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艰难的求学之路

蒲城人

　　1966年，我初中毕业。我就读的是陕西省蒲城县尧山中学。尧山中学是蒲城籍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创办的一所具有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省级重点中学。1934年初名“私立蒲城尧山中学”，1937年改名为“陕西省立蒲城中学”，1949年5月更名为“陕甘宁边区东府分区蒲城中学”，解放后更名为“陕西省尧山中学”，1958年改为“蒲城县尧山中学”至今。1963年国家教育部公布为全国重点中学。

　　杨虎城（1893年11月26日－1949年9月6日）民国陕军将领。刀客出身。24岁自赋诗：“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 自护国起义以来，百战不屈，历经二虎守长安，雪夜奇袭唐生智，在潼关截断西北军后路等一系列重大战役，历任17路军总指挥、陆军二级上将，陕西省主席，势力遍布于陕甘两省绝大部分地区。后因与中央的矛盾，暗中联络红军，联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抓捕蒋介石而被囚十二年。1949年9月6日，因武装兵变主谋而于重庆中美合作所之戴公祠被杀，终年五十六岁。

2009年9月10日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1893年11月26日，杨将军出生于陕西蒲城县孙镇甘北村一户农民家里，幼名长久。父亲杨怀福，母亲孙一莲，以农业为主，父亲兼做木匠活。因家境贫寒，久娃只读过两年私塾，12岁到孙镇一个羊肉馆当烧火娃。因为同情来镇上上会（赶集）到农民吃冷馍，给他们没有肉的清汤泡馍，被老板责骂。

1908年，父杨怀福被清政府绞杀于西安。14岁的杨虎城向会馆借了一辆独轮手推车，步行200里，将父亲的遗体推回甘北村。因无钱安葬，还是乡亲们凑钱才草草安葬。后来在家乡组织一个丧葬互助组织孝义会。当年中秋扩大为以打富济贫为宗旨的中秋会。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率会众参加陕西民军向字营与清军作战。袁世凯成为总统后，裁减民军，他当兵两年后退伍回乡。在姑母家打死来收债的恶霸秀才李桢，遂落草上山。又拦截了一批税款，买了一支步枪发展武装，逐渐拥有六、七条枪，百十号人，成为同州一带著名的刀客。

1915年，率众参加陕西护国军，在华县、华阴等地截击袁军。1916年，所部被编为陕西陆军第3混成团第1营，任营长。陕西督军陈树藩通缉同盟会会员李歧山、杨仁天、曹毓生等。李歧山等人躲在杨虎城军中。陈树藩得知后令杨虎城将李歧山等人交出，杨没有从命。陈又以提升杨为团长，扩编部队，增加武器等为条件希望杨将人交出，都被杨虎城拒绝。

1917年，于右任响应孙中山的护法战争，在陕西三原设立陕西靖国军司令部，杨虎城顺势参加护法战争，任陕西靖国军左翼军支队司令。北洋政府组织八省援陕，企图围歼陕西靖国军，他率六千余众在关山东北的界方和陈树藩所部万余人血战六昼夜，打破了北洋军的进剿。

1920年，直系曹锟取代皖系段祺瑞后，改变手法，对陕西靖国军采取分化手段。不久，靖国军大部接受改编，唯有杨虎城以保存革命人格为理由拒不接受改编。靖国军大部被收编后，总司令部不复存在，于右任被迫离开三原。杨虎城便接于右任到武功驻地，重建总司令部。于右任委任杨为第三路军司令，所部改编为4个团。这时他在法门寺截获甘军陆洪涛部33马车军械，共有步枪1000余支，子弹60万发，实力大为充实。

　　我大学和研究生都是在东北大学就读。说起来也挺有意思，我中学读书是杨虎城将军创办的学校，大学是张学良将军任校长的学校。

东北大学始建于1923年4月。1928年8月至1937年1月，张学良将军任校长。1949年3月，在东北大学工学院、理学院（部分）基础上成立沈阳工学院。1950年8月，定名为东北工学院。1960年10月，被中央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1993年3月，复名为东北大学。

章士钊、梁漱溟、罗文干、冯祖荀、刘仙洲、黄侃、刘半农、梁思成、林徽因、陆侃如、冯沅君、金毓黻、高亨、杨荣国、姚雪垠等著名学者都曾经在东北大学任过教。

　　五十年代初，东北工学院徐灏教授即开始致力于疲劳强度设计领域的研究，八十年代初编著了我国第一部疲劳设计专著《疲劳强度设计》，并于九十年代提出“Miner定理——干涉模型综合法”，首次阐述了“概率相对Miner定理”的概念，解决了国内外还未解决的随机载荷下可靠性设计问题。

徐灏教授解放前毕业于西南联大。我于一九七九年秋有幸成为徐灏教授在文革后招收的第一期研究生。我自己动手制作一套锻造模具，与校办厂锻造车间师傅一起制造出国内首个锻造黑皮疲劳试验试样。徐教授得知，很高兴，专门到实验室来看试样质量。那时候没有数控机床，模具型腔全凭手工锉出来。前前后后制造了好几套模具，终于成功。

