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师引我奋征程

杨星光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 杨星光 辽宁省实验中学1965级初一三班。 1969年入伍，2008年退休。 军旅生涯39年4个月。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从部队基层单位奉调到沈阳军区后勤部政治机关工作。 举目四望，周遭俱为高人。我们的主任是红军时期入伍的老革命，待人和气，民主作风好。几位副主任大都是抗战初期入党入伍的老同志，为人正派，学识厚重，都有着舍生忘死、令人敬佩的传奇经历。有的曾冒着危险潜入敌营当师爷，据理说服了占山为王的匪首率领数百名弟兄投奔我军。有的曾担任板门店停战谈判的志愿军方面首席参谋，为揭露敌人，争得中朝军队正当权益呕心沥血。有的在北京入学深造期间，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多人的苦口相劝，写出了惊世骇俗、真实客观的《回乡调查》，而甘愿自己一度被控制使用。尤其值得钦佩的是李增林副主任，他在杨勇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期间担任新疆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他凭着坚定的党性和磊落的胸襟，嫉恶如仇，敢作敢为，成为杨勇家人心目中不可或缺的顶梁柱。　　每当政治部召开各种会议，如果能当场聆听到首长们的即席讲话，是我们这群小干事的一种荣耀和偏得。首长们思维深邃，旁征博引，分析透彻，分寸感拿捏得恰到好处，常常能使持不同意见者听起来十分舒服。我们这些忠实听众，总能从首长的亲切话语之中悟出一些自己尚未觉察到的深刻道理，获得新的知识学问，找到更加符合客观实际的观察和思考问题的站立点。　　1982年 5 月，李增林副主任率队到黑龙江省的某偏僻单位蹲点，根据惯例，蹲点结束时要形成专题的调查报告。当时，几位笔杆子摩拳擦掌，准备在仰慕已久的李副主任主持下讨论报告的思路框架。没想到的是，主任只是吩咐“你们找两个写字快的人来，准备记录。” 接下来，老人家在桌边慢慢地踱着碎步，一句跟着一句地口授了一篇四五千字的调查报告。文件成稿之后，写作高手们纷纷挤上前去，争抢着看完了报告的全文，连声呼道“精彩，确实精彩！” 这真是一篇难得的既紧密联系基层实际，又循序说理，有的放矢的好文章。 　　某年的一个冬季，数百名团以上单位主官从山沟沟里到沈阳参加一段时间的理论读书班。一天，学习班发通知说当晚要安排学员到俱乐部去观看电影新片，因为那时部队的文化生活比较枯燥，学员们得知后都十分高兴。就在大家的高兴劲儿还没过去的时候，一位管事儿的干部凑上来说，看电影可以，但每个学员必须付款买票。否则就违反了相关规定。 主持办班的政治部首长多少有些恼火。我只听他很是沉静地说了一句“学员们都盼望的事情我们作为主办方就要努力办好。这么大的机关看个电影还要收人家的钱，实在不好交代。你们再去争取一下。如果确实与上面的规定有冲突，就拿我这个月的工资报销好了！” 当天晚上，学员们兴高采烈地登车去俱乐部看了电影。事后，我没发现那位所谓管事儿的人按照规定去扣首长的工资。 实际上，我在心里暗暗地佩服着这位政治部首长的风骨和担当。 政治部里的几位科长，都是解放战争初期入伍的。我所在科的科长更是个十分有特点的老同志。他1945年入伍，责任心和工作能力超强，对部下的要求和管理也相当严苛。向他汇报工作，是很难通过的一道关口。如果你在汇报的第一个句号之前没将事情的大致状况说清楚，立马会招来一顿很是严厉的批评。在我们办公室里，工作时间绝对禁止闲聊，甚至连翻看报纸杂志都不可以，只准许专心致志地去做指向性很强的计划内工作。 科长，还是一位严中有爱，被形容为皮冷心热的暖水瓶。对于部下的一些私事、家事，在你自己还没考虑好、考虑到的时候，他已经替你办妥了。当我到了该找对象的年龄时，来相亲的女方惊诧地看到，约好了去见面的怎么成了两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 原来，我的科长、副科长是在以我临时紧急出差为借口，专程登门去为我探路把关。 　　1975年冬天，驻辽南某军事单位发生了一起行政事故。案发初期我奉命前往调查，当发现不属于政治机关的管辖范围，便向在场的副参谋长报告准备返回机关。副参谋长说“我已经和你们主任说了，首长已决定在这个单位召开现场会，你要继续留下完成会议材料。” 这次会议的主材料是分管行政的副部长和分管副参谋长在会上的两个讲话。巧的是，后勤部的龙开富政委（毛主席长征时的警卫兼挑夫）下部队到了辽南，捎话过来也要在这次会议上讲话。 一起并不大的事故，要分别从不同角度写出三位首长的讲话稿，若要写得好，不是个简单的事情。