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病

郗钺

李希跃

此文是25年前的旧作，原载《广州日报》1997年8月26日。母亲节前夕略作修改制成“美篇”，谨表对母亲的怀念之情。

　　前天傍晚我在广州家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已有些苍老的男中音自称是母亲当年的学生，现已退休移居番禺。他说他前不久回了一趟家乡广西贺州，这才得知我母亲5年前又病了,至今仍未痊愈，且日趋严重，每况愈下，于是特地去看望了她。他向我推荐一种药，说适合治疗母亲的病症，别人吃了都说效果不错，问我能不能也给母亲试试。最后他感慨道，他已三十多年没见过我母亲，想不到她会病成这样。

1992年住院治病时的母亲

　　这个陌生人的好意让我感动，但放下电话心里却泛起一阵酸楚。是的，看着如今病容满面、言语迟钝、行走困难的母亲，谁能与土改时那位腰别左轮手枪、英姿飒爽的土改队员及整天与孩子们在一起唱歌跳舞、年轻漂亮的小学女教师联系在一起呢。

　　母亲解放初高中毕业就参加了政府的土改工作队，尔后便听从组织安排去当小学教师，在家乡几乎当了一辈子的“孩子王”。

从我记事开始，印象中母亲性情开朗、爱唱爱跳，像一个快乐的天使。她是我上小学的第一任班主任和语文老师，上课时爱给同学们朗读、唱歌、讲故事，下课时又常跟女同学一起跳绳、跳橡皮筋、踢毽子。放学后还时常去学生家家访。那时的人们一般都有四五个孩子，母亲在一个小镇上教了近二十年书，可以说没有哪户人家没有母亲的学生，没有哪户人家母亲没去家访过。要说名气，母亲真的比当地的镇长名气还大，因为那时的镇长还没有条件像现在这样可以在当地的电视上抛头露面，而且变动频繁。而母亲却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教了一茬又一茬的学生，走了一户又一户的人家。

母亲60年代中期在贺县信都小学任教时曾得过一次肝炎。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是父亲借用学校的双轮板车把她推去镇里的医院，我和姐姐哥哥默默地拿着脸盆锑桶等日常生活用品的跟在后面。母亲患病，我们家的天似乎也塌了一半，一家人忧心忡忡、郁郁寡欢。人们都说肝炎是富贵病，要静养，要营养，可在那个年代母亲为了养家糊口有的只是辛酸和操劳。更揪心的是后来她患的肝炎由于医治不力和营养不良由急性转为慢性。正所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母亲从此疾病缠身，病情时好时坏，总也断不了根，一拖就是十几年。

上世纪60年代初摄于广西贺县信都中学的的全家福，前排左一为作者。

　　“文革”开始不久，学校便“停课闹革命”了，父亲、母亲因为家庭出身等问题相继被卷入了政治漩涡。有一天黄昏家里做好了饭菜，可左等右等不见去开会的母亲回来，父亲说边吃边等吧。刚吃没几口，有人来传话说：“你妈叫你给她送饭！”这才知道，母亲被送进了“牛棚”。我送饭过去一看，“牛棚”里面关着的人不少，多是各个学校的“臭老九”，门外看守的几个造反派背着步枪，凶神恶煞一般。送给母亲的衣服要经过检查，送去的饭菜也要我先吃一口。母亲有慢性病，可药是不许送的，只好停了。我曾悄悄地将一块小镜子夹在饭盒底下送给了母亲，这是她托人带话时说想要的。

一天下午，离家不远的学校大礼堂正在开批斗会，不时传来“打得好”的叫声，无学可上的我和哥哥在家里边玩边有口无心地随声附和着。随后，少不更事的我好奇地独自跑去礼堂凑热闹，在密密麻麻的人群后面踮起脚尖张望，猛然发现被围在中间挨批斗的正是我的病中的母亲，在她身边站着两个手持棍子的壮汉。这一幕顿时让我惊呆了，吓得我立刻转身跌跌撞撞跑回家去。

又过了几天，是赶墟的日子，大街上热闹非凡，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锣声。我和几个小伙伴闻声爬上学校的围墙观看，原来是“革命群众”押着一群“牛鬼蛇神”游街，一个熟悉的身影闯入我的眼帘。天啊，母亲也在游街的队伍当中。她胸前挂着牌子，两条黑油油的大辫子不见了，一头秀发被铰成了狗啃似的“阴阳头”。我的心触电般地一阵震颤，猛然从围墙上跌坐下来。我不知道平生爱美、才三十八岁的母亲此时内心的感受，我不敢看她的脸，更不敢直视她的眼……

