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去岁今日，我和老师、师母在回龙观体育公园闲逛。今岁此刻，我一人在杨浦，小区已封闭32天。当时我们约好，来年再聚。不想，一别就是一春秋，再聚恐怕得入秋了。自三月中旬上海疫情抬头，老师就先后发信息、打电话四五次来，问我疫情如何，吃住如何，上课如何。得知我总是忙于读书、上课，忙得不可开交，老师很是欣慰。这次疫情，我没有和老师一起面对--幸亏北京疫情也总不太严重！但上一次疫情，19年前的SARS，我却是和老师一起面对的。记得那时老师住在六道口，他每周都骑着自行车到学校给我们上课。封校通知下来后，老师说：我的课是会一直上下去的，就像《泰坦尼克号》上的乐手，会一直奏乐，直到船沉没为止，哪天教室空了，没人了，我才会夹着皮包离开，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也能一直坚持把课上下去。当时，整个校园空荡荡，学校没说要停课，但实际上，除了有位外教还坚持上课外，整个教学楼都是空的。老师这么说了后，我们这门课就一直上了下来，除了一位家在北京的同学中途离校回家外，其他所有的同学，都在当时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一节不落地把课上了下来。甚至有位住在校外的旁听同学，每周还想办法偷偷溜进来。这段与老师一起面对疫情的日子，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头，它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坚守岗位，什么叫做教师的天职，又什么叫做学生的天职。上海这次新冠疫情，我想，老师很欣慰的，大概是我从没有慌神，总是沉迷于学业吧。我也很高兴自己没有辜负老师当年的教诲。</p><p class="ql-block"> 那段一起面对疫情的日子，还让我看到了如此已经非常罕见的知识分子的高贵。记得在说那段话的那次课上，老师还说，他其实本来打算五一节回南方省亲，机票都买了，因为他最近一段时间总是梦见他八十多岁的老父亲，他心里很是牵挂，所以他早早就买了回家的机票，不过，后来听说北京要封城了，他就把机票退了。老师说，他记得，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纽约大瘟疫，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是逃城的，他们都留了下来，跟民众共患难，今天北京SARS这么严重，我也不能走，不能把可能的病毒带走。老师接着说道，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这几十年的人格是很不堪的，我们总不能老是不如纽约大瘟疫时的那些美国知识分子。我印象很深的是，那次老师提到了苏格拉底。他说，我是信奉孔孟老庄的学说的，我总不能在讲完孔孟老庄的学说后，自己又做了跟自己的信仰不一致的事。那个学期，老师是先上“先秦诸子学说与中国人文精神”课。SARS最严重时，这门课刚结束，老师接着上“德国美学、文论专题”课。 他讲这番话时，就是在第二门课刚开始上的时候。老师说，苏格拉底当年被指控蛊惑青年和不信神，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是可以逃走的，也可以用交钱的方式来赎罪的，但苏格拉底没有。老师那天说，人有的时候，是需要用鲜血来为自己的学说做脚注的。19年过去了，老师当时说的很多话我记忆有些模糊了，但这句话我至今还牢牢记住。老师说，孔孟学说，最大的要害就是义利之辨，主张在生与义不能两全时要舍生取义。我想，老师所以要留下来，他的最后理据大概就是在这里吧。</p><p class="ql-block"> 现在，大家常说一句话：疫情是面照妖镜。人性的许多不堪，在平时是显露不出来的，但在大的关头，平时修养的不够，就会暴露无遗。《论语》里也还有一句话：“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老师，就是这么一棵始终挺拔青翠的松柏。《中庸》里又有一句话：“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从20年到现在，神州大地，疫情四起，有多少当年跟老师在一个教室里渡过那段岁月的同学，重新品味老师当年的教诲，让自己活出人的尊严呢？我相信，这样的同学一定有。</p><p class="ql-block"> 愿老师和师母健康、平安！</p><p class="ql-block"> 陈洪杏</p><p class="ql-block"> 2022.5.</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