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故事

李城丰

母亲和我

母亲和孙子李会

母亲的故事 

2018年2月6日13:30时，我们亲爱的母亲安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2月4日晩上，妹妹弟弟拿着手机让母亲分别与远在北京的孙子李会，广州的我和小玲视频说话，她嘱咐李会要回龙滚过年，她从视频里认出小玲：“那是小玲”，可是对着我却一言不发，妹妹弟弟在她旁边说“你叫一下哥哥吧。”她仍然一言不发，只是瞪着眼看着，脸上露出几丝失望。“老娘不认我了”，我非常伤心。小玲说：“你没陪在她身边，她不满意”。或许她知道自己快要走到生命的终点了，或许她已预感到，当她离开这个世界时，她的大儿子无法陪伴在身边，视频见面竟成了永别......

爷爷留下的本子里记载着母亲的生日：戊辰年二月初五日已时（1928年2月25日）。按照中国传统算法，母亲享年九十二岁。

母亲出生在普通的农村家庭，我外公杨维运是一名教师，外公和他的大哥杨维山都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1927年4月蒋介石“清党运动”，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我外公两兄弟惨遭杀害。当时我母亲尚在外婆的腹中。外婆很坚强，独自带着我大姨妈和我母亲艰难地生活，坚持供两个女儿读了几年小学。母亲两姐妹在那个“重男轻女”年代，显得有点与众不同。我母亲，大姨还有她们的两位堂姐继承父辈的遗志积极投身革命，堂姨妈参加红色娘子军，大姨和我母亲参加“青年抗日联合会”活动，我母亲还任分队的队长。这段历史在文革期间却成了母亲是“叛徒”的经历，关押一个多月审问。当年任共产党组织领导人的周济安（解放后任海南黎苗族自治州主要领导）得到消息后赶回万宁县证明我母亲是坚定的战士，没有被国民党逮捕过，更没有叛变革命。周济安晚年经常与我母亲联系，“没有保护好你，让你受了那么多苦。非常内疚呀！”母亲被释放后，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母亲还有这段“光荣历史”。我们曾询问她，一个小女孩为什么能担任分队长的职务？“青抗会”都干些什么事？“因为我爸是共产党的领导，虽然被杀害了，我妈和四姐妹（包括两位堂姐）认为我爸走的路是对的，参加革命是理所当然的。我的10多岁的表弟林集芳，有一天在山上放牛失踪了，几年后才知道他跑到山里参加琼崖纵队了，那时候也不懂太多的大道理。我小时候比较灵活，认几个字，所以就让我当小队长，送送情报，转移群众。有时送粮食，草鞋到游击队那里，其实也没干什么大事。”母亲轻描淡写地回答。解放后她把自己的姓名“杨善琼”改为“杨新媛”，意为新时代的女性。我们的母亲是一个有理想的女性。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刚懂事的那几年，母亲还很年青，父亲从国外回来参加祖国建设，在县委工作，星期天或假日，父亲从县里回来，全家逛街购物，晚上一起唱歌，读书，听父亲讲国外的见闻，其乐融融。这种简单的幸福日子没维持多久，“反右”运动中，直率敢言的父亲被打成右派，从国家干部变成受管制的“右派分子”，回家务农。从此，饥饿，苦难，恐惧成了家庭生活的常态。这样的生活是那样漫长，不堪回首。

父亲长期在国外读书生活，从一个知识分子成为农民，且从没干过农活，很难适应这一变化。生活的担子全落在弱小的母亲肩上，拉扯我们五个子女，既要每天参加生产队劳动，又要料理家务。清晨闻鸡起床，煮猪食，煮饭，喂猪喂鸡，忙完家务，马上参加田间劳动；下午收工回家，还要重复早上的工作。日复日年复年，累坏了身体还挣不够全家人口粮，我们家里是队里固定的“超支户”，每年要等卖猪后的钱来补交囗粮钱和各种欠款。为了解决填肚子的问题，母亲经常去收获后的番薯地检遗落的小番薯回家充饥。那个年代，中国贫穷尤其在农村饿死人是正常现象，我们能够活下来实在不容易。

