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十五）醉美枫林下的骄子

高解春

　　2022年，是我们上海医科大学77级4班同学毕业40周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教育群体，对上医77-4这一群体5年校园生活和毕业后40年历程的回忆和扫描，也是对77级大学生这一群体特征和命运作为的一次剖析。

难忘那个充满灿烂阳光的春日，1978年2月27日，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经过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次踏着冰霜的高考和唯一一届在次年春天入学的学子，走进上海医学院路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枫林校区，组成了在我们人生轨迹上打下深深烙印的群体：上医77-4。邓小平于1977年10月主持批转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如一声春雷，恢复了中止长达11年的高考，包括66、67、68老三届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历届生、数年第一次允许直接报考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十一年积压的十四届毕业生如久旱逢甘霖，踊跃报名。在570万考生中，以共和国历史上最低的4.6%的录取率，造就了77级大学生这一批幸运骄子。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也绝无仅有的77年高考，注定了学生年龄跨度很大。我班最小的是60年出生的李晓萍，最大的是1946年出生、孩子都已半人高的大哥大姐。班中4/5的同学都有上山下乡、工厂、技校的工作经历，有的已是局级干部依然弃业走进象牙塔内。这样的一群年龄跨度极大、普遍曾有底层生存经历、亲眼看到社会巨大转变的大学生群体，必然决定了他们的与众不同。

求知欲望强烈、异常勤奋刻苦是77级大学生的一个鲜明的群体特征。77级大学生是一个历经艰辛终于得到改变命运机会的幸福群体，是一个经历了最激烈的竞争后大浪淘沙脱颖而出的群体。这一批人，是在“读书无用论”盛行年代仍然坚持读书，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氛围中依旧追求知识，在许多人迷茫颓废时仍然追求梦想的特殊群体。这样一个在文化断裂的年代坚持学习的人，知识饥饿感十分强烈，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时光，我们那时的口号是：“将被四人帮损失的时间夺回来”。早晨6点，窗前的小树林里已传来外语朗读声；晚上十点熄灯后，走廊的路灯下仍有人挑灯夜读；学校安排“草棚”27教室做我班夜自习教室，全班去教务处请愿，换了16教室欢呼雀跃，因为16教室是彻夜不熄灯的；一帮30岁上下的大学生，天天喊着“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依然像小学生那样人与人比，组与组赛，在乎每次考试的几分得失……。依稀记得，满负荷的紧张学习中，我们77-4就有同学因慢性肝炎、急性心肌炎而住院，有3位同学因病转学、休学和退学。后来有人评论，再也不会有哪一届的学生像77级那样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来读书学习。

心态积极向上，追求公平竞争是77级大学生的另一群体特征。与其说命运之神对77级大学生的格外眷顾，不如说是邓小平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让我们抓住了改变人生轨迹的机遇。在那个把大学生视为“天之骄子”的时代，我们总会在每次外出时刻意地把白底红字的“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校徽佩戴在胸前，心里真有一种报效祖国、感恩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心。77级大学生的在校期间，恰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我们在刻骨铭心地反思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神圣教条的同时，没有沉沦迷茫，相对较为乐观和自信。清楚地记得，在繁重的学习的同时，对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和报上刊登的《一个中学生的烦恼》、戴厚英的《人啊人》等伤痕文学，都会引起我们关于人生观世界观的热议和讨论。那时的我们相信科学与文化可以改变国家的命运，每个人都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作为恢复高考的受益者，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拼搏是实现梦想的桥梁，因此追求公正平等的竞争，不懈努力，由此形成了影响自己一生的精神特质。

77级大学生的多才多艺常常令人目瞪口呆。入校没多久的1978年4月28日和29日，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校运会召开，平时运动场上都很少见人影的77级，藏龙卧虎，几乎囊括了各个项目的前三名，团体总分的前三名也都是我们77级的。至今记得当我以18”6和5米55获得110米中栏第一名和跳远第二名时，那个身高马大、和我参加同样项目的非洲留学生的惊讶眼神。1979年12月21日的基础部歌咏比赛，我们班级居然拉出一个四把小提琴、两把大提琴、两架手风琴的乐队，演唱的《医学生之歌》和《朋友，你在哪里》都是由同学自己填词谱曲，班长胡永善亲自领唱，指挥王好平像模像样，77-4以96.8分获得第一名。1979年秋天的书画诗比赛，我们小组的“秀才”姜文奇，居然一口气写出5张文稿纸的抒情诗……我们并不年轻的校园生活，依然激情荡漾、青春绽放。

