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首创中国纱厂“三八工作制“的母亲章映芬

王天骏

图1：27岁的章映芬在重庆申新纱厂筹建复工时期
（1939年）

2022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意外收到了在宝鸡的龚平兄发来的一段视频，内容是陕西省电视台记者在五一劳动节前对宝鸡长乐苑国家工业遗址博物馆的冯驱研究员的采访，冯驱老师解释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三八工作制”历史渊源，又介绍了抗战时西迁的申新纱厂在实现中国纱厂“三八工作制”中的历史地位和首创之功。下面先和大家分享这段视频：

图2：陕西省电视台记者采访宝鸡长乐苑国家工业遗址博物馆冯驱研究员（202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

冯驱老师在视频中回顾了西迁申新纱厂在全国率先试行并正式实行“三八工作制”的全过程，讲解中，他特别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提出并主持试行三八工作制的工务主任章映芬，一个是支持并最终采纳了章映芬的三八工作制建议的总经理李国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大姐夫）。

听到视频中提到我的母亲章映芬的名字，我热泪盈眶——母亲成长在一个日本侵略者亡我之心不死的时代，她从青年时代就目睹了太多的中国人民的苦难，她一生都希望为战火纷飞的祖国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一生都希望为她所熟悉的穷苦纱厂女工姐妹做一点事情。

正如她在回忆文章中所说，学生出身的她，直觉到“工人工作时间太长，夜班要从晚上六点做到早上六点，开厂不人道”，在为民请命的正义感驱使下，1939年她在重庆申新纱厂提出并试行了八小时工作制，1942年又参加了宝鸡申新纱厂三八工作制的实施，她奋斗过，她成功过……

今天，她当年的努力和贡献终于得到了历史的认可，我为她欣慰，我为她骄傲！

章映芬（1912-1994），江苏无锡人，城市贫民出身，1937年金陵女子大学教育系毕业。七七事变后，章映芬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任武汉申新纱厂总务组组长，工矿企业西迁抗战运动开始后，被派往重庆负责申新纱厂西迁筹建，1938-1941年期间，曾任重庆申新纱厂总务、工务主任和副厂长，1939年率先提出并实现了纱厂八小时工作制，推动结束了不人道的十二小时工作制。

1994年母亲去世后，我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了她在1988年写的《首创我国纱厂八小时工作制的来龙去脉》的回忆文章。

1983年，母亲在五十年代政治运动中的历史反革命问题被国家有关部门审定为冤假错案，得到彻底平反，并恢复了与工厂高级干部相当的退休工资。同样也是1983年，武汉市第三棉纺织厂（即原武汉申新纱厂）出版了《武汉市第三棉纺织厂厂史》，肯定了抗战西迁中的申新纱厂重庆宝鸡厂试行并率先在全国实行“三八工作制”的历史。

我相信，正是因为这段历史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重要意义，有关部门曾在八十年代建议章映芬将这一段历史写出来，母亲的这篇回忆文章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1989年后，母亲的健康情况愈来愈差，这篇文章也就一直没有发表。

现将这篇文章整理后放在下面，与大家分享：

首倡我国纱厂八小时工作制的来龙去脉

（章映芬，1988年）

申新第四纺织厂重庆分厂是抗战期间在重庆办起的第一个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工厂（1939年）。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纺织大王荣德生（荣毅仁的父亲）在全国开办了不少纺纱厂及面粉厂。 在汉口办的称第四纺织厂，简称申新四厂（现在叫武汉国棉三厂）。1938年抗战开始后，日本军队步步进逼，政府从南京搬到重庆。当时的政府在经济部下面成立了全国迁厂委员会，动员上海武汉和各地的工厂搬迁重庆后方。一开始许多老板出于各种考虑，不大愿意迁。申新四厂由于厂长章剑慧（我大哥）积极响应下，成了第一批搬到重庆的内迁厂。章剑慧自己在汉口负责装箱打包运输，派厉无咎和我先到重庆负责筹建工厂。先是买地，接着就买建房用的竹子和材料。由于大家上下齐心协力，竹棚车间几个月内就建成，沿水路陆路抢运来的机器一到，马上安装调试，纱厂很快就在1939年建成开工，争得了迁川工厂开工的第一名的荣誉。

