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中学往事（二）

蓝山咖啡

艰苦的学校生活

红旗中学座落在狼猫山水库大坝东端一块狭长的平地上，依山傍水，风光秀丽，是一块莘莘学子读书的好地方。校址所在地原本处在山上，1959年修建狼猫山水库，巨野河畔的两岔河村因位于水库淹没区而上迁到了地势较高的位置，水库大坝建好后以坝顶为公路，进山的道路依次抬高，原来的老路废弃，形成了后来的道路格局。红旗中学就位于两岔河村东南的公路旁。

　　我们入学时红旗中学初创不久，学校南、北、东三面是荒野，西邻两岔河村，没有院墙，没有校门，完全是一处开放式学校。当时，彩石北部和宅科地区的同学上学和放学都是从低矮的短墙上出入，旁边村里的社员和牲口也偶尔会进入校园游逛。学校前面是一个高大的影壁，面向水库坝堤而立，正面是毛主席去安源巨幅画像。画面上青年时代的毛主席身穿一件传统的中式长衫，手拿一把油纸伞，目光坚毅地大步走在山路上，去安源领导路矿工人的革命斗争。

　　影壁以北是校区，一条长长的甬道贯通南北，教室和办公室分列两边。甬道左边四排房子是教室和伙房，伙房在最后一排，前面有一个大水塘，是师生们吃水的蓄水池。右边两排平房是教师和校领导办公室，办公室前面有高大的土台子。土台子是修筑坝堤取土时形成的台基地，建校后成为学校宣传队的舞台，师生联欢经常在这个土台子演节目。刚入学不久，西彩石联中入学的同学曾在这个舞台上演出过现代京剧样板戏《沙家浜》选场剧。土台子南面是一个空旷的操场，一直延伸到大影壁旁边。后来在办公室前后又各建了一排平房，作为教师和住校学生宿舍。甬道左面前三排平房是教室，每排两座教室，共容纳六个教学班。最前面一排是七一级和后来的七三级教室，后两排是七二级教室。七二级只有三个班，第三排左面的教室空置没安排教学班，作为临时存放教学器材的仓库。我们班的教室就在第二排房子靠左的一栋。教室前面种植了一排白杨树，当时有手忽口粗细，学生可以攀树，但又不能承载全身的重量，往往向上攀数尺树冠就会弯下来。课间时间短，同学们就围着这些树比赛攀树。靠近前排教室的墙边是一排水泥球台，是喜爱乒乓球运动的同学经常光顾的地方。

　　那个时代农村学生的生活是非常清贫，特别是山区的学生生活更苦。离学校比较近的几个村的同学不安排住校，午饭是自带干粮。东峪王家庄以南及西峪南泉村以南的同学离学校太远，学校安排住校，每周三回家一次拿干粮。同学们带的午饭多数是掺地瓜面的玉米面窝窝头或饼子，吃的咸菜是那个年代农家自己腌制的白萝卜或胡萝卜，供销社门市部卖酱菜厂腌制的咸菜，又香又脆，一角钱能买一大块，可谁也舍不得买。学校伙房也卖馒头和炒菜，但在高中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没有从食堂买过一次饭菜，也没见过其他同学去买。

　　学校伙房门口摆着好几个编着号的大蒸笼，大家到校第一件事就是把用手绢或笼布包好的干粮做好记号放到蒸笼里。中午伙房的师傅把干粮蒸热后再把蒸笼抬出来按原位置摆放好，下课后去伙房拿回自己干粮，然后从“火烧心”的开水炉中接一大搪瓷杯开水后回教室就着自己带的咸菜吃午饭。当时彩石北部地区的西彩石、东彩石和小龙堂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生产队有部分平原土地，粮食产量相对高一些，丰收年景最好的生产队每人能分到一百多斤小麦，麦收之后同学们能带一个阶段白面掺上地瓜面或玉米面的馒头，其余时间则全是粗粮。记得那时每年麦收后的一段时间，我奶奶要在锅里贴一种名叫“卷子”的白面掺地瓜面的饼子让我带着去学校。彩石南部地区全是山岭薄地，好年景也只能勉强吃饱肚子，那里的同学生活更困难。我亲眼看到我们班有的同学带的干粮是黑黑的窝窝头或饼子，掺糠加菜甚至掺上高粱糠，一只手根本拿不起来，要两只手捧着吃。李寿美同学带的午饭经常被别人拿走，有几次下课去取干粮时蒸笼上已经空无一物，后来他暗中盯着，发现是南部村庄的一位同学因家庭贫困带不出午饭，拿了他的午饭充饥。这是发生在那个时代的真实故事。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把县立高中学校主食分为白面馍、玉米面馍和高粱面馍三等，学生戏称为欧洲、亚洲、非洲，主人公孙少平只能吃非洲人肤色的黑面馍。其实在那个年代，我的同学生活几乎个个都和孙少平一样，吃的是黑乎乎的黑色粗粮干粮。

