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尺讲台二十年（3）

申易平

五、教育研究成果颇丰 大约是在1986年年底，原兰州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部长李长禄来学校任职校长。李校长虽然长期在卫生部工作，但他是一位有思想、有谋略、有担当、敢作为的领导。我在学校多年，李校长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校长。李校长来校后不久，就把教学工作牢牢地抓在手中，并通过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益。是他在学校亲手组织和举办了首届教学改革研讨会，并邀请军区机关和专家莅临。九十年代学校在专业教学改革方面，走在了全军同类院校的前列，全军医学院校教学改革研讨会在兰州举行，会议推广了我校专业教学改革的经验，这些成果都与李校长当年抓教学改革取得的思想和方法紧密联系。 随着教育改革的进行，我国各级各类学校都把教学改革提到议事日程。和其他改革一样，舆论先行，逐步深入，大部分教学改革只是围绕着教学方法进行。我注意到教学改革存在的问题，在研究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单项教学改革对培养目标作用的有限性问题，论证了单项教学改革不足以影响培养目标的实现，教学改革的出路就是要通过教学指导思想、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法等系统设计，综合改革才能取得突破。我的论文写好以后，先拿去让李校长提出意见，李校长看后给予极高的评价，他给我写的一段话我至今保留。在首届教学改革研讨会上，我的论文被安排在训练部长刘承禄之后紧接着发言，上午大会发言后，下午安排分组讨论，李校长指定机关小组讨论前先学习我的论文，说明李校长对我论文中观点的认可和重视。在我退休之后，一次在一位同事孩子的婚礼宴席上，我见到了多年未见的李长禄校长。我问他是否还记得起我，他脱口而出，还提起了我当年写的文章，能有这样的领导我非常欣慰！ 说实话，在教育教学方面，我的藏书比学校图书馆多的多。我很早就购买了师范大学教育专业的主要教材，我每次到外地参加会议，都会到书店购买这方面的书籍，王三策、李秉德等教育界尊崇的专家教授出版的教育学、教学论、课程论、心理学、教育技术学、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等专著我都有，我把在北京购买的一套素质教育丛书（10本）推荐给刘瑞旭政委，后来他托人给他也买了一套。几十年来，我从中国教育报和教育研究杂志等报刊杂志上收集资料，并通过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了解教育改革的发展动态和进展，记录了大量心得笔记，发表了数十篇有影响的研究论文。 我有幸在广州医学院参加了全国医学教育学术研讨会，并聆听时任广州医学院院长钟南山的大会致辞。我有幸在杭州浙江大学参加全国化学学术会议，并聆听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后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白春礼院士的报告。我有幸聆听过当时誉满化学界的老前辈徐光宪、邢其毅、刘有成、陈耀祖等院士的讲课。我有幸在上大学时就结识了一位治学严谨，勤奋耕耘的化学系主任王千杰教授，是他在暑假把我一个学生带到内蒙古大学参加全国有机化学专题讲座。世事是公平的，他会给有准备的人提供各种难得的学习机会。世事是不公平的，他会以难以成立的理由轻易剥夺一个年轻人的学习机会。 在这里我要公正的说一说这么几个问题。 一是学校系统教学改革的思想，是我在首届教学改革研讨会上首先提出来的。随后，我在检验专业的化学课教学中，确立了大课程观，把无机、有机、分析化学三门课融为一体，进行系统设计，统筹实施教学目标、内容和方法改革，并首先获得了军区教学成果一等奖。这是有记录以来，学校第一个综合教学改革成果奖。以后被全军推广的药剂、检验专业的教学改革经验，都源于首届教学研讨会上的研究成果。军医学校有一本上下两册的《教学改革研讨与实践》，清清楚楚的记录了这段时间的研究论文和时间。如果说，化学课一体化教学改革成果是摸索，是探路，并验证了一体化教学改革的设计思想、实施方法和步骤的可行性问题，那么后来的专业教学改革，就是按照化学课一体化教学改革获得的认知，扩大了实验规模，在专业教学改革层面形成了成果。这好比在一片没有人烟的荒漠上，一串小脚印引来了众多人的行走，最终形成了一条道路一样。