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归侨英魂录—安阳篇

殷商

“华侨为革命之母。”这是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热情称颂。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千百万漂泊异域他乡的华侨游子，心系祖国兴亡，梦牵故国安危。他们或以血肉之躯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斗争，或以捐献资财支持国内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祖国解放的革命斗争。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促进中泰两国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事业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回顾编辑出版《泰国归侨英魂录》，这套丛书共分九卷而成，征稿编辑历时长达32年。自1998年由著名泰国侨领庄世平先生倡导开始编辑出版，本套丛书总字数计310余万字，共收录了814位已离世泰国归侨的事迹，其中包括了近百位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英勇献身的烈士。这套书籍出版以来，获得了国内的泰国归侨侨眷和泰国华侨华人，以及相关华侨历史研究机构和重要的图书馆、纪念馆的青睐，纷纷收藏、研读和学习，起到了一定的侨史教科书的作用。泰国老归侨们更是手不释卷，经常反复阅读，追忆与老侨友们一起战斗生活的往事。
　　正如庄世平先生所说：“为了纪念英魂，让其名垂青史；鼓舞华侨，学习先贤，激励后人。”北京泰国归侨联谊会联合全国各地的泰国归侨社团和机构，征稿编辑出版了这套丛书，32年倾注一腔深情，写就一部弘扬归国华侨精英们爱国爱乡精神的鸿篇巨著。

追忆我们的父亲卢友光

——卢逊莉 卢国伟 卢逊娟 卢国强

我们的父亲卢友光是广东省饶平县黄岗镇人，生于1917年8月，1992年元月去世，享年75岁。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三年了。他那朴实可敬的形象以及那爽朗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无限怀念亲爱的父亲！
为追忆、纪念父亲，我们兄弟姐妹搜集整理了父亲遗留下来的些资料，希望通过这些资料，再现父亲一生坚守的信仰和他锲而不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革命精神：再现父亲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泰国居住期间，和广大侨胞一起，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路，为维护世界和平以及为新中国的建立而奋斗的历史。
父亲1926年至1929年在家乡广东黄岗镇，跟随黄旭东老师念私整。1930年至1933年在家乡“爱先生”药店当药童，1934年至1937年在饶平县浮山地圩“同春堂”当店员。这段简历勾画出了一个在中国旧时代广东南方小城镇勤恳好学、忠诚可爱的少年形象。我们曾听父亲聊起过，他小时候一边在药堂当学徒做工，一边抽空去念私塾。父亲是家中的老三，他的大哥在外地教书，后来到泰国做生意；他的二哥因有病，行动不便，念私塾后，在家随爷爷学医，潜读家传医书；家中女孩则跟着祖母学做粘裱及刺绣活儿。
1937年至1940年，父亲在汕头市“培强小学”、“和强中学”当代课和记时教员。1940年暑期时赋闲在家，9月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而出国。父亲到泰国后，日本兵侵入广东老家。一次，闯入我家，爷爷被闯进来的日本鬼子用枪托打伤致残。从此，我们这个勤劳殷实的家也就破落了。

　　卢友光一家与张伯坚一家在一起的合影，可见两家人之间的深厚情谊。

　　张益群与卢国强的合影

　　父亲到泰国后投靠他的大哥和大嫂。他哥哥卢汪洋、嫂嫂陈雪芳在泰国竹攀杏开着一家小百货店。初到泰国的头两年，父亲在他大哥店里学做买卖，主要负责进货送货，抽空还学泰语和泰国文化。曾听我们的大伯母陈雪芳夸赞父亲很能吃苦，因他们居住地的码头堤岸台阶非常陡峭，单人空身上下都很费劲，父亲却每天扛着很重的货物上上下下。大伯母常夸父亲是当时合格的“新唐”(“新唐”是当地泰国人和久居泰国的老华侨对新华侨的称呼)。1941年7月至1943年6月，经人介绍父亲到泰国能知埠源发利商行当会计。也就是在那里，父亲认识了同在“源发利商行”做工、我们的母亲黄惠卿，并喜结连理。在泰国的那段时间，父亲接触到一些爱国进步人士，有的是地下党员，逐步懂得了热爱祖国、抗击日寇的道理，自已家庭被日寇摧残败落，国恨家仇自然在心中升华，父亲参加进步组织的一些活动。父亲和母亲结婚后就离开了商行，地下党组织安排他们夫妇前往泰国清迈府工作。

1943年至1949年的六年中，父亲在泰国清迈府办抗日小报，并创建“新生学校”，这所学校有侨党组织的秘密活动。后来组织安排父亲担任新生学校校长。1949年5月，父亲光亲参加了侨党组织。后来，妈妈在闲聊时曾说，他们来到清迈后，把他们的积蓄和结婚戒指及所有金银首饰都捐出，支援抗战。妈妈还回忆说，日本侵占泰国期间，抗日组织大量印发传单，华侨和当地群众都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广为散发传单。日本鬼子在当地一次次搜查一次次没查获，很是恼怒。一次全市大搜查时查到我们家，妈妈和幼小的大姐在家，妈妈当时还怀着二妹，日本鬼子翻箱倒柜什么也没搜到，就质问妈妈“丈夫？”妈妈回答他们说：“出门做生意了。”事后妈妈吓坏了，她说幸亏得讯早，把抗日传单都提前深埋了。
我们的父母亲是一对恩爱的夫妻，有着共同的理想目标。为了抗战胜利，为了建立新中国，他们敢冒着生命危险，在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同甘共苦，接受地下党的领导，和侨居泰国的同胞并肩，与泰国人民一起，对日本侵略者进行顽强的斗争。

卢友光一家与张伯坚一家在一起的合影

　　卢友光爱人黄惠卿与张伯坚爱人李映红的合影

　　199年8月至1951年9月，父亲在泰国清莱府任“新民学校”校长。这时，我们的家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可是家人极少团聚，父亲被派到清莱府工作，妈妈接受组织的安排带着幼小的三个孩子到乡下去种菜卖菜掩护组织工作。大姐逊莉后来由组织送到清莱府一个朋友家寄养，到清莱好多天了没有看见父亲吵着要找爸爸，在一个深夜被唤醒的逊莉才眯着睡眼看到日夜思念的父亲。逊莉上学了，可是即使与父亲同一个学校也总见不到他。一个中午逊莉偷偷溜到老师们吃饭的地方终于看见爸爸了。大姐逊莉回忆，有一次在课堂上老师教唱“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国人民力量大建立新中国呀”，有一-次在课堂上，听见马路上响亮的鸣笛声，老师走到逊莉前小声对逊莉说：“乖乖逊莉赶紧去学校最后面老师办公室，告诉老师快从学校后面一扇活动篱笆跑。”当时逊莉告诉办公室的老师后，等着爸爸来，送爸爸骑车走后，把活动篱色别好，在那儿玩了一会儿才离开。这次，反动当局的警察来抓人却又一次落空了。

1951年10月，父亲被调到侨党机关报当副刊编辑。1952年1月，父亲被泰国当局逮捕入狱。同年11月12日被武装押解驱逐出境。这段日子，父亲在曼谷，我们和妈妈居住在北榄坡，在地下党组织的照顾下生活。妈妈白天做蛋糕，让大姐送到指定商店；晚上从外面收来顾客的衣服，白天二姐洗好，妈妈晚上熨烫。小弟小妹睡在红木板上，铺着洁白的床单，盖着洁白被子很温馨，可是我们的爸爸不在身旁，他在坐监牢。

　　卢友光与张伯坚的合影

　　卢友光的两位儿子国伟与国强合影

　　1953年11月，我们全家坐着祖国派出的大轮船和一批难侨一起归国啦！回国后，父亲在广州芳村参加整党。1954年6月，父亲被调到中侨委办公厅任科员、在干校任党委宣传委员。

1957年12月，父亲被下放到河南省安阳市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二街道小学、北门东小学任教师，并担任过安阳市政协第三届第四届委员、第五届第六届常委，安阳市侨联第三届、四届主席（兼职），从安阳市北门东小学副校长的岗位上离休。

父亲一生热爱中国共产党，就像儿子热爱母亲那样，爱得那么的深沉。父亲对党的事业兢兢业业，无限赤诚。无论身在何处，父亲对养育他的土地一我们的祖国是那么的依恋、感恩，直至他生命的最终。

