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红领巾的日子

魏全森

戴红领巾的日子

魏全森

1953年秋成都实验小学毕业后，正值按住地就近入学的规定开始实施，我和我不少实验小学的同学一起升入了位于东马棚街的成都第四初级中学读初中。入学不久我担任了学校少先队大队长。

当时学校有相当一部分老先生，他们都很有学问，如教语文的陶亮生、刘瑞品，教数学的张敬樨、张尚吕，教政治的夏泽，教生物的向本国，教美术的孟昭成等等都是誉满教坛的名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化学老师胡昌培，在实验小学教我们自然，后来我们读高中，她又在七中教我们化学。可见这些先生学力雄厚。当时的初四中教学质量是相当高的。

学校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在少先队大队部组织下，学校有一个灯影戏（皮影戏）制作小组，集合了一批爱好美术的同学，在孟昭成老师精心指导下，制作了《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拔萝卜》等等全套灯影人物和场景道具，在学校演出很受欢迎，还参加了全市少年儿童课外活动成果展，在文化宫旁边的展览馆演出多场。我美术不好，但几个演出的剧本和朗诵词都是我写的。后来对这个活动写了一篇记叙文，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这是我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得了10元稿费。10元稿费，当时算非常丰厚的。我把稿费全部捐献给了少先队大队部，为大队部买了好多好多书。当时定价只几分钱的书不少。当大队辅导员裘浣英老师把这笔钱交给我时，我没有猶豫，立即表示要捐献出来。虽然我们当时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好，而10元钱差不多够缴两个月的伙食费了。后来哥哥姐姐知道了这件事，也表扬我做得对。

学校重视培养学生全面发展，还表现在十分重视体育活动和体育成绩上。评选优秀学生，体育成绩必须达到良好以上才能入围。这可难倒我了。我天生笨手笨脚，灵活性速度耐力都不行。第一个学期半期考试，体育考垫上运动的后滚翻，我老是学不会，一翻就翻到旁边去了，结果得了38分。我只有靠上体育课格外认真，集合时动作迅速站得毕挺来获得加分。同时也动真格加强锻炼。不论冬夏，每天一大早起来就和傅辅成同学一起跑步到杨家碾下河游泳，再跑回学校吃早饭。大冬天下雪天都坚持不懈。应该说这段时间的锻炼，让我终生受益匪浅。第一学年结束时，我各科成绩平均97分，体育成绩89分，操行成绩甲等，获得了全年级第一名。散学典礼时得到表彰奖励。奖状是孟昭成老师手写手画的，我把它珍藏至今。奖品是一支钢笔一瓶墨水，免缴第二学年学杂费。搞笑的是，放学回家的路上，一群同路的同学把我簇拥着，平时就很滑稽的黄志才同学，故意把奖状用双手展示在胸前，一路走正步下洋操走到我家门口，引得路人纷纷投来会心的微笑。这场作秀恐怕只有＂黄宝娃”整得出来。我年级第一名的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刘瑞品，长得眉清目秀，言谈举止典雅大方，一看就知道她是一个大家闺秀。当时讲阶级路线，老师们对自己的家庭出身都讳莫如深，因为知识分子大都出身不好。她都四十多岁＂徐娘半老＂了才结婚。刘老师讲课语言精炼，表达生动形象，特别是书法极佳，无论是黑板上的版书或是作文上毛笔字的批改，字字尝心悦目，足見功力。她对我们作文批改极细极严，往往篇末还附大段评语。有次作文《记参观成都机车车辆厂》，她把我的作文作范文在课堂上边朗读边评讲，特别是对结尾＂机车车辆厂正是我们欣欣向荣的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缩影＂中的＂缩影＂两个字大加赞赏。可能当时很少用这两个字吧，其实我是从报上捡来的。

代数老师张尚吕讲课以恢谐著称，几何老师张敬樨讲课以严谨见长，他们都把刻板的数学知识讲得深入浅出妙趣横生，殊属不易。在学校举行的数学竞赛中，我得过一等奖，此事四十多年后的师生聚会，张尚吕老师都还记得。他还告诉我，我们五六届和下一个年级五七届学生，是初四中办学历史上最好的两届学生。一个重要原因是按家庭住址就近入学的规定，初四中招收了一批实验小学和育才小学的毕业生。经他一说我才注意到，我们两个初中毕业班，光保送和考进七中的同学就有近20人，还有好些考进四中和九中的。我是初四中保送进七中的五个同学之一。

教生物的向本国老师，语言恢谐幽默、生动形象，把一些高深的生命奥秘，讲得非常浅显易懂，让人一听就入脑入心，牢记终身。他的课课堂气氛活跃，我们经常听得哄堂大笑，堪称寓教于乐的享受，于欢声笑语中掌握了生物科学的基础知识。

在初中当少先队大队长，让我见过不少大世面，有特别值得回忆的一些经历。初四中距离共青团省、市委都比较近，团委书记兼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裘浣英老师又很精明能干，所以省市有需要少先队员参加的重大活动，往往都有我们学校的份。

