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读书 —“两会”带来的启示

李桥散人

这是一篇特别的读书笔记，它实际上总结了我在读了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的《中国触动》、《中国震撼》和《中国超越》三本书后，七年半走过的心路。

2014年9月2日，我第一次看到了张教授的《西方“民主”遇上中国“实事求是”》这篇文章。从那时起，我就成了他的铁粉，不光买了他出版的书，而且关注他在电视上做的节目《这就是中国》，以及在其它媒体上的报道。成了他教室窗外的学生*。

我比他大一岁，我比他早出一年出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有同样的感受，同样的比较，同样的思考。不同之处在于，所处环境不同，我是凭信念前行，所缺的是他深入地观察和分析总结。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一号航站楼，1980年1月启用，仅有十个登机口。我于1982年春公务赴美，那时坐飞机的人还很少。

在那春潮涌动改革时代，人们的思想在变革、辨别、接受、突破中躁动，在希望、失望和期望中起伏。我深感：在这个时期的过来的成年人，是最难的人。什么都需要选择，什么都要承担。当年我在国外看到的，和自己亲身工作的经历，都曾让我在人生信仰上失语。我说服不了自己，更说服不了别人。

说起来也不奇怪，当你沿着5号州际公路贯穿美国从北到南，所见所闻，现代化的城市让你心旷神移。当你置身于西雅图波音公司流水线时，高效的生产流程让你目不暇接。当你走进超市，玲瑯满目的商品让你备感囊中羞涩。这一切让当时的我怀疑过社会主义的理论，同时也让我不自觉地把民主、自由、人权和看到的表象联系起來，甚至认为是各国发展的标准答案。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天的中国，仅用了43年的改革时间，就摆脱了贫困，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政治、文化、经济、科技、军事上走在世界前列。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功实践中，国家走向富強。在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中，也逐渐地拿回了被西方单方面控制的话语权，特别是在民主、人权、自由及政治体制这些被西方笼断、主导的理论高地上，注入了中国元素，并且逐渐地在影响、改变这些理论的研究方向。

可是我们周围大多数的人，至今在舆论场上尚不能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也是在学习和比较中才逐渐地看清了中国道路的正确性和内涵。有一点是明确的：缺少理论和实力是不能让西方交出话语权的。在我看来，西方后面的路很不好走，理论上如不与时俱进，行动上放下教师爷的架子虚心求教，在人类的道德高地上，被唾弃是早晚的事。

民主是什么？

一次，在慕尼黑举办的马歇尔论坛中国问题研讨会上，由张教授主讲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讲完之后，一个欧洲学者问张教授：“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张教授反问：“您的民主化概念怎么界定？”他颇有点不耐烦：“这很简单：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说完还补充了一句：“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

中国人如何理解民主呢？

国外媒体在街头随机采访中，老百姓给出的回答多数是：

“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政府办事要听老百姓意见”。

“政府工作要为老百姓办实事，受老百姓监督”。

可见，“民主”的概念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理解有多么不同。

我查阅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关于“民主”的条目，摘述如下：“一种最高权力属于人民并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透过代议制（通常包括定期的自由选举）来行使权力的政体。...现今大部分的民主是代议制民主，这种观念大多源自中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代，以及美国独立及法国革命时期所兴起的思想和制度。今天所谓的”民主”就是指普选、竞选公职、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法治。英语此词源出希腊文 demos(人民)和 kratos(统治)，因而从字面上讲即是“人民统治”。

通过自由普选而产生的代议制议会，在 19、20 世纪成为民主政体的主要机构。在许多国家，民主的含义还包括竞选公职、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法治。

共产党在二十世纪对民主的定义与此颇不相同，不通过竞争而根据单一的党内指定候选人名单“选举”官员。他们的说词是：政治上的一致和生产数据的集体所有制，足以保证人民的意志得以实现。...”

条目中大篇幅的内容主要是论述如何让选举程序中的各个要素体现民主，重点在选举，即“程序民主”。这和中国人民认同的“实质民主”，即当选人政绩的最终结果是否体现了人民的意愿、利益的认知而言，两者在民主的着重点上是不同的。

“民主一词，就词源学而言，其所蕴含的紧要问题不是语义角度能够解决的。 ...”这一点和“人权”条目陈述的大致相同，即：“人权也是人权法学里最难界定、最混乱、最具有歧见的概念。”《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人权”条目指出，迄今为止，世界上尚没有一个为所有人广泛接受的人权定义。 这大概本身就说明人权的复杂性、人权的重要性，以及人权研究的巨大空间。

《中国大百科全书》关于“民主”的定义是：“以多数人的意志为政权的基础，承认全体公民自由、平等的统治形式和国家形态。在现代社会，民主是一个含义很广的概念，常用以表示具有平等、自由性质和特征的状态、现象。尽管民主这一概念使用广泛，但“人民当家做主”作为核心的基本含义一直延续下来。在现代社会，民主即“人民当家做主”，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和现代文明国家的根本原则。...选举、监督国家公职人员和服从国家公职人员依法管理的统一。”

民主并不意味着人民中的每个人都经常地直接参加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不意味着任何公共的事务和问题都要由全民公决。通常是把国家权力委托给人民中的一部分人组成的国家机关来行使。

为保证国家公职人员真正代表人民行使权力，通常采取普选制、分权监督的措施予以保障。人民群众虽然在一般情况下不直接参与对问题的决定，但有权通过各种途径对国家和社会事务提出意见、批评和建议，依照一定的法律程序对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实行监督，直至罢免或撤换不称职人员。

综上所述，由于民主本身的内涵和外延极为丰富，在现实中，各国的民主本身呈现出多种形态，有同有异。因此，民主只能在发展中不断探索、完善。根本不存在西方标榜自己所谓最好的民主体制。

民主的爭论点

西方常挂在嘴边的“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才是民主的标准，作为在世上混的看家本领，实话说也得来不易。

从西方民主发源地古希腊召开公民大会开始，就问题不断，首先仅限男性公民（不包括女性，也不包括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在低智盲从的公民表决下，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苏格拉底，因“腐蚀青年思想”之罪，被这种制度判处了死刑。