　　这是我后来把制造黑皮试样的工艺总结成论文。疲劳试验需要得到各种表面状态的试样试验数据。黑皮试样就是直接锻造出来，没有经过任何冷机械加工的试样。制造难度很大。

　　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下达以后，学校正式进入文化大革命。停课。到六月份，中央通知，初中生不参加文革。我们已经初中毕业，照了毕业照。从此，告别了学生生活，回乡当了农民。

九月份，学校通知返校，进行升学推荐。因为家庭阶级成分比较高，是富裕中农，再加上其他因素，我没有被推荐升学。仍然回家当农民。

十一月份，学校二次升学推荐，同学们一致推荐我升学。但是，我清晰地感觉到，三年内学校不可能正常开学，就要求父亲把我的户口转到兰州。当时的政策是，十六岁以下的子女可以随父母把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我离十六周岁只有四个月时间了，过了一九六七年二月份，就是永远的农民了。

当年十二月底，我们完成从蒲城到延安的步行串联以后，就到兰州去了。

第二年三月，三线建设的205厂招工，我报名当了工人，一名修理机床的钳工学徒。

五年过去了，也没有等来高中或者中专学校的入学通知书。我们这一代人的求学梦算是断了。

　　但是，我不愿意放弃，我也不能放弃。我从小就不爱玩，只喜欢读书。爷爷的概念是读书多了伤身体。我放羊去，把书藏在笼里，用草盖着。羊吃草，我就看书。爷爷有一个习惯，时不时像有咽炎病的人那样咳嗽一声，这就是报信，知道爷爷来了，赶紧把书藏起来。爷爷就诈我：“又偷着看书了！”小学二年级，我就能读《敌后武工队》。姑父是中学老师，家里有很多书。

一九六三年，我以优异成绩考上当年教育部公布的全国重点中学，蒲城县尧山中学。全县只录取两个班九十名初中生。进入尧山中学，我对自己的前途有了朦胧的设想。一九六四年，国家公布政策，可以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也就是不一定必须高中毕业，就可以考大学。我不知天高地厚，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高中只上两年，高二争取考大学。如果考不上，高中毕业再考。希望的专业是地质，能到处走，工资待遇还高。大学毕业，争取考上研究生。当时，出国留学只有苏联和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留学条件非常苛刻，主要是政审条件非常严格，我的家庭成分决定了我不可能留学。考研究生是唯一出路。但是，能上大学才是前提条件。

　　文革中断了我的求学梦，我就自己学习。同桌同学，也就是我后来的夫人和表哥给我寄过来全套高中课本。有了课本，就可以自学。数学不用实验，只要做题就行。不会的，写信请教尧山中学著名物理老师渊华舫，他是我九外爷。他写给我的信，说解方程组，一条方程只能解一个未知数。有几个未知数，就要想办法列出几条方程。这个知识我记了一辈子。后来学线性方程组，线性代数都用得上。

化学不能做实验，只能看书。物理尽量自己做实验。用妈妈的缝纫机线轴和纳鞋底的绳子做滑轮实验。拣来煤矿放炮的炮线绕线圈，用八号铁线做磁芯实验电磁。自己还装晶体管收音机。

参加工作以后，下了班，别人打牌我读书。值四点班和夜班，机加工工人干活，机床不坏，我就没有事情，可以有大把时间学习。上白班，不忙的时候，我也抓紧时间看书。一九六八年是文革进行最激烈的时刻，厂里发生两次不同派别的武斗，生产基本停止，车间也不用去，正是我读书的好机会。有工资发，有时间读书，两不耽误，也是奇遇。后来，我上大学和读研究生都是带工资。西北和东北的地区差别使我的工资比大学年轻老师的工资还高一点。当时，全国分为十一类工资区，东部沿海地区类低，沈阳是四类，兰州是十一类。地区类别高，条件艰苦，工资也高。

结果，在那个荒谬的时代，读书无用，读书有罪，我发狂地学习技术，被车间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在全车间大会公开批评，说有的学徒要走白专道路。吓得我把所有书拿回宿舍，藏起来。兰州天黑得晚，吃完晚饭，太阳还老高，我就把书掖在衣服下面，跑到铁道北的玉米地里去看，一直到看不见了才回去。

我在中学本来对平面几何学得就很好，上完课，不用看书，只做作业，考试一百分。所以，我很快就掌握了钣金下料技术。为了学习，我偶尔看到别人有一本《数学手册》，我很羡慕，但是没有地方去买。那时候，科技方面的书很少有卖的。没有办法，我干脆自己抄一本。这就是一九六八年，我手抄的《数学手册》。这次整理旧物，发现了它，很激动。这是我当年学习的纪念物呀！它的意义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它是我追求梦想的见证！它是我学习毅力的见证！

　　我既然当了工人，就认真学习技术。我学习识图，又学习画图。三年时间过去，一般的机械零件图我都会画。

车间通风系统改造，加工石墨块的大端面铣的吸尘罩原来设计不好，就像刀盘那样的一个罩子，连接通风管道。铣刀高速转动，吸尘罩内气流受干扰，吸尘效果不好。电工组长是个很聪明的人，夜大毕业。他提出改造通风罩，做出阿基米德螺旋线形式，也就是离心式鼓风机壳的样子。风的流向与端面铣刀的切线方向一致，不但风抽，切屑的速度方向与风的流向一致，大大提高了通风效果。整个下料画图是我帮忙搞的。

