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撷英（读《明史》之三一） 明代宗室王府的男人们

平民

明代故事多多，其中不乏精彩和惨烈。但很少有人留意到，以明太祖朱元璋为首的帝朝宗室，还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人口生产望族。在和平富足的生活环境中，不到三个世纪，朱氏帝族就从一人扩张到超二十万人（不怎么靠谱的说法是百万之巨）。一个家族人的繁衍能力这样强盛，足以让人瞠目结舌，莫名惊诧。如此这般的后果更是恐惧，不少人认为，明朝灭亡，压死骆驼最后的稻草，其中就有一根，是庞大的皇室家族加在朝廷财政上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据实看来，这种说法倒真的是不为妄谈。

那么，这一病态表现到底是怎样形成的？

家天下，是专制的代名词，但凡封建帝王，无不把皇权在家族内部的承续作为头等大事。这方面，除了人们比较热衷的皇族内部帝位传承“选嫡”和“选贤”的纠结，以及皇室争夺皇位的勾心斗角、血腥厮杀之外，帝王们还要完成一个使命任务，就是生育子孙。因此，帝王后宫便有“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也就是民间常说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其实各个朝代具体安排各不相同）。三千佳丽的云集，在满足帝王欲望的同时，客观上也为“龙种”繁衍、皇室人丁兴旺，后继有人创造最大的可能性。凡事总有利弊，人丁兴旺，固然可以保证帝位在代际间顺利进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貌似强大的血亲核心，但同时也可能在皇族内部引发“众王争嫡”、手足相残的残酷斗争。

出于农民对家族、家庭拥有数量充裕的人口、劳动力的本能和朴素渴望，朱元璋毫无疑问会对皇族大家庭的人口数量质量有着无限的想象，自己也是以身作则，取得了生育二十六子（早殇二人）、十八女（早夭二人）的骄人业绩。同时，作为政治家和皇族创立人，他对皇亲宗室如何管理控制，怎样兴利除弊，也有深刻考量和具体安排。其之虑，最核心紧要之点，用《明史·诸王列传》的表述，就是“矫枉鉴覆”，“杜汉、晋末大之祸”。无论如何，他也不能接受西汉“七王之乱”和晋末“八王之乱”那样的悲剧在本朝重演。多方权衡，最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明代宗室制度。

有关的制度，针对的对象，主要是皇帝宗亲中的男性，公主们也有涉及，但主要是名爵俸禄等政治经济待遇。

朱元璋对待自己的子孙，明显有别于人们印象中的刻薄寡恩，甚至不近人情，其发自内心的疼爱关怀，与敦厚善良的农家翁十分相像。在“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理想预期框架下，他视皇室宗亲为帝权统治的基础和象征，是社会成员中最应该尊敬也是必须无条件尊崇的顶级阶层。政治上除了皇帝独揽的专制权力不容染指，其它一概从尊从优。

明制规定，“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属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亲王在明朝的地位仅次于皇帝，哪怕是异姓王，公侯和朝廷一品大员，见了亲王，都要跪地拜谒，决不允许平等施礼，名爵地位差别有质的区分。亲王等宗室成员，在明朝均由朝廷俸禄供养，亲王的“岁禄”大抵是朝廷一品官员俸禄的七倍左右。在藩地，朝廷都要为就藩的亲王建立藩王府，供其居住使用。亲王府虽“下天子一等”，但也足够规模宏大，气势逼人。按照规制，城中城的亲王府，面积约为三十三万平方米（五百亩），明时南京皇宫约为一百万平方米，北京皇宫则是七十二万平方米。府中有三重正殿，格局功能与紫禁城三大殿相类，只是形制规模要小很多。府邸四周有高大的城垣环绕和四个城门，各类建筑物的总数在一千间左右。皇帝称“万岁”，亲王称“千岁”，相差一个数量级，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巧合，皇宫和亲王府的建筑物数量也差不多相差一个数量级。“之藩”的亲王有自己的官属，主要是朝廷指派任命的长史司官员，左、右长史一般为正五品，下面还有一些处理具体事务的官员。洪武时期，亲王府有王府护卫指挥使司，每府设三护卫，甲士人数不等，处于军事要地的如北边守藩“九王”，护卫规模则明显大于一般王藩。只不过承担亲王府护卫任务，有与京畿“卫”相同的指挥体系和将官配置的“卫”，都隶属兵部，实际指挥权归朝廷乃至皇帝掌握，并非亲王府的私属武装。