他的学生、古希腊的另一位思想巨人柏拉图对此愤愤不平，认为这是“暴民”统治。这位晚孔子124年出生的西方先贤一贯认为：人的智力、品行和能力是有差异的，而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否认这些差异，预设所有男性公民，不分良莠，都行使同样的政治权力，结果导致了“暴民”政治。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柏拉图还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你病了，你是召集民众为你治病呢？还是去找医术精湛的大夫呢？你一定会去找医术精湛的大夫，那么治理一个国家，其责任和难度远远大于一个大夫，你该找谁呢？

在雅典民主失败之后的上千年内，这种民主形式在殴州几乎销声匿迹了，一直到了19世纪、20世纪才开始有了代议制的这种民主政体。在实现现代化后，西方才真正开始有了能拿得出手的“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制度。西方民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磕磕绊绊走到今天，但就在西方各国，在选举、政体上也还各不相同。

美国真正意义上实现普选是在1965年黑人获得投票权算起。瑞士则是在1971年妇女获得投票权，到今天还不到50年。张维为教授书中说到：“如果要推动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别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你们自己真正的民主化过程，毫无例外，都是渐进的，都是在现代化之后才实现的？这个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张维为教授到访过100多个国家，他曾和国外同行学者交流了三个问题。

1.张说：“请在座的举出个发展中国家通过西方民主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

（结论是未找到例子。略）

2.张说：“要不要我举出西方民主化在发展中国家不成功的例子。”

（列举了菲律宾、伊拉克等。略）

3.张说：“在座的都来自发达国家，你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个例子，说明一下哪一个今天的发达国素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或者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搞普选的？”

（结论是没能举出例子。略）

同样，中国的民主进程也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我们做一个假设：在中国，农民人口是大多数；据统计，在改革开放前的1964年，全国人口文盲率高达33.58%。经济落后，生活贫困。国土地域广大，交通不便，在这样的条件下，按西方的“一人一票”“普选”模式，我们如何组织？又会选出什么样的政府？西方无视过去，更无视现在，在他们眼里中国的“民主原罪”就是不照他们的话去做！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文盲率从建国初期的80%（1.8亿人口）到今天的2.67%，（2021年5月11日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口数量为3775万人）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

这对于一个14亿的人口大国来说，绝对是一个奇迹，在这个过程中，得益于我国的教育方针和大量投入，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

在写这篇文章前，我曾收集了几位朋友对选举的一些看法。我把这些观点记录如下并坦诚谈谈我学习的体会。

“选的代表我根本不了解”。

“代表是凭什么选上的”。

“单位领导总是能选上”。

“选举投票热情为什么比国外低”。

“为什么不能直接选举”。

坦率的说，当我们谈及这些话题时，我并未感到难于回答，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中对代表的资格、素质有严格的要求；譬如：要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履职的素质和能力。廉洁自律，公道正派，勤勉尽责等等。

对各层级代表的产生和程序也有明确的规定。譬如：对高于县的行政区产生的代表采用间接选举的办法，对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对代表的组成问题也有特别的強调。譬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也就是说要考虑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各领域阶层，不同党派人士，归侨及妇女代表。

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议论呢？

主要还是对我国的《选举法》内容以及对国外的选举制度的不了解所致。

就拿“直接选举”来说，县乡（镇）的人大代表就是直选方式，甚至规定有十人推荐就可以参选。我问过在农村务农的战友，他们告诉我这二十年来农民政治觉悟、参政议政的关注度大幅提升，村民自治，实行直接民主选举也开始形成制度。像直接一人一票的选举村委会主任。国家也尝试在乡镇直接选举乡镇长，有推荐的，也有“海选”的，虽说在实践过程中产生了不少问题（勿需回避），但也是我国在不断的推行民主制度上的探索和创新。

另一方面，在县以上，即设区的市及其以上人大代表选举则实行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间接选举的方法。（这中确实有很多道理，城乡、社会组成等差别太不一样，但如何向直选转变需要一个过程）这就造成了大家说的“选的代表我都不了解”的情况，像我们企业一样，每次见到名单，熟悉的除了单位领导就是工会主席，也有单位的先进分子。他们选上后代表我们去选区里的代表，越往上选出的代表越不熟悉。

欧美国家在议员（美国是参众两院）选举上是采取“直接选举”制，这些参选人，有毛遂自荐的，有党组织推荐、政治权势人物点名、利益集团推举的。如属于某一政党的候选人，则必须在某一党内的预选中击败党内其他对手，方赢得该党提名，获得参选提名。最后，在众多选区，众多利益相关方，推荐出的众多候选人才能参加由公众一人一票决定的选举中。

间接选举的方式则出现在选举政府首脑：总统、总理的时候。包括我们国家主席和总理的产生。

简单地说：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民主共和制治理国家，其中议会共和制和总统共和制为主要两种。前者就是由议会议员们投票间接选举出领导人。如：德国总统、印度总统。日本首相也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经由执政党推选，国会投票间接选举产生。而后者是在总统制共和制下，总统一般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如：俄罗斯总统、法国总统。

不过也有特例。如：美国总统是通过选举人团制度，把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结合的方式产生的。各州在国会中都有自己的议员，数量不一，一共538个议员。由这些国会议员记名投票选举，得票多的人为总统。不过议员的投票并不是自己决定的，而是由各州人民普选决定的。比如纽约州51%的人投票给A，那么纽约州的所有议员都要把票投给A，这就是“赢者通吃”。这种制度弊病太多，在此前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获得普选票62,984,828张，落后希拉里约三百万张，但获选举人团票多，却当选为美国总统。

据华盛顿邮报与哈佛大学的联合调查，72%的美国选民认为选举人团制度已经过时，但由于种种利益纠葛，修改困难之大，成为了一件可盼不可期的目标。

再如一些由总理掌握行政大权的国家里，被选举人所在的党在各州议员必须赢得席位，以便在国会形成多数，再经过党内协调才能成为候选人进行全民普选。像德国那样的“双首长制”的国家，在获胜后还要由议会提交总统批准。

说了这么多，总结起来就三点：

1.普选在人类发展民主进程中是最重要的成果，特别是到近代十九世纪后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共同追求、探索，创建的目标。各有长短，各具特色，决定了民主发展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定位。

2.直接选举、间接选举、政党轮换，这只是完善民主制度的手段，如果脱离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民主核心，就成了“忽悠”选民的剧本。你确实投了一票，但当你发现被骗的时候，后悔还不如不投。