77级大学生特有的丰富而复杂的学前经历，与现在同一年级是同一年龄的高中毕业生构成大不一样，那种社会阅历的多样性导致我们5年校园生活、同学友情亦与众不同。我们男生宿舍是在东安路斜土路那个角落的二层木结构楼房内，一个寝室放8个双层床，住14—16个同学。两个寝室约30多位同学共用一个盥洗室。每天十点熄灯前后，大多数同学先后回到寝室，洗漱后上床，听上医教工考入我班的张兄讲教学动态和校系秘闻；听成熟练达、已是孩子他爹的大哥讲市井故事和恋爱秘诀；也听年少气盛、出入社会的小伙讲雄心壮志；必然有隔壁的宝宝来讲与上影厂陈冲、张金玲、高英等明星的“偶遇”……直到门口那个每天为失眠而焦虑的张老弟闷闷的一声“该睡觉了！”，整个寝室顷刻寂静，不久即有鼾声催着我们进入梦乡。

5年校园生活，对正值婚嫁恋爱年龄段的77级大学生来说，不像现在年轻的大学生那样浪漫和有许多似是而非的暧昧，77-4的情感故事都是那样的实在：第一年年底，即有班长胡大哥和大老曾向学校申请在读期间结婚，与同下乡共回城、青梅竹马的“她”鸾凤和鸣；新婚即入学的张明，在华山实习、夫人探亲的瞬间，成功播下爱情结晶，喜得贵子“张华山”；我们小组的那对成绩优秀、情投意合的学霸，经过几年耳鬓厮磨，成就了一对院长伉俪；一组那对来自西藏高原的老乡，在毕业前夕终成眷属……。

77级大学生们的友谊，不会刻意地组织很多的派对、舞会、K歌等集体活动，他们常常会在周末即兴地买两瓶酒，叫几个菜，谁有空即坐下聚餐；他们会有人提议就一个小组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踏青，长风公园、植物园、南翔古漪园……到处留下我们的脚印和合影。很大的年龄跨度和社会阅历，使77级的同学关系少了很多恩怨烦事，更多的是君子之交的不尚虚华和平淡如水。毕业以后也是那样：一年没有一张明信片或贺卡；有事了一个电话一定帮你办得妥妥的；到了有同学的那个城市，那一定觥筹交错、又抱又捶，热泪盈眶，似乎有讲不完的话……

77级大学生尽管是文化断层年代中的精英，也必然有时代导致的短板：知识体系残缺、外语基础较差是普遍现象。要知道，那十年，传统古文和西方经典被逐出语文课本，《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替代了物理化学和生物，历史地理除了党史和批孔批《水浒》基本缺如。外语更是学完26个字母就会那几句口号，还有像我那样中学因为师资原因是学俄语的。尽管我们77级的同学在那5年寒窗期间以勤补拙，除了完成学业课程外，普遍猛补外语，像殷晓鸣、邵慧那样的学霸已经在4年级就自学免疫学、微生物等自己关注的专业知识。但那种知识体系的残缺不全和很多同学已经过了最佳受教育年龄的不争事实，是很难弥补的。尽管我们具有社会阅历丰富、意志顽强、心理成熟等优点，但那些短板也导致我们在以后职涯中的科研、语言、创新、临床技巧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先天不足。