石墨加工，粉尘很大。车间除尘设备也多，按照切屑粗细，分为列管除尘器、文氏管除尘器、旋风除尘器和布袋除尘器。主管道直径达600毫米，风速不够，常常堵，我就要钻进去掏。我是学徒，当时很廋，这种脏话累活肯定都是我干。

加工石墨块的机床是大连机床厂生产的组合机床。两个大端面铣刀调整好尺寸旋转，600毫米长，端面是200毫米见方的石墨块由进料机构送进。进料机构有快进和慢进两个速度，由同一根丝杠带动。丝杠由一套行星齿轮机构带动，用摩擦片控制是普通齿轮快进快退还是行星齿轮慢进加工。师傅们都搞不明白行星齿轮传动是怎么回事。我在修理过程中，仔细观察，弄明白摩擦片与行星齿轮架的动作关系，修理起来就比较容易。

石墨块中心的圆孔和石墨管内孔都是用拉床加工的。拉床是液压传动，在六十年代，液压传动属于新东西，师傅们都搞不明白。我跟技术员借来液压系统图，对照实物进行研究。为了加深印象，自己把液压系统图画下来。基本上搞明白了液压传动的控制原理。电磁阀、换向阀、溢流阀、限压阀、减速阀、油压表，我都把他们都拆开，研究里面的结构和动作原理。有一次拉床坏了，师傅们两天时间也没有找到原因，我正好借机研究。经过分析，我觉得压力不稳定，偏高，是溢流阀出了问题。我试着拧开溢流阀的螺丝堵，一股液压油喷出来，喷了我一身。把螺丝堵拧回去，系统压力就正常了。原来是系统设计不合理，设计者为了保证液压油干净，用毛毡过滤。他没有想到毛毡泡在油里，毛的粘附性就丧失了，毛混在油里，堵住了溢流阀。

为了弄清楚油压表、气压表的动作原理，我拆开报废的表，原来是一个U型管，头上带一个弧型齿条。油压一大，U型管就会伸直，带动指针转动。

有一次值夜班，粗加工工段加工石墨管的车床坏了，生产工人请我去修。这也是设计的毛病，石墨棒初加工，石墨颗粒很大，很多，却用普通的620车床。密封不好，石墨粉经常搞坏车床的传动部分。生产工人给我说，床头箱咔咔响。我把进给箱挂空挡，只试床头箱，没有问题。挂上进给箱，摘开溜板箱，车床开动，也没有问题。再挂上溜板箱，只要抬起丝杠螺母，立刻咔咔响。我断定是丝杠的螺母不能转了。就拆开溜板箱修理。生产工人很奇怪，说，这小子真行，我们听着是床头箱响，他却修溜板箱。

我修理机床，理所当然会操作，所以，车工、铣工、刨工技术我都掌握到一定程度。电焊、气焊、管工也能凑合着干干。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个管工师兄弟被氧气瓶爆炸炸死了，从此，我再也不动气焊了。

我肯钻研技术，很得车间管生产和设备的领导喜爱。一九七一年，省冶金厅调我去山丹耐火材料厂支援。十月份，二0五厂加工的石墨块和石墨管有点问题，需要返修。核电厂在四川，要把机床拉去，就需要随机床的维修人员，车间主任一直不派别人，就等我从山丹回来，派我去。他认为我能完成任务，对别人的信心就没有那么大。结果，山丹的事情一直完不了，我到年底才回厂，就没有去四川。

我学习技术很投入，基本上能够胜任全车间机床和通风、空调系统的维修。我还自己设计、自己加工、自己安装调试一套回转台。石墨块加工好以后，其对中子的减速性能是不是能够达到设计要求，需要进行中子放射源检验。检验室放射性很强，所以是一个射线防护性很高的独立房间。把石墨块按照要求堆起来，推到检验台，插入中子源，进行计数。把装石墨块的小推车对准中子源是个体力活，要把那么多几十公斤的石墨块重新堆放。我给他们设计了一个回转台，拉来石墨块的小车不用重新堆放，在回转台上转九十度，就自动对准中子源。回转台及定位机构是我设计，画图，车床和铣床加工，安装调试都是我自己干的。中子检验室射线很强，我还要戴一个中子计数器，计数器会记录经历的射线量，也会报警。

　　我对电也很痴迷，中学时期就装矿石收音机。那时候还没有出现晶体管，买一个锗石矿块，带一个触针，一个云母可调电容器，就是最简单的半导体收音机。用触针试探找锗石上最灵敏的点，声音很小，用耳机听。信号弱，还要一根很高的天线。

后来有了二极管、三极管，我看了大量关于半导体收音机的书，买了铁淦氧永磁磁棒，一堆电阻、电容，电解电容，可调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在资料上找到线路图，学习推挽电路，电桥，要装一台八个晶体管的半导体收音机。买一个收音机需要120元，那可是一大笔钱。

八管收音机的线路很复杂，用一般连线的方法焊接，可靠性差，还有杂散电容，对性能有影响，我就自己制作印刷电路板。把铜箔用环氧树脂粘在两毫米厚的电木板上，用黑油漆画出线路，再用酸腐蚀掉不是线路的部分。然后钻眼，插进电子原件，焊接。虽然是土造，却也像模像样。但是，毕竟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一个无线电业余爱好者，八管收音机太复杂了，最后调整时出了问题，调不出声音来。还是兰州大学一个物理专业毕业的技术员帮我调出来声音的。