1954年春，朝鲜友好代表团访问成都。为迎接代表团来访，各校开展了以大搞爱国卫生运动为主的各种活动，以实际行动欢迎客人到来。团市委抽调了一些学校的少先队干部参加培训，为与代表们开座谈会做准备。我是参加培训的少先队员之一。一次团市委书记肖菊人和章文伦亲自参加的会议上，我发言汇报我们学校的准备情况，其中讲到“除四害＂打了多少苍蝇挖了多少蝇蛹时，肖书记非常恢谐地揷话，＂打苍蝇就不要说了，我们的苍蝇我们自己悄悄打就是了。＂说得我们哄堂大笑，也让我们这些学生对他感到非常亲切。欢迎代表团那天，成都市在火车北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我给一个人民军军官献花，他摸了摸我三道杠的大队长标志，竖起大拇指表示赞扬。接着又在人民公园举行盛大的游园活动，四处欢声笑语，载歌载舞的人们，既当观众又是演员。在公园水榭大厅还举行了欢迎座谈会，这是一个茶话会，每个座位面前都摆着各色精美的糕点，对我们这些穷学生来说，是颇有诱惑力的。但我们都坐得端端正正的，没有人动那些美食。记得来参加座谈会的有朝鲜儿童文学作家金北原、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烈士从冰窘窿里捨身抢救出来的朝鲜少年崔莹。崔莹已是一个健壮的人民军军官，满脸的痘痘让人印象深刻。座谈会说了些什么，我已记不得了。会后陪同朝鲜客人参加游园活动，直到把他们送上汽车依依惜别。

作为少先队队员代表，我参加过成都市春节拥军慰问团，到新繁荣军疗养院看望了许多我们心里崇敬的英雄模范。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亚洲太平洋会议的代表们来成都参观访问时，我也参加了对他们的欢迎仪式并陪同他们参加在成都的部分活动，见到了世界各国不同肤色的青年朋友。

最奇特的经历，是我给达赖喇嘛献过花！1954年9月，十四世达赖，在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経武将军陪同下，经昌都、 康定、雅安来成都，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四川省和成都市在武侯祠大街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李井泉、李大章等省市主要领导都亲临现场迎接。给达赖献花的是四名男生，给张经武献花的是两个男生两个女生。我是给达赖献花的四名男生之一。当时达赖十九岁（达赖生于1935年7月6日），是一个瘦瘦的高个子，穿金黄色镶花的莽袍，戴缀满红色宝石的尖顶斗笠式的帽子。给他们献花后，他们就与省市主要领导互献哈达。盛大隆重的欢迎队伍从武侯祠大街一直排到人民南路广场北端尽头。迎接他们的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和藏族群众双手捧着哈达，躬身粛立在道路两旁，一直等到迎接他们的车队开过很远，方才站直身来。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是“近慈寺”的高僧，“近慈寺”是和藏传佛教渊源很深的寺庙，他一大早就赶进城来，在人民南路百货大楼旁等侯迎接大活佛，站了几个钟头，仅仅看到他们的车队驶过。他听说我给达赖献花，羡慕得无以言表，连声说＂你真是大福大贵洪福齐天呀！…＂

1955年秋，我读初三了。年满15岁时就该超龄退队，告别戴红领巾的岁月了。年轻时总盼着自己快快长大成人，真正长大了，又万分留恋那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童年时光。每当回忆起带着红领巾的丰富多彩的岁月，我就感到幸福和甜蜜。一满15岁，我又加入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行列，开始了新的人生征程。少先队大队长卸任以后，我担任了班上的班长。眼看初中就毕业了，我们的教导主任何仁徵老师给我说了很多鼔励和鞭策的话，最后的结束语是＂我们为没有把你培养成一个共产党员而深感遗憾！＂何主任不是共产党员而是民主党派成员，她让我一方面感到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由衷的热爱，真正做到了与共产党＂肝胆相照风雨同舟＂，另一方面我也觉察到了她的单纯和政治上的幼稚，特别是我长大了些的时候。我一个非工人贫下中农出身且家庭和社会关系都有诸多问题的学生，破格入党岂非异想天开！事实也确实如此，几乎是在十多年之后，我才终于入党。而且到今天距离真正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相差十万八千里！多年以后，我听说何主任在57年反右斗争中受到冲击，我更感到深深地困惑。一个几近冰清玉洁的人，一个真正与共产党同心同德的人会反党？我怎么也不敢相信！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和对母校深深的眷恋，告别了初四中。母校保送我踏进了成都最著名的学府成都七中的大门，让我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左一向本国老师，左二张尚吕老师，右一刘瑞品老师。这张照片是他们退休多年以后参加校友聚会时拍摄的。照片大致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拍的。）

部分初四中同学与班主任老师聚会合影 拍摄于1984年2月

部分初四中同时聚会合影 拍摄于2018年3月

升入七中高中的部分初四中同学合影 拍摄于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