3.选上的人不但要代表你的利益，更要有能力服务大众，不谋私利。

我有一个朋友是市人大代表，无党派人士，曾经主持过国家的基建工程项目，本人精明干练。我曾问过她对其他人大代表的看法，她告诉我，都很优秀，并且在大会上面对领导的发言都不留情面。我还问过另一位在央属大机构的朋友，他们选的代表有作用吗？他告诉我，代表为选民的利益真的非常尽心尽力。

这些代表我们大多数人都并不认识，虽说他们都是在基层长年工作，由单位择优推荐到地区，再经过选拔，选到区、市的。但中国传统的不张扬，无文宣的习俗就造成了选民在投票时的疑问，热情不高。我们历史上没有选举文化，几千年来形成的科举制度，选贤任能、历练考察为主的选拔人才的制度早己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

顺便插一句，西方国家的选民就认识那些当选的政客吗？用钱堆出来的广告，漫天造势的竞选集会、信口开河的许诺，就算是了解了吗？当年特郎普出现时，连美国人都不晓得他从哪冒出来的，还怀疑他是普金的粉丝呢！

张教授说：中国最高决策机构，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几乎都担任过两任省委书记或具有其他相应的工作历练。很难想象在中国这种选贤任能的制度下，像美国小布什和日本野田佳彦这样低能的领导人能够进入国家最高领导层。

客观的说，这种制度选出的人才质量远远高于西方对人才的要求，西方人认为只要制度好，选出什么人不重要，他们可以是政治世家（类似小布什家族、安培家族等等），可以是为选举而生的政客，可以应运而生的投机客，大部分是利益集团推出的代理人。但制度是人定的，制度有滞后性，因此在有高效率治理国家上，我们这种“选贤任能，精英治国”方式连西方学者都自叹不如。

张维为教授在书中说到：西方在普选的有些方面，确实有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此如登记投票、组织集会、电视辩论，这样对民众有不小的吸引力，可以拉近代表和民众的距离。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创新另一种形式，从而使老百姓有更多的政治参与感和认同感。

现今的西方选举己成为“金钱选举”，早己和美国的民主与西方许多先哲的理想已经相差很远，在美国本国和欧洲均受到很多批评，美民主的商业化（铺天盖地的广告），庸俗化（一切为了讨好选民，一旦选上，自己的承诺又不能兑现)和金钱化（美国民主制度之昂贵，绝非一般人可以想象)就表明了这一点，连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的《希望的勇气》(The Audacity of Hope)一书中都坦陈：“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这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提供钱者的利益，虽然也可能使用政府的钱（但这个钱很有限，不足以应付竞选，可能还会附带很多条件)。”

我曾经开玩笑地对朋友说：“你也可以在日坛公园搭个台行使普选权，关键是你租场地，发微信叫人来听你的主张，等等都得花钱，你也可以拉赞助，或找一个“利益集团”，比如你们单位”。

玩笑归玩笑，但深入一想，回避不了的事实终究要触碰到。

不同的国家体制，不同的民主追求。

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哪一个统治阶级，只要实行民主政治，都普遍采取代议制的形式，只是具体方式有所不同。

代议制是指公民通过选举代表，组成代议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是间接民主的形式。现代国家普遍实行代议制。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机关是议会，所以资本主义代议制又称议会制。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是代议制，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

资产阶级代议制度特点为：

1.议会形式上代表民意行使国家权力。议会由议员组成，议员由普选产生。国家的重大立法和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议会讨论并经多数通过。议会享有立法权、财政权和行政监督权。

2.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实行“总统、议会、法院”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的原则。

3.都实行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也就是都必须由在议会选举或大选中获胜的政党领袖来出任总统或总理（首相），并以本党人员为主组成内阁。

议会中实行多党制，轮流执政。

4.政府在执政期间都坚决推行本党的意志和政策。总统和总理都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不但领导内阁，而且可以控制议会或干预立法。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新型的代议制民主，其特点表现为：

1.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大代表的选举是实行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县乡两级实行直接选举，设区的市及其以上人大代表选举实行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间接选举。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不仅直接行使立法权，而且由它产生国家行政、审判、检察等机关。这些机关都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受其监督，从而保证了人民真正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与行政、司法机关之间，虽然在职权上有所分工，但不是三权分立的关系，而是实行民主集中制。

3.我国代议制民主是与参与式民主相结合的。这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和优势。即：我国各级人大及常委会在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同时，依据宪法充分保障“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人民群众不仅可以通过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农村的村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也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这种参与式民主集中体现在每年召开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上。每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代表人民在会上就“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财政预决算、审议法律草案、选举或任命国家机构的领导人员，发表审议意见，行使国家权力。人民群众则通过媒体关注两会，就两会的议题发表意见，通过网络互动的节目与国家领导人对话、与代表委员对话，提出治国理政建议。每年两会期间关注两会的网络点击量数以百亿计，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积极性。

4.在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其长期合作共事的参政党，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不搞轮流执政。

人民代表大会和议会组成优劣比较

美国保守派学者福山在《美国没有什么可教给中国的》一文中认为“在美国政治体系中，金钱已经成为选举的王牌，最高法院认可企业有权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有利于它经营的候选人和政策…而中国恰恰相反，中国的制度不可能牺牲整个体系的需要，让企业参与政府的决策，从而满足它们的底线”。

据英国《卫报》网站2018年8月报道，美国国会议员选举，一个参议院席位的平均成本为1940万美元，一个众议院席位平均至少要花费150万美元。没有钱是不可能当选议员的。要想当议员，要么自己掏钱，要么投靠利益集团。西方议会的议员一旦当选之后，往往沦为职业政客，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同时，由于议员的任期并没有明确的限制，所以经常出现美国国会中的议员连选连任的情况，甚至出现连任多届的高龄议员。参、众议员在国会任职10年，甚至20年以上都是很平常的事情。有的议员甚至已经90多岁，还仍然在国会担任参议员，出现了所谓的高龄政客奇怪政治现象。由于这些议员长期任职，人脉利益错综复杂，这就为议会中出现腐败埋下了伏笔。这些年来，有关国会议员的贪腐丑闻层出不穷，据美国司法部资料显示，1992年至2011年间发生的各级腐败案中，联邦政府、国会等高级权力机关的案发率最高。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2015年9月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2%的美国人认为国会腐败严重，69%认为国会议员没有成为选民利益的代言人，决策过程受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只有8%仍对国会存有信心。