我们永远怀念父亲。并默默祝福父亲母亲在天堂好好歇息。
2015年2月28日
编者按：传主20年多前去世，本文由河南编委林坚组稿，传主的长女逊莉在病中完成此稿，特致谢意。
【后语】：该篇文章刊登在【泰国归侨英魂录】第8集146页

爱党爱国爱家的泰国归侨杨坚华

——杨思革

杨坚华，广东省梅县雁洋乡松坪村人，1923年11月1日出生，中共党员、工程师，曾任安阳市农机公司工会副主席、政协安阳市第六届委员会常委。

杨坚华7岁时，父亲在印度尼西亚去世，由孤苦无助的母亲独自抚育他成长。他早年毕业于梅县松口镇的国光中学初中部。

1943年到1947年，杨坚华在雁洋乡的春山小学和三社小学任教员。因思想追求进步，曾帮助共产党游击队做过一些所能及的事情，囿于当时的局势，被迫到汕头市暂避风头。

1948年5月12日，杨坚华乘坐去泰国的轮船前往泰国谋生。本家侄女杨春云来曼谷，接他到泰国南部的宋卡府合艾市，在当地的中文书店做店员。此后，在百本农田开拖拉机三年，学习并掌握了拖拉机等各种农机具的操作技术。

1953年1月到11月，杨坚华由一起出国的同乡介绍，到泰国普吉府的泰华小学任教员。这期间，他与好友常在星期天或假日多次结伴畅游全岛的各个海岸口，对那里的风土人情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在泰国期间，对新中国成立欣喜万分的他，怀着满腔热情，产生了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想法。为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以及对亲如兄妹的妻子的思念（按照当时客家人的习俗，妻子是童养媳)，他下定决心寻找机会尽快回国，实现为国效力并与家人团聚的愿望。

1953年11月4日，在侄女杨春云的帮助下，杨坚华登上驶往中国的轮船，和许多华侨一起，于11月22日如愿回到了亲爱的祖国。 1954年1月，参加了广东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在台山县举办的华侨青年学习班。在学习了“伟大的祖国”“组织性和纪律性”及“新婚姻法”等课程后，他对祖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思想上也有了更大的提高。

1954年7月，由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统一分配，杨坚华北渡长江，来到黄河之滨的河南省省会开封市。在学习了“可爱的河南”等课程后，经河南省民政厅分配，到新乡地区博爱农场做拖拉机驾驶员。他以诚恳的态度和敬业的精神，努力工作，出力流汗。1955年，调往濮阳县拖拉机站，任农业机务助理员、技术员。由于工作出色，杨坚华被评为濮阳县先进工作者。1959年，在新乡地区农业机械技术学校任教员。

1960年，在安阳地区农业干部学校任教员。当工作和生活都安定下来之后，杨坚华先后将妻子、女儿和母亲接到河南团聚。由于从广东梅县老家来到河南，年幼的女儿不适应河南的气候，不幸病亡。

1962年，安阳地区农机公司设立后，杨坚华被调往农机公司业务科做进销工作。在近30年的工作中，杨坚华不辞辛苦，东奔西走：走遍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农机生产金业。为祖国的农机化事业发挥了开路先锋的作用，为安阳地区广大农民购买质优价廉的农机具，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那个时候，国家的工农业还不发达，物质匮乏，吃穿用等物品都得凭各种票证供应，夫妻两人的工资不多，一家老小七口人的生活经常捉襟见肘。但在种种困难的情况下，杨坚华仍时常教育四个儿子，叮嘱他们做人要老实本分，不坑人、不害人、不骗人，一切要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再苦再累自己来承担。

1983年，由于杨坚华的优异表现，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3年9月，濮阳撤县设市后，杨坚华在濮阳市农机公司任工会副主席、政协濮阳市第一届委员会常委。几年后，濮阳市农机公司大部分与安阳市合并，转任安阳市农机公司工会副主席、政协安阳市第六届委员会常委。他在担任工会副主席期间，积极地为职工办实事，被评为安阳市总工会电子工业工会优秀工作者。其间，他还当选为河南省侨联委员。1985年经考核后被评为工程师。

杨坚华始终对党和国家怀有满腔的热情，1990年退休后还时常与老同事、老朋友一起写文章作诗，赞扬党的各项政策和国家的伟大成就。

2016年6月29日，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采访组来到安阳，采访了当时93岁的杨坚华，且送去了慰问品，认真详细地倾听了他在泰国侨居时的经历和国内工作、生活的情况，并全程进行录音、摄像。杨坚华感谢采访组对老归侨的重视和关心，将他珍藏的1953年11月“归国华侨证明书”、1954年6月在广东台山华侨学习班的同学留言本、1953年6月在泰国普吉与友人的合影、1959年6月在河南新乡与亲友的合影以及2016年5月诗作《老年闲来无事话经历》，捐赠给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收藏。

2018年7月16日，杨坚华因病去世，享年95岁。

(本文由杨思革根据父亲杨坚华生前的回忆资料整理而成)，附：杨坚华诗作（有感而发，畅叙经历、歌唱祖国和家乡）

老年闲来无事话经历

五指峰顶陡又高，孕育无数好儿郎。只是山多田少故，逼着他们离家乡。

韩江河水降又升，送走多少出洋人。为了寻找栖身地，穿山涉水亚、拉、非。

异国他乡来度日，时常想念祖国贫。闭目深思出生地，旧情老景藏在心。

霹雳一声传解放，游子雀跃齐欢唱。决心出力归建国，告别亲友收行装。

中暹码头亲朋送，热泪盈眶手挥扬。汽笛一声长吼响，船头掉转老故乡。

惜别心情全表露，风吹泪花落海洋。肩上挑着亲朋嘱，告别椰林奔古松。

韩江河水湍又清，浪里常有驾筏人。峡谷乱滩难阻挡，我也已作锦衣归。

祖国红旗迎子归，又见故乡老亲人。歌唱祖国听号召，不讲条件接号令。

胸怀热血赴前方，北渡长江到黄河。穿住不嫌新与旧，只怕对国少功劳。

工作、“运动”难不倒，甘心吃碗太平粮。饱经风雨勤劳动，加班加，点日夜忙。

几十年来国昌盛，前人栽树后人凉。故人未见今时月，今月还照已故人。

从前住的瓦房子，夜雨漏湿简易床。而今高楼平地起，刮风下雨安心睡。

身在河南不忘乡，广东梅县雁洋乡。我家有个好传统，儿孙辈们也不忘。

虽是生活很平淡，粗茶淡饭也很香。不去损人利自己，遵纪守法记心上。

今年已是九十几，做人问心实无愧。从前还是黑头发，现已满头白如霜。

国家现在很昌盛，人民都在享太平。再过几年百岁时，“麦喜”许送茅台酒。

全国都在反腐败，不法之徒藏哪里。大家同心合力千，军民上下一条心。

改革开放得人心，国强民富心花放。全面小康已不远，功劳就是共产党。

泰国归侨杨坚华，现年93岁，在安阳市农机公司1990年67岁退休后，享受国家养老金。老两口及儿孙辈们生活安定，有感而写。于2001年7月1日初稿，2015年7月1日二稿，2016年5月1日三稿。