我喜欢值班，值班跟生产工人三班倒，但是，只要生产设备不出故障，我就没有事，有大把时间看书。我看了大量机械、电工方面的书。只要能搞到手的书，我都看，包括一些被打为封资修的文学书籍。我把电工组拆下来的电器元件拆开，看看里面是什么结构，怎么动作。继电器、限位开关、接触器、时间继电器、过电流保护器，常开触点、常闭触点，电动机的星启动角运转的实现方法，控制线路和动力线路，都研究。甚至电工组长要我去学电工。他给车间管设备的副主任说了，不但不批，还被主任把我训了一顿。“钳工还学不下你了？还要去学电工？”主任是沈阳人，五十年代的八级钳工，他当然向着钳工。

　　我努力学习技术也有当时社会大形势的影响。那些年代，一切都要讲政治，政治第一，政治挂帅。年轻人要求进步的标志就是入党。我虽然也像其他年轻人一样写了入党申请书，但是，我心中明白，我入党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极左思潮占统治地位，每一个人都有家庭出身，阶级成分。在要求进步方面甚至是唯成分论，工人阶级，贫农、下中农成分的人是组织关注培养对象。我的家庭成分是跟随爷爷的成分，上中农，属于农村比较富裕的家庭，也叫富裕中农。1990年以前的农村，雇农、贫农、下中农属于依靠对象，中农和富裕中农属于团结对象。富裕中农的被团结性差一些，因为富裕中农有向富农发展的趋势。富农和地主属于专政对象。农村有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属于敌人。地指地主家庭主要成员被定为地主分子，富是富农家庭主要成员被定为富农分子。还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这些人就是农村的贱民，家庭成员在招工、招干、参军、入党、提干方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子女找对象都很困难。

爷爷的家庭成分比较高，后人不属于依靠对象。父亲在文革中被打为走资派，属于批斗对象，子女当然也不是培养对象。这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做法，使数量庞大的家庭成分不好和走资派的子女受到压制，成了社会问题。1970年，中央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提出来一个解决办法，把这些家庭的子女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打上了一个新的标签，给一定出路。

文革中，许多老干部的家庭成分并不是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子女继续报父母的家庭成分，就变得很滑稽。父母是革命者，子女却是不可依靠的对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又发明了一个新的家庭成分“革命干部”。我想，父亲是党委书记，应该是革命干部，我就开始报父亲的家庭成分“革命干部”，简称“革干”。这个家庭成分没有经过任何一级党政机关正式确定，是我自己根据厂里传达的中央文件给自己填的。

家庭成分问题对我的影响一直延续到1986年。那一年，中央下达文件要求干部队伍年轻化，要培养第三梯队，我有幸被党委定为第三梯队，上报冶金部。在政治审查时，党委派人到兰州父亲的单位搞外调，可能主要是为了澄清我的家庭成分到底是上中农还是革命干部。调查回来，组织部正式通知我，经过调查，我的成分是革命干部。已经从我的档案袋里面把有关不实资料抽出销毁了。

我的思想观念是，人要在世上活下去，就要适应社会。我们一般人不可能改造世界，只能顺应世界，到哪山唱哪山歌。我的大学梦不能实现了，就好好当工人。努力学好技术，过些年也能够达到工人的最高水平——八级工，也算是有成就了。没有想到，努力学习技术，给我上大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很多机械方面的知识，我已经掌握了，尤其是机械的结构、运动、传动，我都很熟悉。也会机械制图，微积分和解析几何也学了一部分，所以，上大学很轻松。跟着老师到许多企业去调研，对辽宁省的鞍钢、抚钢等钢铁企业和沈阳重型机器厂、大连重型机器厂等等大厂也到过不少，对我的学习提供了其他同学所没有的机会，大大增加了我的见识。

当了六年半钳工，使我对机械、电气有很深刻的感性认识，也锻炼出了很强的动手能力。对我上大学，读研究生以及后来在大学教机械设计的帮助很大。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

　　《数学手册》上的图也照画下来了。五0五车间是加工核反应堆里面的石墨材料的，通风除尘系统很重要，我们要经常进行通风管道改造、修理，钣金下料事情很多。师傅们文化程度比较低，都是小学水平，只会少数几样。我看一本日本人写的钣金下料书，是铁道部出版的，上面有各种形状的下料方法，也有钣金求实长的方法和薄厚板在钣金加工上的区别。我视为珍宝，就把其中常用的天圆地方、裤裆叉、三通、虾米腰等下料方法抄了下来。可惜，找不到了那本笔记了。

　　我爱学习在厂里是出了名的，我的技术水平也提高很快。五0五车间有一个工段，设备是当时最先进的，是昆明机床厂生产的仿型铣床。那时候还没有出现数控机床，仿型铣就是最先进的了。它按照手工做好的木模型加工复杂金属构件。机床刀台要随时前后左右精确移动，所以，传动丝杠和丝母的间隙就要求很严格，丝杠空行程不能超差。车床大小溜板的丝杠空行程是靠双螺母加斜铁调整。仿型铣床的丝杠间隙要求严格，像车床大溜板那样就不行了。仿型铣设计了一个固定螺母，一个可调节螺母。可调节螺母外形是蜗轮，蜗杆带着长长的柄，头上安一个手轮。准备生产了，二0五厂设备科的技术人员和十冶机械、电气工程师，十冶的一位八级钳工带一个四级徒弟，我师傅带着我一个学徒，一起调试仿型铣。二十几个人围着仿形铣床转，都不明白丝杠上为什么有个蜗轮。中午，他们都吃饭去了，师傅叫我留下研究，他给我带师娘包的包子。中午，我转了一下手轮，马上明白是调节丝杠间隙的。下午，大家来了，我一说，大家一看，确实是这么回事。从此，厂里机电技术系统对我就有了比较高的评价。