相比之下，在收入上，我国的人大代表就显得寒酸了。在我国五级人大代表中，由10亿多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占到代表总数的90%以上。

这些来自基层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代表有多少有钱的？就算是最后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中有了些有钱人，但请别忘了，大多数的代表都是兼职的，从事着各自不同的职业，有着各自的工作岗位，这和西方国家议会议员专职拿高薪是完全不同的。人大代表选举中产生的费用都由国家实报实销。

我国人大代表常年在基层了解民意，提交议案，非常辛苦，他们图什么呢？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在长期的斗争实践和生产实践中历史的选择。他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宪法授与它代表全体中国人民行使权力。在十四亿人口中，党员就占有九千万，可见其代表性。人大代表多数是党员，在基层大小也是个“官”，对政绩较为重视，对中国文化中“父母官”、“重义轻利”、“一生清廉”的评判有高度的共识。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除极少数腐败分子外，代表们给社会的奉献、廉洁，为民造福的整体形象。

西方议员没有政绩也可以赖在位置上，选前他的抓住了选民的心里，使用民粹主义、高福利承诺的，竞选语言，甚至用钱贿选而获得选票。当选后，所有承诺不在，可以随心所欲图私利。

我的人大代表朋友告诉我，每届人大改选后，大约有30%的代表连任，70%的代表卸任。党外人士名额变动不大，其他代表一些是因为提案需要他们继续完成而连任，大多数的代表是在五年覆职期间完成了表达民意的使命而卸任，有些则是到了退休年龄届满后自动退下。

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现代政党制度从来就是与现代政治制度相伴而生的。

和中国一党制不同，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政党制度的特点是相互竞争、轮流执政，致使其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相互争斗的政治工具。虽然西方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着制约和监督的作用，但发展至今越来越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政治障碍，陷入“否决政治”的泥潭。两党恶斗甚至制造了社会的“党派鸿沟”。

近几年来在美国国会上演的“控枪法案”，“医保法案”，“口罩強制令”，这些事关民生切身利益的立法都成为了两党恶斗的牺牲品，无法立法。反倒是带有明显的金钱腐败的“个人竞选捐款不设上限”的法律却给予放行。对延长总统任期，议员任期争议上，两党各有所图的讨论持续不断，乐此不疲，还有望通过立法。

就象张维为教授所讲，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比较西方模式下的政党，它们大多数恐怕只能算做“部分利益党”乃至“游戏党”。因此在治国理政上，与中国共产党不同，这些政党大都不对自己民族的整体利益承担终极责任，缺乏长远目标，政府执政效能低下。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杰·科恩(Roger Cohen)也于2010年1月2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党民主制度”的文章，谈到他不再嘲笑“一党民主制度”。他认为这有几个原因，一是中国人有很强的家庭观念。非常有凝聚力。在中国，你能听到：“我的钱也是我家里的钱，这个概念对我很新鲜。”二是中国今天能专心致志地做事，能不分心地做大事。三是中国的经济前景灿烂。中国的城市化才开始不久，“中国计划在未来5年新建97座机场和83个地铁系统”。四是“一党民主制度”看似很矛盾，但看到中国今天的成绩，“我不会再嘲笑这个理念了，‘和而不同’毕竟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思想，无数个中国家庭每天都在实践这个理念。”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不久前也对中国做了一些民调，也证明了这一点，说这一年来中国人对政府的支持度一直在上升。如果以10分为满分来评分的话，那么中国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从2019年6月的8.23上升至2020年2月的8.65，再升至2020年5月的8.87。这个调查还发现，原来对政府信任相对较低的年轻人群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这次对政府的支持度提升度非常大。

西方代议制发展到今天，己经沦为“金钱代议制”，议会中的党派已被所代表的利益集团、金融寡头把控，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现实中的中国民主进行时

在今年的政协、人大“两会”上有两个讲话给我印象深刻。一个是李总理在大会闭幕后答记者问时的讲话，另一个是一位政协代表介绍她提案上交的过程情况。

在这些两会上回答政府在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上做些什么时，李总理说：“我记得去年到东部地区和十几位企业家交谈，他们谈到了企业运行中的困难，希望国家再出台一些宏观支持政策。我当时就说，中央政府的政策储备是有的，但需要集中使用。有三项选择，但只能做选择题，就是三选一。一是大规模投资，也许你们可以得到订单。二是发放消费券，可能会直接刺激消费。三是给企业减税降费。他们沉默一会儿，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选择第三项。因为这是最直接、最公平、最有效率的。从今年我收到的有关报告看，普遍把减税降费作为对政府宏观政策的第一个期待。看来，施肥还得要施到根上，根壮才能枝繁叶茂。”

每年，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都数十次在全国各地做调研，了解民生听取意见，检查政策落实情况。新中国一代代领导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民主作风和传统文化的微服私访，问政于民真是一脉相承。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刘贵芳的提案内容是：安乐死应该在我国合法化，在合法基础上规范安乐死行为。

刘贵芳解释说，选择安乐死的对象主要是癌症晚期等不治之症的患者，“面对那些痛苦万分的绝症患者，如何维护他们死亡的尊严，如何让他们临终前有一个安详的状态，安乐死无疑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刘贵芳认为，生是人的权利，死也应该是人的一种权利，安乐死承认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人有权以这种（安乐死）方式结束自己的痛苦。”

其实关于“安乐死”的立法，我国早在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讨论过。

当时在全国人大提出安乐死议案的是严仁英和胡亚美，两人分别是中国妇产科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

到了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3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立法”议案。1995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递交了4份有关“安乐死”立法的议案。2003年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受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儿童医院院长胡亚美教授的委托，向大会提交了在北京率先试行“安乐死”并建立相关法规的建议。

在2016年两会期间，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建议考虑“安乐死”立法。

2017年3月9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30位全国人大代表在一份名为《关于推进中国“安乐死”合法化的建议》上郑重签下了他们的名字。

据澎湃新闻，目前，全球已有瑞士、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哥伦比亚等多个国家将安乐死合法化。

