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父的夏天 (1)

艾华

舅父的夏天 一 舅父西去差不多快两年了。 那是七月盛夏的一天，果州气温呼呼呼地一下飙升到39℃，踩在马路上仿佛火在烧脚。有些熬不住热的市民干脆搭起凉板床赤膊上阵在街沿边屋檐下过夜。天气热人就烦躁。舅舅一早起来和家人拌了几句嘴，甩下一句不用管我便下了楼。 快到中午他才回来。歪在椅子上大汗淋漓双目紧闭，面色苍白又带一丝潮红。何姨急忙把他送进医院，挂了一个急诊号，吊针一瓶接一瓶，"折腾"了一整天未见起色。医生将他推进了重症监护室。不知又过了几天，当我得到消息连夜驱车从几百公里外赶来，舅舅已被送去了西山殡仪馆。 舅舅命苦。从娘胎里出来才几个月还不会走路，就碰上了日本军机轰炸果州。那时川北一带几乎没什么防空力，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想怎么炸就怎么炸，而且时不时来一下俯冲，追着人用机枪扫射。舅舅年幼，身不由己，只能被爹妈或姐姐抱着，隔三差五地"跑飞机"。不知是不是炮弹爆炸声震伤了耳膜，舅舅长大后耳朵一直不大好使。你轻声和他说话，他不理不睬的似乎没听见。你若突然加大音量，他准会瞪你一眼，意思是请你客气点，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开。 舅舅命苦，却也命大。果州虽地处偏僻，那时也是川北最大的城市，城里少说也有好几万人吧。在日本军机轰炸果州的那几年，丢命的，受伤的，家破人亡的不计其数。他不过是刚满几个月的穷孩子，却能在敌机多次轰炸的断壁碎瓦堆中爬出来且毫发无损。舅舅还有一个哥哥，两位姐姐，一个病死，一个失踪，还有一个被炸得无踪无影。独有年龄最小还站立不稳的他和相差十来岁的大姐侥幸地活了下来。 舅舅这位大姐，后来就成了我的母亲。 五十年代初，果州爆发了一次疟疾传染病，据说丝三厂就死了一百多人。母亲属于重感染病人，组织上将她送往川北古城治疗，舅舅作为护理也一同前去。 那时川北不是一个地区，而是省级行政区，直属西南局。川北行政区首府驻南充，由胡耀邦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军区第一政委兼川北行署主任。幅员面积包括南充、遂宁、达县、剑阁等四专区一市三十多个县。古城当然在川北行政区管辖之内。那儿有一个教会医院，医资力量并不比果州差。 当时舅舅还在读小学。外公发话了，你姐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治病，人生地不熟的，你不去护理谁去？这样舅舅就停了一学期的课。 那年头果州到古城还没公路，当然不通车，只能启动人人自带的11号车。疟疾病人时冷时热，浑身无力，站起来都困难，更不用说走。公家雇了两乘滑杆，母亲坐一乘，舅舅坐一乘。舅舅已有十二、三岁，哪好意思坐滑杆让别人抬。同行的还有一位医护姐姐，与母亲年龄相仿。尽管舅舅姐姐长姐姐短的再三拉她去坐，可医护姐姐就是不肯。她说，这是领导安排病人和家属坐的，我决不能坐，这叫制度。 那时果州到古城有一条土路，与农村机耕道差不多，宽的地方可过人力板车。其路线与如今的212国道不同，既不经西充，也不过南部，而是经滢溪、芦溪、李家，过东坝到古城。近三百里路，足足走了三天。母亲当时只有70来斤，舅舅就更轻了。四位抬滑杆的农民大哥身强力壮，并不感到有多吃力。唯独苦了那位医护姐姐，她背着沉重的药箱和医疗器具，途中还要给病人打针、喂药。或许没走过远路罢，她两只脚板都打了不少血泡。 