厂里的政治部何主任被下放到五0五车间装石墨灰。我不忙时，跟他聊天，他知道了我的学习精神。这些条件都为我在一九七三年考学打下了基础。

一九七二年，毛主席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那一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一九七三年，就变成限定指标考试，冶金部给二0五厂下达四个招生指标。厂里每一个指标安排五个人参加考试。我去找车间领导报名，书记是位老干部，喜欢年轻人学习，很支持。省革委会副主任曾经来厂里视察，那是个军队干部，居然让厂里把大食堂停了，学习军队，以连为单位办伙食，我们车间也有一个食堂。后来我参加考前辅导班，李书记特别叮嘱食堂给我留饭。

厂里有三千多符合条件的年轻人，竞争还是很厉害的。我壮着胆子去找政治部主任，他已经恢复工作了。他说，只有我能考上。这样，我就取得了参加考试的资格。厂长是留苏回来的，后来是甘肃省科委主任，当然很支持年轻人学习。他指示厂中学老师给我们二十个准备参加考试的人进行考前辅导。

我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参加红古区考试，名列第一。六年后，我参加研究生考试，区教育局的人还记得我。问我知道不知道自己当年考第一，我回答，记得。

考完事，白卷英雄张铁生出来了，考试成绩作废，改为推荐，要是铁姑娘、小老虎才能上大学。厂里召开工人座谈会，推荐可以上大学人员。恰好七二年我被评为先进生产者，符合小老虎条件，考试成绩又好，工人代表们就说，谁的分高谁去。有人反对，说我父亲是领导，我们车间参加会议的马师傅反驳，哪里规定领导的孩子不能上学？我父亲不是我厂的领导，我不是走后门。

就这样，初中毕业七年后，我终于迈进了大学校门。到东北工学院冶金机械专业读书。我当机修钳工六年半，一直没有放弃学习，机械原理，制图等等在工作中已经基本掌握。所以，上大学期间不感到吃力，轻轻松松上完了大学。

　　一九七六年底，大学毕业回厂，当了机械技术员。自己心想，这下子到头了，踏踏实实工作就行了。那料想弟弟的一封信在我心中激起千层波澜，国家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弟弟问我想不想考。虽然我已经二十七岁了，结了婚，有了孩子，不应该再有所图了，但是，十四岁时心中萌生的读研究生的心魔又跑出来了。不过，自己心内自卑感还是很强的，上大学时期正是国家不正常时期，教育系统是重灾区，能考上研究生吗？能达到那么高的水平吗？就掐灭了心中的那一点点火星。

　　一九七八年，二0五厂考上了五个研究生，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清华的，浙大的、山东大学的，吉林大学的。平时就是厂里的精英，都是研究所的。这五个人中有一个人因为政审，没有去成，一个人念了一年，学不动，退学了。

　　这是父亲于一九七0年到兰州当工宣队时给我买的一本《高等数学》，只有上册，没有下册。

一九七八年国庆节，我和两位老乡，也是老大学生一起给一位老知识分子，一位四级工程师帮忙干活。这两位知道我爱学习，就鼓励我考研究生，考上考不上，都试一下。我又被他们激起了心底深处那个魔鬼，不服输的劲头又上来了。说，考就考，怕什么。

第二年六月份考试，只有八个月时间，怎么考？考什么？都不知道。我给东北工学院和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教研室都写了信，表达我想考研究生的心愿。一方面试探一下能不能考，另一方面了解考试范围。两个大学都给我回了信，表示欢迎报考。考试范围是政治、外语、数学、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五门。接到回信，我知道不会受歧视，建立了信心。

　　接着问题就来了。那时候刚刚开始招收研究生，什么辅导材料也没有，基本教材都找不全。上大学期间的教材内容不够，不可能满足研究生考试水平。

政治没有范围，没有教材，靠自己在浩如烟海的时政新闻和现行政策里面去揣摩，去收集。天天看报纸，觉得重要的文章就剪下来。抱着一个心态，能得多少分算多少分，在其他课程上面得分补齐。

外语确定，日语、英语都可以。我中学学俄语。大学学英语，是从ABC开始，在那种学习不受重视的年月，能学多少？幸亏我在大学课余时间参加日语学习班，只学了两个月，就被造反派以引诱学生走白专道路的名堂逼停了。学习班虽然停了，但是我一直没有中断学习，这一回用上了。

数学是个问题，幸亏父亲给我买了高等数学上册。下册和习题集是电工师傅王殿邦给我的。他一九六零年在酒钢参加夜大学习，有一整套机械专业的书，都给了我，让我好好学习，将来辅导他的孩子。这样，我才有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课本。材料力学还是苏联铁木辛柯的教材，机械原理是南京大学的教材，机械零件是西北工业大学的教材。因为专业课是炼钢机械、轧钢机械等等，只能用上学时的教材。