亲王“世袭罔替”，一般由亲王的世子（嫡长子）承袭。“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则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其它的亲王之子，“年十岁，则授涂金银册银宝，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冠服视二品”。郡王地位待遇又下亲王一等。按立府规制，面积基本在一万平方米之内，规范建筑的房屋仅有四十六间。明朝礼法规定，郡王及以下宗室爵位人等由藩国亲王节制管理。郡王府属官只设教授（从九品）和典膳（正八品）二职，教授职至多二人，典膳职一人。

郡王之子，除世子外，均“授镇国将军”，子孙辈，“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所有宗亲，无论子息多么繁多，均必须接受皇帝和专司皇族管理的宗人府管制，“生也请名”，“长也请婚”，“禄之终身，丧葬予费”，最终至少在表面上营造出了朱元璋希冀“亲亲之谊笃矣”的皇族和睦景象。

对于以“分茅胙土，藩屏国家”为宗旨设立遍及全国重要城市和军事重镇的王藩，朱元璋心里有一底线，就是所有王藩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对专制皇权构成威胁，更不允许“同室操戈”的祸端存在。因此，朱元璋在优待富养宗室成员的同时，也对藩王们实行严格的政治限制，即被后世称为巨大变革进步的“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藩王规制。“分封而不锡土”，将王藩从以往的“食邑王国”改变成为王府驻属之地，分封之王一律由朝廷俸禄供养，藩王没有自己的王国土地建制，进而从根本上抑制消除他们与朝廷抗礼、与民众争利的欲望和制度空间。“列爵而不临民”表明，享有显爵的藩王，在体制上没有统辖地方民政事务的职责权利。“食禄而不治事”，就是藩王享受俸禄，不需要承担藩地治理的责任义务。三大政策汇集到一点，就是彻底切断藩王与朝廷治理之间权力和使命等方面的联系，把他们屏蔽在与皇权了无纠葛的政治真空地带。而且，对藩王行为，也有严苛到不近人情地步的约束规则，朱元璋的《皇明祖训》，对藩王及眷属这方面的规定就超过三十项，如对“之藩”后的朝觐，规定“凡亲王每岁朝觐，不许一时同至，务要一王来朝，还国无虞，信报别王，方许来朝。诸王不拘岁月，自长至幼，以嫡先至；嫡者朝毕，方及庶者，亦分长幼而至，週而复始，毋得失序”，其中要害，每次只能有一王进京，后继者必须待前者正常回到藩国，上报朝廷，方可应诏入京朝觐，防的是什么，就是不让藩王之间有任何彼此交结的机会。日常时，严格规定，藩王不得擅自离开王府所在的城池，更不得游历天下，即使“出城省墓”这样的日常事宜，亦须“请而后许”，方能进行。至于与地方官员私下交往等敏感问题，基本都在禁止之列。

朱元璋在世之时，尽管对就藩亲王有严格的政治约束，但他也希望亲王们能在维护皇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安定方面起积极作用，“九王戍边”的战略举措，就是其中最突出的标志，也收到了比较好的成效。出乎他意料的是，他的藩王治理政策，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就遭受到燕王朱棣“靖难之役”的严峻挑战。被建文帝朱允炆过激的削藩政策逼到绝境的燕王朱棣，以八百兵士起义，凭着自己的雄才大略和对手的无能，成功实现绝地反击，夺得皇位。尽管明成祖执政创造了明朝立国之后又一个辉煌年代，但他毕竟是藩王通过“不守规矩”夺得皇权，客观上让朱元璋之前的精心设计成了众人嗤鼻的“笑话”。但御极的成祖朱棣，在削藩等问题上并没有改弦易辙，相反，对宗室的管制更加变本加厉，采取以柔克刚的策略，在加大怀柔优待的同时，进一步削减朱元璋赋予藩王屏障皇权的物质基础，缩小藩卫规模，终止藩王参与军事行动的指挥权，用更加严格的规定，隔断藩王彼此间以及与地方官员的联系，“防闲过峻，法制日增”，“藩禁严密，一至于此”。哪怕是对被挟持参与靖难之役、有功的宁王朱权，虽有“事成之后，平分天下”之约，朱棣亦背诺将其改封南昌，视作一般亲王。强权之下，宁王朱权只得韬光养晦，“构精庐一区，鼓琴读书其间，终成祖世得得无患”，在论道雅致中终其一生。

