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回忆录

天天向上

序：

母亲是1932年2月出生的人，今年91周岁整，母亲的生父、生母是红军战士，也是大革命时期的革命烈士，一直战斗在中国共产党的红色交通线上，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影视作品展播中，其中《绝密使命》这部影片讲述的故事，就是母亲的亲生父母曾经工作并为之献出宝贵生命的部分经历。

母亲是广东省大埔县长治党坪村人，16岁时加入游击队投身革命，曾参与了攻打解放大埔县城等的多场战斗，17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始了她为党为国家以及为家庭奉献的一生。

　　我的革命生涯---江菊英

口述：母亲 文字整理：从清 照片整理：玲 于2023年5月修改补充

我的生父赖集敦是广东省大埔县欧歌仙村人；生母丁绸英是广东省大埔县石田村人，父母早年参加革命是一直转战在闽粤赣边区的红军战士。

1932年2月我出生于福建永定头坑，当时生父母正在福建辗转战斗，把我抚养到八九个月大的时候，经父母的一位老战友出面，将我送到这位战友的老家-广东省大埔县长治党坪村寨岗上的一户人名字叫江选超的家里寄养，我的亲妹妹赖添英也是在这种情况下送给福建省永定县龙安寨的一户赖姓人家收养。

其实养父家党坪村与亲生母亲老家石田村和亲生父亲老家欧歌仙村彼此的直线距离仅五公里左右，都属于同一个乡，而且三个村子距广东与福建边界都很近，是闽粤赣边区的组成部分，这里群山怀抱、山恋叠障，为开展人民解放战争提供了天然屏障。这三个村中，石田村和欧歌仙村更偏僻一些，经济相对落后一些，欧歌仙村的主要收入以竹器制作为主，如箩筐、晒垫等农具和竹蓆、簸箕等生活用具，党坪村的交通条件和经济条件都相对较好，这里的青年有外出闯荡的传统，外出求学是很多人的选择，海外有亲友的则会选择到南洋谋生，没有海外亲友的会选择到县城当店员学做生意，真正继承祖业在家务农的人很少，所以经济更活一些，这些优势使得党坪村当时无论是在人口数量还是在村庄规模上，在大埔北部都排在前列。

如果从高处俯瞰党坪村，村子就像一艘“火船”（客家人旧时对蒸汽轮船的俗称），各家房子沿路而建，在村子中形成一条街道，养父家就在村子的最高处，为了充分利用地形，很多房子建成两层，第一层作为居家用，开门就是村里的街道，地下层则紧靠街道的陡坎而建，多是用作存放农具杂物和柴火的空间，同时有门通向连接外界的村道，从这个门进出就不必经过村中心，可以避开人们的眼目。

山区的人特别善良，待人也十分热情，我懂事后从大人的交谈中逐步了解了我的身世，也知道我是被养祖母和养父母收养的，而我的亲生父母是红军战士，亲祖母则独自生活在欧歌仙村，还有一个亲妹妹被福建一户人家收养，村民都说我和亲生父亲长得很像，这些都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在我四五岁的时候，爸爸和妈妈曾多次分别来寨岗上养父母家探视，跟村民描述的一样，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我的父亲，他个子瘦高身材修长，鼻梁高且直，身背一杆长枪，为了不被敌人发现，他总是从地下层的门进来的，上来就直接到房间看我，趁我们见面的时候养祖母就会给他做吃的，吃完东西爸爸就会匆匆离开，妈妈的探视也基本如此，只是在我的印象中，妈妈除了身背长枪外，头上总是扎着一条在广东很少见而福建农村妇女常用的花帕（即花头巾），由于年纪尚小，又与他们接触很少，我一直没有开口叫过他们，但几十年来爸爸妈妈的形象一直在我脑海里难以磨灭。

1941年父亲赖集敦在欧歌仙村执行任务时被叛徒出卖，遭敌人围捕时在转移途中因子弹走火暴露了位置，不幸中弹牺牲，同年母亲也被国民党杀害于党坪村。所以我和我从未见面的妹妹一直在养父家长大，现在想来母亲牺牲在党坪村，也可能是为了看我而遭遇敌人杀害的。

收养我的家庭，有两兄弟老大江选超，我的养父江选辉是老二，我过继到江家时，他们两兄弟已下南洋多年了，家里只有养祖母邓阿云，收养我的目的是想让我替他们来陪伴老母亲，在我三岁的时候，养母也去了南洋，家中只有我和养祖母相伴。