注：“麦喜”为好同事、老共产党员

【后语】：该篇文章刊登在【泰国归侨英魂录】9集575页

赤子丹心 人民公仆—怀念泰国归侨张伯恭同志
——张泰生 张益群 郑建生
本文记述的是一位老归侨、具有七十六年党龄的老党员、党的好干部张伯恭同志。他的人生轨迹伴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从湄南河畔到潮汕平原，从海韵椰风的暹罗湾到天寒地冻的中原腹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童年时代，他是从海外回国求学的“番仔”；抗日时期，他是一位热血青年，怀着满腔热情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祖国解放战争时期，成为隐蔽战线上的一名地下尖兵。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改革开放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埋头苦干，是财贸战线和侨联工作的标兵、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张伯恭，又名张伯坚，出身于富裕殷实的华侨商业家庭，原籍广东省普宁县泥沟乡（今普宁市泥沟村）。1921年6月出生于泰国呵叻府四虬县。1925年回国，先后在泥沟群众学校、砺青学社、兴文中学、南侨中学和汕头市立一中（汕头沦陷后迁普宁三都书院）就读。在学校受到革命思想熏陶，立志献身祖国革命事业。中学时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南撤，重返出生地泰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1953年11月回国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在河南省安阳市工作，直至1988年6月离休。1990年易地安置，到汕头市龙湖区定居。2015年12月在汕头去世。
（一）在抗日的烽火中锻炼成长
1925年，张伯恭四岁时，父亲将他送回家乡普宁读书。普宁泥沟群众学校是乡里一所进步学校，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成为宣传革命、发动群众的重要阵地，也是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据点。砺青学社是抗日时期泥沟乡的一所进步学校，学生除学习正常的文化科目外，还学习《社会科学》、《大众哲学》等课程。学社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和革命思想，培养了一批学生参加党组织和革命队伍。
张伯恭在这两所充满朝气和新时代气息的学校里受到启蒙教育，初步奠定了好学、进步和革命的思想基础。普宁兴文中学是抗战时期中共潮汕地方组织的活动据点之一，被誉为普宁抗日救亡运动的摇篮。位于揭阳县石牛埔的南侨中学，是潮汕地下党创办及领导的一所“抗大式”革命学校。
张伯恭的中学阶段，先后在兴文、南侨和临时迁到普宁的汕头市立一中就读，期间投身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他的思想逐步走向成熟，并于193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秋，张伯恭读高中一年级时，被任命为党在学校的平行支部书记，与普宁县委领导直接联系。张伯恭遵照党组织的要求，回家争取掌握家庭经济管理大权，并动用家庭资金，拿出3000大洋作潮梅特委的活动经费。
1941年9月，中共普宁县委根据工作需要，指派张伯恭在溪南创办“盛发商行”，由他负责开办费并任经理，党内任情报交通站长。调党员杜联盛（盛记）为商行会计，并任县委交通员。商行的公开业务是批发布匹、火柴、粮油等商品，实际是党作为普宁、揭阳之间的情报交通站，在递送军需物品和情报、掩护党员过往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除此之外，张伯恭还捐资支持党所创办的里湖“集源书店”和大南山石头墟“合兴粮店”。用去了家里的大量资金，如何向家里解释呢？他便向在泰国的父亲编造资金的使用情况，谎称：“因当时日寇突然袭击珍珠港，造成物资紧张，我们便将资金汇往香港采购潮汕急需的煤油、火柴、布匹……等，不幸在海运途中受日军轰炸，货轮沉没，货物全部损失……。”
1942年“南委事件”之后，潮汕地下党暂停组织活动，部分党员南撤转移至东南亚等地，张伯恭则转移至泰国。1943年抵达泰国后，他与原南侨中学校友、侨共党员詹东（詹廷瑞）取得联系，参与抗日宣传及募捐活动。在组织的领导下，他们筹募资金、药物发送到香港，由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廖承志同志转送至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二）在特殊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泰国成立以李平为组长的“中共旅暹潮侨工作组”，1946年7月后，李平、方朗及徐扬等人先后抵达泰国，着手开展工作。1947年3月，在工作组领导下，又设立由陈维勤为主任的“韩纵驻暹联络处”，协助工作。工作组与当地侨共协调、配合，领导从潮汕地区南撤的干部和华侨中的先进分子开展工作，推动华侨爱国民主运动，支援祖国的解放斗争。
1948年2月李平、徐扬奉命回国，工作组由方朗、王亚夫、许渠清接替，方为书记，王为宣委，许为组委。1949年初，王亚夫、方朗先后回国，则由许渠清、丁立明、廖希接手，许为书记，丁为宣委，廖为组委。
1949年初，祖国解放战争进入关键性的时期，为了与国内党组织能及时联系，经上级批准“工作组”设立了秘密电台。担任秘密电台和机关掩护工作的负责人（即“特殊家庭”的主人），前期是李秀畅，第二期（1949年5月之后）是张伯恭。
首先，由许渠清、廖希、黄瑛与南洋中学的革命青年郑建生（郑希良）负责选址。他们在曼谷水门地区，选中了胜利纪念碑路附近偏安于一隅的一幢别墅（内有小楼、花园和水池），并以建生的泰文名“树林”办理租赁手续。该住宅作为党的地下机关，电台就设在里面，组织调派李秀畅、马坚鸣夫妇以开夫妻店名义掩护，从学习过无线电技术的南洋中学和中华中学的学生中挑选郑建生、丹扬（唐雅）、林爱群（阿心）三人为报务员。就这样，由组织安排组成了一个7人的特殊家庭：李秀畅夫妇及两个儿子（潮义和潮联）、郑建生、丹扬、林爱群。丹扬的对外身份是李秀畅的妹妹。郑建生作为这个家庭中的“二哥”，称秀畅为大哥。建生和林爱群作为假夫妻。负责地下电台组建工作的肖海燕，则经常到这里传授无线电收发报技术。
1947年11月泰国军人集团发动政变之后，泰国就被美国控制，沦为美帝在东南亚地区的桥头堡，推行反共排华政策。泰国反动当局十分险恶，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开展隐蔽的电台工作确实是很危险的，但地下机关的同志们无所畏俱，担负起党和人民委以的重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秘密工作方针，甘当无名英雄，默默奉献，为革命工作做贡献。他们在二楼朝马路的窗口上放了一盆花，作为暗号。如这里发生意外情况，里面的人必须立即把花盆拿掉或推下窗户，来人在马路那儿如看不到花盆，就得赶快离开，以避免损失。
1949年5月，由于李秀畅生病调走，组织调张伯恭、李映红夫妇接替掩护工作，成为新的主人，组成新的特殊家庭，其成员先后有：张伯恭夫妇和他们的一对儿女（英群、益群）、郑建生、丹扬、林爱群、肖海燕、庄惜娟、罗明。新家庭里各个成员之间的称谓关系一概不变，照套上一期的模式，只是换了主人而已。郑建生为二哥，庄惜娟、丹扬分为伯恭的大妹、小妹，肖海燕、罗明分别为英群和益群的大舅、小舅。庄惜娟管伙食。他们按组织要求，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严格分开，张伯恭每天早出晚归，夹着公文包以商人的身份穿梭于“安达公司”及各贸易行之间，而电台技术人员却步不出门，坚守岗位。这样既保密又安全，保证了地下工作正常运作，不出问题。
张伯恭的女儿英群只有2岁多，小儿子益群出生仅4个月，就随父母生活在党的地下机关里，可以说小小年纪就参与革命工作了。孩子们当时年龄还小，不懂事，朦朦胧胧从小就亲切地称呼机关里的人员为叔叔、姑姑、大舅、小舅。
张伯恭的大儿子仲超，当时年龄已10岁，已经读小学了，组织从机关保密安全角度考虑，安排他到大同学校住宿读书，由伯恭的弟弟伯杰（大同学校教师）监护。学校放暑假时，学生们都陆续各自回家，唯独仲超一人被留在了学校。思儿心切的母亲（映红）随向组织提出申请，让孩子仲超来机关住一个星期。经组织研究批准，这期间机关暂时停止学习与会议。到学校接仲超的专车，在快驶到机关时怕孩子以后认识路，就将小车的布帘拉上，遮挡窗户，还故意绕行几条街道，确定安全时才小心驶进机关，避免被外人跟踪，暴露机关住址。
1951年春，伯恭的母亲因年老体弱多病，时常从四虬县来曼谷医院看病，寄宿于胡丰裕鱼露行，与永合发公司是近邻。有一次，张伯恭的母亲想会晤伯恭一家人，因她知道在大同学校住内宿的大孙子仲超曾去过父母机关住处度暑假，便叫二儿子伯杰逼着仲超带路前往，但转来转去，却没能找到伯恭家住处；因而，大家对此甚有怨言。伯恭对母亲的怨气不便解释，为了革命工作的大局，只能暗自忍受家人的积怨。
1949年，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注册成立了侨汇局，以民营企业的合法地位开展经济活动，办理侨汇业务，同时又为组织筹措活动经费。领导人是方朗，具体操作则由廖希直接指导。在侨汇局工作的人员有林克清（外号“老刀牌”）、张达平（又名张少波）、黄鋭之等人。侨汇局的公开业务是开办电讯传送和电汇业务，为侨胞电传汇款，在詹东的贸易公司铺面办理。后来侨汇局又增加外汇买卖业务，在“安达公司”处所操作。电台除了服务侨汇局的业务以外，继续为党组织收发、传递往来的电文及资料。
张伯恭一直严格履行组织工作纪律，从商言商，在公开场合隐瞒政治观点，回避讨论政事。每天外出严加警惕，回机关时在外面先观察安全信号（窗台上的花盆）后才进入。传递电文稿和情报的方式，是由张伯恭或机关里其他人（如罗明、丹扬），约会组织派来的联络员，在约定的时间地点（如咖啡馆、餐馆和僻静小巷）见面，递烟、点烟、抽烟，寒暄闲谈，交换文稿和情报后各自撤离。
全国解放后，上级决定撤销“旅暹潮侨工作组”，改为“华南财委驻泰经济工作组”，负责人不变。1950年上半年，许渠清奉调回国，工作组由廖希、丁立明、许大式负责，廖希为书记。
1949年底至1950年初，因革命形势的变化和需要，组织系统有所改变，电台由华南分局系统划归侨共，联系人由廖希同志换成史江（陈之江）同志。不久之后，为安全起见，电台迁至湄南河对岸吞武里府郊区达信路新址，继续坚持工作。
1950年末，因原来传统上由华侨民办的侨批舘全面恢复，侨汇局的业务逐步收缩直至机构撤销，上级组织决定电台及人员“连人带马”移交侨共，张伯恭的组织关系也一并转过去。
1951年春，侨共组织拨给泰币5万铢，由张伯恭以商人的身份入股“永合发公司”。进入永合发公司后，伯恭任会计兼经理助理。他继续利用早晚时间与组织指派的人员约会，传递电文和稿件。
1952年，侨党撤销电台，党员陆续安排回国。
1953年11月，张伯恭携带妻子儿女，搭乘“大伟建”客轮回国，抵达汕头，开始了人生的新旅程。此后，他以新的姿态投入祖国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张伯坚在安阳侨联会议上作报告