　　复习教材凑齐以后，我按照难易程度定了一个计划。从十月一日开始，到第二年六月份考试，一共只有八个月。我计划政治课天天找材料。日语天天背，学日语有一个诀窍，就是背句型。在当时的情况下，学日语比背英语单词容易一些。高等数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械零件五门硬课用四个月学一遍。然后三个月复习一遍，最后在考试前复习。学习技巧就是大量做题，我的学习一直重视下苦功夫、真功夫，不能投机取巧。先看书，理解，然后就是大量做题。学外语也是靠写，不断地写。我崇信“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也崇信曾国藩“打呆仗”的精神。李鸿章消灭捻军也是靠笨功夫，在平原地区挖沟，一点点缩小包围圈，逼得捻军失去快速流动作战的空间，才垮掉的。

　　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上海同济大学配套的习题集，共2823道题，有答案，我前后做了两遍。演草纸有一尺多高。我一直留着，来深圳时，嫌东西太多，才扔了。上大学前就能够很流利地作微积分题，偏微分、重积分和场论等等比较复杂的知识是准备考研究生时才学的。

　　二0五厂是三线建设，在山沟里。学习遇到困难，没有人可以请教。老大学生把基础知识忘光了，只能自己憋。在做题时对照答案，答案不对，查找原因，不断试错，直到正确为止。

　　这一套捷克式沙发是七七年我自己亲手做的。那时候胶合板是战略物资，买不到。我们夫妻下了班就把在父亲煤矿买的木柴解成板。沙发没有弹簧，把废汽车内胎剪成条代替弹簧。这套沙发当时在厂里就算是很气派的家具摆设了，八二年，往青岛搬家时，还卖了一百二十块钱。

没有桌子，就趴在自己亲手做的茶几上。没有凳子，坐在一截原木上，把书放在沙发上或者摊在地上。孩子送回外婆家，下了班，夫人做饭，我就开始学习，一直到晚上两点钟。早上早早起来背外语和政治。不会的题，睡到半夜里，突然想起来怎么解，爬起来就做。

　　学习是为了考研究生，是为了实现十四岁时立下的心愿，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无论怎么辛苦也不觉得苦。通过努力，把不会的学会了，不懂的搞懂了，就是获得了非常愉悦的心理体验。我学习就像是海绵吸水一样，有很强的获得感。 美国学者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的名著《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提出：“心流”是指我们在做某些事情时，那种全神贯注、投入忘我的状态——这种状态下，自己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在这件事情完成之后自己会有一种充满能量并且非常满足的感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自己非常喜欢、有挑战并且擅长的事情的时候，就很容易体验到心流，比如爬山、游泳、打球、玩游戏、阅读、演奏乐器还有工作的时候。我当时就是处于这种心流状态。

一切都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为了主要目标，我舍弃一切，无论上班还是下班，有时间就看书，做作业。打倒了四人帮，社会环境已经是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爱学习是提倡的，是受鼓励的，再也不会有人指责我走白专道路了。

什么都想到了，也努力了，却有一个大事情没有料到。一九七九年五月底，正式开始研究生报名，我正式向领导提出来要考研究生，车间领导没有意见，厂里干部科也没有反对，政治部主任支持。报到厂长那里挡住了，不批。我求副厂长、政治部主任去给厂长做工作，厂长一口咬定，就是不批。厂长不是难为我，是爱才，不让我走。没有办法，我硬着头皮直接去找厂长。厂长说，你们有困难的要调走，没有困难的要考走，我厂还办不办了？厂长有头疼病，来了病，会用头撞墙。我不敢跟厂长纠缠，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我拼了八个月命，能不能考上还不一定，却连考试都不能参加。我沮丧到极点。已经是六月二号了，六月四号下午六点钟截止报名。过了六月四日，我的一生就将是另外一种样子。我不死心，也不甘心。我的父亲是高中毕业，参加革命早，很快提拔起来。所以，他认为只要肯干，能吃苦，上不上研究生没有关系。我不能直接求父亲给我想办法，父亲当时已经是局长了。

没有办法，我正好回家给母亲说了。母亲没有上过学，但是很爱学习，也非常支持孩子们学习。母亲没有说什么，她说她也没有办法，不认识二0五厂的厂长。我觉得天塌下来了，就像是喜儿在庙里挣扎时的心情。厂长就是老天爷，他不批，谁都没有招。

天无绝人之路，我命里每遇到危难都有贵人相帮。六月四日早上。妈妈来了，她陪着廖局长来了。廖局长是矿务局副局长，江西兴国人，老红军。据说长征时是给朱德牵马的，在延安时期是中央机关保健室的，给中央领导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野战军一个军后勤部长。廖局长在兰州大名鼎鼎，各大单位领导没有不知道的，也没有不尊重的。妈妈没有办法，只好去求廖局长。没有想到老人家非常支持孩子学习，一口答应帮忙。其实，他也不认识我们厂长。

