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谋生记

好望角

刚涉足人生的年轻朋友对前途惴惴不安时，我总是对他们说：前面会有一片天。而此时，那遥远的初次谋生的经历便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55年前的事了。1967年夏天，神州大地一派硝烟弥漫，腥风血雨，我所在的那座县城两派“群众组织”互相厮杀得红了眼。其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家人把我从寄宿的中学里叫了回来。
家里的气氛很沉闷，父亲作为“走资派”避走他乡，造反派组织停发了父亲的工资，一家人赖以生存的唯一经济来源被掐断了。母亲终日愁眉深锁，弟妹们也少有欢笑。我和母亲去找造反派头头，战战兢兢地盯着他那刮得下几层霜的脸，终于得到恩准每月发给20元钱。20元钱怎么能维持一家的生计呢？回家的途中，遇到单位里赶马车的妻子，她像骆驼般背负着一大捆草料。母亲问：“大嫂，割100斤草多少钱？”“100斤草两块钱，累得要死。”母亲迟疑了一下，说：“我想试试。”大嫂不以为然：“开玩笑，你用得着干这个吗？”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长大了，一股豪气在我胸中左右奔突，我拉着母亲就走，脱口而出：“我去劳动赚钱！”母亲不经意地打量着我，现出一抹不信任的微笑。我找出“大串连”时捆扎被子的草绿色背包带，熟练地按军队的标准捆好背包，拎着一个装着日用品的网兜上路了。经人介绍，我到离家20里地的一个乡村小学基建工地做小工。八月的骄阳像要把大地烤焦，一阵阵热浪令人窒息。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踏着身影往前急躜。城里依稀传来零星的枪声，那是两派红卫兵组织的“文攻武卫”。我一面惦记着战火纷飞中的同学们，又为即将开始的劳动生涯惴惴不安。
这座小学楼房建筑工地刚好挖好地基，只有张师傅兄弟俩在忙碌着。张师傅见了我也不多言语，给了我一条扁担，一双畚箕，叫我到河里去挑河卵石。因为是用着砌地基，所以要大石头，并言明按立方计价。挑石头自然用不着什么职业训练，有体力就行，我身体虽单薄，对付那没有什么棱角的河卵石，想来不会有什么麻烦。
清澈的小溪从村旁欢快地流淌而下，深潭里，鱼儿忽而优哉游哉，忽而追逐奔游；浅滩处，大小卵石激起了水花，似歌唱，似鸣奏。我涉水到浅滩处，河水哗哗地划过小腿，赤裸的脚板踩在水中，凉意沁人心脾，挺惬意的。我俯身捡起两块估计够格的大石头装进畚箕，百来斤的担子压在肩上沉甸甸的，脚底又滑，担子不断地在肩上打秋千。堤岸没有现成的台阶，只有人们随意垒叠的几块大石头，每向上迈一步，五个脚趾像壁虎般盘吸着石头，所有的重压好像不是靠肩膀负荷，而是用膝盖支撑着，听得到膝盖骨咯咯的磨合声。总算上了堤岸，立刻撂下担子，抹去脸上如雨汗珠，长嘘了一口丹田气。如果说什么叫“轻松愉快”，这就是没有任何矫情的轻松愉快，是我日后所有人生感受中无与伦比的。
经过两天的劳作，我已挑了一大堆河卵石，并整齐地垛好，以便测量计算。晚霞映在石堆上，好像是一堆金子在闪光，我在心里掂量着它的价值，为自己能为家里分忧而喜悦。夜里，睡在四张课桌拼成的床上，听着屋外的虫鸣声，突然涌上一股惆怅。在这条人生道路的起点上我要走多远呢？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正如火如荼，看不见它的尽头在哪里，一种脱离集体的孤寂和对前途的迷茫，比石头还沉重地压在心间。然而，严酷的现实不允许我多遐想，它击碎了我为家分忧的些许喜悦。由于用力过猛，我的双膝疼痛难耐，第四天我无法再挑着重担从河床登上堤岸。“你还太嫩，还是回家去吧！”张师傅炒了我的鱿鱼。我想恳求他给我派点力所能及的活，但他不想做施舍的角色，我读出了他眼里的冷漠，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愧疚使我的眼眶湿润了。
三天的初次谋生就这样“悲壮”地结束了。我背着曾经“大串连”时上过井冈山的背包，一瘸一拐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此后的一年多，我在武夷山中采了一春的茶，经历了最为艰苦的劳作，又辗转在几处做泥水工，这些劳作为我后来长达六年的上山下乡知青生涯充了电，从而能够直面那“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再教育”。如今，面对那些在茫茫人海寻找人生坐标的青年人，我都会深情地为他们默默祝福：朋友，往前走，前面会有一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