（三）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1953年11月，张伯恭回国后，因未转来组织关系，1954年先以普通归侨的身份分配到河南省安阳市工作。起初，在安阳市供销社经理部棉麻公司做统计工作，在后来的年代里，工作岗位多次变动，先后在安阳市零售公司、市联社、市商业局、安阳地区纺织采购供应站等单位工作。
1958年，安阳市供销联合社与市政府工商科合并成立市商业局，张伯恭任市商业局市场物价科副科长。1961年调任商业中学负责人，1962年调回市商业局市场物价管理科任副科长，后调安阳地区纺织品采购供应站，任秘书科科长、办公室主任。
张伯恭回国时，由于种种原因，党籍未能转来，组织关系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他本人多次向组织反映，要求尽快落实党籍。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有关部门不予重视，没及时调查、落实，一直搁置、拖延。党组织负责人曾找张伯恭谈话征求意见，对他说：“党的关系仍无消息，你现在是否先申请入党？”张伯恭明确表示不接受重新申请入党的建议，他回答说；“我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我愿意继续等待组织的调查落实。”这说明他相信党、相信组织，有信心等待落实，坚信党组织会解决落实自己的组织关系的。终于，在历经八年的调查取证之后，1961年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确认恢复张伯恭的党籍。
由于组织关系慢落实，以及所谓“海外关系”等因素，长期以来张伯恭的行政级别被定得较低。但是，这始终未能动摇伯恭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刻苦耐劳，不计较个人得失，认真负责地做好本职工作，完成各项任务，被授予各种荣誉称号，堪称革命事业的老黄牛。
1988年张伯恭离休后，根据上级有关规定文件精神，安阳市委组织部对他的待遇下文通知，提高工资级别2级，享受处级待遇。
张伯恭曾当选为安阳市一、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河南省三届人大代表；安阳市政协六届委员；安阳市侨联一、二、四届副主席；兼任河南省侨联一、二、三届副主席、四届顾问。回国后，广泛团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关心归侨，热心侨联工作，1958年被评为中华全国第一次归侨先进代表，1968年10月4日荣获全国侨联颁发的侨联工作积极分子荣誉证书，1986年荣获中华全国侨联会颁发的侨联工作积极分子荣誉证书，1991年1月10日荣获中华全国侨联颁发侨联工作三十年的荣誉证书。
张伯恭因在公私合营工商业改造中成绩突出工作积极，1957年被评为市劳动模范；1963年洪水灾害时，从洪水激流中抢救了三个人的生命及不少财产,被评为市抗洪抢险模范。1985年9月，应邀参加了在汕头市召开的韩纵游击队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他先后荣获国家颁发的抗战胜利60周年及70周年纪念章。
从这些证书及荣誉称号，我们看到了张伯恭在祖国的建设中，一身正气，不谋私利，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精神。他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祖国的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无论道路多么崎岖曲折，总是默默无闻地努力做好自己所担负的工作，在革命的征途中留下了闪光的足迹。
（四）离休之后 发挥余热
张伯恭于1988年6月22日离休，享受处级待遇。根据本人意愿1990年易地安置，迁到汕头市龙湖区定居，安度晚年。多年来，张伯恭经常向有关单位提供党史资料、接受访问，联络老战友、老同事，积极培养教育年轻一代，宣传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关心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
泰国时期地下电台的其他战友回国后，分散在北京、昆明、广州等地工作生活，几十年来，张伯恭夫妇与他们长期保持联系，平时互相关心，节日互致问候。伯恭的子女多次专程或在出差时顺道拜会当年电台的老前辈，孩子们在同各地长辈遇面、联系及函电往来时，依然使用泰国时期“特殊家庭”成员的称谓，称呼“姑姑、大舅、小舅、叔叔”，格外亲切，他们仍在续写“特殊家庭”的故事。这一切，都充满着革命大家庭深厚的情谊和温馨的氛围，的确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是何等高尚的革命情怀啊！

1983年11月26日，原曼谷地下机关及电台五位战友聚首北京，畅叙旧情，回顾当年的斗争经历，并留下珍贵的合影照片。（自右至左）前排：张伯恭、李映红，后排：罗明、肖海燕、丹扬。

　　1983年，伯恭夫妇赴北京会晤肖海燕、丹扬、罗明等泰国地下机关时期的老战友，回顾昔日的峥嵘岁月，重温革命历程，抒发战友情结。当时郑建生因在部队工作，任务在身，未能到北京参加聚会。建生转业后，伯恭的女儿英群夫妻俩专程前往昆明探望建生叔叔全家。2007年10月，丹扬由儿子肖松陪同，专程从北京取道广州来汕头看望伯恭这位当年的“大哥”。2009年伯恭携儿子益群、孙子文涛到北京海军干休所与丹扬及子女会聚，并到香山墓园祭奠去世的老战友肖海燕、罗明，寄托哀思。

2009年8月和2011年6月，河南省老干局和安阳市老干局领导千里迢迢，两次来汕头慰问看望张伯恭夫妇这对离休老干部，送上慰问金。2011年6月，汕头市金平区老干局负责人代表市委，送来一枚50年以上党龄的“南粤七一纪念章”和慰问金，汕头市龙湖区新津街道丽水居委党组织也一并送上慰问金。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离休老干部的爱护与关心。
张伯恭的事迹曾在许多报刊、杂志与读物上作过介绍或报道，如：
普宁市党史办编撰的《中共普宁党史》206页，《普宁市泥沟群众学校革命史展览馆纪念特刊》63页，《2007年汕头市龙湖区大事记》，普宁市泥沟村党总支、村委会2008年编写的《弥高乡志》153页中“前仆后继投身革命的三兄弟”专栏。 《汕头特区晚报》2009年7月12日，刊登“老地下党侨汇员话当年”的采访报道。
2015年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张伯恭荣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由河南省安阳市国资委办理手续代领后，于当年12月专递寄抵汕头伯恭家。这是张伯恭革命生涯中最后一次荣获国家级荣誉奖章。
2015年12月21日，张伯恭同志在汕头龙湖区寓所安祥离世，享年95岁。
张伯恭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以及兢兢业业、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学习、传承和践行。
编者按：本文部分历史资料参考《中共旅暹潮侨工作组的建立及其历史贡献》（秦梓高、张泰生/文），《丹扬（唐雅）回忆录》，《普宁党史资料》（总第39期），《老地下党侨汇员话当年》（罗则扬/文，《汕头特区晚报》2009.7.12 ），《张泰生、彭志坚采访泰国归侨、离休老干部张伯恭同志记录稿》（2011.11.4）。本文经由与传主当年共同战斗过的郑建生同志补遗修改。
【结束语】该文刊登在“泰国归侨英魂录”第9集329页

