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的回忆（摘自陈钧成回忆录）

陈大联

二两肥肉过春节

1959年，日子很难，春节还是要过的，只是很萧瑟，这是千百年少有的事。在计划供应年代，政府没有供应一两猪肉，美其名曰“过一个革命化春节”。

这年三十，家家都是素菜，同时素菜也是紧张。我家虽然只有一碗芹菜，但菜里还有点肥肉。这么困难得年头，哪里来得肥肉呢？

原来，我的母亲认识一位安庆西区钱区长家保姆，她在做菜时，割下一条约二两肥肉，用纸包了送到我家。

朋友明武家里没有菜，晚上和我一道到了我家，正好碗里还有一点肉腥，这在当时也够丰盛的了，这一点一点的荤菜还招待了客人。

抬煤换锅巴

1960年一天，拉车同伙老严叫我明天起早点，到江边抬一筐煤给小吃部，就可以吃到半斤锅巴，这条件够诱惑的了。

次日老严就早早地等着我，到江边上好一大箩筐煤，抬着就走，这煤不知是哪个厂的，反正是偷，但也无人过问，非常时期活下来最要紧。抬到新义街口小吃部，店组长给老严和我各称了半斤锅巴，用下元宵水泡着吃下，吃饱了肚子。

元宵水，就是小元宵的锅水，沉淀不少粉末，一碗元宵水，足有一两粉。

当时米不够吃，不知道谁创造发明炒米下锅煮饭，米饭煮好了量多些，家家都按此法炮制，实际上量多了，质还是那么多，不经饿，你糊它，它糊你，个个饿得发慌。

六零年抽香烟

饥荒之年，不知为什么“一荒俱荒”，在主副食口号“以野代家”，不但适用于口粮，也适用于烟草，事实也是如此。

这时期纸烟，除真正名牌，保持质量不变，这种香烟属于“特供”，市民买不到。其余品牌的捲烟，全部用荷叶制成，顶多也不过放二成烟叶，连这样的卷烟，先是买不到，后来凭票供应，瘾大的人，买一个烟斗，把茶叶末当烟丝过把瘾。

一次我的婶母从江南来，带了半把斤烟叶给我，这是最佳礼品了，还带了一点烟籽给我在墙边种植烟叶。

在这时期，万物紧缺。文化生活照样繁荣，我们拉车劳动之余，晚上和几位同事去戏园看看戏，以弥补精神上空洞，我们前排坐的客人，不知从那弄来的香烟，阵阵烟雾，朝着我们鼻孔扑来，我们都是烟鬼，正在扛皮，受不了浓烟的袭击，有人说不看了，走吧！就这样全部退场。

这时，路上没有抽烟的，也没有丢烟屁股的，偶尔发现地上有烟蒂，都有人弯腰俯拾，我曾看到不少穿着衣冠楚楚的人，为一个丢弃的烟头而折腰。

我们经常替贵池驻安庆小组送货，他那组长答应卖两包香烟给我叫晚上来，我高兴地吃饭洗了澡就去，他出去了，我一直等他三个多小时才回来，换句话如果等钱，我可以不要，等烟才有这样大的魔力。

我从拉车队又调去当保管，这时他们不知用什么紧俏商品，换回一批山东产香烟，有红鹰牌、军号牌和晨光牌，约百余箱，烟丝是黄的纯正烟丝，奇货可居，凭经办人条子购买，是一场权情交易。我当保管的，也只能有买几包的好处。

香烟，直到文革前后，供应都很紧张，有时凭户口供应一到两包，牌子是“313”，人们叫“咪多咪”的，大部份用荷叶制成，你能抽得到，还是好东西，外包装非常简单，一张白纸，印着313牌香烟，几个字而已。

原先香烟包装，外一层玻璃纸，合盒一层锡纸。后来出于节约，改用防潮纸包装，再节约，就纯用一张白纸，再节约，一包烟只用一张纸，如近梅雨天，香烟几天就生白毛。

后来，抽烟档次上有句民谣：公社干部锡纸包，大队干部水上漂（东海牌），小队干部猫对猫（双猫牌），社员抽的是白纸包。

高档商品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物资紧张，百货奇缺，市场上出现官方的高档产品，猪肉十元一斤，相当我十天工资。糖果五元一斤，蛋黄饼六元一斤，一斤六个。

别的东西，我不敢买，惟有蛋黄饼诱人，含糖、色泽、重油、质量很高，用半斤粮票，三元钞票就可以吃三个，偶尔买上三个带回家。这个时期市面上没有什么食品，也没有条件享用，哪家若有加工食品，都特别稀奇。

说瞎话

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一场人为的灾害，偿还国际欠款，国内搞浮夸，大办钢铁日夜吃粮，造成饥荒，到处饿死人，是累见不鲜的事，老百姓一不准逃跑，二不准乱说。