老师们的寄予厚望和精心培育是77级大学生成绩斐然的重要催化剂。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后，上医那些对传统医学教育充满感情，对十年医学教育乱象敢怒不敢言的老教授们，对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格外青睐，倾注了很多心血。解剖的郑思竞、生理的徐丰彦、生化陈惠黎、药理江文德、卫生学苏德隆……各教研室主任和学术泰斗纷纷走上讲台，亲自为我们授课。临床授课时中山医院的石美鑫、汤钊猷，华山医院的戴自英、史玉泉、林善琰分别亲授胸外、肿瘤、传染病、神外、肾病等临床专业课。印象最深刻的是华山医院外科主任张延龄，他不仅亲自授课、带教实习，反复强调“好好学习，一定要争气”，在我们外科学出科考试时他还亲自帮我们做考前辅导，考试时亲临考场，鼓励指导，同学们在考完交卷后大呼“张延龄万岁！”。华山医院实习时，都是翁心华、张清波、乐竹琴那样的资深医生直接带教，刘俊、谢毅那样的研究生和我们一起值班，他们以自己的经历反复跟我们强调的读书方法、临床思维和操作技能使我们终生受益。曾记得，在心血管7病房实习时，恰逢上影厂编剧林艺心肌梗塞抢救，医院让我们实习医生24小时三班直接参加监护值班；怎能忘，在血液科病房实习时，将那个白血病小伙从死亡线上救回，并见证那个幼教老师执意嫁给他的幸福时刻……。77-4的临床实习，就是我们感知时代责任、社会希望和老师殷切的过程。

1982年11月14日我们完成了卫生部组织的82届毕业生统考后，12月14日在学校大礼堂直接宣布分配去向并办理离校手续。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枫林骄子在他们踩着冰霜参加高考后整整5年，在那冬日的暖阳下飞向祖国的四面八方。77级大学生是拨乱反正的受益者、改革开放的维护者。社会上用“金77、银78”来比喻那两届大学生的人才辈出和精英荟萃。实际上，我们的成功更多缘于历史的机遇与77级大学生的特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正处于万物复苏、需才孔亟的状况，十年造成的人才断层、“青黄不接”，当1982年67万大学生喷涌而出时，作为社会的稀缺人才，受到普遍重用，各个单位都纷纷将他们填补需才空缺岗位，成就了“77级大学生”的一代风流。造就77级大学生普遍成功的肯定不是我们残缺的知识体系，更没有年龄优势，除了14届毕业生的精英效应外，这一群体阴差阳错地早早跌入底层社会，承载人生苦难，洞悉人情世故，渴望通过努力和公平竞争立足社会的人生励志和毅力精神是其成功密码。77级大学生的人生经历注定了他们是改革开放的维护者、新思想的传播者和旧体制的改革者。于是，我们77-4留在国内从事临床工作的大多成为学科带头人或医院管理者，那年毕业20周年同学聚会，我们三组留在国内的10个同学中竟有7个担任医院院长或者学校处长，其中不乏冯晓源、姜文奇那样成为放射学和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全国主委的学术人杰；我们的班长胡永善成为华山医院康复科的创始者，施慎逊是全国精神病学专委会主委；王明伟更是在英国剑桥学成归国担任国家新药筛选中心主任后，被母校聘为复旦大学药学院院长；那年复旦大学领导班子中仅有的两位医口的副校长，居然都是我们77级华山班的同学。77级大学生中的相当部分同学在改革开放后走出国门，他们的特质给中国留学生带去一股自信、自强、务实的清风，其中也不乏像杜兰大学病理和检验系主任殷晓鸣那样的翘楚，他们在异国他乡依然为“上医77-4”这一无法抹去的烙印而骄傲和自豪。

白驹过隙，光阴荏苒。当我们回首毕业40周年的人生脚印时，我们77-4最年轻的同学都已迈过了花甲之年。我们已经不会对事业有太多的感叹，我们已经对人生有太多的淡定。尽管我印象中当初的上医校园并没有一片褚红的枫林，但五年的校园生活在早在我们的心中印上那一抹令人醉美的枫林。我们常常回忆从枫林园到华山院的那一段风华正茂的时光；我们常常重温毕业20周年胡大哥带着我们再回华山重叙友情的一幕；我们感叹毕业三十周年聚首我们穿着纪念衫的那一抹染遍鼓浪屿的翠绿；我们回味毕业三十五周年中国科学院餐厅笑谈人生的那一杯醇酒……。77级大学生是共和国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一段，上医77-4是我们值得珍藏的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