也好比一个小人物做了一件小事，被一伙大人物做大了一样，这些浅显的道理人们不会不懂。 清代有两位书法家刘墉和翁方刚，刘墉的学生、翁方纲的女婿戈仙舟拿刘墉的字向翁方纲讨教，翁看后说：“你去问你老师，哪一笔书是古人的？”戈将此话转告刘墉，刘反唇相讥：“你去问你岳父，他的书法哪一笔是他自己的”。是呀！当我们载着荣誉，举着奖杯欢呼雀跃的时候，我们应该清楚那些是“古人”的，那些是自己的，我们从什么地方获得了挂在口头上的术语，我们的成果是怎么产生的，这就是科学态度。 二是，我在国家卫生部主办的核心刊物《医学教育》上，五年发表了七篇研究论文，是全军包括四个军医大学在内的所有医学院校同期发表论文最多的，除一篇关于课程一词的概念澄清外，其余论文都在四个版面左右，有篇论文被编辑部安排在原国家教委高教司医药教育处处长林蕙青（现任教育部副部长）之后。一次我到北京去开会，到北京医科大学报了个家名，医学教育编辑部的人都说知道，而且非常热情。1988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化学教学》刊物上发表首篇教学研究文章，开启了我教育研究的先河。以后又陆续在宁夏大学学报、西北师范大学学报、武警工程学院学报、中等医学教育等刊物上接连发表文章。我在学校工作期间，笔耕不辍，笃行致远，先后发表了70多篇研究论文（不含会议交流论文），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3项，教学成果一等奖4项，二等奖6项，参与编写有机化学教材和医用化学教材各一部等。荣立三等功两次。 三是我在1997年获得全国和军队教育科学九五重点研究课题《德育工程系列研究》，并通过军事教育学会组织的专家组的验收，这是学校在军事教育方面获得的唯一一项九五研究课题。后来，我在全国医学教育学术研讨会上，被组织者列为仅有的几个大会发言人，比较详细的介绍了这项研究成果，并现场回答了包括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程伯基在内的四位同志的提问。 我深入开展的教学研究是每个教师不可或缺的职责。当我把教育技术的原理和方法应用到教学实践而不能奏效时，系统分析说明并不是技术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是教学对象的内动力系统出了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才涉入学生思想品德培养和心理研究，希望找到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的方法。 四是我们研究制作的分子轨道模型，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并获得军区教学成果二等奖，这是学校办学过程中，唯一的一项专利。这套模型为分子微观粒子建立宏观模型，把抽象问题形象化，并长期应用于课堂教学，在突破教学难点，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益方面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兰州会议之前，北京医高专原校长韩悌带领由空军和海军等医高专教学管理人员组成的调研组，到几个学校调研，目的是为医学院校建立一套优质课程评价标准，在全军医学院校开展优质课评选活动。走了几个学校之后，调查组来到我们学校，这是他们确定的最后一个调查单位。先一天下午下班前，调查组给第二天参会人员下发了一份课程评价指标体系，让大家先看，以便在第二天的座谈会上发言。晚上，我把这份课程评价指标体系从前到后看了几遍，并把我的疑惑归纳了三个问题。第二天上午，由调查组主持的座谈会在办公楼举行。会上，前面几个人都作了肯定性发言，没有人提出问题。我是最后发言的，提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看不明白，这套指标体系究竟是想评什么？是评课程建设还是评学科建设？韩校长一听就愣了，连忙叫空军医高专的副教务长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套课程评价指标体系最早是由他们那里搞的，后来总部觉得可以推广，在全军医学院校开展优质课评选活动，并通过遴选，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优质课程，把教学改革引向深入。空军医高专的副教务长没有回答清楚我提的问题，只是把这个课程评价指标体系的形成过程说了一遍。会还没有完，韩校长就连忙坐到我旁边交谈，希望我能参与把这套课程评价指标体系修改好。 