经济上的困难，饿一点，穿着差点尚能忍受。政治上的压迫，歧视，迫害却无法忍受。父亲回农村后又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批斗，关进大牢。为了避免妻子儿女受株连，父亲在大牢里写信要求与我母亲离婚。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她相信，一位放弃国外优裕生活条件，毅然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知识分子，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曾经用家里的钱资助国内共产党的丈夫，决不是坏人。她宁愿受株连，歧视也不同意离婚。有一次，一帮人持枪闯到家里抄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连门板都抢去，给没有剩余多少大米的米缸贴上封条，母亲当场惊吓休克。后来参加抄家的某个成员回忆说：“没见如此贫穷的家，抄这样的家自己感到羞愧”。为了生存，忍辱负重。队里评工分等级，母亲付出与其他社员同样的劳动，定的工分却比别人低一等。被人漫骂，吐口水更是常事。有一次上街买咸鱼，卖咸鱼的居然不肯卖给我母亲，因为她是“右派的老婆”，母亲回家哭了很久，她是“右派的老婆”，但也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呀。

我们子女也受尽了歧视，某人曾在大会上说：“不能让琼志（我父亲）的子女读书，让他的儿子娶不到老婆。”我城珍姐考师范学校，达到录取分数却不予录取；我读小学时成绩和其他表现均优秀，却是最后一个加入少先队；把我的名字从升中学的名单中删除，两位妹妹的读书升学也受到影响。连教书育人的学校都如此之势利。亲戚朋友担心受连累，对我们家避之不及。母亲对子女的前途忧心重重，最担心我长大后娶不到老婆，“儿子娶不到老婆怎办……”叹息哭泣。那个年代出身不好的男人有许多找不到老婆。

那时候，妹妹弟弟还小，城珍姐能够帮得上家里一点忙，而且城珍姐性格刚烈，不让别人欺负母亲，姐姐乐观开朗善于开导悲伤的母亲，姐姐每天唱歌，与家人交流见闻，尽力创造愉快的家庭生活气氛。1965年姐姐考师范学校不予录取后，到农场参加工作，每月寄点钱减轻经济压力，姐姐在农场宣传队发挥她唱歌跳舞的特长，摆脱受歧视的困境，让母亲感觉到生活的希望，姐姐成了母亲最大的依赖。1970年11月17日，晨星农场养猪连受台风洪水袭击，年仅21岁的城珍姐与21位战友葬身于洪水之中。用悲痛欲绝的词都无法形容我们那种悲痛程度，家庭的精神支柱断了。母亲几近崩溃，搥胸撞头，撕心裂肺地哭喊。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人看不到苦难的尽头，母亲呼喊苍天为什么对我们如此不公。她找不到造成苦难的原因，她不明白我们家的苦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她企图从迷信中寻找答案。多次找神婆问卜，神婆说家附近那几棵树长得不好，影响风水，她马上砍掉。我很伤心，狠狠地发了一通脾气。她不明白，她是为了我们好，我为啥生气？但从此不再砍树了，或许被我爱树如命的行为所感染，后来母亲种了许多树。每次回家，她都带着我们去预先清理好的山地种树。母亲还向神婆了解，我姐姐在另外一个世界的生活情况，“神婆说，该给你姐找个婆家了，你姐性格还是那样刚烈，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婆家。”后来还真给姐姐找了个“婆家”，这次我没表态。能给母亲心理有所慰藉的迷信活动，我一般不反对。心里想，如果真有另外一个世界，姐姐也不会接受这种安排的，姐姐是一个向往自由，张扬个性的女性。

我16岁走出社会，从情感上说母亲不愿意我离开她身边，但如果不走出去，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母亲精心给我缝了个漂亮的枕头套，夜里，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缓慢地一针一针地缝，泪珠滑落在用五顔六色碎布料拼凑而成的枕头套上。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懂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首诗的深意。母亲的爱聚在这个枕套里，它一直陪着我从农场到广州，它给我力量和信念，我要努力奋斗，让父母亲，让家里所有人过上好日子。

