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那位"老八路″

上校1970

忆父亲二、三事

父亲，已逝去近四十年，但每当看到抗战影视剧时，心中都会浮现他老人家的形象。

父亲，1938年参加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的老兵，是地地道道的三八式老革命，更是山东抗日武装组建初期的老战士。十九岁、身高才1.66米，体重不过八十来斤，硬是打过反扫荡、打过大淮海，挺过了刀伤、弹伤坚持到全中国的解放。

父亲的家乡在鲁中的大山里，贫苦农家的孩子熬到了解放进了城，当了大官享了福，也没忘记自己的老根是穷人、是八路。

父亲当八路的样子我没见过，当解放军的模样记忆也很模糊，可他到老都像一个老八路战士的样子，却深深刻在我的心中。

小时候，父亲很少回家里，虽然顶着市级医院的书记兼院长的职务，可他总受市委的调派到各地参加组织运动，从大跃进到抗自然灾害，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四清工作队，从济南到青岛，来来回回五、六年，至到文革被打倒。

父亲总穿一身洗的褪了色、还打了补丁的中山服，扣子总是整整齐齐一个不落的扣好，就连脖子上的风纪扣也扣的严丝合缝，上衣口袋插着两只钢笔，如同一对哨兵，随着主人东奔西走，见证他的风霜雨雪。

小个子的父亲一直保留着当八路军扎绑腿的习惯，解放后绑腿是不让扎了，尤其是转业到济南后，他先是用根细绳扎住裤脚，后来改成用小夾子夹在裤脚上。他说这样走路利索、骑车还不夹裤子。很难想象，如今时兴的束腿裤，我的老父亲在七十年前就穿了。

前几天，从网上获息83岁高龄的原淄博师专校长孙树木，发表了一篇《我的经历与自行车的故事》。故事中竟然记载了我从来不知道的一段父亲的经历。

"1962年，我从山东师范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淄博师范学校工作。1964年暑假后开学不久，市委组织部就通知我去青岛，参加山东城市“四清”运动试点工作。我被分配到山东海洋学院后勤总务工作组。这年春节后，又调我去青岛沧口区三十一中，继续搞“四清”运动。工作组长是省教育厅的一位女处长，名字叫诺炎，副组长是济南某医院的院长李海道同志。李海道组长还从济南带了自己买的飞鸽牌自行车。"

据我所知，那时的省派工作组是配有小汽车(美吉普)，可父亲仍把自己的自行车从济南带到青岛，就是为了给国家省下那份汽油钱呀！青岛，半山的城市，大上坡大下坡骑自行车是个危险的活。再说，骑自行车哪有坐小车有身份，可老八路出身的小个子父亲，就这么固执。

文革后期，市里把父亲从工矿中心区医院调到市区医院，身体已显病态的父亲仍坚持每天清扫医院大院的习惯。

一次我出任务路过济南，去医院看他，父亲把我领进他的办公室，进门我就吃一惊，除了办公桌和一张单人床，屋里全是打扫卫生的大扫把、拖把、水桶、撮箕，知道的是院领导的办公室，不知道的还以为进了保洁员的工作室。

有人告诉我，父亲从不坐公家的小车办事，因文革重创，他早已没法再骑自行车，每次去市里开会，父亲都是去挤公交车。又瘦又弱的父亲常常被人从车上挤下来，他只好再等下一班。每次去开会或办公，他都提前去排队，就为了挤上公交车。

我曾问他何必这样为难自己？他说自己老了、病了，不能为国家做贡献啦！省一点是一点，也算一点贡献吧！

父亲在世时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人生要知足。名利乃身外物，气节才是生命，这是中国几千年的古训。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父亲的战友在枪林弹雨中一个又一个的倒下，他们没见父母最后一面，更别提娶妻生子，有的连一口饱饭也没吃上，为了新中国的建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父亲，永没忘本，总把初心揣在怀中，到老也是一个老八路的样子，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永远屹立不倒。

人，是应该有点精神。父辈渐行渐远，吾辈亦将退出历史舞台，希望儿辈不忘自己的老本，让红色永远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