现在看来，课程建设，应该以学科建设为依托，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核心，以实验室建设为龙头，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一切聚焦提高学员素质和能力，抓人抓物，优化设计，通过教学对象的发展检验其效果。后来各学校都开展了优质课评选，最终都不了了之，原因是没有牢牢抓住提高学员素质这个牛鼻子，让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占了上风。 我清楚，现在说这些没有任何意义，也不会争得什么，我也不想争得什么，但我就是想还原历史的真实，把曾经发生的一些事情讲清楚，给历史一个客观公正的交代。 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有其规律的，通俗一点讲就是有门道的。成果价值链上，有些东西五份是干出来的，五份是喊出来的。再好的东西如果不被人们所认识，就不能获得“市场”，没有“市场”的东西也就没有效益，成功的面前就看你命运好不好，就看你嗓子大不大，就看你能不能有效的组织起来一个方方面面握有实权的利益链，就看你的公关能力和水平！ 六、成为文职干部 1988年4月27日，中央军委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在军队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医疗卫生等单位的部分专业技术干部职务，以及为机关、院校、医疗等单位内部服务的部分行政事务、生活保障干部职务，编制文职干部，全军有十多万人员转为文职干部。 此前，学校的干部分机关、学员队干部和教研室教员，所有干部都有对应的职级。比如教员有师职、团职、营职、连职和排职教员之分，技术员也一样。这次改文职，只是在教学和图书馆人员中进行，不涉及机关和学员队。 文职干部级别分专业技术和非专业技术两类，专业技术文职干部等级与专业技术军官相同，为1至14级；非专业技术文职干部等级设9级，依次为：正局级、副局级、正处级、副处级、正科级、副科级、一级科员、二级科员、办事员。以后，非专业技术文职干部又在正局级之上增加了3级，分别按副大军区职待遇、按正军职待遇、按副军职待遇。另外，由于军队文职干部都是现役军人，其薪金待遇与现役军官相同，还专门设置了与军衔等级相应的“文职级”，分为：特级、一级至九级。分别对应上将至少尉的薪金待遇。转文职后，我由副营职教员套改专业技术11级，文职级为7级。退休时，我的专业技术等级为6级，文职级3级。 按照1988年有关规定，文职干部不授军衔，不统一着装，只佩戴统一胸章符号。由于文职干部不穿统一服装，给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因此，文职干部制度从一开始实行，在统一着装问题上就有强烈反映。1992年4月1日，中央军委决定从当年5月1日起，为全军文职干部配发与现役军官相同的制式服装，佩戴文职干部肩章、领花。 我和大家一样，当第二次重新穿上军装后，尽管肩上没有耀眼的军衔，大家还是喜形于色，照相馆的生意顿时红火了不少，存在于心中的灰色形象一时间烟消云散。 实行文职干部制度以后，部队开始在专业技术干部中进行职称评定，按照任命权限建立评审委员会，给专业技术干部评定职称。1989年，我被评定为训练部化学教研室讲师。讲师职称要求不高，只要能独立完成所担任课程的全程教学任务，具有一定资历和学历，在教学一线的教员都能评上了讲师。后面的教授和副教授评定就要求高了，既要有学历、资历和科研成果，还要受编制定额的限制。初次评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学校只有几人评为教授，副教授就相对多一些。 为了评定高级职称，大家都在写文章，做课题，只有拿出一些硬东西才能去争取。职称评定前先要通过军区组织的外语考试，才能进入学校评审组参加评审，学校评审组在根据个人述职，成果查证和综合评议后，按照军区分配的名额，上报推荐名单，最后到军区评委会答辩，获得通过后，再由军区政治部下达任职命令。 我在1993年、1994年连续两年申请副教授职称都没有成功。尤其是1994年，学校评审组按照评审标准给参评人员打分，我在学校综合评定中排列第二名，也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到1995年才获得副教授职称。2000年之后，学校已经退出军队编制序列，医学技术训练基地也只是个临时单位，尽管基地党委连续两年，给军区专门打报告，推荐晋升基地副主任魏盼勤和我为正教授，但都没有成功，原因是学校已经没有编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