母亲非常重视子女的读书教育，家里经济困难，毎年都要到处借钱给我们交学费，不让我们因为经济困难而中止学业。她不会象爷爷，父亲那样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有时也会讲“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哦，妈还会念古诗？”我惊讶。“别小看你妈，我读过几年小学的”，母亲露出少有的微笑。“嫁女要嫁读书郎。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民谣，如果不读书，连老婆也娶不到。”典型的实用主义。她不因为她的父亲是知识分子闹革命被杀了头，不因为她的丈夫是知识分子而遭来“右派”的横祸而改变对读书人的敬重。“我受再多的苦也要让我儿女读书。”这种观念比我父亲还强。父亲一度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才被打成“右派”，泄愤于读书。有一次，他受批斗后回家，把我的装有全部课本的书包丢在灶里烧掉；中止弟弟读高中，让他去陵水跟表哥学修理自行车（后被我们制止才恢复学业）。

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大学。好象一剂強心剂，全家人欣喜若狂，尤其是母亲，她供我小学读书功苦最大。“不让我儿子读中学，我儿子现在考上了大学。”母亲的自豪。晚年，母亲常常数家里出了几个大学生“儿子，儿媳，内孙，外孙，孙媳，孙婿，哈哈都是大学生。”她经常与别人说：“孙子李会是我带大的，现在是个博士，我们家出了个博士。”别人逗她“阿婆，博士是干啥的？”“博士是认字比我多一点，可能比我儿子也多一点的读书人。”不乏幽默。

母亲对儿女，孙子的爱是那样的深情无私。“重男轻女”的观念比较薄弱，几个子女中，城珍姐最聪明，活泼，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父母对姐姐的宠爱，连我都有点妒忌。姐姐走后，每逢过年过节，母亲都单独设一席饭菜，烧香烧纸钱祭拜姐姐......姐姐走了近50年，每逢提起姐姐都是泪流满面。

1980年代，父母在广州与我们一起住，有一次城珠妹阑尾手术，我们瞒着她。当她知道此消息后，叫我马上买票让她回去，责怪我们瞒着她。为了减轻珠妹的负担，把珠妹的女儿来君带来广州和我们一起生活几年。珠妹嫁在农村，个子小干农活很辛苦，母亲希望我们多照顾。有个机会，珠妹可在镇上买房子。我们凑够几万元，母亲自告奋勇带回乡下。母亲没见过这么多现金，弄个袋绑在身上，紧张得不行，为了女儿她顾不上一切。

她敬重儿媳和女婿。小玲与我母亲相处几十年，情如母女，从没红过脸。说小玲待她比我还好。别人夸她的媳妇城市人学历高，不嫌弃农村人，婆媳相敬如宾。“我家小玲当然好啦，不然，我儿子也不会娶她。”表扬儿媳同时也不忘为儿子争面子。她还经常说我弟媳对她好，有病时帮她洗澡，照顾细微。她对两位女婿非常满意。

家里几位孙子，父母亲与李会相处的时间较长，比较偏受。很奇怪，婆孙有一种“心灵感应”。1983年8月15日凌晨4点，母亲敲我的房门，催我马上去白云区医院，当时小玲在医院住院待产。“小玲生产了！”母亲显得很焦急，“你怎么知道的？现在医院还没开门，不让探望。”“我刚梦到有人抱着又胖又白净的男孩给我，说是我刚出生的孙子。你不去我自己去！”我俩到医院，母亲看到李会，激动地说：“与我梦里的孙子一模一样。”出生的时间也是4点。我的好朋友侯麟仔那天刚好住在我家，他常提起李会出生那天的事情。“你老妈那天笑得很灿烂，象个孩子。”母亲有时对李会的宠爱不惜破坏原则，我们怕小孩吃荔枝上火，只准他一次吃两颗。母亲却抓一把让李会躲在被窝里吃，她守在房门口望风。李会两岁时第一次回农村，看到地上有鸡屎，老踮起脚尖走路，母亲说“阿婆以后不养鸡了。”我说让城里的孩子接触一些动物好，母亲才改变主意，在屋后设鸡圈，不让鸡跑到屋里拉屎。在老家，有一间房间为李会假期专用，平时母亲不准别人住，连房间的桌椅用品都不准乱动。

