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剑客逛大街之廿三：翠花胡同，小巷故事多

剑客

翠花胡同，小巷故事多

刚听说翠花胡同的名字时，我想起了雪村《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歌里最后那句当年传遍了大江南北的东北味儿道白：“翠花，上酸菜！”其实，二者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翠花胡同是一条东起繁华喧嚣的王府井大街，西至古韵浓郁的东皇城根南街的小街，全长仅322米，宽约5米。流连在这条小巷里，东口可见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西头可见古色古香的红墙琉璃瓦，可谓“一条胡同，沟通了繁华与宁静，连接了庄严与喧嚣”。

翠花胡同始建于明朝，清代曾有镶白旗军队在此驻扎。翠花胡同的名字只在“文革”期间短暂改称“人民路十一条”，不久就恢复了原名。已有六百余年历史的翠花胡同，在北京的胡同中也算是老资格了。如今的翠花胡同，尚存几座深宅大院,尽管经过岁月风霜的浸染，院门都已锈迹斑斑，但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仍在。

作为一个有六百多年历史的老胡同，这里发生了许许多多多姿多彩的故事。

　　“辫帅”张勋的官邸就在翠花胡同33号。张勋是北洋军阀，清末曾任御前护卫、江南提督、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多次担任慈禧太后、光绪帝的扈从，参加过中法战争、镇压过义和团。民国时期，张勋被袁世凯任用，所部改称武卫前军，为了表示对清政府的忠心，在其他部队都已剪去长辫的情况下，他的部队依旧禁止剪发，故被称为“辫子军”，他本人也被称为“辫帅”。

1916年，袁世凯复辟“中华帝国”当上了皇帝，不久即在全国一片支持共和、反对复辟的骂声中抑郁而死。其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皖系军阀段祺瑞任国务院总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是否对德宣战问题上，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争执不下，段祺瑞逼宫，并越过黎元洪宣布对德宣战，黎元洪得知后将段祺瑞罢免。但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总统无权罢免总理，二人就此互不相让，僵持不下，这就是历史上的“府院之争”。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率五千“辫子兵”借“调停”为名于6月14日进驻北京，并宣称：“本帅此次率兵入京，并非为某人调解而来，而是为了圣上复位，光复大清江山。”同时急电各地清朝遗老进京，“襄赞复辟大业”。

张勋6月30日深夜入宫，7月1日凌晨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恢复清帝国，拥戴已退位的清末代皇帝溥仪复辟。消息传出，舆论哗然，纷纷声讨。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并令各省革命党人出师讨逆。与此同时，黎元洪拒绝与复辟分子合作，段祺瑞借全国反复辟声势组成“讨逆军”讨伐张勋，“辫子军”一触即溃。张勋带着一些残兵败将，逃回翠花胡同33号的宅院内负隅顽抗，遭到炮轰后逃到东交民巷躲起来。张勋复辟不成，宅院被毁，他的名字也昙花一现般消失在历史尘埃之中。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张西曼曾住在翠花胡同12号。张西曼是老同盟会员、著名国民党左派、进步社会活动家、中共的老朋友，是我国较早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

张西曼出生于官宦之家，父亲张梓林是一位热心“维新运动”的官僚；族兄张百熙官拜清朝学务大臣。在父兄的影响下，张西曼13岁就加入同盟会。1911年1月，张西曼考入符拉迪沃斯托克俄国东方语言专科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1912年，他到圣彼得堡、莫斯科等地考察，开始接触俄国革命党人和马克思主义。

1914年，张西曼回到哈尔滨，在滨江关道衙门工作。当时的哈尔滨，既是东北三省同盟会员秘密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也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中国宣传马列主义的阵地，他在此如鱼得水，开始了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生涯。

1917年，张西曼认识了周恩来南开学校的同窗、时任滨江关道衙门俄文通事的邓洁民，与其共同创办了东华中学，并利用东华中学掩护中、俄、朝青年学生和革命者来往于中俄之间。东华学校既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在哈联系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秘密场所，也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往返中俄的中转站。张太雷、马骏、周恩来都曾经通过这个中转站往返于中俄之间。1918年，张西曼翻译了《俄国共产党党纲》。