领导总是有办法。二0五厂要用矿务局的煤，厂的供销科与矿务局销售处有业务联系。廖局长就让销售处长带着，来找厂里的供销科崔科长，崔科长又找管供销的王副厂长。副厂长当然要给老红军面子了，就陪廖局长去见薛厂长。厂长无论多么难讲话，也不能不给老红军面子。廖局长很讲策略，先了解我在厂长心中是什么印象。廖局长说“我这娃娃在厂里怎么样？”厂长没有思考，随口回答，“你这娃娃在厂里出类拔萃。”廖局长直接说“娃娃出类拔萃，就让娃娃考研究生，好好学习，再提高一步”。厂长看老红军直接开口了，只好答应下午开党委会研究。

下午两点钟上班，我急得在厂办公楼外面转。三点钟，干部科通知我，厂里同意我报考，给我盖了章。我立刻乘矿务局的拉煤火车去区教育局报名。终于在下班前把名报上了。我一生经历的事情，最紧张的就是报考研究生，万一误了车或者出了其他什么叉子，差一个小时，机会就失去了。

前几年回家看老父亲，说起这件事，我说我妈帮了我的大忙。父亲不以为然，说，没有他的地位，我妈妈怎么可能搬动廖局长？我想想也是。这就是父亲在我学习上帮的第二次忙，第一次是买书。后来考试时，父亲是局长，那么忙，我中午回家，父亲亲自做饭，揪面片给我吃。我上学走的时候，父亲要了戏票，带我看了一场秦腔，算是给我送行。父亲对子女很严厉，没有温情的时候。父爱如山，他在关键时刻，才能够表露出对子女的爱。父亲参加革命早，没有上过大学。改革开放初期，唯文凭论，父亲是甘肃省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因为没有大学文凭而退居二线的厅级干部。后来，中央就纠正了唯文凭论。

　　考试共五门课，政治，外语，高等数学，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合起来算专业基础课，机械原理和机械零件合起来算专业课，没有考冶金机械。我准备得比较充分，五门课总成绩345分，平均69分。当年参加东北工学院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有六百来人，年纪最大的四十五岁，大部分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我的考试成绩可能是第六名。总分超过300分的只有24人。后来，降分录取，共录取五十六人。当年，全国研究生招生只有不到九千人，连军队院校加在一起，九千二百多人。文革前后十届毕业生参加考试，可见竞争多么激烈。

我在报考院校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北京钢铁学院，一个是东北工学院，两个学校都欢迎我报考。我考虑东北工学院的老师们熟悉一点，就选择了东北工学院。八月份，学校老师给我来信，通知我的考试成绩。但是没有说一定能录取，我心中也没有底。只好听天由命吧。

七九年二0五厂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共十人，其他人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只有我一个工农兵学员。在三线建设那个山沟小社会里面，什么事情都能够引起大家的热议。考研究生这么大的事情，当然是一阵舆论漩涡。六千多人的厂，学校，医院都有，都是熟人，谁是什么样，都知道。九月初，干部科接到我的录取通知书，派一个工作人员去给我送。这个人路过医院，进去看看病。正好医院里的人在议论谁有可能考上研究生，他们医院有一位也参加了考试，这个医生水平不错，在十个参加考试的人里面，普遍认为这个医生的可能性比较大。厂里普遍认为我是一个工农兵学员，可能性不大，拿现在的话说，我就是一个打酱油的。这个工作人员说，我看只有王兵舰能考上。大家都不相信。这个人说，我们打赌吧！一块钱。医生说，好。这个人说，那你掏钱吧。医生问，为什么？这个人说，你知道我去干什么？我是给王兵舰送录取通知书。掏出来给他们看，大家全傻了。

那一年，只有我考上了研究生，在厂里传为奇闻。九月十三日，我离开海石湾，去学校报道。西宁到北京的火车是下午六点多的，火车站有几百人来送行，海石湾火车站是开放的，哪个人都可以到站台。同事们、朋友们是来送行，更多的人是来看热闹。

十分紧张的考研准备过程累坏了脑子，稍一动脑，太阳穴就痛。紧张的研究生学习，不敢放松，期末考试，第一门是《线性代数》，矩阵计算就是矩阵元素的加减乘除，我竟然算不清楚。太阳穴突突突跳，用手压着，勉强考完试。成绩发下来，84分。这是我读研究生唯一一个低于85分的成绩。

后来，我在学校小卖铺药品柜台用三块五毛钱买了一瓶上海产的“维磷补汁（浓补脑汁）”，喝了，头痛病好了。不受头痛的折磨，学习就比较轻松了。研究生十几门课，我的考试成绩平均91.3分。

同室的同学听我说维磷补汁的作用好，也买了一瓶，喝了没有反应，就认为我胡说。我觉得药这个东西要对症，药不论贵贱，对症下药，就有效果。我头痛很厉害，是学习累的，一喝就好。这个药也对我夫人的症，她生完孩子，身体受损，内分泌失调，身体消瘦，多方治疗，没有效果。我给买了一瓶维磷补汁和一盒北京人参蜂王浆，一共不到十五块钱，一下子就好了。

　　原来的研究生培养方法是经过理论学习，然后读四十篇专业文章，二十篇中文，二十篇外文，写一个综述作为论文，没有学位。一九八0年国家公布学位条例，跟国际上做法一致，设立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生要搞科学研究，以研究论文作为毕业答辩。研究生的压力一下子增大了不少。