34年来，出于对国家制度、文化、社会共识以及国际影响因素等多方面因素的考量，相关立法还在研讨中。

时至今日，最早提出“安乐死合法化”的两位人大代表，严仁英已于2017年去世，享年104岁，胡亚美也于2019年去世，享年96岁。

上面的事例，反映了我国人大代表素质、提案质量之高，提案具有的前瞻性。也反映出为民请命的坚持不懈的精神。

下面的事例，反映了人大代表扎根于民，不辞辛苦，实事求是，科学理性的为国家、老百姓办实事的生动案例。

不能不点赞的是：人大常委会及相关机构对人民群众的呼声的尊重及强有力的办事执行力。

2021年3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从1996年由人大代表吕忠梅提出到成为法律经历了24年。这是一部制定难度极大的法律文件，它不仅仅要和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而且与中国的国情民情，传统文化紧密相连。

一条长江，她的流域几乎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不同流域内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贫富差距，以及人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差异非常大。用水需求、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都得兼顾，不能不深入慎重研究。

作为从小生长在长江边上的吕忠梅，她在长江边长大，看到这条母亲河纳污量已相当于大半个黄河径流量，中国三分之一的废水全部排放到了长江。她深切感受到必须用立法来保护长江这条母亲河，用国家统一的长江发展规划来改変谁都在管的“九龙治水”的弊端。

现在我们看到的长江保护法除附则外一共94条，其中有65条涉及对各级各类行政主体的职责规定。这些规定按照中国的行政体制设计了长江流域协调机制，并将需要协调的事项以具体到部门、地方政府的方式加以明确，让管理部门行使权力时有法可依，违法时依法追责。这也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特色。

同时在利益关系的协调处理过程中也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比如规定长江“十年禁渔”、河长制等等，继承和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取用有度”“德法共治”的优良传统，非常好地体现了中国人的生态智慧。

在这期刊中，我引用了言论栏目的內容，同时介绍了在一个村里，老百姓是怎样行使民主权利的。

2021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根据规划建议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其中“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从单独一条扩展成了单独一章。《纲要》中写道：“强化对失能、部分失能特困老年人的兜底保障，积极发展农村互助幸福院等互助性养老。”这条建议的提交人就是李电波，他是内蒙古达拉特旗蒲圪卜村的村干部。

2020年8月，他刚从老家陕西省丹凤县探亲回来，想起老家患重病的父亲，心里十分无奈，萌生了给政府写一条关于农村养老问题的建议。多年来，李电波的主要工作就是和村里的老人打交道。村里户籍人口约3900人，但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常住人口1200多人中，光是留守老人就有800多人，特别是村里独居老人的日常生活让他放心不下。

“前些年，人们常讲，农村住的是‘386199’部队，即妇女、儿童、老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妇女儿童大都跟着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进了城，只有老年人还留在村里生活，主力变成了‘99重阳节部队＇。老龄化社会已经摆在我们眼前，成为乡村治理、乡村振兴中一个绕不过去的重大课题，所以农村地区养老问题必须要做得扎实。”李电波这样讲的。

这几年来，为了了解民意，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汇聚全社会力量。党中央国务院通过人民网为中央部委、各省市县开通了网上“领导留言板”。全国人大在全国建立了22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广泛深入民众，了解民意，起到了“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的作用。这次他的建议就是在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平台推出的一个新专栏《建言“十四五”》上发表的。

建议提交之后，李电波就没太在意了。直到两个月后，人民网工作人员打来电话，问他是否曾以网名“云帆”写下互助性养老的留言，他才记起“似乎有这件事”，但留言的具体内容记不清楚了。随后又有新华社记者来电询问相关情况并说明要来采访，当时他还半信半疑：就一条留言，和平时网上评论区留言一样平常，我只是一个普通网民而已，有啥好采访的？没想到真的有记者来采访了。

李电波后来才知道，“十四五”规划建议制定过程中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征集的意见建议有101.8万条，他提的互助性养老建议被写入了“十四五”规划建议。“很激动！这是开门问计的过程，更是发扬民主的过程。”李电波说。

2021年1月，蒲圪卜村举行村委会换届选举，在一人一票的村民大会上，李电波得票最多，被村民选为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

李电波是镇人大代表，每个月的20日是村里的人大代表接侍日，村民可集中向人大代表反映问题。村委会办公室的墙上張贴着市、旗、镇三级人大代表的名单和代表的手机号，村民也可随时给他们打电话。

李电波在支委和村委“一肩挑”之后，村民们参与村里大事小情的积极性更高了。“不管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是我们村里的基层政务，每一条政策制定的背后都有群众的积极参与，都‘沾着泥土、冒着热气’呢！”李电波说。

民主在中国是实质民主。务实民主。

各个国家对民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如果拿东方和西方比，或是中美比，有一个差別是很明确的，西方式的民主更重视程序，东方式的民主更重视实质，就是民主你能不能改善人民生活，结果更重要，而不是程序更重要。

2002年发布的由美利坚大学的吕杰和已故杜克大学教授史天健完成的研究，尝试通过社会调查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

为了弥补传统测量方式存在的缺陷，如问卷中往往只是列出一堆选项，让受访者去选出那些他们认为在民主制度里举足轻重的因素。这种测量方式的问题是，它无法分辨出不同受访者（所处社会环境）理解的是不是同一个概念下的“民主”。

两位研究者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测量方式。如下表所示，在测量受访者对“民主”概念的理解时，他们故意设了两套相互对应、角度不同的理解方式。其中一个选项，代表了现在西方认同的观点。而另一个选相较而言则带有民本思想、精英主义，这些通常并不被认为是“民主”概念里不可或缺的部份，而更多地反映了传统儒家文化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

中国老百姓对民主的理解划𠃋选项：

“民主” 话语 vs. “中国式民主” 话语：

(A1)通过公开、公平和竞争性的选举来产生政府领导人 36.59%

𠃋(A2)政府决策时考虑市民的利益 46.18%

不知道 17.23%

(B1)市民拥有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11.19%

𠃋(B2)政府关心民意 72.83%

不知道 15.98%

(C1)多数票决定 9.72%

𠃋(C2)政府决策时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 71.88%

不知道 18.40%

(D1)多于一个政治团体可以竞逐政府执政权 10.51%

𠃋(D2)政府留意社会团体反馈的意见和建议 59.33%

不知道 30.16%

(E1)政府领导人的产生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选举票数的多少37.98%

𠃋(E2)政府领导人的产生应该基于候选人的能力和品性 38.81%

不知道 23.21%

简而言之，上述调查显示，大多数中国人理解的“民主”概念，是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民主”。

在分析这样的结果时，史教授说：“一种可能是，中国老百姓对民主的理解和西方不一样。民主分为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中国老百姓对民主是如何理解的?我们分析受访者的回答发现，只有不到12%的人认为民主是指选举，6.3%的人认为民主是制衡dictator(集权者)，这两部分合起来是对程序民主的认知。还有22.9%的人认为，民主指的就是自由。而将近55%的人则认为，民主是政府在做决策的时候，时刻想着人民的利益，征求和听取人民的意见，政府应该为人民服务。这是对实质民主的认知。这种对民主的理解，是基于孔孟的民本思想。

这种认知上的差异，是不是因为中国老百姓没有经历过西方民主，不知道什么是程序民主?