　　在杨坚华老归侨前辈家里，手机拍摄的很模糊。

2011年10月回安阳期间，拜访几位老归侨前辈

2011-09-30下午，在科技大楼对面的一幢宿舍楼与归侨朋友卢国伟见面，约定10月5日一起去看望几位年事已高的老归侨前辈，恰逢薛红主席感冒未能一起同行。

2011-10-05，有幸在2011年金秋十月重返安阳，由卢国伟兄陪伴，其儿子开车，分别去看望拜访看着我长大的老归侨冯启才、杨坚华及吴坤美爱人周平。第一站前往铁西区杨叔家，他已经近90了，身体还很硬朗精神很好，生活都能自理。平时过年都有与我老父亲互相打电话问候，也经常互相书信来往，所以印象很深。在家里，拜访两位老前辈，各自简单介绍着家庭生活情况，拍摄几张照片匆匆忙忙离开。

那一次，考虑不周，拜访几位老前辈时空手而去，回去后内心一直有愧疚之情。就有了后来寄去800元，通过安阳侨联对卢友光、杨坚华、冯启才、吴坤美四位老前辈的弥补慰问。

　　杨坚华爱人也在家里，匆忙中拍摄一张照片，留下历史纪念。

　　一行人来到冯启才老归侨家里，虽然离开安阳，仍忘记不了看着我长大的老前辈们。

　　冯叔家住卷烟厂宿舍5楼，我们的车子饶了好大一圈才找到，冯叔拄着拐杖早在楼下门口等候，让人感动。冯叔爱人和女儿在家，问候攀谈几句拍摄几张照片。冯叔说，该烟厂宿舍很快就要拆除搬迁了，杨叔介绍说，他和冯叔身体状况还不错，有时还常一起结伴骑自行车外出呢。

　　冯启才与爱人及女儿的一家人留影，十多年过去了，只能从拍摄的一张模糊照片里慢慢回忆曾经的时刻瞬间。

　　吴坤美是我尊敬爱戴的老归侨前辈，原在安阳烟糖公司工作，早几年去世了。车子在纱厂住宅区转来转去，一边打听一边找，终于找到了地方。我在安阳期间曾经去过他豫北纱厂的家，其爱人是上海人，一位高大和蔼可亲的老人，几年前因病瘫痪在床，最近经过治疗好转些，目前由儿子陪伴照顾。看到她时，还可以自己一步步挪到家屋外的墙边坐着晒太阳，看到她真的感到高兴很欣慰，也有些伤感。岁月沧桑，一些老归侨卢友光、陈志光、王铁吉、王忠良……，都已经先后逝去，所以回安阳十分珍惜这次机会，感触很深。

　　2011-10-05星期二晚上，坐出租车去人民大道飞鹰大酒店餐厅，与泰国归侨国伟、逊莉、逊娟、逊娟女儿、国强女儿见面会餐。多少年不见可不陌生，都介绍着各自的生活及家庭状况，儿女们都各自独立成才，感到很欣慰。聊起过去的事情有快乐也有伤感，我的初中同班老同学，活泼好强的卢逊芬，因癌症去世多年了，觉得很是惋惜。我们同是从泰国回来的归侨，又都是广东潮汕老乡，语言相通，有着一种特殊的亲近缘分感。聚会后，逊娟二姐还通过QQ邮箱发来许多两家人在一起的合影照片，十分亲切。

卢友光爱人阿嫲泰国血统人，待人和蔼可亲，说话轻声细语，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记得有一年，卢友光的子女给我们家送来亲自炸的油条、麻花焦叶和馒头，我们后来也学着去做，都没有他们家做的好，几十年过去了，仍然清晰记得那个情景。
还记得，我曾经到逊娟二姐家做过客，具体细节已经有些模糊，但是与二姐有着一种特别的亲近感。

　　那天晚上聚会，国强因为在工厂值班无法到场，还好见到了他女儿作为代表出席，一张大合影成为了难忘永久的记忆。

　　大姐卢逊莉，这是见到她的最后一面。

　　卢国伟大哥的爱人，现在仍保持着联系。

　　二姐卢逊娟，依稀记得三十多年前还曾经到过她家里拜访。

　　卢国强小弟的女儿

1962-12-05安阳市归侨、侨眷第一次代表大会合影

第一排：陈志光、林西川、张伯坚、李映红、卢有光、叶……
第二排：吴锡勤、杨坚华、冯启才、……
第三排：庄冰冰、张益群、卢国伟、张仲超、卢逊莉、卢逊娟、卢逊芬、张英群、……
年代久远，已经记不清许多老归侨名字......。

祝贺安阳侨联成立50周年

谨在庆祝安阳侨联成立50周年之际，向安阳的新老归侨、侨眷及所有侨务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翻看1962年12月5日安阳侨联第一届成立大会时的合影照片倍感亲切，五十年的确是历史长河一瞬间。多少年过去了，记忆有些模糊，看着照片中熟悉的面孔，却已经记不清准确的名字了。随着岁月流逝，一些归侨老前辈已经一一先后逝去，黄铁吉、王忠良、卢友光、吴坤美、吴怡萱、陈志光……等故去的老归侨，至今还能依稀记得起他们的微笑面容。杨坚华、冯奇才、彭武经、吴锡勤、张咏莱、老叶、庄冰冰、婵姨……等老归侨如今都还安好吧。

新中国成立了，祖国富强国际地位提高了，许多海外游子在异国他乡饱受欺辱受尽苦难，抱着为社会主义祖国建设贡献一份力量的赤子之心回国，受到党和政府的热烈欢迎，以及在工作生活各方面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归侨们还能享受到供应全细粮和大米等生活方面的照顾，记得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归侨们还领到一本优待证，每月还有一斤糕点和半斤白糖供应……。
安阳市政府侨办在1962年12月份筹备组织成立侨联，以后便定期召开年会与座谈会，倾听归侨们的心声，解决他们的具体生活困难问题。我那时还是一位中学生，还依稀记得安阳侨办的老任科长的面容身影，后来便是朱靖舜、薛红……等侨务工作者。记得侨办侨联还组织过归侨们到林州市参观伟大人工天河—红旗渠、参观农业样板红旗—山西大寨等情景。
1954年，初来安阳时还是5岁多的孩童，后来便是上学读书、下乡插队务农、参加工作到成家立业，这一晃就是37年。离开安阳到南方汕头定居转眼间又过去21年，夜深人静时，就会不由自主怀念在安阳生活的那一段美好日子，甜蜜的睡梦中不知有多少次梦见又回到了安阳这个熟悉的地方，因为那是我人生的第二故乡。
2011年9月份，有机会回安阳探亲。深情重逛曾经深深烙在脑海里印象中安阳古城的大街小巷，悠闲走在古典风格建筑的商业步行一条街上，转一转历经沧桑重建后的老城隍庙，漫步在曾经熟悉如今发生巨大变化的解放路，看一下睡梦中想象的崭新宽阔笔直的文峰大道是什么样，感叹大手笔规划崛起的城东部新区风貌，参观规模宏大的文字博物馆，游览500亩易园优美风景区，寻找当年老百货大楼的踪迹，走进繁华热闹长长的地下商业街，穿梭在一条条不断延伸宽阔的城市大道上……。展现在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感叹20年后安阳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安阳生活的岁月留下的回忆太多太多……。
那一次逗留时间短促，卢国伟兄弟姐妹们盛情邀请在一起会晤聚餐，多少年后的重逢有着说不完的话语，收获了一种难忘的情谊。与此同时，也不忘去看望杨坚华、冯奇才、吴坤美爱人周平等几位尊敬的老归侨，表达对归侨老前辈的问候与敬意，匆匆忙忙中多少留下些少许遗憾。所以总想着如何为庆典活动做几件事情，来弥补已经错过失去的机会。
也许当读到这封贺信时，此时此刻安阳正在进行隆重的侨联成立50周年庆典座谈会，那就送上千里之外当年曾经是一位小归侨的衷心祝福。别忘了到时给我送一张庆典活动的合影照片，让我能够永久永久保存留念。
【后记】：
在家里的相册薄里，找到一张1962年12月5日安阳侨联第一届成立大会时的合影照片，年代已久有些泛黄模糊和斑点，送照相馆扫描，并进行后期处理（尺寸10748╳8268、大小21.8MB），放大A4尺寸的照片，刻录照片碟片，并定制一个镜框邮寄给安阳侨联（灯塔路文峰区党政综合大楼），这样可以放在办公室作为一种永久纪念。
因远离安阳不能到现场参加庆祝活动，随附上800元钱请代为购买礼品或者纪念品，作为对杨建华、冯奇才、吴坤美、卢友光四位老一辈归侨的敬意。
一位曾经在安阳生活过的小归侨 张益群 2012-12-20
2012-11-20，第一次寄出扫描后期处理（尺寸10748╳8268、大小21.8MB）照片刻录碟，放大制作A4尺寸照片，并附上800元给四位老归侨前辈的慰问金。
2013-03-02，第二次在汕头“汉思艺术微喷”放大制作1.0m×0.8m尺寸的覆膜照片/幅。用普通邮件方式寄往安阳侨联（灯塔路文峰区党政综合大楼），希望能做成大画框挂在侨联办公室，做为永久的年代历史纪念。
张益群 2013-03-03