由于开始迁厂负责人信心也不足，不敢用原来“申新四厂”的名字，正式场合就叫“庆新纱厂”。然而后方纱布奇缺，衣被所需，只要有货，不愁畅销。厂办得好了，生意兴隆起来，就又正名为“汉口申新四厂重庆分厂”。工厂建成后，厂长章剑慧、总经理李国伟（荣毅仁的大姐夫），也都先后来到了重庆。我那时是总务主任。工务主任是龚黎、严龙成。创业初期，工厂急需人才。我们招聘了一批新职员。这些人都是决心和政府共赴国难的江浙一带逃难来到重庆的青年知识分子，不少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有些还是我介绍进厂的苏州女师的同学和朋友，如顾蔚云 ，史人宇 ，赵毓芬，魏巽南等。而工人大半需要在当地招收。因为四川从来没有过纱厂，也没有熟练工人。于是我们就招收培训两期训练工。每班三百名。大约到毕业时，还有两百名女工。训练期三个月，常日班，无夜班。三个月后，就分日夜班上车，作为正式工领取工资。一时间，车间热闹极了。

但不久就问题来了。开始大家都是长白班，问题不大。后来一分白班和夜班，问题就来了。十四五六岁的女工，里面甚至还有十二三岁的童工，一做深夜班就倒下来了。有的发烧，有的月经不来了。病假常请不准，发烧也要上。许多女工先还勉强着，日久就只有请病假回乡了。有的养了一阵又来了，有的回乡后就死了。有一次，我碰上一个回乡病死的女孩家长，问女孩病死的原因。家长说自己的小孩没有福气到工厂来发财，得干血痨死了。自己听了，心里也很沉重，因为这么小的孩子，一天要上十二三个小时的班，她的死和在我们纱厂上班一定也是有关系的！

以后厂方叫我请了一个同济毕业的厂医，叫钱丕泽。再加一个护士，一个工人，找了三间房间，开了一个医务室。然而后来病号越来越多，一天一百多号来要假条，要准假。医务室吵得天昏地黑。车间关车越来越多，“出数”越来越少。而且医生准假，车间要人。不准假，工人骂医生。准了假，车间骂医生。后来大家不叫钱医生了，叫钱贼丕。后来医生闹情绪，也病了。我到哪里再去请一个合格的医生呢？我只好自己坐到医务室去给病人量体温（我因抗战需要学过救护）。但我管的事又多，不能一直坐在医务室。而且“出数”暴跌。厂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临时措施和长远措施。我就提出工人的健康问题。我说，工人工作时间太长，夜班要从晚上六点做到早上六点，开厂不人道。大家问我，你说怎么办呢？我当时并没有细想，只是粗粗地说，要是改成八小时工作制，工人健康肯定会好转，什么问题都会解决。其实几个月来，做具体工作的职员，大家看在眼里，也有同感。我的话一说出，反对的意见很少。于是当时就成立了一个三八工作制试行委员会，决定由我和工务主任龚黎，工务副主任严有成（他本兼负车间训练工作），事务主任过宝瑗，还有两名老工人，共同筹备一个月，然后试行三个月，以观后效。

我们首先给三个班命名：甲班，乙班，丙班。排出三个班的工作和作息时间表，工资变动表。重点要研究一个问题：能否废除深夜班？研究结果是不能，总得有夜班。 但当工人由十二小时改为八小时后体力精力都有强化，每三周有一周做深夜班倒也能处之泰然了。开始定的交班时间是：早上六点，下午两点，晚上十点。我从前保留过许多油印材料。都是当年宣传三八制的好处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历年的抄家，这些材料全抄光了。

原来两班制是六进六出，所以三班也以早上六点为起点。 只是虽说是八小时工作，但是实行起来，实际是九小时。因为工人常早一刻钟甚至早半小时进车间，并且往往交班也会迟一刻钟出车间。但是由于工作时间短了，大家反而不计较，不像两班制时交接班时“出数”要受损。所以，一改制“出数”见好。