养祖母是一位心地善良纯朴的山村农妇，留着一头长发，常常把长发高高挽起盘到头顶，用卷起的布头帕扎上，再用两个骨制簪子固定，脸形长的很好看，耳朵也长长的显得很富态，可能是母亲在动荡中孕育的我，先天营养不良体质较弱，加上我的脾气又比较倔，稍不如意就会哇哇大哭，每当这个时候养祖母就会停下手里的一切活计来安抚我，而且养祖母总是怕我没吃好会饿着，所以总是宠着顺着我，后来找了乡村医生诊治，经过调理身体好了很多，体质也慢慢有了改善。养祖母与邻里的关系也处理的很好，邻里之间常常互相帮助，我们家所处的街上有三四家店铺，其中有一家豆腐店和几家经营不同商品的杂货店，还有一些是从事其他行当的人家。

在我们村子里，家境稍微差一些的人家一般三餐都是喝稀粥，而家境好一点的人家就会在早上做好一天的饭，先将饭煮好，将煮熟的米饭捞出再放到一个圆桶形的大木甑蒸透，用做中餐和晚餐，剩下的米汤则做早餐，这样做岀来的米饭会显得量更多一些。在我和养祖母生活最困难的时候，这些邻居们会经常帮助我们，早上会分一点稀粥给我们喝。

随着我的成长，养祖母也一天天老了，而亲祖母则一个人孤独的生活在大山深处的欧歌仙村，照常继续编织着各种竹器制品，天气好的时候她会挑着竹器到十公里外的茶阳（当时的县城）赶圩，大约在我六七岁时候，亲祖母来到寨岗上养祖母的家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在我的印象中亲祖母肤色较深，但人很大气，两位祖母非亲非故，但却因我而结缘，她们相见甚欢谈得很投缘，亲祖母每次来到寨岗上，都会住上十天半个月，两位老人总有说不完的话，可能因为她的肤色比较深一点，我背地里叫她“羊角婆”，来过几次后就再也没有来过了。后来很多年过后才知道亲祖母的晚年过得很悲惨，当她知道自己身体快不行了，就带了一些食物搬到按大埔当地的习俗预先挖掘的墓穴里，独自一人熬过最后的岁月。过了很久村民才发现她已经饿死在墓穴中，后众乡邻便帮忙把她掩埋了，我成年后每每想起这些都心痛不已。

记忆中我的养父两兄弟一直都按时通过往来中国和南洋的“水客”（即为华侨和内地捎带银票和书信的人）带钱款补贴家用，所以家里的生活条件还不错，但随着日本鬼子的入侵，邮路不畅使南洋的汇款变得断断续续，到最后汇款也没有了，虽然有养祖母的养女和邻居的偶尔接济，但我们的生活还是陷入了困境。

小时候我的个子比较高，模样也俊秀，长得也聪明伶俐，同村的很多人都想收我做童养媳，奶奶一直不同意，大约在我八岁的时侯，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收到南洋的汇款了，奶奶迫于无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同意把我卖给同村的邹家做童养媳，邹家与我们家相隔不远，但邹家有祖传的制作鞭炮的手艺，所以家庭经济状况比一般人家要好很多，两家达成协议的时候，奶奶提了两个要求，一是邹家必须提供我读小学，二是未成亲之前，我要仍然住在奶奶家里，这样我就进入党坪村文章小学读书了。

文章小学属于新式学校，距离奶奶家不远，但距离邹家比较远，学校很小，只有两间课室，从幼儿园到六年级共有二十多个学生，从外乡请来两位教师分时段、分班级教学。在这里上课的学生多数是江氏族群的江姓学生，我在这个小学里读书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段短暂而美好的时光一直藏在我的心灵深处，有些课文我现在还记得。但邹家爷爷说我去文章小学读书，除每年都得花一笔钱外，路途耽误时间太多，所以借口邹屋到文章小学太远，要我到邹屋的小学读书，因为邹家的小学由邹氏家族开设，教师是本村邹家族人，教师工资和学习费用由邹氏宗族提供，学校就办在邹氏祠堂里。其实邹家爷爷早就算计好了，我每天除了上课时间，其他的空余时间就要跟他们一起制作鞭炮。

尽管送我到邹屋的学校读书不用花多少钱，但读书的快乐时光还是没有持续很久，因为邹家爷爷是个老封建，总认为女子读书没有用，一直反对我读书，还害怕我读了书以后跟人家跑了，就落个人财两空，在邹屋小学读了半年多后，时局动荡社会比较混乱，邹家爷爷以此为由找借口不再供我读书，让我辍学回家帮着制作鞭炮，到现在我还记得鞭炮的制作方法和流程。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日子越来越艰难了，养祖母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就在抗战胜利的那一年，她彻底病倒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幸好有江家的叔婆帮忙照料着，一年多以后也就是在我15岁那年，养祖母永远的离开了我，通过邻居们的帮助，养祖母被草草下葬了。