史教授解释说：有人会说，你是在一个非民主国家做调查，老百姓对民主的概念和认知可能都是由于制度引起的。制度原因能不能成立呢?我们将台湾的数据和大陆的数据进行比较来寻求答案。台湾从1987年开始发展民主，到2002年已经15年，不算短了。比较的结果显示，台湾人对于民主的认知和大陆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有不到14%的人认为民主是选举或制衡。将近五成的人把民主定义为自由平等。33.7%的人回答，民主是政府听取人民的意见，为人民服务。换句话说，相当一部分台湾人在讲到民主时，也是孔孟的民本思想。

为了淸楚说明，张教授将具有民本主义的中国式民主与西方式的民主做了比较，他认为“中国民本模式”实际上是一条非常深刻的执政规律，那就是不管你采用什么政治制度，多党制也好、一党制也好、无党制也好，最终都必须落实到民生的改善。民本思想才是民主实实在在的体现，它远比空洞的民主说教更为坚定有力。事实证明，用这种治国理政的模式使我们取得了包括这次新冠疫情防控的历史性的成就、使我们消除了人类历史上最多的贫困、使我们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

张教授的初步结论是，中国模式在民主话语权上和道德上，对比西方空洞的民主说教已具有明显的优势。

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对西方民主制度表露出怀疑的态度，她说：“迄今为止，我们不能百分之百地提供证明，自由民主模式正在树立威望，这令我感到担忧。”

民主的实质应该是代表和治理结构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而不是把选举程序视为最高成就的西式民主。而中国在建立有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过程中，提出的：“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为各国走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发展道路提供了“中国经验”。

民主的概念：是一个全过程的表述。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修正草案）》

这次会议的一个亮点就是把“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写入地方组织法修改草案中。

这部地方组织法从1979年施行至今，已修改了5次。此次再度修改本身就充分体现了我国民主进程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早在2019年11月2日，习总书记在上海虹桥街道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考察曾说：“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郑重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之中。

张维为教授在“这就是中国”节目中，谈到他在上海虹桥区长宁街道做的一个调研。这个街道就是全国人大建立在中国最基层的“立法联系点”之一。

这个点是处于中国发达地区，发展最快，司法体系全面，人文环境很好。居民中还有境外居住者，在协商法律的时候还能听到他们的意见，真是个创新。

为了使老百姓了解复杂的法律文书，他们请来法律专家用通俗的语言讲解，把老百姓的大白话变成都能看得懂的文字，让下情上达变得更为通畅。

实际运作上，他们采取了“一体两翼”的办法：以街道党工委和居民为主体，以法律和相关专家为顾问的一翼，以居民中懂法律，有专业知识的人组成的人才库为另一翼。街道组织了250名信息采集员和80多个信息采集点。当街道收到人大法律草案争取意见稿时，要提前一周告之他们，帮助信息员掌握争求意见的要点，之后这些信息员下去要召开两次会，一次是面对普通老百姓，一次是面对相关专业人士。把收集综合性意见后，对每个法律草案，信息员至少要召开三场讨论会讨论。张教授了解得知，在2015-2019年四年间，他们共收理了30部法律草案，其中包括“反家庭暴力法案草案”、“慈善法草案”、“民法总则草案”。在总计480条反馈的意见中，有25条被人大法工委不同程度的采纳了。

张教授说：“我是真的希望美国人来看一看，学一学，了解一下中国人民民主是如何运作的。”

张维为教授就“谈谈中国的人民民主”主题演讲中强调，在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双重保险的条件下，人民当家作主既有程序民主的一面，也有实质民主的一面。张教授曾经和美国学者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比较中美两国的民主制度，在程序民主上，中美双方都有很大的改进余地，但在实质民主方面，中国做的比美国好很多。

美国学者说，中国人民代表的选举是不民主的，美国的选举才叫民主。张教授说，我们人民代表的选举确实可以改进可以完善，但美国国会代表的选举肯定存在太多的问题，我们要看大数据。美国现在选举的参选率一般为55%左右，当选率是在52%，也就是说一百个选民中只有55个人参加选举，你得到这55票中52%的票，也就是20多票，你就赢了。这也能叫民主？

张教授反问说，这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就是笑话，但美国人说这就是民主，因为程序正确。这个程序是美国人自己制定的，如果这个观点可以成立，那么世界上所有自称是民主国家的都是民主国家，因为它做的一切都符合它自己制定的程序民主。所以，张教授建议美国人查一下盖洛普公司过去十年做的民调，看看美国国会在美国公众中的支持率，几乎没有超过20%。

当民主的质量降到这么一种水平的时候，还要说这是好制度，还要向全世界推销，何以服人？应该说美国这种民主制度更多是反省的对象，不可能是学习的榜样。

再来看看中美两国实质民主的比较。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的事情就是老百姓关心的事情。在今天这个信息技术时代和大数据时代，要了解老百姓关心什么问题并不难。我们中国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包括许多民调，了解民众最关心的问题，然后各级人大就讨论这些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以过去十来年的情况为例，中国人大密集讨论过三农问题、义务教育问题、医疗改革问题、养老问题、生态文明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然后提出各种各样的对策，反映到政府工作报告，反映到各种法律文件之中，这就叫实质民主，美国能做到吗？已经是21世纪了，美国国会讨论的议题，绝大部分还都是通过利益集团、通过游说组织设置的。张教授说，你们能不能把华盛顿K街*上数千家游说公司统统关掉呢？你们的国会、美国的国会能不能像中国人大那样直接讨论美国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些问题呢？他们关心美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他们关心美国的社会治安问题、他们关心控枪的问题等等，如果这个都做不到，你怎么好意思称自己是民主国家呢？