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宗亲皇室，除了登上皇位的那一支，到了永乐朝，彻底沦为被尊贵优裕的“象牙塔”镇压的“金翅鸟”，“徒拥虚名，坐縻厚禄，贤才不克自现，智勇无所设施”，堂堂一众皇族，生生活出了一付“猪”模样。

禁锢在孤城王府中的宗室子孙，“二百余年间，宗姓实繁，贤愚杂出”。其中自然不乏不甘寂寞的狂妄之辈。轻者依势枉法，草菅人命，任性侵掠。《明史诸王列传》中多有这方面记述，第一世亲王中，秦王朱樉“不良于德”，晋王朱棡“性骄，在国多不法”，俱因“太子力救得免”。后世藩王中的不法者，情形愈烈。五世鲁王朱观定（应有火字旁，数据库无此字），“游戏无度，挟娼乐，裸男女杂坐。左右有忤者，锥斧立毙，或加以炮烙”，荒淫且残忍。三世荆王朱见㴋，怨其母偏爱同胞弟都梁王朱见溥，“锢母，夺其衣食，竟死，出柩于窦”，凌辱亲生母亲的做法惨绝人伦。不仅如此，还“召见溥入后院，箠杀之。殆其妃何氏入宫，逼淫之。从弟都昌王见潭妻茆氏美，求通焉。见潭母马氏防之严，见㴋髡马氏鞭之，囊土压见潭死，械系茆妃入宫”。禽兽之为，无所不用其极。在王府之外，“尝集恶少年，轻骑微服，涉汉水，夺人妻女”。出于自保，他另一同胞弟樊山王朱见澋向孝宗皇帝告发他的丑行，“帝御文华门，命廷臣会鞫”，最后给出的处罚也仅仅是“废为庶人，锢西內”。虽则严重，但还活着，并且有可能再复爵位。恶人必有恶报，两年后，禁锢中的朱见㴋因新证实的“私造弓弩，与子祐柄有异谋”，涉及谋反，方才被孝宗“即令自尽”。

诸如此类的不法行为，因何在皇族宗室一再发生？这就不得不提及朱元璋对待皇亲宗室的一个错误政策。现代法律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但在皇权专制的明朝，朱元璋明确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既不受包括《大明律》在内的法律约束，也不在正常的朝廷官府的管辖范围之内，能够管他们的只有温情脉脉的“家法”。实际情况是，除非危及国本皇权，最恶劣严重的罪行，也大多会被皇帝轻描淡写的一句“朕欲生之”，大而化小，轻轻放过。前面提及的荆王朱见㴋，那样的残忍暴虐，荒淫无道，灭绝人性，就因为他与孝宗同为仁宗支脉，迫于情势一开始给出的处罚只是罢爵禁锢，而那位被侵害侮辱的都梁王妃何氏则被勒令自杀，全然没有任何天理公道可言。

