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吴钊先生

西风漂流

　　3月22日，表弟微信告诉我，吴钊先生已于本月16日在家乡县城去世，他刚参加完先生的葬礼。我因远在广州，未能送先生最后一程而深感抱憾，写下这篇文字，聊表对先生的景仰与怀念之情。

一

1970年初正值十年文革中期，家父政治上蒙难，身陷“牛棚”，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以及奶奶被疏散下放回到故里——大理州祥云县江尾村。我就读的江尾小学是一所戴帽初中，1971-1973学年，吴钊先生教我语文兼班主任，我们由此结下师生情缘。

先生是大理州祥云县米甸人，1942年出生于书香世家，受家学渊源的熏陶，他有古典文学的功底，且爱好广泛，多才多艺，吹拉弹唱都拿得出手。他16岁大理师范学校体育专业毕业，篮球禀赋高，被选拔到云南省体委青年队。但时运不济，恰逢1960——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极度困难，专业体育队伍大量撤裁，他转业成为一名教师。

先生开始教我时29岁。他高大英俊，既儒雅又阳刚，是标准的美男子。他的仪容精致，干净整洁，头发梳理得很整齐，皮鞋又黑又亮，其他男老师穿大众化的中山装、青年装，他却常常穿式样新颖的夹克衫。他走到哪里都特别惹眼，那种玉树临风的气质超越现实环境好几个层级，仿佛是宋玉或潘安穿越过来一般。先生书教得好，课堂又生动，写一手漂亮的板书。对我们学生来说，这样的老师既养眼又养心。50年过去了，他给我们讲《三打祝家庄》、《曹刿论战》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他教我们唱《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歌声仍在耳边回响；他带我们打篮球的汗水仿佛还在流淌。那时，我最爱上语文课，喜欢阅读，也喜欢写作文。先生对我特别关照，我的作文得到他的单独指点。他常常把我叫到宿舍，当面帮我修改作文，教我如何立意谋篇，如何理顺文章层次，如何描写人和事物，如何遣词造句。在先生悉心指导下，我对写文章有了初步的理解，也使我的成绩长足长进。在上世纪70年代初，在滇西贫瘠的传统乡村社会中，能遇到这样一位老师，是我莫大的幸运，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致我继承先生的衣钵，终生从事教师职业并以此为乐。

二

十年文革荒废了中国的教育。我1965年秋季上小学，1966年5月，以中央的“5·16通知”为标志，开始了历时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小学阶段，书没有好好读成，却见识了大串联、扫四旧、大批判、大字报、武斗 。直到疏散下放到了农村，寂静的乡村远离政治风暴，家乡的学校却能安放一张书桌，让我平静地完成了小学5年级和初中的学业。初一年级我们的主科只有语文、数学课，到初二年级增加了政治课。这三门课有专任教师，语文、数学课有教科书，政治课没有教科书，老师根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时事内容教授。学校没有专任的体育教师和音乐教师，体育课基本上是任由我们自娱自乐。学校没有安排音乐课，但会根据上级的要求，教唱几首与政治形势相关的革命歌曲。偶尔有老师教授体育课和音乐课，也是吴钊先生教我们，因为只有他具备教授的能力。吴钊先生教语文，王祖晋先生教数学，刘发俊先生教政治。他们在文革的动荡岁月中，尽心尽力地教书，以文化教育滋养我们这群乡村少年，使我们的青春在乱世中没有被荒废。

1972年底，时局发生了变化，邓小平复出，开始抓教育。我们的初二年级变得紧张起来，下学期开始晚自习，全体男生住校，女生因为没有宿舍可住，仍然走读。到了1973年的秋季中考，江尾小学的戴帽初中居然考了全县第一名。我感觉考得不错，天天盼望着县一中的高中录取通知书。那时，中考不公布考生成绩，高中录取名额分配到公社革命委员会（现在叫乡政府），由公社录取。一天，先生托人捎口信，叫我到学校去找他。他告诉我，公社初步录取方案已定，我的成绩名列前茅，但政治审查不合格，没有被录取。其原因是 ；一、我已故的祖父是地主；二、我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 “叛徒”。我属于“黑五类”子女，没有资格读高中。先生说趁录取通知书还未签发，他帮我去找公社革委会理论，也叫我家尽快找关系去疏通。那时，对我来说，公社革委会高悬九天，可望不可及。第二天，先生一大早就找到公社革委会主任，据理力争，最后才录取了我。如果没有先生的鼎力帮助，我接受高中教育的资格将被剥夺，我以后的道路又会是什么样呢？真是不敢想象。人生道路漫长，关键的就是几步。在我人生最关键的一步上，先生扶持了我。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背景下，先生帮助我这个“黑五类”子女是冒政治风险的，很容易被人以站错阶级立场而攻击。好在后来没有给先生带来政治上的麻烦。

