢?我拉着她，拼命往山上爬。

……啊，终于到达主峰。战士们夸我:“这川耗子爬山真行，勇敢!”（后来在文工团我有了个“小老鼠”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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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依次为黄少淑傅仲阳与李秀芬。

当天，秀芬我就分到更接近前沿的三排去了。在坑道里，我们为战士缝缝补补，念战地报纸，写家书，说说唱唱，又是一个大家庭。

忽然，我感到有一股热热的、黏糊糊的液体从体内流出，一摸，啊！是血!我受伤了?炮弹并未伤到我呀!是爬山时被乱石荆棘刺破了?也不是。在战场上流血是常事，我并不害怕，只是悻悻地弄不明白。

这时秀芬轻声对我说：“小傅，你成大姑娘了。”她找来报纸、压缩干粮的包装纸，一个男战士“哗——”地撕开军衣裤送给秀芬。哦，我的“青春”样来临啦!我就这样从一个“小女孩”变成了一个“女同志”。

有一天，我正在光线好点的坑道口为几个战士念战地报纸，突然，他们使劲把我往坑道里拉，随即一发炮弹在不远的山谷爆炸，是非常震撼的“叭——”的声音。战士说那是化学炮弹，一块卷曲的炮弹皮正掉在我站过的洞口。

张群和我被派往最前沿的观察哨所慰问演出。傍晚，在通讯员的护送下，我们出发了。通讯员背着冲锋枪走前面，我在中间，张群背着二胡走后面,前后拉开 20多米距离。

去观察所的小路,是一条长长的开阔地带。所谓开阔，就是敌我双方都可能出现的地方。山梁上的小路平直，好走。小路两旁像密林一样，挺立着大大小小的松树、柏树，杂草长得又多又高，和灌木缠在一起，黑压压的一大片。

秋风飒飒，树叶摇摇晃晃，总觉得树林深处埋伏着敌人，有双眼睛在盯着我。我不怕死，但我怕当俘虏。我看过敌人飞机散发的传单，说被俘的女志愿军会被送到台湾去当妓女。想到这，我顿时毛骨悚然。随着夜幕降临，我已看不到前后的人。快走到一块矗立的巨大岩石面前，果然看见一个人影在那儿晃动。真遇上敌人了?我很紧张，并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腰（因为出发前排长给我和张群一人发了个手榴弹）。

突然，那个黑影发出了轻微的声音，原来是通讯员我轻轻地“嘘”了一声。

他说：“小鬼，我掩护你们，你们往左走，上山要快!”

这是个三岔路口、往右的一条山路可以进入敌人的驻地。那条山路一直下到山沟，山沟里有条小溪，缓缓流淌着一股清泉，听说志愿军炊事员用一根扁担“捉舌头”俘虏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

张群也跟上来了。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往上爬，这里是我军驻守的地方了，心情一下子变得平静了许多。此时，一位背枪的战士在半路接应我们。

观察哨所离敌人驻地很近很近，据说，白天在望远镜里可以观察到敌人的活动。现在天已经黑了，眼前只能看见一座座墨绿色的山峰。到了哨所，七八个战士挤在小小的哨所里，全神贯注地听着我唱《慰问志愿军小唱》。完了轻轻地鼓掌，要我们转告各级首长：一定誓死坚守阵地，保卫阵地。

听说另一个更小的哨所里还有一个战士，我和张群猫着腰，到了那个洞里，为一个观众唱歌。那是一个比我大不了几岁、年轻英俊的战士，他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可能是他年轻的面孔，使我的感动略带一点难过。

我们告别观察哨所，快速下山，沿着来时的路，再回到开阔地带，仍是拉开距离。山风吹拂着我的脸颊，恐惧已荡然无存，我甚至有了无畏和英雄般的感觉。

总结会上，崔家骏（肖茅）团长表扬我勇敢，赵万堂团长（现名枫波）送我的照片上写着“送给本团小歌手——小傅”。

勇敢，是军人的品格，“小歌手”则是忠于职守。这是给我最好的奖赏。我把它珍藏在记忆的宝盒里，在古稀之年，仍然时不时掏出来，看一看，闻一闻，像闻一朵炮火浇铸的花朵。我忍不住对几十年前那个遥远的小女兵说：“小傅啊，你真的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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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战士们表演女声小合唱。

敬礼!上甘岭!

上甘岭战役打响之后，上级命令文工团同志立即从西方山撤回。从指战员紧张的表情里，我闻到了火药味，以为敌人要进攻西方山了。但很快就知道，原来是武圣山前边已经开战了。

夜行军的路上，我们加快脚步，一言不发，肃穆而镇定。快到司令部时，天已完全黑了。公路上，军用卡车一辆接一辆地从身旁驶过。上面盖着大而厚的帆布篷，车身拖着长长的炮管，原来这就是我军在当时杀伤力极强的“喀秋莎”（火箭炮）。白炽灯照亮了山沟里的公路，车上的战士一脸凝重。当防空哨的枪声响起时，所有车灯顿时都熄灭了。黑暗中，车和人继续向前挺进

经过简短的动员、部署，文工团员分成若干小组、全力投入上甘岭战斗。我们的任务是要接力赛似的快速将弹药食品运往前线，然后用同样的方式将前线的伤员转移到后方野战医院。

时间就是生命!从军部到前线的公路已被敌机和大炮层层封锁我和“韩大炮”（韩治忠）同志一个组。

十月深秋的朝鲜已很寒冷，但我总是穿着单军装奔跑在公路上。时年16岁的我瘦小，不高、体力也差，抬着担架脚打闪，直晃荡。抬下来的伤员伤势都很重，有个伤员我至今不忘。他的头部全用纱布包裹，只露出一张肿胀的嘴，而且嘴也张不开，我只能用棉签蘸着温水沁润他发干的嘴唇。

我流着伤心的泪水照护着一个又一个的兄弟，全然顾不上自己体力的透支。我希望经我护理的伤员，都能在某一天康复。

有一次我和朝鲜“阿芝玛妮”（大嫂）同抬一个伤员。在一个山坳的隐蔽处放下担架给受伤战士喂水时，恰逢45师战地记者高亚雄同志在此拍照，他为我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此照片刊登在15军政治部编印的《抗美援朝英雄事迹纪念册》第 742—743 的插页里。是一张最值得我珍藏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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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军人的事业

英雄是一囊热血

从15岁到18 岁，我在朝鲜度过了年的战斗岁月。在和平环境里我又度过了五十多年。我们的故事老了，人老了，就连我最小的孙女也早已超过我当女兵的年龄。但是，这些故事却永远存在我的记忆之中，给予我无穷的力量。那催人奋进的歌声，将永远铭刻在我灵魂深处，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人生是一部交响乐，而我的志愿军女兵岁月却是交响乐中的华彩乐章。它是我一生中生命力最充盈、最自信、最光荣的岁月。我将一直得到它的照耀，直至生命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