党坪村红军时期开始就属于闽粤赣边区，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游击队也会经常派人秘密深入村庄宣传发动群众，我晚上陪着养祖母不出门，但白天年轻人之间常常流传：昨晚“老八”（当地老百姓对游击队的代称）又来了，革命的种子也随着这些消息的流传而传播开了，并且深深植入了年轻人的心头。其实投奔游击队的想法早已在心中萌发，但生病的养祖母是我唯一的牵挂，让我一直下不了决心去投奔，后来养祖母的仙逝让我了无牵挂地投奔了游击队。在投奔游击队之前，我便找到“水客”，请“水客”带信给养父母，告诉他们养祖母己仙逝的噩耗，同时告诉他们，我将远离家乡，请他们今后不要再寄钱回来了，从此我和养父母就此断了音讯，再无联系了。

　 1948年正月十五日，我和同村的15个女青年到距离党坪村一个小时路程的矮子屻（直线距离约3公里），这里有东江纵队第六（大埔）独立大队的交通站，我们找到交通站的同志要求参军，并在这里住了两天等结果，后来经大队领导研究后认为，同一个村子集中出来这么多女青年动静较大会引人注意，怕国民党军队对村里的老百姓进行报复性打击，因而会危及村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因此领导劝我们回家了，就这样，我的第一次参加革命的行动就此失败，被迫和村里的青年返回党坪村。

党坪村原来也驻扎有国民党部队，但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这些国民党部队收缩到离我村五公里地的花聪下，由于一下子十几名女青年突然失踪了几天，动静比较大，花聪下的国民党部队似乎也嗅到了什么，派人询问了我们这批人中的几个人，由于事先得到村里老人们的指点，大家的回答都没有让国民党抓到把柄，最后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1948年四月，我和同村的另外两名女青年江竹英、邓聪英再次投奔革命队伍，为了不引起村民注意，我们带着砍柴的柴刀和挑柴的杠子，从相反的方向出村上山后，再转向青溪村方向，因此足足走了几个小时才到达游击队在青溪（距党坪村直线距离约5-6公里）的交通站要求参军，我们参加的部队属东江纵队第六（大埔）独立大队，大队长是巫少平，大队政委是张克昌，我们到达交通站时，部队正在附近打仗，枪声不断传来，我们都很紧张也十分害怕，不一会指导员涂重达从前线回来，同意了我们参军的请求。

当时，国民党占据城市和村镇以及交通线，游击队则在山野里面，条件十分艰苦，为了避开敌人的追击，很多时候都在夜晚行军，为避免暴露夜行军，不能照明也不能大声说话，遇到危险或障碍也只能小声传递信息。

敌人在主要道路都有派人把守，可能由于兵力不足，山野小路则无人看守，只能不定时派人巡查，为了能更好的把控这些小路，他们会将羊肠小道两边的茅草打结到一块，有人路过就会碰断，他们以此来判断有没有游击队通过。因此，如果我们通过这些小道后，负责断后的战士就会再将两侧的茅草结到一起，以避免暴露部队行踪。

每个战士除了武器和干粮，还有一个用被单卷着衣服和日常用品（必需品）的背包，我们多数时候是在山野露营，遇到下雨天就选择在地势稍高的地方扎营，我们会在四周挖一条小水圳，上面拉上被单遮雨作为露营地，尽管如此，但同一个宿营地停留的时间，也绝不超过两天以确保安全。

我所在的部队是第六大队的江防队，驻守在青溪村，初期只有20人左右，后期达到了50多人，主要任务就是把守韩江航道，对过往船只收税和伏击敌人运送军需物资的船只。青溪村西邻韩江背靠大山地势险要，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从潮州至韩江、汀江向福建等地国民党据点补充军需物资的必经之路，国民党的补给通常是从潮州那边通过水路，将补给运送到虎头沙码头，虎头沙以上的河段船只已经没法航行，只能由挑夫经由陆路送到福建的峰市镇，青溪西临韩江，东面背靠大山，扼守着韩江、汀江水上通道的咽喉，既有利于对韩江航道的控制，也有利于部队隐蔽和将截获国民党的物资转运隐藏。我们江防队经常根据线报截获国民党运载粮食、布匹和武器等军需物资的船只，载获后便组织民工将粮食和武器转运给各个部队，也请民工将缴获的布匹加工成被子、衣服，为其他部队提供补给和后勤保障。