祖勋甫是一名复原军人，退伍后在玉琳路开水炉，合作后转入大观财贸集体，一次在拉车时间谈，说江南饿死人，像倒把柴（形容一个连一个倒下）一样，这本实话，不知被谁打了小报告，于是上级在新春楼召开了一个批斗会，会上不少女积极分子发了言，我们生活天天好起来，农场食堂吃饭不要钱，可以放开肚子吃，哪有饿死人的，你睁着眼睛说瞎话。这究竟是谁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呢，发言人肚里明白，听的人明白，掌握会场的官方也明白，这说瞎话的不是祖勋甫，正是发言人自己。为什么昧着良心违心说话呢，是迎合需要，莫、须、有。

批斗会以后，招呼戴帽子人，先退出会场，约二十多个，平时不知道，这下子算是亮相。

参加江南小秋收

1958年大办钢铁，日夜吃粮，加上三年所谓“自然灾害”，仓库粮食基本上消耗殆尽，居民供应每月麻油二两、米24斤半，还得搭配山芋干等杂粮，在体内缺乏油水，24市斤主粮只能半饱。

1960年7月，动员各单位人员下乡搞“小秋收”，所谓小秋收，就是挖掘可以吃的树根、六谷芯等充饥。

动员下乡之前，还得用传统方式，人人都写申请，内容：为建设社会主义要求到最艰苦地方去锻炼，请领导批准。

这天晚上，在沟儿口石灰店开大会，宣布批准下放人员名单，屋里屋外挤满人群，每人心理状态都希望是榜上无名才好。

我是无资格写申请的，因为我不算人民，只算是国民，最后才宣布，几个另册人员名单上，有我名字。

我们去的方向是江南东至一带，上船过江的有我们大观商店各业人员和文化用品厂等单位，总带队人是区财贸部高效君部长。

我小组分配在胜利公社所属一个生产队，帮助农民种甘蔗、锄草。队长吹哨上工，哨子吹破了，也只是三三两两的农妇懒洋洋地扛着锄头下地，只听队长说到，若今天不上工，今天就停你伙食。

这一着威力很大，本来肚内就是空的，停你一天伙比死还难受，那还受的住。

上了工地先坐一会，才有人和我们开口，我们动一下吧！大不了二十分钟就停下休息，中间不动了，二十分钟就算完成任务，干脆坐着谈心，反正队长不在现场，无人过问。头十天里倒也轻松。

每天三餐稀饭，水多米少，一口气可以将这碗吹到那一碗，其光度可以照人，这样大锅饭并不是农民当家做主，只是替你饿着肚子做苦力，怎不磨洋工。

十天以后，我们调到牛场大队，队长姓陶，初来住牛屋（牛棚），蚊子特别多，好在人多，大家分摊。

当地农民说，别看干部对人和气，社员吃不饱，他家天天吃油炒饭，吃不掉小孩拿它喂鸡。

两天后移到牛场中段，这里都是庐江人，连小孩都讲庐江话。

这里带队人是百货公司汪某等两人，汪某很善良，有时我们到大渡口都准假，但另一位带队人知道后，规定不许请假，后来听说此人偷听美国之音判刑十二年。

有一天晚上开会，把我们叫去站出来亮相，足有十二人，叫人知道我们身份是敌人，要严加管束。

有一次，百货公司的人买了西瓜愁着拿不回来，其中一人说：何不叫几个右派来拿。我们没有犯法，却都变成私人奴隶。

在牛场二十天，又要挪地方了，要到葛公镇去，车经马田，在食堂吃饭，稀饭比较稠，据说这几天来了检查组，平时不是这样，队长打了社员招呼，如果上面人来问，只说天天都是这样，不准乱说。

到距离葛公镇一里许的板桥，这里是明的故乡，现留一口死井，别无遗迹。

小秋收的人名气很不好，农民见我们来了，就打发小孩赶快在屋外看着晾晒东西，不要让晒在外面山芋片给人偷吃了。

实际上这些人并不是天生是贼，肚子填不饱难受，有时在地里乘无人时拔上几个萝卜，顾不上什么道德良心了。

这里离杨湖碑很近，有时到镇上买两碗萝卜汤吃吃，一角钱一碗，总有点营养。用高价向农民买鸡蛋吃，农民说得好，现在人都不生娃，鸡那生蛋呢？

近七十老头代声旺买了四个鸡蛋吃了，让人知道还开了一个批斗会，说他是小业主，还在享受呢。

我只好用以物换物方式换取山芋干粉，先用瓷碗兑换干粉斤半，继而用电筒、皮带、帽子、衣服、被单等去换，为了填饱肚子，不惜任何物品，身外之物，只要人在，以后这些东西都可以买得回来。

这里遍地有柴火，我们把整个大树放在堂屋烤火，煮什么吃也很方便。

伙食团司务长是我表妹，有时我去她那里，也暗地里给我一点吃的。

文化用品厂厂长在这里带队，该厂一帮人是主流，我们睡了，他们就烧起小锅，吃的当然我们公众的粮，厂长还是我的亲戚，那是六亲不认的。

有一个水炉业哑巴，不说话，买不到东西，饿死在我隔一铺位床上，他们都抱着被条搬开，我不管那么多，仍然睡在原处。

挖蕨根，哪里能挖得到，结果收了一些六谷芯、山芋藤，带回到安庆捣碎做粑，很难下咽。

（陈钧成，1927-2005，安徽安庆人，生前致力于地方文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留有遗稿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