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公社小社员”

唐国众

　　“我是公社小社员唻，手拿小镰刀呀，身背小竹篮哪，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哎嗨嗨，哎嗨嗨，贫下中农好品质，我们牢牢记心间，热爱集体爱劳动，我是公社小社员”。这是上世纪70年代流传的一首儿童歌曲《我是公社小社员》的歌词，歌词朴实直白，曲调欢快。

今天，当我们再次重温这首歌时，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那个令人难以忘却的青春岁月。虽然，那时人们的生活也都多有不易，可那段日子留给我们的记忆，却是那么的美好，那样的刻骨铭心。我们这代人就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是听着这首歌、唱着这首歌、并且就是在歌词所表述的“情境”中渐渐长大，如今却已变老了的六零后。

那些年，教育界正在大批特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以及什么“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等等。记得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讲“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时，还特意举了一个例子说：坐在教室里死读书，读死书的学生，不走出去连小麦和韭菜都辨别不清。以此用来说明学习与实践相脱节的弊端，从而得出学生必须走出校园，到田间劳动直接接触事物的必要性。也正是在那几年，应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诸如“反潮流英雄”等一批带有浓重时代色彩的“典型”人物，便纷纷登上了那一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政治舞台”。在1974年初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竟然还把“读书无用论”与孔子扯到了一起进行批判。由此，“读书无用论”的思潮便迅速席卷整个社会。本来应该专心研究教学的学校，却不能也不敢把教学放在第一的位置。为了应合当时社会形势的需要，学校频繁地组织学生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记得1973年前后，为了让学生有更多的参加劳动的机会，学校在公社当时“著名”的水利工程“铁门槛”下游约500米远处的红旗河南岸，开垦出了一块面积约三四亩地大小的水稻田，作为学校的社会实践基地。从春到秋，我们几乎每月都要到那里劳动两次。几年后，那块稻田仿佛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渐渐地被“荒废”在了那片沙滩上。

歌曲《我是公社小社员》，其歌词中表述为“放学以后去劳动”，与我们当时的具体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的。实际上，作为农村的学校，有时也会应生产队的请求，由学校统一组织学生到生产队，干些像施肥、拔草、捉害虫之类的农活，这种情况都是无偿的。更多时，学校都是在给学生放只有那个年代才特有的“农忙假”，让我们回生产队参加劳动。那时，我们都还只是一名十几岁的孩子，但只要一放假我们就成了生产队的“社员”。由于我在同学中的年龄最小，他们大都长我一两岁，甚至还有大我四五岁的。所以，假期里的我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生产队年龄最小的“小社员”。

别看我年龄小，可是，从不耽误一个工。那几年“挑水抗旱”、“种地培垅”、“栽地瓜秧”、“割草积肥”、“施肥”、“压滚子”、“耪地”、“间苗”、“种土豆”、“割高粱”、“收玉米”、“打场”、“跟车拉土垫圈”，还有“挖果树坑”、“栽树”、“修梯田”等样样农活，没有我没干过的。

　　1976年5月底前后的一天，我和社员们一起在“长梁子道南”那块地上耪地，当时玉米苗已经长到一指多高了，至今我都还清晰地记得那天耪地时的情景。社员们边耪边“间苗”，这个活儿对才只有十几岁的我来说，干起来的确有点吃力。因为，耪地这个农活不仅需要一定的体力，也得掌握干好这活儿的“门道”。每人一根垅自南往北方向耪，我的左右一边是亚娟二姐，一边是亚珍姐，她们俩都是干活的好手，一直耪在前头，她俩都还随时地帮我耪一段。在两个姐姐的帮助下，在接近地头时我也算是“追”上了趟。虽然那次劳动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可每当回想起来，都还会让我感到暖暖的。

　　我还记得，大概就是这年初夏的一天上午，正在放“农忙假”的我和社员们一起在“车道”（即由北沟河沿通往东山屯的那条约150米长的那段便道）南侧那块已经长到“齐腰深”的玉米地里劳动施肥的情景。那天气温较高，头天晚上下的“露水”还挂在玉米叶子上面，衣服被“露水”和汗水浸了个半湿且不说。那玉米叶子边缘上长的小毛毛刺还划破了脸、脖子和手臂等多处皮肤，划破处被汗水浸了后会有一种特别刺痒的感觉，如果没有那种生活体验，就不会知道那是一种怎样难耐的滋味。追完肥后，随赶着社员们就用骡马拉的犁杖完成了“封垅”这一阶段性的农活。