　　学校周边水源缺乏，按当时的技术条件校区内打不出水井。为解决师生吃水，建校之初在伙房前面开挖了一个深可4米、长约10米、宽5米的大水塘，周边用石块砌垒，底部做了防渗处理，师生们吃水全靠这个水塘里夏天积攒的雨水。水塘北面建了一与水塘等深并互通的水井，用水时从井里面往上提水，然后灌进伙房前的大水缸里沉淀后饮用。露天存放的水容易变质，特别是雨天泥浆流入水塘后水质极度浑浊，盛在水缸里久久不能沉淀，伙房的师傅们就在水里加明矾，搅拌沉淀后供师生们饮用。有一年春季大旱，水塘里的水消耗殆尽，学校组织老排和新排各班学生分批去水库挑水，轮流挑了两天才勉强解决了用水危机。那时同学个头普遍比较矮小，从深深的水库底部挑一担水爬坡上来非常吃力，个个累得满头大汗，肩膀上脱一层皮。为了缩短路程，学校在水塘西南角的墙基拆出一个豁口，临时砌垒了数级台阶方便出入。我们的班主任段贻善老师怕发生意外，始终在台阶处照顾学生。1972年夏季一场暴雨，将水塘以东墓地刚挖掘坟墓里的棺材板和满地的污秽冲进了水塘，满水塘的污泥浊水。那个年代，师生们饮用的就是这种极度不卫生的水。后来母校进行了几轮大的建设，盖起了漂亮的教学楼、办公楼和学生宿舍，校容校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时的建筑荡然无存。听说大水塘还在，只是在它上面加建了其他建筑物，水塘被藏在了地下。这个水塘也许是母校现存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唯一建筑物。

　　虽然那个时代生活条件很艰苦，但大家却无忧无虑，天真无邪，生活的很快乐，没有后来踏上社会那么多的烦恼。中午在教室吃饭，座位相邻的同学都聚在一起，有说有笑，边吃边聊，脸上洋溢的是开心快乐的神情。也许那时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年少的我们涉世不深，对于人间“愁”还缺乏真切的体验。当时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吃午饭的有刘兆旺、杜相忠、李寿美、李河标、李正德、赵训海等同学，他们后来都是我一生中很好的朋友。毕业后刘兆旺和李河标参军去了南京，刘兆旺在南京成家转业后留在了南京，李河标转业回济南在省农行工作，杜相忠在济南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为人民教师，李正德恢复高考后和我一起考学离开老家，毕业后在轻骑集团工作，一直干到车间主任。现在同学们偶尔聚在一起，还是非常怀念那段虽然物质极度匮乏，生活清贫困苦，却是一生中充满欢快、无忧无虑、天天阳光灿烂的那段美好时光。

风雨求学路

学校离我家七八里路，早上要早起床赶时间去学校，下午放学后再走回来。上学的路多是崎岖不平的小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从家到学校和从学校走回家，都需要一个多小时。学校的作息时间一年四季都是早上八点钟上课，夏季还好一些，冬天六点钟就要起床，简单吃点早饭不到七点就顶着寒风去学校，下午放学天黑才能回到家。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广大农村孩子都是这个样子。

　　那时农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同学们上学不论家离学校多远都是步行。当时整个七二级只两位骑自行车上下学的同学，一位是二班的张延民，一位是三班的谢水龙。张延民同学家住宅科村，他的自行车是属于除车铃铛不响到处都响的那类，即使这样每次上学和放学还有同村同学蹭车。学校举办运动会，班主任段老师就安排他用自行车来回接送运动员，每次他都愉快地接受这一光荣使命。张延民同学毕业后第三年参军去了山西，转业后在太原安了家。后来我们见过两次面，都是九十年代他探亲回乡时在孙宗宝同学家。第一次他还没退役，在部队搞三产，来山东办理业务；第二次他已经转业到地方，而且患有严重疾病，抽空回老家来看看，此后不久他就去世了。张延民应该是我们班同学中离世最早的一位。另一位骑车上下学谢水龙的自行车比张延民的还破旧，有没有车铃不记得了，但他的自行车架子已经脱漆，为了防锈刷了一层红色调和漆。红色的自行车行走在乡间道路上非常扎眼，类似公安消防车的颜色，同学们戏称他的自行车是“消防车”。每次他骑车路过，同学们都开玩笑说：“快让开，消防车来了！”