　　部分安阳归侨的一次合影，年代已经不记得了。

　　1991-01-12， 张益群代表一家人向安阳市侨办 赠送“恪尽职守情暖侨心”镜匾。

　　1991-01-12 安阳归侨迎春座谈会，左起杨坚华、？、林雅禅、卢国伟、张益群、王忠良。

　　1991-01-12 安阳归侨迎春座谈会上留影

　　1991-01-12 安阳归侨迎春座谈会上留影

　　1989-02-12正月初七部分归侨留影，左起冯启才、吴锡勤、朱靖舜、黄铁吉、王忠良、？、杨坚华、李映红、薛红、林雅禅、张文涛、吴素兰、陈志光（凭依稀记忆）。

　　1989-02-12正月初七，安阳副市長张錦堂与部分归侨的合影。

　　安阳侨联组织归侨、侨眷前往山西大寨参观合影

张伯坚在吴怡萱追悼会上致悼词

　　吴怡萱是一位曾经参加过志愿军的老归侨，安阳归侨们为他的去世开追悼会，纪念缅怀他爱党爱国的伟大情操。

【后记】：

【泰国归侨英魂录】第八集、第九集中，刊登了几位河南安阳几位老归侨前辈的事迹，从“汕头泰国归侨联谊会”处得到了这些书籍，首先用手机一页页拍摄下来，再使用“图片文字识别”软件转换成电子文档。几篇文章串联起来，加上电脑里储存的照片及资料，终于写成了【泰国归侨英魂录】—安阳篇文稿。
瑾在有生之年，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以慰藉已逝的老一辈归侨前辈，继续弘扬他们爱党爱国爱家的伟大革命精神。
张益群 写于汕头 2022-04-28

父辈的荣耀

——记泰国归侨、历经考验的中共地下党员张伯坚
很遗憾，我对父亲并不了解，他生前的很多经历，我也是片片断断知道一些，知道一点，我就记录一点，以此作为对父亲的纪念。
记忆中，父亲个头不高，始终面带笑容，是个和蔼慈祥的人，他平时不善言辞，说起话来节奏比较慢，明眼人看就知道是地道的南方人。在我看来，父亲的一生可以用坎坷二字来概括，而对于我们这些子女来说，父亲是荣耀。
富家少爷投身革命
父亲1921年6月出生于泰国一个富裕的华侨商业殷实家庭，是10位兄弟、6位姊妹中的长子，俗话说的“大少爷”，从5岁起，就遵照父命回国求学读书，学习中文。
父亲在广东潮汕读书的学生时期，受革命思想的影响，1939年7月，刚满18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从此便义无反顾地加入革命队伍，决心要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终生，长期做党的地下工作。
我家里有一张拍摄于1938年6月15日的“兴文抗战戏剧第一届干训班毕业留影”照片，留下了普宁兴文中学读书时，一群抗目热血青年珍贵的真实写照。当时，潮汕的共产党组织还很弱小。1940年秋末，父亲尚读高中一年级，受命任平行支部书记。
普宁县委书记杜修田与父亲直接联系并做指示，父亲照党组织的要求，回家争取掌握家庭经济管理大权，并动用家庭资金，拿出3000大洋作潮梅特委的经费，又献出大量资金，开办书店、粮店，作为党的地下情报联络交通站。父亲只好向祖父谎称解释资金的情况：“因当时日寇突然袭击珍珠港，造成物资紧张，资金汇往香港采购潮汕急需的煤油、火柴、布匹等，不幸海运途中受日军炸沉货轮，货物全部损失……”
1942年的“南委事件”发生后，潮汕党组织停止活动，转移到泰国四虬县，在曼谷与南侨校友中共党员詹东取得联系，开展抗日宣传募捐活动。

　　兴文抗战戏剧第一届干训班毕业留影，摄于1938年6月，普宁兴文中学。

驻泰开展地下工作

1943年，潮汕地下党组织暂停活动之后，父亲从中国转移往泰国时，由林川同志出具介绍信，到泰国后，面交徐扬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驻外经济小组侨汇局是地下党的一个经济机构，主要是为党组织筹措资金和经费。作为党组织派出的于部，除了正常的公开业务之外，还有其它职责，就是在有需要时，完成组织交办的各种任务。华南分局驻外经济小组领导三个局，一是侨汇局(对外公开的业务是受理侨胞的电传汇款业务)，二是贸易局(对外业务是商务活动，做贸易)，还有另外一个局。曾在侨汇局工作过的同志有：李秀畅，父亲和母亲李映红，林克清，张达平(又名：少波，籍贯普宁)，黄锐之(籍贯澄海)等。侨汇局的负责人也就是侨汇局工作组组长，前期是李秀畅，后期是父亲。

父亲接手后，我的母亲李映红负责电台掩护工作，我们的家庭是一个“革命家庭”。在侨汇局，为了安全，父亲让我对前期的报务员称为“大舅”，对新来的报务员称为“细舅”。

后来，侨共拿出5万泰铢给父亲，投资“永合发公司”，作为入股资金，从而使父亲能够进入该公司工作。“永合发公司”是贸易局领导的进步单位之一，从事进出口业务，进口汕头及香港的货物，例如潮汕的蕉柑等。
父亲的工作方式是：以业务员的公开身份，每天白天正常上班，然后，利用早晨或晚上，约会党组织派来的联络人员。早晨往往要很早就出动，与来人互相传送电文稿，将收到的电报件交给来人，同时取来需要发送的文稿。唔面时，递香烟、划火柴点燃、抽烟，一副闲聊、叙谈的样子。临别时，顺便约定下一次接头的时间、地点。
1949年，侨汇局的业务逐渐收缩，电台曾迁至一个泰国人房东的住所，业务停顿了相当一段时间，直至后来撤销。1949年5月，侨汇局撤销，上级通知父亲和母亲转往中共侨党工作，随后组织关系转到侨党，电台设备也一并带过去。于是，父亲携同我们一家四口带着电台，到新的地点报到。
1949年5月，父亲携带我母亲李映红、姐姐张英群和我到曼谷嵩越路“永合发进口公司”地下机关，负责掩护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驻泰国经济小组侨汇局电台，兼任侨汇局密码票务和电讯工作。父亲在泰经济小组公司的任职是月薪制，母亲在党的地下机关作电台掩护工作属供给制。
然而当时，中共华南分局驻外总支部局的负责人回中国向中央汇报工作后，就没再去泰国。侨汇局的上级领导人是朱南和。后来，朱南和曾被南方局派去香港工作，那个时期被南方局派去香港的，还有张仲均。朱南和是受极“左”思想影响较严重的领导同志，他认为父亲已经去做生意了，是商人，不配做一个共产党人了。
在父亲奉调回国办理手续时，朱南和将父亲按群众的身份处理，没有按党员办理。
1953年11月，父亲遵照党组织安排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回国前，祖父卖掉一处碾米厂，将20多万泰铢(相当于一亿多元旧人民币)交给父亲，作为回国发展的资本。