实际上，这和实质民主的质量有关。如果大家看一下2017年欧洲一个民调公司伊普索所做的跨国民调，90%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是对的，他们表示满意，在美国这个满意度是35%，这反映出来的就是实质民主质量上的差别。中国的人民当家作主还反映在协商民主、网络民主、决策民主、领导人选贤任能制度的安排等等许多方面。在这些方面，应该说中国都走在美国前面，甚至远远走在了美国前面。

所以这一切展现出来就是人民民主模式的成功，是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资本当家作主。当然我们要坦率说，我们的模式还可以完善，还有不少弱点缺点，在实现实质民主、形式民主很多方面，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但就现在这个水平可以和美国的民主模式进行竞争，这是没有问题的。（素材来源：《这就是中国》节目）

西方程序民主理论已经过时，我们讲的实质民主也在发展中不断地被充实，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过程民主制度。

正如习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的：“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全过程民主的特别的“特”在哪里？

顾名思义，谈过程就要谈制度，谈程序，谈环节，而谈环节就离不开具体的事务，最后还要落在结果上。谁在监督？（又叫问责）又如何改进？（又叫重审）

西方的政治体制中议会（三权分立之一）与政府主要是制衡与博弈关系，其中既有党派之间的博弈，也有议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协制度则不同，人大、政协与政府的关系除了基本的立法、监督等职能外，更多的则是建言献策、政治协商，双方力量形成互相补充、互相协作的有机辩证关系。

比如，为做到“开门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建立常态化的法律公开征求意见机制，在全国2/3的省份设立了22个立法联系点，开通了“立法直通车”；全国政协建立了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各界别委员就各类议题充分发表意见和建议；各地城乡社区设立村（居）民议事会、村（居）民论坛、民主恳谈会、民主听证会等，都为实现人民群众广泛有序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很好的机制和平台。

相比而言，哪一种制度更加优越、更加适合社会发展，我们只要看看国家、社会发展的速度，便可一目了然。

每年召开两会前，在全国范围内，通过民主选举，在被推荐人中优中选优，以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方式，最后选出参加两会的代表，这就是我国在选举中的重要一环：民主选举程序。

选出的两会代表 到北京参政议政、对政府全年工作进行审议监督、制定和修订法律法规。这个重要环节：就是实质民主的体现。表现为人民是否参与全过程。

我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实际上就代表了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精英，他们的提案、建议就代表了这一群人的利益、诉求和智慧，两会相对应的职能部门，把这些提案经过多方反复讨论、民主协商后，形成可行的提案提交大会审议。

由于来自一线的基层代表、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和提案，就是来自我们每个人平时的工作、生活中遇到的现实重大问题、矛盾和需求。所以都非常有针对性和可行性。再经过他们在一定范围的沟通（可能涉及或沒涉及到你），最终通过意见、建议和提案的方式提交给各级人大和各级政协，这些意见、建议和提案还要经过反复协商，经过批准后又被转到各职能部门被监督落实。

我们国家非常多的政策、法律法规都是出自两会代表或委员的建议和推动。所以，我们国家的两会，本质上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平台。

这就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民主后集中”的民主集中制议事规则。

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马丁·雅克直言：西方常用“橡皮图章”这一说法来描述中国的全国人大，这实际上是对其先进意义进行非常拙劣的曲解。他的理解是，因为全国人大代表不仅来自各行各业，还是各领域的专家，由知识渊博的各界代表组成，这些人长期参与国家民生政策的建议和起草工作。因此，中国民主的运作方式是协商民主，一群拥有专业知识体系的人在与政府的沟通中不断互动，而不是一群“对什么事情都不太了解的政客”。这点非常重要，因为这表明，当中国出台任何法律、改革举措或者政策的时候，他们已经过深思熟虑，不是因为公众舆论的某种变化而突然决定的，而是基于非常严肃的研究和讨论。他认为，这种方式更加谨慎，比西方民主更具有协商性。

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是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这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相互掣肘，两党恶斗、内耗严重的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有人说，外国议会在讨论议案的过程中也运用了协商的方式，但是西方国家的议会协商完全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碰撞、交换和博弈，同我们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追求人民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有着本质的不同。

每年的“两会”有六个雷打不动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预算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这也是全过程民主的一个重要环节。向人民汇报，接受人民监督，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老百姓知道将来国家要干什么？过去我们干了什么？干得怎样？钱怎么花？百姓需要国家去做什么？不满意什么？这种对过去的总结和对未来的部署，可以让各界更好地了解我们发展中的成绩、问题，可以更好地对问题进行反思，在未来工作中进行有效修正。

美国《时代》周刊不久前指出：“西方政客们将选举胜利这种狭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国家长远利益。他们关心的不是削减赤字、提高经济竞争力，抑或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他们的眼光最远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选举计票上”。

相比之下，中国的体制多年来已经形成了整体思维、通盘考虑、从长计议的一整套划度安排。这种优势较好地体现在中国五年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之中。并且实现了一个接一个成功。今天不少西方学者和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中国这种制度安排的明显优势。美国《新观点季刊》主编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说得很直白：西方民主制度屈服于“即时新闻”和“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导致民粹主义泛滥，“这种制度缺乏长期思考、策划，缺乏持续统治的政治能力，远远无法回应中国的崛起”。

我们反观西方，如果政府所在的政党掌握了议会的多数席位，那执政党就顺风顺水想干啥就干啥；相反，如果执政党不掌握议会多数席位，那就处处受制寸步难行。政党之间有的是互相指责与攻讦，哪里有真正的总结与反思？特朗普上台推翻奥巴马的政策，拜登上台又推翻特朗普的政策，如此反复，很难达成有利于国家发展共识。

中国的政治体制让中国把更多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自身的发展上，中国的两会中从来不会提其他国家的事，不会去干涉他国内政。反观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他们的政治体制把大量的精力放在满足资本利益上，放在了干涉他国身上，本国疫情死了百万人却至今没有一个人负责。

民主监督是全过程民主的重要一环

根据八二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我国的司法系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查院（简称两院）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因而在每年的两会上，两高都要接受人大代表的审查。

西方的“三权分立”，目的是将权力一分为三，相互独立，相互制约。彼此都没有监督关系。因此无法有效地解决腐败。至于谈到独立公正执法，但近几年，受政治极化影响，党派分歧或影响美国公众对联邦最高法院独立性和公正性的看法，越来越多的政客及媒体对该法院提出质疑。