大约是1948年底到1949年初，第六大队接到线报，国民党运送物资的船只会在凌晨时分经过三河坝，我们部队连夜赶到三河坝的梓里乡，与国民党运送物资的武装队伍打了一仗，战斗很激烈整整打了一天一夜，傍晚我们撤出战斗，退到梓里乡的北部山区的苦祭头准备扎营，这时敌人又追上来了，但我们借助有利地形，迅速的击溃了敌人的进攻。

1949年五月，根据华南分局的统一部署，我所在的部队开始调动，我们深夜在狭窄的山路上急行军，但战士们并不知道去什么地方执行什么任务，走了很长时间，来到一个叫蓝田的地方露营，此时已是半夜了，我们准备埋锅做饭，休息了个把小时队伍又接着行军，天亮前我们赶到了县城北面的羊子岗，看到不远处的大埔县城茶阳镇，我们意识到即将攻打和解放大埔县城了，队员们一下子就振奋起来了，连夜行军带给我们的疲劳感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羊子岗紧邻韩江，山崖与韩江之间是一条一米宽的石板路，是大埔县城与外界联系的重要交通道路之一，我们连夜行军到达目的地时，兄弟部队也分别占据了县城周边的有利地形，将大埔县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只待上级一声令下，就会完成解放大埔县城的使命。

经过周密部署，指挥部于5月14日下达总攻命令，我所在的东江中队第六（大埔）独立大队，在大队长巫少年和政委张克昌的率领下，参加了解放大埔县城的战斗，我们拿下渡头岗的炮楼，从北门进入城内，迅速占据农民银行大楼制高点，接着顺利进入警察局，收缴了警员的武器，然后乘胜追击冲进大埔县政府，此时的国民党守军已知大势已去全无斗志，只有乖乖举起白旗，捧出官印投降了，大埔县从此回到了人民群众的手中。

1949年五月，大埔县城解放后，东江中队第六独立大队政委张克昌担任大埔县委第一书记，县委根据时局的发展变化，考虑到女同志随部队行动非常艰辛，而地方政权的建设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也需要大量工作人员，所以从游击队里抽调大批女同志到地方上去工作，这样我便被派到大埔埔北区群众工作队，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联系群众，做好群众发动工作，白天帮助群众做农活，晚上召开群众会议，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我们工作队有十几位女同志则深入到妇女中间去，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政策，鼓励广大妇女积极参加到建设中来。

1949年十月，经丁发同志（他当时不到30岁，1949年前任游击队指导员，1949年后曾任大埔县附城区区委书记）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底，组织上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特别是发动广大妇女加入到土地改革和新中国的建设中来，决定从工作基础较好、妇女干部较多的队伍中去抽调部分女干部到大埔三河坝区去开展群众工作，这样我又被抽调到三河坝区，并被派驻到梓里乡的工作队，当时工作队驻地就设在原国民党中将范汉杰家的“火船屋”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走访了梓里乡的很多村镇，为发动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投身到土地改革和新中国建设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是1949年5月大埔县城解放后，参加三河区政府工作队时的证件照片

1949年5月于大埔县政府三河坝工作队娇姐、冬姐及饮事员（不记得名字了）合影

在三河区工作队时与阿兰姐和另一个队员（不记得名字）合影

　 1950年九月，组织上调我到大埔附城区区政府负责收发和接待来访工作，当时区政府的机构非常精简，一个区长，一个书记，一个组织委员，一个支委，一个组织干事，一个宣传干事，一个青年干事和几个办事员，外加下乡工作队人员大概共有二三十人，解放初期，大埔县从各个学校抽调部分师生组建了县文工团，担任青年干事的李涛就是原县文工团团员，他的歌声很好，当时大约十八九岁，县文工团撤销后被分配到副城区区委工作，他后来又调任大埔县组织部工作。

由于1951年以前是实行供给制的，所以服装、伙食及生活用品都是统一发放，基层干部每人每月只有四元钱的津贴。

1951年九月，中共广东省委为提高各级工农干部的素质，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管理人才，决定在广州举办工农干部培训学校，抽调参加革命工作三年以上的工农干部进行文化补习，我和兴梅地区七个县的20多名工农干部奉调进入工农速成初等学校（小学）学习，当时工农速成初等学校位于广州沙面对面的白鹤洞那边。

来自全省各地的工农干部学习基础各不相同，有的读过高小，有的读完初小，而我只读了二年级，所以学习压力特别大，更为具体的是，学员来自全省各地，有讲白话的，讲潮汕话的，讲客家话的，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都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校组织来自南下干部当中的北方学员，利用晚上的时间为学员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普通话培训，这样初步消除了语言障碍，为文化学习创造了有利条件。