　　投入革命事业的张伯坚，摄于1940年，泰国曼谷。

奉命回国到安阳
因为没有接上组织关系，父亲只能按照一名普通难侨身份被分配，安置在河南安阳市。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父亲不能接受家庭的巨额资金，将祖父给的资金投资广州南方企业股份有限公司5千万旧币，投资汕头华侨果子厂，剩余买了一笔建设公债，离开汕头，北上河南安阳前，悉数交给了普宁家乡的祖母陈貌。
可以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的情景：遵照党组织的安排，随一批泰国当局排华的难侨登上轮船，遇上台风，轮船在海上漂泊了七天七夜，抱着满腔热情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在等待盼望的时间里，父亲还不清楚得不到组织安排的具体原因，此时显得多么茫然与孤立无援呀。舍弃富裕家庭的舒适环境，没有靠富裕家庭的资金，两手空空的全靠自己，一位南方人携带妻儿，千里迢迢到寒冷的陌生北方，租房，一点点添置家具、生活用品、添置棉衣、学做棉被褥，一切都是多么的艰难。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理解父母亲当年到北方生活和工作的不易，才知道当年为什么要变卖物品来渡过难关，是为无产阶级事业献身的理想，是作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的无畏。
回国后，一切从最基层的工作做起，父亲与其他被安置的归国华侨一样，工资待遇为34.50元。

　　张伯坚和妻子李映红以及孩子们，摄于1952年，泰国曼谷泰京照相馆。

一生坎坷心不悔

父亲在工作的同时，不放弃不气馁，不断联系中共中央侨委党组，历经8年时间，到国内外调査取证，1961年才得以确认恢复党的组织关系。父亲心中在意的不是待遇，而是身为党员的荣誉。他并没有过多抱怨，也没有为22年党龄提出工资、级别待遇的要求。在那个年代，这就是一位普通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品质。

在基层单位日常工作中，父亲做到了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仍取得诸多工作成绩与荣誉，实践了一位共产党员对党事业的忠诚。然而，恢复党籍不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父亲被批斗为“叛徒”，被下放到南关仓库。

那时候我在上学，我还记得，每到星期天，我都去父亲那里，他给我包饺子吃，我享受到难得的父爱。父亲很勤快，在仓库外面的空地上，种满了红薯、青菜、玉米、棉花。

　　张伯坚拜访昔日老战友，摄于1983年北京，分别是李映红、张伯坚、唐雅（丹阳）、肖海燕、罗明。

　　父亲在河南省工作三十六年，曾当选安阳市一、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安阳市政协六届委员，安阳市侨联一、二、四届副主席，河南省第三届人大代表，兼任河南省侨联一、二、三届副主席、四届顾问。因在公私合营工商改造中成绩突出，1957年被评为市劳动模范；1963年洪水灾害时，从洪水激流中抢救了三个人的生命及不少财产，被评为市抗洪抢险模范。

父亲广泛团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关心归侨，热心侨联工作，1958年被评为中华全国第一次归侨先进代表，1968年10月4日荣获全国侨联颁发的侨联工作积极分子荣誉证书，1991年1月10日荣获全国侨联颁发“侨联工作三十年”的荣誉证书。1985年9月应邀参加汕头市召开的庆祝“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成立四十周年”大会。
父亲先后荣获党和政府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南粵七一纪念奖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被确认为党的老地下工作者，抗日革命老战士，一名社会主义建设模范工作者，关心归侨热心侨联工作的积极分子。父亲的这些荣誉，我也是后来从当地党史、地方志的文字中得以了解。
1986年，组织对父亲历史错误处理的问题进行调查，1988年12月给予平反，提高工资级别待遇，办理离休，1990年异地安置于广东汕头。
2015年12月父亲因病逝世，享年95岁。
在整理父亲遗留下的资料中，我才完全清楚父亲一生的坎坷经历。父亲忠诚为党，一生清廉，为社会主义建设无私奉献自己的一生，将永远活在我们子女的心中。

　　1986-10-04 张伯坚被全国侨联评为侨联工作积极分子

母亲和父亲一样伟大

回国后，我的母亲李映红在河南省安阳市百货公司上班，单位也没承认她在泰国时期的地下电台掩护工作负责人身份。为此，母亲通过安阳市侨办向各级单位反映，要求落实确认。后来，安阳市百货公司一位负责人事、组织工作的唐科长协助调査受理此事，确认了母亲1949年5月在侨汇局工作的历史事实。

母亲和父亲一样是归侨，一样的伟大。她回国后，也是从最基层开始，干过会计、记账员、零售员，最后到商店的副经理，靠自己的双手打拼。虽然母亲不是党员，但她很上进，帮助父亲作掩护工作期间，学裁缝，为地下党员们做衣服，也受到革命思想影响，默默支持着地下党，支持着父亲，无怨无悔。

有一天，在家中箱里无意中翻阅，我发现一本暗红色有黑色花纹封皮、略有些泛黄的软薄，是母亲生前留下的。打开扉页，是母亲在32岁时写的自传，如实写了一位懦弱的农村妇女，如何逐渐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段成长历程，真实描述了她和父亲一起参加革命工作到回国的过程，惊心动魄，而又感人至深。

　　张伯坚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照，摄于2015年9月，汕头。

文字如下：

李巧慈自传，别名李映红，性別女，年龄三十二岁，籍贯普宁泥沟乡，侨居地暹罗曼谷，阶级出身贫农。

一九二一年元月十六日，我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日里的一个种植园为生的家庭中。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家无寸土，因不堪生活困迫，便带着母亲和胞哥一同到日里，在一个荒僻的园林村庄，租一块果园垦植番薯和养猪，过着辛勤的劳动生活。我六岁便跟着胞哥(比我大四岁)帮助父母采摘猪草喂猪，参加劳动。

父亲在这块果园通过八年的辛勤劳动，省吃俭用，积蓄了三百元龙银。父亲有着乡土观念和非常浓厚的旧礼教思想，我七岁时，父亲便带着一家五人回归祖国，希望能在自己的国土上劳动。

父亲把积蓄的银元买了一亩田地，之外又买了二三亩当田，剩下的一部分钱贷给外乡的一个远亲，希望能收一些利息补帮家用，过安适的生活。可是没有想到，连本带利全部被债主乌吞了。父亲是一个安分守己、怕事的老实人，八年的血汗被恶意乌吞，精神上已甚颓丧。但为了生活，父亲又把下的一部分钱用做碾米活计，维持了几年的小康生活。
虽然父亲对外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老实人，但在家教上却是专制严厉的，对待母亲偶有不满便拳脚相加，向母亲泄愤，打骂母亲生了许多女子不生男，我对母亲的苦衷很觉伤怜。我在当时严厉家教的管制下，失去了活泼天性，仅因剪了一条辫子，便受到了父亲几天痛骂，造成了思想上保守畏缩的作风，已成为一个服服帖帖的在家从父的懦弱女子。

　　1957年，张伯坚被评为安阳市乙等劳动模范，1988年12月补发。

　　一九三三年、我才十三岁、母亲因难产去世，从此我便失去了母爱，终日伤心痛哭。母亲死后，弟妹幼小，全部家务便落在我与嫂嫂身上、伤愁加上操劳、内心是很痛苦的。一九三四年父亲续娶第二个妻子，不过一年继母又难产死去，又再遭了一次创伤。一九三五年父亲又再续娶第三个妻子，经过这二死二娶，同时当田被续回，家境遭此灾难与变化，已开始逐步走向没落破产。幼小的心灵受此波折，不但没有体会到家庭的灾难是和整个旧社会中国人民的灾难一致的，反而完全相信了反动阶级的麻醉欺骗，把一切的痛苦灾难都埋怨于命运，因而更加深了我意志的软弱和悲观的宿命思想。

一九三五年，在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下订婚，当时我对婚烟的认识，只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姻缘配对皆有定注，而且认为将得到隶属，至此我已把希望寄托在夫家，依赖性的思想是深刻的。

