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教经历

凌开明

我于1993年到2001年在云南宁蒗民族中学支教八年。

是宁蒗民中从1994年到2002年高考录取率在丽江地区“九连冠”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者之一。

1993年之前，我家属是农村户口，在家务农，我在双楼职中担任副校长，分管校办企业，经常出差在外，不能回家帮忙干农活。有一年初夏，我要出差去山东烟台，田里小麦正开镰收割，而校办企业急需请专家来解决技术难题，我只好硬着头皮登上了去烟台的火车。因此，我下定决心，一定要通过支教，家属转户口安排工作，来改变家庭的现状。

当时宁蒗、海安两地政府对支教人员的要求是：做事踏实，为人正直，团结同志，教学认真，勤奋刻苦，成绩优良。优惠政策是：公办教师家属、子女可以转农村户口为城镇户口，家属安排学校后勤工作，享受事业编制，子女可在云南报考中专、大学。经县局批准数量极少的支教代课教师，本人可转为公办教师。

1993年8月，我的支教申请终于得到了海安县教育局的批准，我怀揣着本人的工资证明和一家三口的户口迁移证，做着西去云南宁蒗民族中学支教的各项准备，等待大部队出发的通知。

8月下旬，全体支教人员、家属和子女统一在教育局集中，大巴车送到南京火车站，乘上海始发往成都的绿皮火车，经徐州、郑州、宝鸡，过秦岭，到成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火车速度很慢，走走停停。硬座车厢人挤人，有的时候厕所里都挤满了人，火车里经常没有水喝，更不淡洗漱了。坐累了轮流躺在硬座下休息，大约六十个小时才到成都站。然后再转乘成都到昆明的火车，到达攀枝花站下车，换大巴车。汽车经常行驶在挂壁公路上，穿行在云雾间，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深不见底。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特别是家属和孩子们，更害怕。谁都不敢往车窗外看，行车过程中会不自觉牢牢紧抓着座椅扶手。突然在一拐弯处，对面来了一辆大车，驾驶员紧急刹车，随着刺耳的刹车声，车身一抖，猛然停下，车上的女人和孩子都吓哭了。下车一看，好险，一只后轮几乎悬空。

八千里路云和月，整个行程大约要一周时间，我们一行百十来号人，一定要在8月25日前赶到宁蒗，确保新学期正常开学上课。

踏上宁蒗的土地，我就一呆八年。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挥洒汗水，奉献青春，终生难忘的地方。

为什么我的两轮支教是八年，而不是最初的两轮十年或者是现在的两轮六年？

1988年8月到1993年7月是第一批，公办支教老师带家属、子女，户口随迁，支教时间五年。支教人员全部在宁海中学，家属在学校后勤工作，子女在宁蒗上学，可以报考中专、大学。

1993年8月到1998年7月是第二批，宁海中学支教教师和宁蒗民中高中部21位支教教师（高中第一批），公办教师带家属子女。支教时间五年，子女在宁蒗上学，可以报考中专、大学，家属随支教人员安排在各自学校后勤工作。

1998年8月到2001年7月是第三批，宁海中学全体支教老师和宁蒗民中高中部支教老师（高中第二批），支教时间五年改为三年，不带家属去宁蒗工作。符合云南报考条件的子女可以随迁户口。三年支教期满教师回海安后，家属按海安县人民政府海政［1998］102号《关于落实海安县第三批赴宁蒗支教人员有关待遇问题的批复》的文件精神，按照支教时确定的家属或子女名单，随支教老师安排在各自的学校后勤工作。

2001年以后宁海中学没有海安初中老师支教了，只有宁蒗民中高中部支教老师，支教时间三年。符合云南报考条件的子女可以随迁。取消了家属安排工作。（家属安排工作退休后，海安的社保压力太大，无法承受）支教老师可以拿双份工资，一份本人原在海安待遇不变，一份按宁蒗规定发放工资。