每年两会中最有看点，最有争议，也最有悬念的就是“两高”报告。由于它不像政府工作报告以及計划报告、预算报告，偏重经济，宏观数据多，专业术语多；也不像人大常委會，偏重民主法制建設（立法、监督、重大事項决定、人事任免和代表）。尽管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和老百姓利益息息相关，但“故事性”偏弱，“现场感”远远比不上代表们在审议两高报告和表决时，充满火药味的的紧张气氛。

“两高”工作报告中每一起冤假错案、 一次司法不公背后的辛酸眼泪和艰难曲折，足以引发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大代表在情节上的带入和情感上的共鸣，无一不触动人大代表乃至全社会敏感的神经。在两会上，治理腐败的力度一直左右“两高”报 告的通过率，反映了民众对反腐和司法公正的高度关注。

近十年两高报告的通过率在波动中上升。最高法院2022年工作报告的赞成率约为96.16%，最高检察院2022年工作报告的赞成率为97.43%，

两高工作报告通过率体现了全国人大对其过去一年所做工作的满意程度。

对案件中存在的“同案不同判”，“执行难”，“民告官难”等涉及办案人员司法腐败，两高都直面问题，深化司法改革，加大执法力度，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提出的问题。反映在人大代表投反对票逐年减少2008年，最高检报告的反对票达到“峰值”514票;2013年，最高法报告的反对票达到“峰值”605票。而今年的两会上最高法报告的反对票下降到了76票，最高检报告的反对票则下降到了47票。

2022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与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圆满闭幕。本次大会秘书处共收到代表提出的议案487件、对各方面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约8000件；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共收到提案5979件，其中立案的提案4979件，并案的提案35件，转为意见和建议的提案965件。

全过程人民民主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贯通起来，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人民都享有广泛权利，从国家发展大事、社会治理难事到百姓日常琐事，每一个人的声音都被认真倾听。

事实证明，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也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话说到这，《环球人物》杂志评论员坦率地指出：“西式民主的最大困境在于，原本只是人类制度探索的地方性记述、局部性概括、阶段性总结，却以‘普世＇之名和唯我独尊的傲慢，进行了大量脱离实际、超越现实的宣示和输出”。

是的，这也是我想说的话。

民主本身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与时俱进的概念，何以走到今天成为总说别人不是的闲言碎语，哀哉！

后记

退休后我的档案转到了街道，也参加了社区的人大代表选举，社区举办的活动。几年来，我深深地感受到老百姓参与社会生活、社会管理越来越多，政府对民众的意见越来越重视，联系变得越来越注重实质。比如，我们俩口儿反映过“冬天在XX地段结冰路段地砖不防滑”，“XX地段太黑应添加路灯”，“红绿灯调头处路窄，应加宽点辅路”等等问题，通常我们会给12345市政府服务热线打电话反映，每次都得到了回应，一般是当事部门（还有街道、物业）来电询问具体情况，而后监督部门询问是否有人联系过，过一阵，还是监督部门来电询问解决情况，最后政府热线还会回访落实情况。有的解决不了的也说明情况。我们调侃自己都成了“朝阳群众”了。

相信大家也会有同样的经历，当你留意观察身边每天发生的事，手机服务都在不断的添加为民服务的内容。这不正是民主在不断进步的实证吗？

问题也是有的，还说选代表吧。街道或说是基层党建工作人员自身认识水平不高，他们的一举一动真的影响群众对选举的认知。比如，他递给你一张候选人名单，不爱接受询问，便常指给投票人“就划前三名吧。”敷衍了事。我们为什么不花点钱，为候选人制个像片，做点简历，介绍一下点他的想法？我们虽不能像西方在电视媒体大肆宣传，但确应当在文宣上做些改变。

还有我们的人大代表参加完会后，一定要把会议内容告诉选民，媒体除了自身发挥作用外，应当协助代表们自己宣讲，接受询问，这样才能让选民感受到民主选举离自己有多么近，参政议政不是空话。我曾问过几个熟人，“这次人大国家有哪些利民政策，你知道吗？”几乎都说不上来。

当我讲到有关“一老一小”政策时，他们都很高兴，特别是对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专项附加扣除新政将在今年出台实施，这意味着全年缴纳个税且今年子女在3岁以下的纳税人，可以享受这次新政，获得一笔额外扣税额度，少交个税，减轻家庭养育成本。这对于儿孙辈真是好消息，老人也跟着乐呀。

最后要说的一句话：有国才有家。

只有了解自己的国家，才能真正做到人民当家作主。

读书笔记为自己，也为不具名的朋友而写。感谢你们耐心地和我交流，指点、讨论。关于如何看待在民主进程中的腐败问题，我有空一定写点，但结论我不隐瞒：就腐败产生到发展的程度上看，开个玩笑，美国算是大学生，我们至多是初中生，且也准备退学了。反腐永远在路上。

写于2022年4-5月疫情期间

注释：

*我有许多心中仰慕的老师，没有机会在教室听他们授课，成为他们的一个正式学生。

*位于白宫和国会大厦之间云集了数千家游说公司的K街，被称为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之外的“第四权力中心”。2013年的注册从业人员达到1.23万人，平均每个国会议员身后有22名说客。说客爭取议员在国会为利益集团立法的“最正常”方式，就是“金钱开路”。说客要拿钱，贿赂议员更要拿钱。据美国《国家》杂志公布的报告显示，2013年游说业的花费约为32亿美元。有专家估计，实际花费可能高达90亿美元。

选举中竞选人的第一要务不是张罗政策主张，而是筹款。于是，大金主登场了，使劲儿砸钱国会议员，直至将竞选人送上宝座。上台后，便轮到政客投桃报李了。他们巧妙运作，在制定政策时有意向“对自己出过力”的企业或行业倾斜，或操纵政府为大金主谋取私利。例如政府肥差任职，出入大使。不少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卸任后，摇身一变，成为私企高管或顾问，坐享天价薪水。离任后才数钞票，这是非常隐秘的一种做法。

美国《宪法》保障选民有直接到国会表达意见、影响议员投票的权利，游说是“言论自由”的一种体现。和游说一样，在美国，只要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政治捐款也是合法的。“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个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