李会读大学后，母亲每个星期天上午都呆在家里不外出，等待李会的电话，两婆孙默契10多年。母亲患老人痴呆症那几年，还老说等李会有孩子后她要到北京帮带孩子。

李会对阿公阿婆的感情很深，他懂听海南话，但用海南话表达却有困难，平时打电话也只是礼节地叫两老注意身体。回到老家，默默地陪着阿婆，听她老人家无休止地拉家常……那年，母亲跌倒骨折送海口住院手术。第二天李会从南京飞回海口，要求一个晚上值班单独守护阿婆，别人说不方便，他坚持在病房里看书陪到天亮。

1980年父亲正式平反恢复工作，我们家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环境都有了大的改变，父母亲开始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母亲多年由于压力造成的“胃痉挛”也消失了，与儿孙一起享天伦之乐。老家盖了楼房，生活设施配备齐全。母亲感概生活的变化“以前每逢刮风下雨都忧心重重，屋里到处漏水，1973年房屋被台风吹毁，爷爷被砸伤。用了几年才勉强搭起简陋的房子，应付简单的生活。现在好了，可以安心地听屋外的风声雨声，观察在风中摇动的椰树。”母亲成了令人羡慕的“幸福老人”。

母亲一生与人为善，教育我们子女要善良，懂得感恩。我们小时候，母亲经常叫我们去帮助村里的孤寡老人，逢年过节，让我去请那些比我们更困难的朋友到家里吃饭。以德报怨，那些歧视过我们的人，她一概不记仇。“事情已经过去了，人要大量，有多大量才能有多大福。”她经常提起某某人曾肯借钱给我们家交学费，某某人曾经偷偷地帮我们，在受压迫的情况下为我们讲公道话。我都记下了并给这些恩人提供帮助。

妹琼姑，月琼姑在我们受到不公正待遇，困难重重的时候，不离不弃尽力帮助我们；母亲娘家的舅公，姨妈常伸出援助之力。“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母亲，我会做到的。

几年间，母亲跌伤骨折，做了两次手术，她顽強地与伤痛斗争，恢复行走。晚年开始患老年痴呆症了，情绪不稳定，有时大喊“你们又要来害我了，我现在不怕了，我的孩子长大了，不怕你们了。”思绪回到那不堪回首的岁月......经朋友介绍，服用抗抑郁药物才使其情绪安定下来。亲爱的母亲走了，等不及我们春节团聚。

送母亲那天，村里老少绝大多数人都来了，许多亲友从海口，三亚等外地赶回来送行，大家赞扬我母亲的善良，聪慧。说“善终为五福之一”，是母亲一生善良所修得的正果。

慈祥善良的母亲走了，留下了倔犟的老父亲。相濡以沫70年，平时虽有争吵，彼此却离开不了。我们叫他跟我们一起到广州，或跟弟弟到东方市生活，父亲不愿意。“我走后，如果母亲回家，家里没人怎么办？”元宵节那天，叫我们早点打开大门“你们妈妈今天要回家过节。”叮嘱再三。

母亲静卧在我们家的椰林之中，这片椰林里有我爷爷奶奶种的老树，母亲和她的儿女媳妇孙子种的幸福之树，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亲友种的友谊之树。母亲守护着这片郁郁葱葱的椰林，守护着不远处的家园，每天聆听着鸟儿的啼鸣，聆听着家里父亲弹奏的熟悉的琴声。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

李城丰（2018年4月5日。清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