　　七八月间，已到了“挂锄”（农作物生长前期侍弄的活儿已完成，只剩下少量的后期管理，就只等秋收了）的季节。为了保证来年春耕对粪肥的需求（那时，种地都是以农家肥为主，化肥还只是当做“加餐”使用），生产队不失时机地组织社员们“割草（荆棵子）积肥”。用于“积肥”的大土坑，就在“山东”那片大地中段拐角处与“团山子”东南山脚底部相连接的那片沙土质的荒坡地上。

一天早饭后，社员们有到田间地头或者“山边子”（山与耕地相连接的地方）割草去的，有去山上割荆棵子的。我和部分伙伴及社员就是去了“对面山”山梁那边割荆棵子，大约是在下午两三点钟时回到“积肥”场地的。生产队干部轮流在那里等候，为随时回来的社员们过称，每10斤一分。那天我割了整整120斤的荆棵子，正好是挣了12分。这12分可真是来之不易啊，早上从家里背着一副挑筐（我用的那根扁担就是1970年春天爸爸从海南岛育种归来带回的），走了近三华里且还是不平坦的山坡小道，再翻过“对面山”，到达了割荆棵子的山那里。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忙乎，终于割满了一挑筐。我从山上踉踉跄跄地将这120斤重的荆棵子，挑到了“积肥”场地。回到家后，我兴奋地告诉妈妈说挣了12分，她听了当然很高兴。却又有些责怪地说我有些“狠载”（家乡土语，意思是超出了体力承受的极限）了，朴实的话语中饱含着妈妈对我的疼爱。

在后来的漫长生活岁月里，我曾多次不无自豪地和朋友们提及过这件事，也不止一次地向妻子和儿子“炫耀”过。

　　这年深秋的一天早晨，我和社员们一起到“北沟”沟口右边面积不大的那块地，割已经“掐完穗”的粘高粱秸秆。那片粘高粱秸秆长得参差不齐，并且部分还被风刮得东倒西歪的。那时，天气已经很凉了，尤其是早晨。秸秆及叶子上挂了一层洁白的霜，左手握着秸秆，右手有些吃力地用镰刀“割”（确切地说是“砍”）。当手触摸到秸秆的那一瞬间，即刻让我体验到了“寒霜刺骨”那是一种怎样的滋味。

　　 那几年，放“农忙假”时，我这个“小社员”也没少得到时任生产队长的照顾。比如，“看棉花场子”，也就是看在生产队队部院子房前屋后搭的晾晒棉花的场地，社员们把从在“大川”棉花地里“拣”来的棉花放到上面晾晒。还有，安排让我放驴马的事儿，当时生产队有三四头驴马让我放。那时赵会文大哥是生产队的放羊员，大约有三四十只羊。我每天都是跟随着他放的羊群，到“洋槐沟”和“对面山”底下那一带去放牧。尽管那几头驴马都比较温顺，有时还是不敢牵着将它们拴到槽上，许多时都是会文大哥来帮忙。可以说，这两个差事儿都是个“俏活儿”。我知道，那是队长对我这个“小社员”格外的关照。当年还是“小社员”的我，如今也已六十有余了。可是，那时在生产队劳动的那一幕幕场景，还会常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还是集体经济下的“三级所有制”体制，即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社员们上工挣工分，一个劳动日记10分，到了秋天，按生产队一年下来的总收入，核算出每天的收入是多少，即是一天劳动的分值。

　　1976年我在生产队挣了2000多工分。当时，赵会海二哥是生产队的记工员，每隔一段时间，他就和我念叨一下已经挣多少工分了。那年秋后决算，我们生产队的分值是六角多，我挣的2000多工分，折算完后就是120多元钱。在今天看来，出一天工才挣“六角多钱”，实在是不值得一提。可在当年，那也是够让十里八村的乡亲们羡慕一番的。

　　 1976年“文革”已接近尾声了。可是，恰恰就是那年也是我们放“农忙假”最多的一年。因此，与其说那时我是一名学生，倒不如说是一名公社“小社员”更为贴切。因为，那一年的大半时间，我都是在生产队与社员们的并肩劳动中度过的。尽管那时我们的学业近乎到了荒废的边缘，可我却从来都没有怨过那个年代。反倒觉得正是因为这样，才使我有了更多的到“广阔天地”里参加生产劳动并与社员群众直接接触的机会。多年以后，我甚至还把这种经历当成了一种“荣耀”。

家乡纯朴的民风和乡亲们憨厚的品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我对生活的态度。我很享受在农村生活的那段生活岁月，更是怀念家乡的那片高天厚土。

　　如今，尘封在记忆深处的那些往事，还会不时地“侵扰”我的思绪，因为那些往事都曾甜美过我的生活。回忆往事，亦是对往事里的人和事的尊重，我愿在追忆过去的时光中，感受今天生活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