宁蒗县宁海中学改名为“宁蒗县贝尓中学”。

云南宁蒗民族中学的校名也改成了“云南宁蒗县宁海民族中学”了。

我正好处在支教时间从五年改为三年之时，因此两轮支教合计八年。

宁蒗民中处于县城南边的半山腰，1993年暑期，宁蒗县政府专门为海安支教老师新建了十套住房，当地教师称为“江苏院”。我们刚到宁蒗民中时还没通自来水，八月份正值云南雨季，用水只有从学校后面的玉米田边上的水塘里取水，水很浑浊，并且水面上漂着从玉米地里淌下的猪、羊踩的垩田的草木灰，让人很恶心，后来我们从海安老家带白矾沉淀从山沟里提上来的饮用水。没多久，宁蒗县政府投资四十多万元，从上面的水库中用专用钢管引水到民中，解决了师生的饮水问题。宁蒗海拔高，水壶烧水大概八十度就开，电饭煲煮饭是夹生的，只有用高压锅才行。本地菜更加吃不惯，每个菜都加许多红辣椒，看上去都是通红的，我们根本不敢进嘴，一般自己烧菜。

1993年9月1日开学时，我接的班级是高17班，即高二文科班（现任民中校长李学高班），做班主任，教高考政治。我学的是中文，因第一批高中支教中少一名政治教师报名，管人事的蒋副局长专门约我谈话，说明了情况，为照顾我的实际困难，批准了我的申请，认为我改教政治比较合适。正如后来有许多老师都说，学中文改教政治，行！

我和李堡中学的唐龙生老师，两人教宁蒗民中高中部六个班的高考政治。高二分班后，文理科各一个班，高三文理班的学生都要在高考前参加全省组织的政治学科会考，成绩合格才可报名参加高考。文科高考政治全国统一试卷，分值150分，纳入750总分。唐老师教高三两个班的《政治常识》，我教高一《经济常识》和高二《哲学常识》，共四个班。我原来在海安没有教过高考政治，高一、高二的教材都要从头学习，白天班务杂事较多，几乎都与学生在一起，常常钻研教材到深夜。遇到难以理解的问题就请教唐老师，他总是不厌其烦，耐心解答，为我讲解重点，帮我剖析难点，真心传授教学方法和经验（唐老师因其他原因中途提前回海安了）。他的点拨和指导，让我从不会到懂再到教。教学中不断钻研、归纳总结，把教学体会写成论文，“如何理解商品价值量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发表在《中学政治教学参考》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哲学思考”作为2000年高级职称评审时论文选送。

宁蒗民中原来在跑操、做操前是没有晨读的。我觉得读文科的学生有许多内容必须记忆，要反复朗读。我就要求同学们在跑操前先晨读半小时，然后再按学校的广播指令组织集体跑操。这样既解决了学生懒散躲避跑操、做操的坏毛病，又培养了早起晨读的好习惯。当然，这个过程要慢慢培养，特别是冬天更不易做到。我总是先到学生宿舍把他们叫醒，在教室陪他们晨读。我告诉他们读书时要高声读，不出声的看书有催眠作用，马上让人昏昏欲睡。后来我的学生只要捧起书本，都放开喉咙大声朗读，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晨读后我再与他们一起沿着公路往下跑操，天天如此，从不间断。早起晨读的良好习惯，从我高三文科班开始，延伸到高中部其他班级，再扩展到全校。有一年春节开学后不久，丽江县组织了全县高三毕业班老师、及有关领导几十人来宁蒗民中参观学习。他们第一天晚上住宿在宁蒗县城，第二早上很早来到了学校，当他们汽车离开县城不久，远远看到山坡上民中教室的灯光。上来一看，初中、高中每个教室都是灯火通明，书声朗朗。他们个个啧啧称赞。丽江的老师在参加完教研活动后，对学校彝族校长说，难怪宁蒗民中高考成绩那么好，佩服！