1919年7月，张西曼来到北京，住在翠花胡同12号。他在北大图书馆编目科工作，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秘密组织马尔格斯研究会，成为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助手之一。期间，张西曼开始秘密翻译《俄国共产党党纲》，同时创建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和“新俄罗斯研究会等组织”。他翻译的马列主义理论，对早期共产党人信仰马列主义起到重要的启蒙作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多年后，他的女儿张小曼应邀访问前苏联时，在莫斯科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见到张西曼翻译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学者告诉她，这本书对早期的中共影响很大，1921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报告》和1922年7月时任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均提到这本书。诗人文怀沙先生称他为“中国的普罗米修斯”，把马列主义的天火盗到人间。

张西曼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投身于抗日运动的民族英雄。“武昌起义”爆发时，身在俄罗斯的张西曼，代表革命党人孤身到中俄边境深山老林中与反满骑兵首领刘弹子谈判，最终说服刘弹子率部南下参加北伐。“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张西曼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他在“题苏联戏剧电影专号”诗稿的最后一段写道：“不论旧大陆与新大陆，不论老年和少年，早晚都要领受苏维埃光明的照耀，砸碎一切封建传统的锁链！”他公开倡导“中苏友好，国共合作”，将自己翻译的有关苏联党政建构的资料提供给孙中山，建议他仿效苏俄改造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国共合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他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公开反对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积极投身救亡图存的抗日斗争，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1945年，国民政府为他颁发了“抗战胜利勋章”；五十年后的1995年，中共中央授予他“抗日民族英雄”称号。张西曼为中华民族解放的献身精神，赢得了国共两党高层的尊崇。1949年7月10日，张西曼因病逝世，周恩来为其“敬题”墓碑；文艺活动家田汉创作了《西曼，你得活下去！》长诗，诗中写道：“西曼不只有一个/列宁似的头/他的灵魂/也向往着列宁/当人们在报告/过去国统区文化斗争的/艰辛成就的时候/他会夹着一部旧著/走上演坛/嗫嚅地说/ 我这部书/也在那时候/起过革命作用的啊……”1991年，张西曼女儿张小曼筹备出版《张西曼文集》时，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新闻学家张友渔亲笔题词：“宣传马列主义，支持革命运动。”身在台湾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也提笔写下“爱其所同，敬其所异。忍小异而持大同则无争，无争则家和而事兴矣”的题词。

　　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曾经设在翠花胡同8号。1924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1925年2月20日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从织染局胡同29号迁至翠花胡同8号，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也随之迁到这里。

斯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员李大钊、于树德、蔡和森、王尽美、张昆弟、缪伯英、何孟雄和国民党员路有于、王法勤等著名人士经常在这里开会。国共两党在这里领导了旨在通过召开国民会议实现民主与共和的反帝反军阀的“国民会议运动”；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与英美日德等列强召开的“关税特别会议”，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实现关税自主的“关税自主运动”；旨在推翻段祺瑞政府、建立国民政府的“首都革命运动”；旨在反对西方列强对北洋政府的“最后通牒”，驱逐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三一八示威游行”等重大历史事件。

　　“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季羡林的居所就在翠花胡同的“翠园”。翠园是一座前门在东厂胡同、后门在翠花胡同的深宅大院，园里乾隆御笔的“熙春洞石匾”和嘉庆御制的“称松岩刻石”，都是圆明园的遗物。季羡林称翠园:“里面重楼复阁，四廊盘曲，院落错落，花园重叠，一个陌生人走进去，必然是如入迷宫，不辨东西……外面十分简单，里面十分复杂。”

早期的翠园是明代东厂锦衣卫所属的古宅，晚清时大学士瑞麟在此建立私家花园，抗战胜利后划归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解放前夕为国民党空军的会所。北平和平解放后，民盟总部从香港迁至北平，翠园成为民盟中央机关的办公地。1946年，季羡林从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毕业后，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时曾经在翠园“最深一层院子的东房”居住了几年。后来,季羡林离开了翠园，搬到北大朗润园，但他一直没有忘记在翠园的这段生活。他曾经回忆道，我住的院子里摆满了汉代的棺椁，黄昏时分，总会让人感觉到鬼影憧憧，毛骨悚然。他说，这里曾经是明朝的特务机关东厂所在地，是折磨、困禁、拷打、杀害“犯人”的地方，冤死之人极多，据说他们的鬼魂常出来游逛。“每日‘与鬼为邻’，倒也过得很安静。”