不久我两岁多了，走路应该没问题。但我爱偷懒，总喜欢骑舅舅的马马。就是双腿以他后脖为中心跨在舅舅肩上，他抓住我双手扛着小外娚在街上走。那时婆婆还在乡下，父母都要上班，我时常赖在外婆家混吃混喝。星期天舅舅不上学，他的休息时间几乎全被我霸占了。不光是骑马马，还要他扛着我去买甜糕。那是大米加少许糯米经浸泡磨成米浆，舀在一个个小格子里蒸好的绝佳米糕，一分钱一个。咬一口，又软又甜，满嘴喷香。一个字一一爽！那时开米糕店的比卖馒头的还多，光是禹王后街就有好几家。但后来卖馒头包子的渐渐多了，开米糕店的就越来越少了。去年我到禹王后街挨家挨户去逛了一圈，连米糕店的影子都不曾看见。 　　二 转眼我就三岁了。爹妈见我太贪玩，就在星期天给我加任务一一教我认字。从一二三四五开始，还有工人、农民、解放军，工厂、农村、学校，毛主席大救星，社会主义好等内容。和当时职工夜校扫盲班教的差不多。他们将硬纸壳剪成豆腐干似的小方块，上面写着核桃大小的单字，有板有眼地教我认。单字与单字还可以组词，学起来方便。有一天，外公从水果店回家，刚好碰见我们在用功。他当场就发飙了。你们这是干什么，图洋盘、赶时髦？新社会规定七岁开始读书，他年龄一半都没到。我过去读私塾，再小也得满五岁才行。自从盘古王开天地，也没三岁就发蒙的规矩呀？你们这是望子成龙，还是拔苗助长？ 外公读了五、六年私塾，又从女儿女婿那捡了不少新词，讲起大道理来一套又一套的，父母难以招架尴尬不已。这时舅舅出来打圆场了。爸，你别发气。姐姐、姐夫也是为孩子好。不着急，慢慢来，慢慢来。 爹妈并不死心，趁外公不在家时偷偷地继续教我认字。但后来还是被外公发现，双方又闹僵了。 其实爹妈让我三岁认字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事出有因。据母亲后来讲，我满周岁时，请了一屋子的亲朋好友来看我抓周。什么小玩具、纸花、水彩盒、糖果、钞票、小字典、指南针、乒乓球……花花绿绿，帅大的一桌。这都是舅舅花了一整天功夫精心准备的。而我似乎没理解他们的苦心，只是抓了一只钢笔紧紧捏住，还将笔头放进口里抿。母亲认为我爱学习，于是就有了教我认字的举动。但这事由于外公的坚决反对，加上父母忙起来也顾不上管我。在我认得百十字以后，三岁发蒙的创意也就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外公家住下半城东学院街。斜对面就是民族小学，舅舅就在这里读书。他虽停了一学期，去古城护理母亲时课本也带上的，抽时间也看看。下学期开始了，他没有留级，接着继续读。那时我已三岁多了，不好意思再骑舅舅的马马，只是一如既往地老是缠着他玩。谁知舅舅越来越忙了，白天上学，晚上赶作业，星期天还要补上学期的课，常常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我心里很不痛快。刚好那天周末，民族小学已经放学了，舅舅还没回家。我不想听外婆在耳边唠叨，便去学校找他。原来还真的是老师在教室给他"开小灶"。我知道舅舅很快就要考初中了，他欠了帐，不加油不行哦！ 我静静地坐在舅舅背后，等了好一阵他才向老师告辞拉着我回家。 刚出校门没走几步，我扑通一下掉进了阴井里，舅舅脸都吓青了。 民族小学大门外临街处有一口阴井，平时都是盖着的。不知是哪位粗心的环卫大叔，清除污泥后忘了盖上。那天舅舅走得快了些我没跟上。一脚踏空就掉了下去。 那阴井有一人多深，幸好下面没水，只有厚厚一层半干半稀的污泥。踩上去软软的。我没事，只是鞋陷在淤泥里。要是满满一阴井污水，那我就惨了…… 舅舅在上边大声呼救，门卫大爷过来看住我。