　　七十年代国家经济还比较落后，乡间公路上机动车辆很少，除了偶尔驶过几辆国家大单位的解放牌货车外，最常见的就是拖拉机。上学放学路上，我们只要见到拖拉机就去扒，其实那时扒拖拉机几分是为了偷懒少走路赶时间，几分是因为好玩。当时红旗公社拖来机站有一辆50马力拖拉机，好像宅科村也有一辆，有时公路上还会驶过外地运货的拖拉机。每当听到“突突突”的响声，我们知道拖拉机来了，于是心情兴奋起来，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而开拖拉机的人发现我们意图后经过我们身边时就加大油门冒着黑烟加速逃离，但是我们一般都可以手脚娴熟地扒上去。扒拖拉机是个技术活，掌握不住要领往往会摔跟头。看到拖拉机来到眼前，要提前助跑提速，然后追着拖拉机抓住车厢后挡板上沿在跑动中引体向上，抬起一条腿用脚蹬住车厢后下沿的边框，用另一条腿小腿或脚后跟勾住车厢后挡板，然后一用力蹿上车。整套动作要紧凑连贯一气呵成两三秒钟内完成，否则就会前功尽弃，没有一点本事是做不来的。下拖拉机风险也很大，司机不但不会减速或停下来让你下车，往往看到你快要下车时他反而加油门提速，增加下车的难度，有的同学也因此下不来车而被拉出老远。下车的要领是双手扒着车厢后挡板往下溜腿，当双脚触地后不要立即松手，要扒着车厢跟着跑几步，待身体平稳后再松开手，人就和拖拉机安全分离了。当然也有一个笨办法，提前物色好前方土层松软的土地，譬如刚翻耕或刚收完地瓜的农田，直接从车厢里跳出去，虽然会摔个跟头但也无大碍。当时我虽然长得瘦弱，但身子比较灵活，只要有机会扒拖拉机一般都落不下。现在想来那时的我们是那样的孟浪和无知。高中的那个时代真好，我们也曾年轻过，也曾意气风发过，也曾青春飞扬过，也曾不知天高地厚过，也曾无所畏惧过。

　　从我们村去学校主要有两条路，一条是崎岖小路，出村后向东南方走农田小路，行至狼猫山水库引水渠后顺窄窄的水渠边沿东行至学校下面的溢洪道，然后跨越巨野河穿过两岔河村到学校。一条是平坦一些的大路，出村后向东行至东彩石村，从村中大湾西岸走沙土国防公路南行，经槐树湾、公社卫生院、两岔河西村，走水库坝堤到学校。走小路比大路要短出两到三华里的路程。有时也会两条路混行，在到达东彩石村南水渠大桥后再走大路或小路，但大家凡是早上去学校都会抄近路。

那时我们村和我一起结伴上下学的是李寿美、李正德和王新河同学，两年多的时间从未间断，是名副其实的“四人帮”，后来也是最要好的朋友。有时放学后我们几个也会随小龙堂和东彩石村的同学从学校院外北去，在两岔河村北向右绕一个大弯后继续北行，在东彩石村南越过巨野河，穿过东彩石再西行三华里回村。夏季的巨野河水流潺潺，河面上散布着石头砌垒的过河“迈桥”，调皮的我们有时会把支撑迈桥石板的石头撤掉一块，让石板的一角悬空，后面的同学踏上去往往会失去平衡掉在水里。那时的我们就是如此的顽皮和淘气。我的同班同学张龙房家住东彩石村东南的路旁。张龙房在我们班同学中年龄最大，比我要大出三四岁的样子，是全班同学中的大哥大。他的乳名叫“绑子”，我们都叫他“绑哥”。绑哥是个热心肠的人，同学们放学路过他家，他总是热情邀我们吃过晚饭再走，偶尔上学经过他家时，也喊上他一起去学校。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部热播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剧中有个人物叫姚大榜，每次听到这个名字我就想起绑哥。后来绑哥在彩石卫生院大门外开了一家小商店，虽然是本小利微的小生意，但他持之以恒坚持了三四十年，一直经营到现在。

　　高中时期同学们背的书包几乎是清一色的仿军用挎包。在那个年代里，人们能穿上一件军装，肩上再挎上个军用挎包，那就是最时尚的打扮了。多数同学家中没有当兵的亲属，没用真正的部队军用挎包，而是从商店购买的仿军用挎包。两者的区别除质地和颜色有差别之外，最大的是军用挎包是固定书包上沿的是帆布带制作的“扣”，而仿品是两根细细的帆布带子。好多爱美的同学用的挎包上都用红色栽绒线绣着毛主席手写体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老排新排的靓男靓女同学都是这样，是当时的一种时尚。那时老排新排好多女生都是绣字的高手，我们班同学书包上的为人民服务多数出自女生高成荣、高艳、刘秀萍、杨兴云之手。我在女生中的人缘不好，没人给我绣，我也没主动请别人给我绣过，高中两年多，我就背着没有绣为人民服务的书包上下学。

　　艰难困苦的求学路，寒来暑往，风雨无阻，锻炼了我们这一代同学的恒心和毅力，培养了我们吃苦耐劳的作风，塑造了我们坚忍不拔的性格，使我们的人生阅历更加丰富多彩。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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