如今的翠园，是一座高档民俗酒店，穿着清朝服装的服务员站在门口迎接客人。修葺一新的院子里有假山古树，葫芦架下曲径通幽，红色的鲤鱼在水池里悠闲地摇头摆尾，偶尔几声鸟鸣让整座院落显得愈发寂静。

　　中国第一家有营业执照的个体餐馆悦宾饭馆就诞生在翠花胡同43号。1980年9月30日，《北京晚报》刊载一条爆炸性新闻：“本市城区第一家个体经营的悦宾饭馆今天开业”。饭馆的创始人刘桂仙就是生活在胡同里的居民，她原本是一个单位食堂的临时厨师，因企业不景气下岗了，一家七口人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丈夫郭培基急得嘴起泡、尿黄尿，整天愁眉不展。刘桂仙更是心急如焚，她对丈夫说：“我也不会干别的，开个小饭馆怎么样？”“政府能让开吗？”丈夫问。“试试呗，不让开就关呗。”刘桂仙心里也没底。说干就干，她让儿子写了份《申请书》，亲自送到区工商局。之后的一个月时间里，她每天都往工商局跑，逮谁跟谁磨。这天她见到了主管副局长，见她如此执着，副局长对她说：“大姐，你先回去，这事儿你让我们再商量商量。”一晃儿又过了一个来月，副局长通知她：“你开饭馆的事儿批了。过几天就发执照，你就先开吧！”

1980年9月30日，刘桂仙的“悦宾饭馆”在翠花胡同的自己家里开张了。开张的头天晚上，刘桂仙拿着家里仅剩的三十六块钱，买了四只不凭票供应的鸭子。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做了香酥鸭、麻辣鸭、炒鸭杂……饭店开业头一天，饭馆的菜全和鸭子有关。饭店刚开张，就来了好多人，屋里仅有的四张桌子坐不下，刘桂仙就让儿子搬了个小马扎儿坐在门口，给等候的人发号。仅有的原料不到中午就卖光了，有些客人就是不走，其中还有一位日本《每日新闻》的记者，刘桂仙从邻居家借了些面粉，做了打卤面，满足了大家的就餐需求。晚上关门后，两口子高兴地数钱，三十六块钱变成了八十多块，净赚四十多，相当于她以前干临时工一个月的工资。

饭馆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慕名而来的顾客越来越多，美国驻华使馆也来凑热闹，前来包场就餐。之后，在北京的外国人和外国驻京记者纷纷前来就餐，结账的时候，有付外汇券的，有付美元、日元的，还有法郎、马克的，刘桂仙哪见过这些，担心是假钱，不敢收。见外国人接踵而来，有心的刘桂仙准备了一个小本子，请来就餐的外国人签名，不到一年时间，这个小本子上就有多达72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和74家外国驻京新闻单位记者的签名。那些年，这里成为外国人眼里中国改革开放的晴雨表，境外媒体称在中国的心脏北京，“美味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

这一年的大年初一，饭馆来了两位大领导：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和陈慕华。二人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边看边询问饭馆的经营情况，鼓励她好好干，并建议她除了热菜，还可以做一些下酒的凉菜。两位国务院领导走后，刘桂仙买了两大麻袋鞭炮，足足放了半个多小时。就在这一年，刘桂仙又在离“悦宾”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面积更大的姊妹店——“悦仙”饭馆。

刘桂仙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一个谋生之举，竟然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重要一页，她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改革开放的先锋，为古老的翠花胡同增添了靓丽的一笔。谈起自己经营了几十年的饭馆，刘大妈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这是发自内心的笑。

如今的翠花胡同，过往的故事大都成为任人评说的历史，只有悦宾饭馆的故事仍在延续、生意依旧红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