舅舅跑回学校找到班主任老师，还借来了竹梯。老师下到阴井里把我高高举起，舅舅在上面抓住我的双手，把我提了上去。 回家路上舅舅再三打招呼，这事千万千万不要告诉你妈，也不要给家里任何人讲。你如果说了，我从此不理你，也不给你买甜糕。我当然不担心舅舅不给我买甜糕。但我心里明白，这事若说出去，挨骂的只能是舅舅，弄不好外公外婆都会责骂他。舅舅对我这么好，我不可能让他受委屈。于是回家后撒了慌，说是自己不小心踩在稀泥巴里把鞋弄脏了。不过这句话是我和舅舅事先商量好了的。 一直到我鬓发微白时，我曾当着母亲的面对舅舅提起此事。他笑了笑，我哪有你记性好？几十年了，记不清了。母亲瞪了我一眼。你有本事，瞒了我五十多年。不过还算你命大。我回应道，是舅舅命大。日本鬼子丢了那么多炸弹他都没事。一个阴井还能把我怎样？我不过是托舅舅和母亲的福，沾了一点光。 随着时光的流逝，舅舅和我都慢慢长大了。我高小毕业，舅舅大学毕业。他读的是成都工学院(1)水利系五年制本科。那时候大学生金贵，包分配的。他成绩好，校长建议他留校任教，还可继续深造。要不留在省城也行，发展空间要大些。这些他都婉言谢谢了："如果领导同意，我还是愿意回家乡"。因为那里还有他的姐姐。在舅舅看来，家乡似乎比省城更可爱，亲情当然就比仕途更为重要。由于舅舅的坚持，他顺理成章地就被分到了地区水电局。 舅舅参加了工作。我跨入了三中校门，早已过了贪玩的年龄了。我那时读的是寄食寄宿，每到周末才回家一次。我排行老大，星期天多少得帮母亲做点家务，如煮饭、洗碗、买菜什么的。我不会再去粘舅舅，他却每周星期天都来找我，叫我上他那吃午饭。下午还不让走，非得吃过晚饭才放我回家。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不去吧，一过上午10点，他准会到家里来请，那样我更不好意思。去就去吧，外甥吃舅舅，也不算过分。 那时已是六十年代中期，城市居民温饱已经解决。但猪肉每人每月只供应一斤，凭票购买。机关单位要松动些。水电局就更不一样了，修水库、建电站，水电局职工都要到现场勘测施工，和农民打成一片，关系融恰。每到周末，农民朋友往往会送来一大块猪肉或半筐鲜鱼，水电局当然要付费的，只是价格要优惠些。其实这不是钱的问题，那年头，没有票证，有钱也买不到这些紧俏食品。 水电局职工有口福。我也跟着舅舅沾光。平时我在学校开伙，每周星期三中午才有蚕豆大的几块红烧肉，其余六天十七顿全是不见油腥的素菜，吃得清肠寡肚、心欠欠的。到舅舅这儿过周末，中午有肉吃，晚上有鱼吃，只要消化好，可以敞开吃。除了舅舅这儿，哪里还有这等美事呢？ 倒不是我贪吃。在那个简衣少食、营养不良的年代，改善生活不让人吃亏，的确是人生第一大事哟！ 往前再推几年，生活条件还差些。就在那自然灾害饥肠辘辘的时期，舅舅哪怕只有一块野菜馍馍，都要掰一半给我。那时我在读小学，舅舅高中还没毕业。他的口粮比我多。一到周末，他还时不时地把他不多的饭菜挖一些给我。不光如此。从小到大，从蹒跚学步到长大成人，哪怕是参加工作早已解决温饱之后，他对我都是满满的关爱，几十年如此，一以贯之，从未懈怠。有什么好事他总惦着我，有机会聚餐时差不多都是他买单。这就不单纯是吃顿饭的事了。这是一份爱心，一份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可如今他走了，急急忙忙地走了。在这之前，我的爹妈已先后西去了。再没有谁能这样关心我了。老一辈亲人差不多全走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