记不清被关了多久，母亲才被放了回来。因为无药可吃和缺乏营养，再加精神苦闷和心情压抑，她的肝病又加重了，食欲大减，脸色蜡黄，身体消瘦，但还来不及治疗，旋即又被送到一个叫云津渡的水电站劳动，吃住都在工地。后来父亲也要去这个地方劳动改造，我跟随着去过几次。在水电站的工地上常可见到几个在炎热的夏天也戴着帽子的女人在挑泥砂，汗水泥水湿透了衣裳，其中最瘦弱的一个就是我的母亲。

1969年6月，母亲获得“解放”。根据当时小学老师一律回原籍工作的文件精神，她被调回大宁小学任教。可在原籍我们家土改后只有生产队借给暂住的一间库房，我们四姐弟早在母亲回来之前就被红卫兵造反派赶回了老家，和祖母住在一起，现再加母亲，一进屋连转身都困难。于是，这年冬天家里决定自己盖房。除了请几位师傅当主力，我们全家悉数上阵。寒冬腊月，坚强的母亲支撑着病体，带领我们赤着脚在结着薄冰的田里炼泥浆，摇摇晃晃地把几十斤一块的泥砖挑上墙，咬着牙关把沾满白霜的木头扛上梁。那时，我们姐弟中最大的刚初中毕业，最小的我读小学三年级。

千辛万苦，历尽周折，在亲友的帮助下，等年底在外地工作的父亲获准回来探亲时，一座崭新的泥砖房已矗立在他的面前。然而，搬进新房不久，也许是劳累过度，母亲又旧病复发住进了医院。

此后七八年，母亲为了治病，在求医问药的漫漫长路上经风历雨、备尝艰辛。我们陆续高中毕业后，相继下乡当知青，从此离开了患病的母亲身边，只能偶尔回家探望。

好在雨过天晴，母亲终于熬过来了。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姐弟三人同时考上了大学本科，父亲和母亲也成了当地的新闻人物，来贺喜和取经的人川流不息、络绎不绝。母亲从早到晚困在厨房里忙碌着，一天不知煮了多少顿饭菜，但她没有丝毫怨言和疲态，流露出来的只是谦逊当中掩饰不住的作为母亲的一种骄傲和自豪。

为了供我们三人上大学，父母不得不节衣缩食。当时父亲也只是个普通的中学教师，靠他俩的工资收入来供我们上学，的确是捉襟见肘。最后不得不卖掉了我们在“文革”时不知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泪才建起来的那座泥砖房，得款800元。虽然日子清苦，但打倒“四人帮”后，随着“文革”的冤假错案得到彻底平反，母亲那拖了十几年的肝病却莫名其妙地好了，假期回家我们又可听见她那久违的欢快的歌声。

母亲临近退休时在校园留影

　　1982年我们大学毕业可以自食其力了， 家里的经济状况顿时大为好转，可谓苦尽甘来。然而没过几年，操劳了大半辈子的母亲从贺州高中图书馆退休后却突然腰痛直不起身来，连日常的家务活也干不了，医生说病因不明。

　　颇为神奇的是，等我们姐弟三人的孩子陆续出生时，母亲的腰病很快就痊愈了。她为孙辈们奔波劳碌，忙来忙去，带了一个又带一个，日夜操劳，却毫无倦意，一副其乐无穷的样子。

退休后带孙子的母亲

1990年春节母亲在广州白天鹅宾馆留影

　　我研究生毕业工作后，1990年母亲曾与父亲一起来广州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大半年时间，后来因为父亲要回乡办学校便一同回去了。过来一两年光景，父亲打来电话说母亲又病了，起初是头晕，后来连走路都困难了，医院诊断是脑血管硬化和帕金森氏综合症。

随后是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住院、转院，西医看了又看中医，母亲的病情却始终没有大的起色。在医科大学任教的二姐说，母亲的病器质方面并不算严重，但症状却很突出，恐怕与精神因素有关。

于是我们反反复复地开导她，经常与她谈些轻松愉悦的话题，但越来越沉默寡言的她只是听，不愿多说什么。家里有什么开心的事告诉她，她也只是微微一笑。

我寻思母亲本是个性情开朗、意志坚强的人，且历经波折、饱经磨难，这辈子最困难、最难捱的日子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沟坎不能跨过。回想当年被赶回老家的时候，精神那么压抑，劳动那么辛苦，生活那么艰难，可在寒冷的冬夜，母亲却在那间狭小的库房里就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给围坐在火盘边取暖的我们四姐弟朗读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她声情并茂的读书声、呼啸着穿窗而入的北风声、火盘里木炭燃烧不时发出的“噼啪”声，仿佛汇成了一部苦难年华的命运交响曲，在寒冬中给我们温暖，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希望。此情此景，终身难忘。当二十几年后我有幸认识了《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并把这段往事讲给他听时，他闻之动容，并称赞母亲令人敬佩。