宗室违法最严重的，当然是直接挑战皇帝的谋反作乱。朱棣的“靖难之役”，从法理上讲亦应归于此，但从“胜者为王败者寇”的角度看，似乎又可作出截然相反的解释。对皇权的觊觎，始终是大多数有想法的人心中隐约的梦，得“近水楼台”之便的皇帝子孙更不例外。成祖朱棣之后，尽管加强防范，但仍一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动静闹得比较大的，先有带有“现世报”色彩的朱棣之子汉王朱高煦，一直怀有异念，未能得逞的他，在其侄儿朱瞻基登位之后，“照葫芦画瓢”，也来了一次“靖难”，战役刚拉开序幕，宣宗朱瞻基率领大军“亲征”，尚未开战，汉王便率先胆怯，土崩瓦解，归于失败。后来就是朱元璋五世孙，第四代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发动叛乱，称帝仅四十三天，未等御驾亲征、姗姗来迟的武宗皇帝到达，就被“牛人”王阳明捕捉战机，一举平定。朱宸濠叛乱，客观上也算是他为自己的曾祖父、第一代宁王，了却了与燕王朱棣靖难时结下的恩怨。同时，他的叛乱，也让人们知道了大学问家王阳明，不仅在“心学”创立上才智卓然，而且在领兵打仗方面也是一个非常了得的帅才。宗王图谋造反的，还有太祖的孙子、广通王朱徽煠，与朱宸濠同属一朝的安化王朱寘鐇，这两位王爷基本都是风起即息类型。四位宗王的失败，严格意义上都是拜燕王朱棣“靖难”成功所赐，是永乐年间更加严密的藩禁制度，让来自藩王的威胁缩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连带的副作用，就是真正到了李自成起义和满清入关的朝廷危急时刻，遍及全国众多城市要地的藩镇，再也无力勤王抗敌，无可奈何地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养尊处优的宗室男儿，即便按常规计算，其中德性品智占优的比重，怎么也不会少于百分之二十，绝对值应该数以万计。明代宗室中，历史评价较高的贤王有如蜀王、朱元璋第十一子朱椿，其“性孝友慈祥，博综典籍，容止都雅”，曾被朱元璋誉为“蜀秀才”。就藩成都，“时诸王皆备边练士卒，椿独以礼教守西陲”。“番人入寇”，他一方面奏请朝廷派兵征伐，使“番人慑伏”，另一方面，从王府自身做起，严明王邸纳贡，“悉免宣索”，带动蜀地杜绝“不逞者构致”之患，“蜀人由此安业，日益殷富”，“川中二百年不被兵革，椿力也”。“自椿以下四世七王，几百五十年，皆检饬守礼法，好学能文”。时称蜀多贤王，举其家范为“诸宗法”。一直到张献忠“陷成都，合宗被害”，也算是满门仁义，慎始善终。其它如秦简王朱诚泳，不仅自己“孝友恭谨，尝铭冠服以自警”，而且还将朝廷赏赐的土地交予“军民佃以为业，供租税，岁歉辄蠲之”，在长安建“正学书院”和军校子弟“小学”，“延儒生教之，亲临课试”，使得当地文风大盛，得“贤王之名”。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不少，但整体而论，贤者的比例一直在“鲜者”之间。然而皇室严格规定，宗室成员不得参加科考，不得与民同业，这样，具才智之力的藩王，既不能逞做官牧民之志，也不能操士工农商的百姓之业。无所事事、循规蹈矩的宗室成员只能在富贵窝中“躺平”，养尊处优，浑浑噩噩了此一生。但男性们的雄性荷尔蒙总要找一出口尽情释放，于是，便导致明代宗室人口畸形膨胀的怪象。赫赫王府，成了朱氏子孙的“繁殖场”。藩王府中的男人们，更是在利益驱使下，将生育子女作为生财之道，乐此不疲。明制给予宗室的俸禄非常优厚，即使是最低一等的奉国中尉，俸禄亦有两百石，比拥有大学士衔的内阁成员的俸禄还要高，更何况那些辈分较高的郡王将军爵位。多生一个龙子龙孙，就多一份可观的俸禄收入。于是，王爷们便放开手脚，拼命地“生孩子”。弘治五年，山西巡抚向朝廷呈奏章，报告封地在山西的庆城王朱钟镒第九十四子出生的消息，引得舆论哗然。不过这一纪录很快就被别的王爷打破。收录宗室子弟出生的“玉牒”，也就是皇家宗室档案，洪武时只有五十八人，永乐朝增至一百二十人，嘉靖朝达到一万九千人，到了万历年间更是突破八万人，此时距离崇祯末年，正常还可以再生一点五代人。总数超过二十万人的宗室，对于朝廷财政已然成为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明中后期，朝廷议及宗室，主要话题，一是藩王违法妄为，再就是宗室俸禄供养乏力。同样是晋王所在的山西，最初封藩在此的只有晋王一人，到了嘉靖年间，封爵的宗室成员就上升到一千八百五十一人。同样是这个时间，山西一省每年存留米麦只有一百五十二万石，但要支付的宗室禄米竟有三百一十二万石，亏空超过一半。

此时的藩镇，已经不是藩护皇帝统治的屏障，而成了毁坏江山社稷的毒瘤。到了崇祯年间，内有李自成义军冲击，外有满清虎狼之师侵扰，危急时刻，此时尚存的五十六位亲王和众多郡王皇亲，即使有勤王救国之心，也因才能限制，使不上劲，出不了力，煌煌二十余万众，因为聚财囤富，先一轮成为农民义军“吃大户”的首选，后一轮则都变成了满清王朝推翻明朝政权“斩草除根”的刀下亡灵，几近灭绝，再也见不到太祖、成祖等先皇驰骋疆场、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一众皇族“龙种”，就这么蜕变成阳刚锐气尽失的“跳蚤”。明代宗室男人们的悲剧命运，告诉人们，“明代王府”这样的狭隘之所，尽管有荣华之崇，但对于男人，绝不都是天堂，更多的是恶人做祟、正常人香消玉损的地狱。

2022.4.29.于淮水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