我们支教期间，宁蒗的学生家庭都比较贫困，尽管上级对民族中学的学生有一定的生活费补贴，但是孩子们正处于长身体阶段，他们想家长增加生活费都很困难，更没有钱买复习资料和练习试卷了。我就自费买《中学政治教学参考》，将上面的模似试卷用蜡笔刻写，自己印制。说实话，我在海安时从没有用过钢板刻写过任何东西，我们校办企业就是搞编程控制、微机操作的，印制试卷早就从打字机到微电脑了，而在宁蒗民中还要学习蜡笔刻写试卷。这些稀缺的教学用具只有上海才买到，不是想用就可取的，平时都是小心使用，妥善保管。钢板上涂满了蜡，不好使用时，放在电炉上烤，烤红后立马放入冷水中淬火，保持钢板强度，反复使用。我的政治学科每周一练，本人学刻五张腊纸，自己动手用滚筒一张一张印制试卷，用仅有的一个晚自习两小时考试，然后批阅，按要点给分，再评讲消化，周而复始，直至高考。辛勤的劳动得来丰硕成果，第一学年末，我教的四个班在全县学科统测中，分别获得第一、二的好成绩。第二学年政治高考人均分90.86，超过全地区招尖子生的丽江地区中学，为宁蒗民中单科高考成绩第一次在全地区争得第一名。民中的高考录取率全地区第一。

第三学年，学校又让我送高三毕业班，高考人均分93.14，人均分和录取率又一次全地区第一。

1997年春天，海安吴瑞祥局长在宁蒗民中看望支教老师时对我说：老凌改教政治，改出名了

我做班主任，坚持始终与学生们在一起，与他们朝夕相处，真诚与他们做朋友，以心换心。学习上做他们的老师，细心讲解，耐心辅导；生活上做他们的大哥，诚心相待，真心关爱。努力把沿海地区先进的教育理念融入到少数民族重情重义的群体习性里，日常工作中注重严爱相济、情理并举，始终坚持多表扬、少批评、常鼓励。与同学们以聊天的方式进行交流，沟通思想，我把本人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写成文字，告诉同学们。我家姐弟五个，本来就穷，1963年我八岁时，祖母用火不慎，一把大火烧光了家中一切，祖母也活活烧死，我们睡在生产队牛棚里好几年，又逢国家三年自然灾害，雪上加霜，生活极其艰难，我童年的早餐只有两根胡萝卜。好在政府照顾，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免费。1974年高中毕业，就回家务农，后来在大姐的帮助下，在工厂做临时工。恢复高考后，白天上班，早起读书，晚上复习，夏天蚊虫叮咬，就把双腿放在水桶里，坚定“有志者，事竟成”。终于在1980年考取南通师专，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的人生经历在同学们思想上产生了强烈共鸣，懂得只有更加勤奋刻苦，才能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要努力，一定能成功！

对同学们的进步，各方面的转化，特别是后进生点滴上进，我都会利用班会时间及时给予表扬、鼓励。同时把班级情况如实反馈给彝族校长李长命，每次月考分析会都请他到班上来，校长会根据我提供的信息，分析得失，提出建议，表扬优等生和转化生，有时还用宁蒗本地话或彝语为同学们打气鼓劲，大家很开心，很高兴。

从此，同学们更听老师的话了，只要我在他们面前出现，不要多说一句话，就有很好的默契配合。我也很注意顾及同学们的面子，从不在大庭广众下随便点同学们的名。跑操时，我手电筒一亮，就谁也不讲话了，认真跑步；做操时，我只要往某一排队伍前一站，这排同学就会自觉调整站齐（当时水泥操场在下面）；我一走进教室，他们都会低头左右环顾，有废纸就捡起装入各自的垃圾袋，始终保持教室干净整洁。午饭后，我就去教室，趴在讲台上与他们一起睡午觉。下晚自习后，去他们宿舍巡视、督促，直至熄灯安静后才离开。从早到晚，除了在教室上课，其他时间都与同学们在一起。我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公共活动，打扫保洁，我从不缺席。要求学生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我从不抽烟喝酒，闲逛贪玩，注重言传身教，无声影响。我所带的班级年年被评为文明班级，本人也被评为优秀班主任，多次被宁蒗县人民政府表彰为优秀教师。

支教五年结束前，宁蒗教育局金克鲁史局长（我们都喊陈局长），与海安教育局吴瑞祥局长通电话，提名我留任一轮，我是第二批所有支教老师中唯一留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