我的英文底子很差，搞科研又需要懂英文，我的全部课余时间都用来学习英文。研究生十几门课程，我记得好像是十七门，主要是数学、力学、计算机、外语等课程，弹性力学，机械振动等等都是硬头课。这些课程以理解为主，但是，英语就要靠背。我已经三十岁了，学习外语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不追求口语交谈，就是解决阅读能力问题。我的方法就是写，每一个单词，每一句话都写无数遍，反反复复写。这一招对学习哑巴英语，迅速解决阅读能力立竿见影，十分有效。专业词汇也就那么多，我又不看英文文学作品。一年时间，到八0年五六月份，我就可以快速阅读关于机械强度方面的英文文章。日语是我考研究生的语种，本来就可以。

快放假了，老师说，研究生要自己确定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不能等老师安排。这是徐教授要锻炼研究生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的能力，让研究生在浩如烟海的科技论文中探求本专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向。美国有一种机械工程期刊，东北工学院自1947年至1977年，每年12期，一共360本，保存齐全。我利用暑假一个多月的时间，泡在学校图书馆里，把这360本期刊看完。还把日本的机械工程期刊全部看完，也是二百多本。开始，我比较仔细阅读。发现机械强度的可靠性研究比较新，也比较前沿。可靠性设计在飞机、导弹等不能太笨重，又要求有一定寿命的机械零件设计很重要。后来就只关注这一方面的文章，所以，看得很快。

我对研究方向有了主意，在开题报告时，就讲述了可靠性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讲统计学和实验方法，试样制备的工艺及要求。徐教授听了，大为赞赏，要求其他三个同学要像我这样做开题报告。

我自己设计了实验方法，试样制备，我自己进行实验。疲劳实验是应力循环次数的实验，最多一百万次，所以，实验机一开起来就不能人为停机，停机就无效，必须等试样断裂或者超过一百万次才能停机。我就睡在实验室搞实验。

几个月的实验结束，写论文，答辩，顺利毕业。东北工学院七八、七九两级研究生开始发学位证书，我的证书是第002号。不知道是不是按照成绩排的号？

　　毕业以后，徐老师让我留校，我觉得学校住房太紧张，我在兰州就是两房，学校只有一房，我不愿意。郑州机械研究所来一位主任，要我去，给两房，夫人安排好的工作。可是，冶金部不放，干部部门私有。冶金部让我回兰州，到冶金设计院去，我不愿意回兰州。后来，山东冶金学院准备被冶金部收回，我要去，冶金部干部司也同意。就这样，我来到青岛。

在青岛，当了两年老师，就担任系领导，校长助理，分管教学和科研。后来在提拔院长时，考察过了，冶金部党组说我没有当过教务处长，直接提不合适。我又去当教务处长。

一九八零年，成立深圳经济特区时，深圳在西安、北京、沈阳等市登广告招干部，我想报名。但是，干部部门私有，研究生又很少，部里不会放。到了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改革开放掀起新的高潮，我借机来了深圳。

当年来深圳讲“闯深圳”，是要冒风险的。所有人先试用三个月，试用期满，还要全市考试。通过了，才能调入，通不过，还不行，自己承担不能调入的风险。调入还要每人交两万元增容费，三口人就要交六万元。我要丢掉既得利益，丢掉看得见的前途，向学校提出来要去深圳。一提出来，在学校引起轩然大波，我的地位，我的影响力，造成很大影响。学校领导劝我再三考虑，如果在深圳待不住，就不可能回学校了。 我告诉领导，我考虑好了，在深圳待不下去，也不会回学校了，不会给领导带来麻烦。

就这样，我抛弃了一切，来到深圳机械工业公司，也就是内地的市机械局，深圳没有专业局。以我的学历、职称、级别还是要试用三个月。不过不用考试，不要增容费，给我省了六万块钱。原来不知道还要增容费，要是知道要增容费，我也就不敢来了，我的所有财产也不够六万。

就这样，我奋斗，由工厂到大学，又从大学到企业。从大学教学、科研管理转到企业管理。走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我一生奋斗有两个遗憾。一个是没有读博士。当时硕士很少，不具备招博士的条件。第二，我已经三十多了，学上够了。我从十一岁五年级开始住校，一直到三十二岁，基本都是住单身宿舍，只有大学毕业后两年家庭生活，所以，想安稳。后来兴起了在职研究生，我觉得不适合我的认识，没有走这条路。

另一个遗憾是放弃了正高职评审。离开大学到企业工作，没有学术气氛，没有科研成果，评什么正高职。其实这是不正确的认识，不少人评了教授级高工，只能说自己没有那个迫切需求而已。主要还是产生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革命意志衰退，满足于既得利益，满足于现有优越的经济条件。

九三年，冶金部教育司在深圳开会。司长说我不应该离开学校，第二年就会调整我的职位。一位东北工学院的领导说我应该搞了正教授再来深圳。我知道他们都是关心我，为了我好。但是，我不后悔。机遇抓住了就是机会，放过去了，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了。等我在青岛再待几年，快五十岁了，深圳还能要我吗？

今天收拾旧的书籍，把过去的专业书都扔了，就留下这些英文和日文原著及词典，还有搞模具设计的资料。整理过程中，回想起自己几十年的奋斗历程，很有感触，心潮澎湃。已到耄耋之年，想起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一个人的生命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我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