虽然是工农速成初等学校，但和普通学校一样，对学员有严格的要求，作业和考试是必不可少的，为了保证学员安心学习，除了学生每人每月四元零花钱外，还按每人每月30元的标准安排了学生的住宿、伙食、学习用具和生活用品的经费，同时为了保证学习效果，抽调了大批的大学生担任教师，巧的是这些教师中有很多都是客家人，校长邱华也是梅县人，一样的乡音使我这个未满20岁且又是第一次远离故土的山村姑娘能够安下心来，投入到接下来的紧张学习中去。

我们这批工农干部十分勤奋，也十分努力，全凭自己的毅力攻克学习难关，我更是付出了十倍于常人的努力，我们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工农速成初等学校（小学）全部课程的学习，拿到了毕业证书，我于1953年考入工农速成中等学校（初中）的学习。

工农速成中等学校（初中）位于广州西村，挂的牌子是“中山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等学校”，旁边还有一所师范学校，由于初中课程多达十几门多，对学员的要求更高，而学员的基础普遍偏差，年龄又参差不一学习难度更大，学员的学习成绩一下子就拉开了距离，原来学习基础好的跟能够跟上进度，而基础差一点的就很难跟上，针对这种情况学校对课程设置做出了调整，分设了理工、文史和农医三个专业方向，使每个学生必须学的课程有所减少，但尽管如此，还是陆续有一些学生因学习压力过大导致身体出现种种状况而退学。我所在的班为农医班，对应的是农学专业和医学专业，在学习过程中，教师会带我们去中山大学相关的实验室参观或做一些课程实验。

1954年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我们这批来自全省各地的工农干部全部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1955年，中山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等学校正式停办。

这是1951年-1955年在广州学习期间的单人照片

与蔡兰芳合影

1951-1955年间于广州在省工农速成学校学文化期间与河源的学员一起留影

1951年-1955年间兴梅地区学员合影，前排右起余秀兰、陈玉英、前排左一李新、左二丁永芳

1951年-1955年间于广州在省工农速成学校与周邹淑梅和另一位同学合影

与广州学员陈轩合影

1951-1955年间在广州速成学校学习期间外出活动剪影，此为参观黄花岗72烈士墓园时留影

在广州学习期间，农医班学员在越秀山广州博物馆留影

在广州学习期间，农医班学员在中山纪念堂留影

　　离开广州回到粤东专区（当时兴梅地区和汕头地区合并为粤东专区），组织上安排我回大埔县委组织部报到，当时负责人事调配的干事李涛，就是我当时在副城区工作的老同事，他建议我去财政科，但我觉得自己不会打算盘也不懂会计，去财政科怕不合适，而我在广州学习的几年中，记得当时第一次去到大城市的大百货公司逛街，对营业员的工作感到新奇，那种场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提出去百货公司工作，组织上满足了我的要求，安排我去大埔县百货公司报到，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月工资是37.5元，从此商业部门就成为了我一辈子也没离开过的行业了。

这个是我在广州学习结束后，回到大埔县百货公司工作期间的留影。

1955年与大埔县委书记黄立群同志的爱人杨琴芳合影

1955年与大埔县百货公司同事范围和叶红英合影

1955年与大埔县百货公司叶红英、郑秀芹和另一个同事（不记得名字）合影

与志清（抱小孩者）和另两位同事合影

　　在百货公司我遇到了我的丈夫，来自梅县西阳的赵维良，他1951年便考入广东省财贸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兴梅专区百货公司做统计工作，可能是由于兴梅地区和汕头地区合并为粤东专区后，兴梅地区百货公司便被撤销，他被分配到大埔县百货公司工作，当时我在百货公司的服装柜台，他担任百货公司的统计员，1956年4月6日我们结婚了，这一年正逢全国范围的工资改革，我的月工资由37.5元调整为42元。

　 1956年县委组织部从各部门抽调4-5名工作人员，成立“肃反审干”办公室，李涛担任该办公室主任，百货公司又抽调我到“肃反审干”办公室担任档案管理工作，这项工作持续了一年时间，工作结束后我仍然回到了百货公司。

这是被抽调到县“肃反审干”办公室工作期间的留影。

　 1957年七月，大女儿出生，家婆从老家梅州西阳来大埔县帮我们带孩子，操持家务一直到他老人家去世，整整陪伴了我们全家47年，阿婆于2003年去世，享年97岁，阿婆为人勤劳能干且又善良朴实，一生都受到乡里乡亲及周围邻居的尊敬。