　　坚韧隐忍的母亲，学生时代就勇敢顽强，四处奔走，一生饱经磨难，怎么会因此就从精神上被击倒呢？也许她的身体真的是很难受的了，这种滋味，这种感觉，医学很难描述，别人也很难体会和无法理解。

真可谓祸不单行，母亲住院时有一次上卫生间不慎摔断了右手，吃饭穿衣都无法自理。更不幸的是，断手刚好不久，母亲有一天坐在沙发上突然就站不起来了。送去医院一拍片，说是股骨骨折，要做手术。好端端的，又没摔跤，怎么会骨折，我们好生纳闷。医生说是因为活动少、年纪大导致骨质疏松之故。

没法子，只好听医生的，做手术，用两颗钢钉把骨头固定住。谁料手术是失败的，出院后一躺就是几个月，她老说疼，一拍片检查，发现原来骨折处根本就没对正。医生说还要再做一次手术。看着母亲被疼痛折磨得如此辛苦，我们实在不忍心再让她去受这个罪，只让医生把那两颗钢钉取出来就算了。但从此之后，母亲就只能靠助步器才能勉强走动几步，再后来就只能坐轮椅了，靠大姐在身边悉心照顾。

我出生于大跃进年代，随即而来的便是全国人民都吃不饱肚子的三年自然灾害。母亲在最困难的时候养育了我，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帮助了我，然而当把我养育成人，把我的孩子拉扯大，除却了一切生活重负的时候，她却病倒了，老天真是太不公平了。只有艰辛与操劳，却与享福与安逸无缘。也许这就是母亲的命。

母亲的病让我格外的难过和愧疚，我既无法分担和减轻她的痛苦，又因在外地工作不能在她的病床前侍奉汤药。 母亲一生住了多少次院我也记不清了，严格地说我没有去服侍过她一天，每年春节回家也只是看望一下而已。但她没有半句怨言，总是说：“你工作忙，就不用回来了。”其实，我心里明白，哪个母亲不想念自己的孩子；同样，哪个孩子不牵挂自己的母亲，尤其是当她最需要孩子在病榻前尽孝的时候。

去年母亲做手术，我抽了个双休日赶回去看她，那时她已做了手术两天。当我风尘仆仆赶到医院时，面容憔悴的她一见到我，眼泪就潸潸落下来了。我顿时无语凝噎，连忙扭过头去。“母亲最需要陪伴和守护的时候你在哪？”有时候精神的安慰真是比任何灵丹妙药都要管用，可我为什么就不能把这种安慰给予养育了自己辛劳了一辈子的母亲呢？哪怕是一点点也好啊。

我知道，年迈的母亲病情要完全康复是不可能的了。有时打电话回去，她半天也说不上几句话。每次我问她最近病情如何，她总是说：“好些。”我理解她说这话的用意。母亲现在就像孩子一样一年最期待的就是过春节，因为春节能一家团聚。可每次回去，她又会催促我们过完年早日返回，不要耽误了上班。

母亲一辈子只是个普通平凡的教书匠，但母亲自有母亲的情怀：慈爱善良，无私奉献。有时想想，母亲应该是挺骄傲的，在那个贫穷动荡的年代，她含辛茹苦为国家养育了三个研究生，还尽心尽力培养了近千个学生，深受家长和学生的尊重和喜爱，在家乡享有盛名和美誉。

可母亲又是挺凄苦的，她长期遭受病痛的折磨，而又怕拖累子女，总是说自己得的不是什么大病或疑难杂症，不愿跟随我们到医疗条件更好的大城市治病。她既想念长大后就不在身边的儿女，却又不愿我们因为她来回奔走长期滞留而影响工作。于是，到了白发苍苍、缠绵病榻的时候也只能在故土一天天翘首盼望，一天天苦苦等待……

每当看着被病魔缠身而日渐衰老的母亲，我深深地感受到自己的无能、医学的窘困和生命的悲凉。 “母亲啊，您快好起来吧。”我无时不在默默地祈祷。

（注：慈母已于2005年9月7日辞世，我永远怀念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