三

1973年秋季，我进入祥云一中读高一年级，学校每月放假三天，给来自全县的农村学生回家拿伙食钱。一次月假我回到家里，夜晚去学校看望先生。江尾小学办在村里的文庙——圣宝寺。这是一个坐西朝东的大四合院，先生住在东面房南端的二楼，窗棂透着弱弱的煤油灯光，他正在诵读李白的诗。月朗星稀，四合院浸润在白光之中，透过窗户，先生抑扬顿挫的声音萦绕在圣宝寺寂静的夜里。经历文革扫四旧后，寺里先师殿的牌匾被砸了，大圣先师的塑像被毁灭了，传统文化被扫进垃圾堆，人们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在这样的夜晚，我却听到了先生诵读李太白的声音，仿佛大唐的音韵仍然流淌在这座文庙之中，文庙的魂还在。进入先生宿舍坐定后，他给我讲唐诗，讲诗仙李白的故事，使我耳目一新。从小学到初中，我虽然喜欢阅读，也仅限于小说，除了学过几首毛泽东诗词外，唐诗宋词被视为封建文化，已从教科书中扫地出局，于我来说古典诗词是一片空白。临别，先生借我一本《宋词一百首》，叫我好好读读。

高一年级的寒假，我把先生借我的《宋词一百首》一字不落的抄写了一遍，边抄边背，抄完也就全部背熟了。由此，我开始喜欢上古典诗词。而今我已年逾花甲，一生人唯一全文抄写过的书就是先生借给我的《宋词一百首》。在含饴弄孙之时，我也用古典诗词去熏陶我的孙女，三岁零一个月大的孩子每天听我诵读，已经会背70多首古诗了。这个文脉相传的源头，是来自于50年前先生在圣宝寺微弱的煤油灯下对我的启迪。先生的教诲不仅影响了我，还间接地影响到我的孙辈。

四

1974年中央文革推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犹如海啸一般传导到祥云县城，激起了无比巨大的能量。小县城里的大革命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下半年学校基本就不能正常上课了，接近年尾，县城里“八”“炮”两派 公然又开始武斗了。县一中成了某派的武斗大本营，学生回家了，学生宿舍成了斗士们养精蓄锐的窝。教师们能逃的都逃走了，逃不了的犹如困兽一般蜷缩在学校里。鉴于祥云一中糟糕的现状，1975年初，家父费尽周折，为我联系好转学至东川一中就读。我到江尾小学与吴钊先生道别。当先生得知我床上的行李还在学校时，他说他刚好放寒假，可以带我去县一中取行李。第二天，先生用自行车带着我，从江尾村到县城去，遥遥路途35公里，先生一路辛苦。尤其是从云南驿飞机场到高官铺一路爬坡，我坐在后座，看着先生的脸庞流满汗水，如此劳动先生，我深感愧疚。到达县城后，先生四处打听情况，摸通了路数。晚上，先生带我找到我的班主任杨必繁老师，他与先生同是米甸人，他仍然困守在学校。说明情况后，杨老师带我去找武斗大本营的头头，那人爽快地同意我取走了行李。

先生是那样地善解人意，同情我家当时的处境，帮我解决了大问题。那时，家父背着文革中“叛徒”的罪名，身陷农场，收入被降去了百分之六十多，每月领60元工资，一家三代五口分处三地生活，家庭经济拮据至极。如果我再添置一套行李，势必给家庭增加沉重的负担，是先生为我解了燃眉之急。47年过去了，每每想到此事，我对先生充满感激之情。

五

我1975年初离开家乡后，与先生见面的机会就难得了。2002年的暑假，我专程到祥云去探望过先生。以后在昆明与先生小聚过几次。今年我已64岁，人生该经历的人和事，绝大部分都经历了。回首交集过的人，吴钊先生是对我帮助最大，影响最大，是我最为敬重的人。我与先生仅是师生关系，从未行过束脩之礼，而先生却予我以大爱。我想这就是教师提携后人，关爱后人的精神所在，是职业的光辉，亦是人性的光辉。我写这篇文字，花了几个夜晚，常常是凝视着电脑屏幕，长久地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而行笔稀疏，动情之处饱含热泪。

如今先生已驾鹤西去，一切都变成了怀念。每当缅怀先生之时，我就想起范仲淹所作之歌“云山苍苍，山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