　 1958年丈夫维良被下放到大埔大麻公社当农民，半年后调到大麻公社办公室工作，1958年底为了便于照顾家庭，我也调到大麻公社百货店工作，阿婆和女儿也随我们迁到大麻公社生活，在大麻公社工作期间维良向我建议说：你与养父母失去联系多年，正好公社侨办负责与华侨的联络统战工作，是不是托他们帮忙打听一下养父母的消息？不久后侨办反馈回来的信息是，养父母的地址是：马来西亚半山巴万城店12间，养父江选辉的职业是驾驶员，已经逝世，伯父江选超的职业是裁缝师，但重病在床，其妻子以种菜为生并打理家务，从此后没有再联系过，实际上我对养父的印象非常模糊。

1957年8月份大女儿满月时留影

大女儿周岁时留影

这是1957年10月份，亲妹妹赖添英从福建永定县龙安寨回到大埔县茶阳镇探亲时留影

　 1959年维良被上级调到湖寮公社当副社长，九月份儿子出生了，我只好于1960年携阿婆及大女儿和尚未满周岁的儿子举家又迁到湖寮镇去，这样我也又调到湖寮百货店工作了。

1961年因工作需要维良又被调到青溪公社工作，组织上也同时安排我到青溪公社负责档案管理工作，考虑到前两次举家搬迁的艰难，我们决定无论如何也不搬家了，就这样我们夫妻俩在青溪公社工作，两个小孩子则留在湖寮由阿婆照顾。1961年四月大埔县县城正式由茶阳镇迁到湖寮镇，原湖寮公社的百货店合并到大埔县百货公司营业部。

　 1962年八月，小女儿出生了，我回湖寮休完产假后，向组织要求调回湖寮来工作，组织上批准了我的请求，安排我回到大埔县百货公司营业部工作。

1964年组织上要抽调干部去揭阳开展“四清运动”，而此时我正怀孕8个月，肚里的孩子是我们的第四个男孩，但因腹内脐带缠绕而夭折了，当时的我产假尚未休完，按政策双职工只能抽调一人参加“四清运动”，而我仍在产假中，应是理所当然不用参加工作队的，但由于我们夫妻俩不在同一个单位，而且两个单位之间又没有沟通，所以我和维良均在被抽调的干部名单中，但我们都没说二话，收拾好行李就准备出发，幸而我的几个同事见此情况后，马上将我的实际情况报告给相关领导，在领导的协调下，“四清工作队”临出发前才将我替换了下来。

　1965年“四清运动”结束，组织决定实行干部交流制度，维良被干部交流到蕉岭县新铺公社任副社长。

1966年组织决定维良留在蕉岭县工作，同时准备将我调到蕉岭县新铺公社任妇女主任，但我们考虑到夫妻俩同在一个单位任职不是很妥当，1966年12月经组织同意后，我由大埔县百货公司调到蕉岭县百货公司营业部工作，因为地区差的缘故，我的工资由每月42元调整为每月40.5元。因为“四清”工作队从各部门抽调了很多人去搞这个运动，所以和我们情况相似的人也有很多，像何思炎和杨莲英夫妻俩，何思炎留在蕉岭任职后，杨连英也不得不从大埔县粮食局附城粮站会计的岗位上，调到蕉岭县商业局政工股工作了。

1965年在大埔县百候镇与谁（不记得名字了）合影

1965年抽调到县财贸干校学习留影

　 听到维良要留在蕉岭工作，我也即将调到蕉岭工作的消息，同事们都很羡慕我，因为大埔县是地地道道的山区县平地很少，蕉岭县虽然也是山区县，但蕉城周边有比较广阔的平地，自然条件要比大埔县好一点，他们向往着，可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毕竟故土难离，我们在大埔工作多年，与同事和邻居们都相处融洽，到蕉岭去新的单位人地生疏，要适应还得有个过程，想回大埔的念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了好几年。

这是调离大埔时与2位同事合影，前排左一郑菊，另一位不记得了。

1966年底在大埔百货公司与饶顺、钟爱珍合影

前排右二为原纺织品（百货）公司经理廖淑英，前排左二为宋运香，左一为小兰，第二排左一余桂香，左二惠甘，左三江秀英。

此为纺织品公司女同志合影

前排左三为饶碧兴同志

　 接下来的几年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展开，从破四旧、红卫兵大串联、打倒走资派、武斗、三结合成立革委会、复课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等运动，一浪接一浪，人人卷入其中。1967年造反派提出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将所有干部列为批判对象，维良在新铺也受到冲击，在公社书记被批斗时，他也被拉上台去陪斗，很多成分不好的人员及其子女，也被拉上街游行示众。