副参谋长看出了我们的心思，说“不必为难，明天就有一位志愿军时期的老秘书来和你们一块儿写这几个材料”。　　这位老同志果然不是凡人，对三篇讲话材料的立意、结构、叙事角度、阐发重点都有其独特的看法。稿子的提纲形成后，在这位难得人才的带领之下，我们苦熬三天三夜，每天只睡两到三个小时，终于按期高质量地完成了这次写作任务。 值得庆幸的是，当时我所在单位的风气还是相当不错的。大家团结努力，积极向上，相互帮助，无论干什么工作都力争做到最佳。 春节到了，赵干事夫妇备置了丰盛的饭菜请我们这些单身干部去会餐。郑干事的爱人从三岔河临时来队，也挥刀弄铲掂大勺，找我们几位家不在沈阳的去打牙祭。 在当时的几个干事中，属我的年龄最小。老同志们对我各方面的殷切关照和不断扶持，持续增加着我刻苦向前的动力。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摔打磨练，我在政治部领导、科长、副科长和其他同志的言传身教之下，利用着一切时间和机会，去全身心地学习、模仿、思索、跟进，再逐渐去创新、提高。按照首长们的意图，吃得进辛苦，受得了委屈，掌控得住局面，各方面的能力较之先前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有的方面的进步幅度还比较大，办文办事的成功率愈发令人满意，我也在工作中不断的成长、成熟。有同事戏称，“你办事，科长放心”。　　一次，我和三分部李洪俭等同志到内蒙古兴安盟德伯斯地区执行一次重要任务。军情紧急，不容迟缓。我们每天都工作到下半夜两三点钟。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加上水土不服，我患上了较严重的腹泻。在强烈责任感的驱使下，一度虚弱的我拄着根木棍去串户走访、上山勘察。30天后，任务得以圆满完成。上秤一量，发现我体重少了12斤。当时还有个小插曲：分部的政委得知我们取得完胜后十分高兴，执意请我们喝庆功酒。在饭菜还没端上的时候，我由于过度疲劳，已经趴在桌上呼呼地睡着了。 90年代初期，后勤部就一起很复杂事件给沈阳军区首长呈报了一份《情况反映》，首长们看后很是满意，军区司令部的首长秘书也对这份文件评价颇高，询问是出自哪一位的手笔。送文件的同志告诉他，“是杨星光在房间里一边遛着圈儿，一边念叨出来的。” 实际上，我只是在比照着老领导的做法，紧赶慢赶地学出来的。 　　1988年，我被下派到军区所属的基层单位任职，其后又随单位先后转隶到总参谋部和总装备部建制领导，期间接触到了相当多事情和数不清的高级官员。但凭心而论，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在沈阳军区后勤部机关里工作的这14年。无论从品格、学识、工作能力、联系群众和清正廉洁程度等各方面相比较，这一茬的老领导是最能让我从心底里敬佩的。无人能与他们比肩，更没有发现过出其右者。　　这些老领导的形象，正如《论语》中所说“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他们的内心世界，如涌泉般的奋进清亮，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从不昧着良心去追求升官发财，踏踏实实地为国为民做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教化和熏陶，才使得我能够坦然面对后来官场上的冰霜雨雪，保持一份清醒平和的心态，在关键时刻作出了经得住反复推敲的正确选择。　　我深深怀念和时常回味着我在沈阳军区后勤部机关这一段有贤师良友相陪伴的日子。　　作为紧紧地拧在中国共产党战车上的一枚细微零件，我的努力和付出也得到了首长们的高度认可，几次立功，多次受嘉奖，曾经被越级提拔。十几年后，李增林主任回忆起当年工作时的情形，说是在他一生的经历中有两个最得意的门生，一个是沈阳警备区的赵刚；另一个竟然是我。听闻此言，我吃惊不小，连忙说，首长这评价的分量太重了！时隔不久，沈后直属供应部的部长李树本同志即将退出领导岗位。他说道，自己最满意的部下是“两个杨”。一个是沈后四分部的杨永春，再一个是杨星光。　　 　　父亲和初入军营的我 　　我和航天英雄杨利伟 　　德高望重的老首长对我有如此评说，一方面使我深感忐忑，另一方面心底也透出一丝的安慰与满足，我终究没有辜负指路贤师们对我的殷切期望，在岗位上勤恳地做完了自己应该做和可能做的事情，长成了一名既无愧于党，无愧于心，又有益于民的中国军人。 　　——谨以此文献给已经离世和日渐老去的首长和同事。 　　行为高洁，碑树人心。你们才是人民心中真正意义上的支柱脊梁！ 杨星光 　　 撰稿/美篇制作：杨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