单说甲班工作作息时间表：

早上五时一刻起床，五时半讲话15分钟，五时半早餐。五时三刻进车间。

九时－十时车间点心。

两时一刻交班，两时半中餐，两时半至四时午睡。

四时－六时文化课或文娱活动。

乙班工作作息时间表：

早上 6：00 起床，7：00 早餐，8：00－12：00 文化课或文娱活动

12：00 中餐，12：00－2：00 午休

下午 2：15 进车间交班

4：00－5：00 车间点心

10：15 交班，10：30 晚餐，11：00 熄灯

丙班工作时间表：

早上 6：00 起床，7：00 早餐，8：00－10：00 文化课或文娱活动

12：00 中餐，12：30－5：00 补夜班午睡。不得请假外出。

下午 6：00 起床，7：00 晚餐，9：45 进车间交班

晚 12：00 车间点心

早 6：00 交班，6：30 早餐，7：00 夜班入睡。不许外出。不得请假。

当时每天上班前，我都要讲一番话。我的无锡官话，常把甲班的“甲”字发音为“脚”音。女工们听惯了，就打趣说：“我是‘脚班’，你是‘手班’。” 我说“甲”班集合！她们说‘脚’都来了！那时的女工和我的关系都十分融洽。　

开始三八工作制时，工人要一连工作八小时后才能去吃饭。后来工人反映，连做八小时实在饿得很。于是我就提议安排了一个点心时间。点心时间每人发两个馒头。工人们对发馒头都十分高兴。有很多人还省下来，带给家中小孩吃。我们在实行三八制时，也同时废除了工厂一贯的搜身制。工人们都说我们要像个学生，不做偷偷摸摸的事，要做得像个人。我们有时候亲自站在车间门口，的确像放学一样，不再发生夹带纱布等东西。下班了，有家的还常带了馒头回家，小孩早点也解决了。这也是一件使一部分人欢迎三八制的一点。

最初我和李国伟经理谈判改“三八工作制”时，李国伟没有反对，心里是支持的，但也有过犹豫。他对我说，我愿意支持你来搞三八制，假如职员股东们有意见，由我来挡，只是就怕将来工人也反对。如果工人们反对，那就只有你来挡了。我说，那会呢？“那会？”，“三八制”实行半个月后，发工资时，就吵起来了。原来计时的八小时也是一工，十二小时也是一工，论件的就差多了。比如说，摇纱的，原来十二小时摇三十车。八小时再快也只有二十几车，领到的工资实在心伤了。他们联名找我说，章小姐，你是好意，但我们享不起这个福。有的老师傅也吵：“我们从前规规矩矩‘六进六出’，大家作息时间还有个谱。‘三八制’一来，我们家庭的生活习惯弄得乱七八糟。你还是把‘三八制’收回去吧！我们愿意辛苦点！” 一时怨声载道。大家都看着我。李国伟经理也对我说，我早就告诉你，工人会有意见，要不要还是改回“六进六出”的两班制？

我硬着头皮对李国伟说，这一退，那“三八工作制”就完了。你是不是心痛花了冤枉钱？ 李国伟经理笑着表示，这不是钱的问题。并说，我既然答应了你，就是做了改制失败和损失的准备。于是我说，那你再给我三个月时间吧。 李国伟回答说， 三个月太长了，这样乱糟糟吵三个月可受不了，再试一个月吧。我讨价还价地要求说，一个月太短，两个月吧！ 好，就两个月，李国伟同意了。当时开会的人都笑了起来。有人说，你这像是在菜场买鱼买肉！更多的人也对我说，你虽然争取到了时间，但也要动动脑筋，想出点新办法出来！

于是我连夜召开我的种子手会议。在迁厂时，我大哥章剑慧（汉口申新纱厂厂长）交给我十个老师傅。开厂装车，那是少不了他们的。临来重庆，又交给了我五六个种子手女工，种子手也就是训练员，培训新工人的老师。我至今还记得，网丝的叫刘素珍，粗纱的宋和珍，细纱的余阿水，摇纱的张祖慰，布厂蒋师月。在开训练班时，她们就是新工的老师，就是我的助手；平日就是我的帮手。她们工作法是头挑的，头尖眼快，千伶百俐，是厂里千百人挑出的。这些人略有文化，初中小学程度，也能抄抄写写。她们也大半是老师傅们的家属，平常她们常是家中工资最高的。一改八小时，工资矮了一半。小女工是无所谓的，只是跟着起哄。女工大半听这些训练员，只要这些训练员她们说好就好。