1967年底到1968年中，全国武斗盛行，蕉岭也发生了有部分人冲击县武装部抢夺枪支的事件，整个县城被搅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与我们同住在福音堂的邻居们纷纷携带家属回乡下老家去避乱，我们也不得不安排阿婆带着3个孩子回梅县西阳的老家住了十多天，待形势稳定后才回蕉岭，那是孩子们第一次回原籍老家梅县西阳镇。

武斗结束后，各地开始搞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这时不断有新的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或中央精神传达，各个单位开始无休止的传达学习，谓之“传达、学习、宣传不过夜”，所以除了白天工作时间的学习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安排各种学习和会议，所以，文化大革命在孩子们的印象里，就是爸爸妈妈夜以继日的开会学习、学习开会，那时的小女儿才5岁，也没有办法给她讲道理，每天晚上去开会时她都会哭喊着要妈妈，要跟妈妈走，每到此时我只能狠狠心反手拉上大门，在她的哭声中走去单位走向会场，但小女儿声嘶力竭的哭喊声至今遗留在我的心里，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这情形也成为孩子们对文革的深刻印象。

这是建立新党委与梅县地区的工作组人员合影

　 1969年底组织上调我到医药公司负责政工工作，1970年维良调到蕉岭县农业局任副局长，后经机构调整改称为农建局。1973年蕉岭百货公司领导层之间人事工作不够协调，影响了公司工作的正常运转，上级组织又将我从医药公司调回百货公司担任政工工作。

1977年，蕉岭县委从县直单位抽调干部成立农村工作队，工作队规定，工作队员必须以贫下中农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我被安排在蓝方镇峰口乡孙屋队的孙宗岳老乡家里三同，孙宗岳的儿子是大队民兵营长，孙宗岳的妻子李素珍是一位非常善良朴实的农妇，她看到我很瘦很是心疼，总是提醒我要注意身体，也会尽力的为我改善伙食，如果她家养的鸡下了蛋，她会收藏起来趁她孙子不在的时候做给我吃，这令我十分的感动，虽然“三同”工作只有短短的半年时间，但两家人的交往却延续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类似这样的“三同”工作，我已经参加过两次。

这照片是另外一次与下乡三同户的女儿合影。

这是“三同”工作队员的合影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潮，许多在文革中备受迫害的事情、事件也受惠于新的领导人的关怀开始得以平反纠正。

1979年组织上调维良到县委“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担任副主任，负责对文革期间全县干部冤假错案的甄别、改正和平反工作，80年代初维良完成全县干部的冤假错案平反落实工作后，调到县科技局担任局长后改任科委副主席，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退休。可惜丈夫在2007年由于中风脑梗后，一直抱病卧床7年，于2013年3月病逝，享年80岁。

文革期间大埔的一些老领导老同事也曾受到牵连，文革结束后许多冤假错案都得以平反，好多以前的老领导、老同事、老邻居们都恢复通信联系了，彼此之间互通有无互报平安，有机会还要争取见上一面，无论是小一辈的孩子代表见面也好，或是邮寄上一张全家福照片纪念也好，都是革命友情的延续。

这是原大埔百货公司两个老同事的儿子，他们来蕉岭开会时的留影，右一为江秀英儿子蓝志平，左一为陈淑华儿子姓肖，名字忘了，我们仨人的儿子是同一年岀生的。

在蕉岭药品公司任政工工作时与会计黄能和、出纳赖繁荣合影。

与药品公司营业员潘兰贞、汤云珠合影

1978年药品公司女同胞们“三八妇女节”合影

这是药品公司办公室人员的合影

　　蕉岭是山区县城，每隔三、五天就有一个赶集日，每到赶集日都非常热闹，各商业公司的办公室都要抽调人手下到门店去帮忙售货，这是在药品公司门店上的留影。

　　蕉岭县商业局下辖百货、纺织、糖专、药品、果菜和饮服等公司，百货公司历来是商业局的利润大户，七八十年代的高峰时期，每年能为县商业局上交五六十万的纯利润，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逐步取代计划经济，百货公司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逐渐被新兴个体经营户挤出传统市场，利润逐年下降，1988年我达到离休年龄在蕉岭县百货公司办理了离休手续。

1991年在市场挤压和形势逼迫下，百货公司为适应市场经济被迫要求进行改革，分门店和柜组进行承包经营，各承包者每年上缴一定比例的承包费，但此举并未能挽回百货公司的颓势，1992年县里决定撤销百货公司，将人员分到其他单位，同时被撤销的还有纺织品公司。

回顾一生，感慨良多，我的一生经历了战争年代的洗礼；经历了50年代经济建设、百废待兴的激情岁月；经历了文革的艰苦磨难；也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阵痛，到晚年也享受到了国家发展的红利，儿女们也有不错的工作及家庭，我己知足了。

回想同时投身革命的同村女青年江竹英、邓聪英的坎坷命运，不禁一声叹息，她们俩与我的身世相仿，都是童养媳岀身。邓聪英成婚后，因其丈夫曾经叛变于1950年被执行枪决，（他曾带领国民党军队把我们藏在老百姓家里的军需物资掳走，并枪杀了为我军收藏物资的老百姓），所以邓聪英不得不离开部队，据说后来嫁给一个酒坊的老板做小老婆，但最后也被迫自杀了。另一位女青年江竹英到部队后，则爱上了已有妻室的指导员，因纪律约束也被迫离开部队，1950年指导员回福建工作时，据说她也跟了过去，但是已断了联系也不知所踪了。

曾经给过我很多帮助的同事李涛，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大埔县委组织部工作，他因病于1977年逝世，可惜英年早逝了。

我和妹妹赖添英由于从小被各自收养在异地，一直未有联系，直到90年代初期，外甥女利用在福建永定县电信局工作的便利条件，通过长途电话与蕉岭有关部门沟通联系后，终于打听到我的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并最终与我取得了联系，1992年几十年未曾见面的亲妹妹赖添英在外甥女的陪同下来到蕉岭县城，见面之际妹妹抱着我悲喜交加嚎啕大哭，我们这对流着相同的血脉，但却分离了60多年的亲姐妹，历尽艰辛终于在蕉城得以见面，此次与妹妹的见面，既弥补了我心中的遗憾也了一生的心愿，幸庆妹妹有个美满的家庭，她生有一儿一女，女儿在福建永定县电信局工作，儿子在福建永定县下洋交警队工作，1996年妹妹在福建永定因病逝世了。

1995年，养伯父江选超收养的女儿从南洋回来提议并出资，委托叔婆的孙子江路生（他有先天驼背的残疾）将养祖母的遗骨和养祖父的坟迁到同一处，但在当年养祖母的下葬处，却没有找到任何遗骨或遗物，最后只能按客家人的习俗，在墓穴处捧了一捧泥土安放在新的坟墓里，以慰养祖母的在天之灵。

现在的我已过耄耋之年，正踏入鲐背之年，回想往事总有一些忐忑，革命一生接受的教育也好，受到的熏陶也好，总是痴迷工作忽视亲情，这是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通病？这些经历让我回想起来在内心深处不免有些愧疚，可惜历史不会重来，很多事情悲喜也好，遗憾也罢，这就是我的人生，每个人都在社会前进的洪流中不由自主，只能顺应社会的发展，跟着改革浪潮前行，这就是大多数普通人群的人生吧，我也是其中之一了。

1977年元旦全家福

1982年春节全家福

2012年8月份，我的重外孙岀生了，这是2013年10月份外孙携妻儿回来探親时，与小女婿家人大团圆合照。

这是2017年春节期间，梅县西阳老家维良堂兄弟的子女们来蕉岭探望我。

每一年的春节、国庆长假，西阳老家不论是赵姓的亲戚还是李姓（阿婆娘家）的亲戚都会各自结伴前来看望我们，就算2013年维良去世后也一直没有间断，只是近三年因受新冠疫情影响大家都不方便走访，改由年轻一辈通过网络联系，但逢年过节仍然互有问候，一直维系着乡亲乡情。

这是在加拿大的外孙（大女儿的小孩）新婚时留影，外孙每次岀差公干或回国探親都会特别抽时间回来看我，让我感到特别欣慰。

2022年春节留影，俩外孙早年在国外留学后已定居国外，已多年未回国内过年了。

儿女们长大后都已各自成家，俩女儿也在外地工作安家，要春节齐聚大团圆也不容易。

母子母女近几年的合照

时间：2016年/2018年/2020年/2023年

孙女从欧洲留学归国后，在男朋友所在城市上海工作，五一假期携男朋友全家回来探親。

张克昌同志是原东江纵队第六（大埔）独立大队的政委，也是大埔县解放后的第一任县委书记，照片中第二排右二戴眼镜者为张克昌同志。

丁发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前排右一为丁发同志。

以下这些是国家和各级党政部门给老革命颁发的纪念章🌟☀️🌈

结语

母亲一生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家庭忠于自己，为人朴实善良温暖藏大爱于心间！虽身为红军烈士遗孤少年即参加革命，却仍一生默默无闻地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如今虽然身体欠佳，但仍然开朗乐观，爱家爱国爱党不忘初心，坚强真诚善待生活，祝母亲久久幸福，安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