会上，于是有的说要发补贴，有的说要设奖金，有的人说，最好还是让她们做十二小时。她们这些生产骨干，都是身强力壮，做惯12小时的。有人说，“对！碰到那一班有病假或请事假，就让她们顶上去。除了她本班八小时，再连挺做四小时。那她们的工资就只有多没有少的了。”这种好手还不止她们几个，我们把她们组织起来，另住一个宿舍，称为特钟手。后来谈来谈去，就称为挺进队。每班有三个挺进队。挺进队里都是各班领班员最欢迎的好手。钢粗一个队，细纱一个队。摇纱一个队。有了她们，使车间永不缺人。而且补上去的都是呱呱叫的好手，对“出数”有利。这样一来，就没有人再反对“三八制”了，而且使车间与宿舍管理员手中也有了王牌。对随要请假回去也不扣了。车间管理员也松了。有人要回去，可以。反正还可以到宿舍去要一个好手，一点不紧张。挺进队啊，真是个法宝！有时往上挺，有时往下挺。

后来我才知道，就在我试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同时，李国伟事实上也在一旁暗暗分析这个“八小时工作制”的利弊。他多次召集他手下专家们开会讨论。他们也发现，只要两班能顺当变三班，实际上对生产好处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奥秘是，因为平常每周停车休息一天，机器要停一天。后来他们不惜改十天休息一天，但也要每月停三天。改了三八制，在调班时可以不关机，整个月转三十天。纺纱机器的利用率比两班制时还高。

当然搞这个“三八工作制”也有不少噪声。一次，重庆卫戍司令部派人来找我。问我：“你这个‘三八制’中的‘挺进队’是那里来的？”我说：“我们自己组织的！”来人威胁说：“你不交待清楚，以后要负责任！”以后来了个记者，也来问：“你们怎么有个‘挺进队’呢？”我说：“我们‘三八制’需要，每班有一个！ 难道这也犯了法？”记者赶忙说：“不不，就是有点奇怪。”原来，当年新四军的游击队里曾经有过“挺进队”的名字。他们以为新四军的“挺进队”挺到重庆来了！

也有些官老爷在公开场合责问李国伟：“国难期间人力缺乏，十二小时都不够。你们怎么还兴什么八小时！”我听了这种政治大帽子，心里也不安起来。跑去问李国伟，你是不是要怪我闯了祸？李国伟说：“他们官老爷不懂。你莫理会。他们找我，我会说服他们的。”有一天，我去医务室，碰上李国伟也在。他问钱医生，今天有多少病假？钱医生回答，现在来看病的只有过去的一个零头。今天算是多的，有36个人，平时也就是七八个人。李国伟问，你说这都是亏了三八制吗？钱医生回答，当然，当然。钱医生自己现在也是谈笑风生，不像以前那么愁眉苦脸了。李国伟笑着回头对我说，看来八小时制的确很有成绩。我当时还只有28岁，一个初出茅庐的女孩子，能把一件事做得大家都满意，我心里也是非常高兴的！

庆新厂实行了三八制后，“出数”大增。这个消息一下子远近闻名，多少厂都来取经，又把我忙得不亦乐乎。不到半年，重庆、全国不论大小纺织厂，全部实行了三班倒的八小时工作制。

当初我们同时在厂实行八小时制的职员龚黎在成都纺织厂。他的弟弟叫龚淦，是车间管理员。谢宝树 当时因为抗战失业进厂，我请他当人事管理员、股长。他是学化工毕业的，后来在南京化工厂当工程师。女同事魏巽南 ，住上海南昌路44号，退休在家。赵毓芬 当时是惠工主任、宿舍管理员。住上海大名路270号。汪文娣 仍在汉口国棉三厂，退休住家在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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