一九三八年结婚(对象即现在爱人)，我开始过着另一种不同的资产阶级生活，在物质生活方面，当然比母家优裕，当时我充满了愉快的希望，怀着美满幸福的享乐思想。但张家派系复杂，夫妻没有感情，美丽的理想变成悲观失望。婚后二十余天，丈夫因不满此次强迫婚事，除了留下鼓励我读书的一点印象之外，便离开家庭去暹罗了。婚后，爱人鼓励我读书，当时我对文化方面毫不重视，认为社会上女子没有地位，认字了也不会赚大钱，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觉得不识字不能和爱人通信，又不能获得丈夫情爱，是一件最痛苦的事，终于战胜了犹豫不决的思想，勇敢地进入泥沟群众学校小学二年级。
一九三九年，我往母家赵厝寮读三年级，当时校长张柯健、教员郭常昌、陈鸿明、张声凯等都是进步教师，对救国工作是很热情的。我也参加过募捐慰劳工作，因为年龄关系以及本身存在着保守思想，对课外活动及小组生活缺乏进取，虽然如此，我已在此短暂的学校生活中懂得了不少新文化新思想，在埋头力学中取得了一些成绩。
一九四零年，爱人曾拿巴金著的家、春两部书给我看。我看到几个活泼的年青人，生命惨遭残害而牺牲，使我非常痛恨这个旧礼教和旧道德的家庭，很美慕觉慧反抗旧封建家庭的勇敢行为，影响到我的思想，进一步的体会了张家的环境，从而同情丈夫的苦衷，同时在爱人教育培养下，初步也对共产党有了一些认识。

　　1991年，张伯坚获得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的表彰。

　　一九四二年高小毕业后，侨批中断经济困难以至失学，心里很觉痛苦。从此就负担家务工作，这个三十人左右、依靠侨批的张家家庭，时常发生纠纷以致崩溃分家。一九四三年爱人往暹罗，我和长子仍住家里，可是爱人的庶母封建和束缚，使我流了不少的眼泪，使我很痛恨这个旧礼教的张家。日本投降后，一九四六年，我怀着万分兴奋的心情，带着长子脱离这个束缚的家庭，希望投到新的环境運罗，过着愉快自由的生活。可是在封建残余的旧社会，到什么地方去，都是受到束缚的痛苦，绝望地继续流着我那流不完的眼泪。

一九四八年，爱人鼓励我学习栽缝，当时我是犹豫不决的，一方面惶恐爸妈生气，惹来更多的麻烦，另一方面第三个孩子刚满九个月，肚里又怀孕几个月，要怎么去学习呢？可是为了要跳出狭隘与受束缚的家庭，没有生活技能是不能实现自由独立幸福生活，经过爱人再三鼓励与自己考虑之后，终于下定决心，为了不愿再受旧礼教的拘束和依赖家庭，而争取自由独立的生活动机，还是单纯为了个人出路，但在爱人方面，却是革命工作需要他离开家庭。
一九四九年，我们便完成了离开家庭工作，在爱人离开家庭时，受到家庭经济断绝及其他方面威胁，要我们回店继续为家庭服务。在这期间，经济困难，生活与精神上是极端痛苦的，但是我们已认清了自由独立的生活和为人民服务的光明前途，终于，在和资产阶级家庭的斗争中克服了困难，坚决断绝了与产阶坂的经济联系，过着清苦的而有意义的崭新生活，走向革命的道路。
一九四九年，党通过爱人要求我参加地下革命的掩护工作，当时我的思想存在看很大的顾虑，原因是自踏进张家所接触的都是互相加害，自私自利的妯娌争执，所以我不满意热闹的大家庭，特别是女人。当爱人和我说机关内工作的同志有五人(2男3女)，使我踌躇不决，一时不敢答应，加上我在张家所体会到的一切痛苦经验，都误解到革命家庭中去，担心也会发生同样的现象，这说明了当时我对革命还没有明确认识，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错误思想。经过爱人说服与鼓励和我自己考虑之后，终于接受了革命机关的掩护工作。当时参加这一革命工作并不是自动自觉的，而是存在着很多顾虑。

　　张伯坚获得南粤七一纪念奖章

　　自踏进机关后，得到同志们种种关心和爱护，有条理的分工合作，看到良好和气团结的集体主义精神，使我消除了顾虑，在物质生活方面虽然比张家差，但是在精神上是百倍愉快，生活的很有意义。每星期开会一次，报告家务工作和掩护情况，和批评自我批评的家庭会议。每晚，同志们指导我学习，逐步把我脑海里的神鬼都赶得干干净净，而且初步明确了阶级社会的不合理，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倾向革命的信念。

有一次，我损坏了公家一些重要的东西，使我一时仓惶失色，恐怕负责同志对我进行惩罚。出我意料之外，不但没有受到该负责同志严责，还向我指教解释，我得到了同志的帮助和党的教育，使我感动的流下泪来。在我流产与生病期间，得到了党组织和工作同志的种种关怀慰问，使我在与革命同志的共同生活中，体会到了革命的爱是很温暖的。

在反动的恶劣环境下，由于我对革命的认识已逐步提高，加倍提高警惕保护党机关的安全。虽然在整个革命工作中，没有多大贡献，然而在我的思想上，已初步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同时对革命的认识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提高。

　　2015年，张伯坚获得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

这个机关比任何机关都重要，当时党组织为了要严守秘密和保护机关的安全，所以决定我那十一岁的孩子不要去，暂时寄在友人或者寄宿在学校，为了革命工作的秘密和安全，我已服从这个决定。在暑假期问題发生了，学校里学生全部都已经回家了，只有我的孩子无家可归，仍留在学校。
这样的处理我认为不恰当，如果亲朋及家人有问：“放假了，你的孩子为什么不让他回家？”要怎样回答？同时给他们起了种种怀疑，而且对掩护工作更加不利。当时我要求让孩子来一个星期以作掩护，在这一个星期内暂时停止学习与会议。经过组织考虑之后，终于答应了。可是我为了这个问题要求，情绪上很激动而满面眼泪，此是母子情感上的关系，是从小养成的软弱习惯，同时也是我个人主义思想的波动不定。
　　我在机关内除掩护工作和家务工作认真负责外，在思想上缺乏发挥无产阶级的优良精神，对同志不够关心，计较小事，学习不紧张，没有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对机关被破获问题发生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思想矛盾。当时党组织已决定这个机关如果不幸被敌人破获时，我需要负全部责任，其余的同志是亲威，有的说是朋友，皆没有责任，当时使我起了怀疑与不満。不满的原因是，我们大家都是革命工作者，被破获时应该共同来负责。后来爱人向我解释说，如果大家来负责，那么党就损失了更多的人才，这是太不值得的，我们既然参加革命工作，应该牺牲自己保护党组织与同志们的安全。经过爱人的解释和党的教育，使我对党的认识不断提高。以上一切错误，都是由于旧社会出身，所沾染的各种落后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

　　张伯坚接受张泰生采访，摄于2011年，汕头。

　　一九五二年十月，我们离开机关等船准备回国。我们回国原因是服从组织决定的，当时我们华侨处在暹罗反动阶级统治以及美帝国主义的帮凶下，过着种种压迫与摧残的日子，还有许多蒋朝末日的特务们，用他那无耻与穷凶极恶的方法对进步侨胞加紧破坏与诬害，同时还用他那最卑的手段造谣和破坏我们的新中国的阴谋行为，使我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更加痛恨，而感到祖国是无限温暖。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我们便乘大伟建轮回归祖国，投到新生祖国的怀抱。到汕头时，受到政府热烈的欢迎与亲切的慰问，使我们感到万分愉快与温暖。同时看到祖国的政治文化及各方面都获得了惊人成就，感到毛主席和共产党非常伟大，看到总路线的社会主义光明前途，更加强了我为人民服务的信心。
关于我俩的夫妻感情方面，自1938年结婚至1949年初入机关，爱人虽然给我多次的鼓励与帮助，可是他对我还是存在着一些男尊女卑，与不够关心的态度，我俩的感情是停滞在庸俗的夫妻关系上。自入机关以后，得到党的教育与同志们的帮助，平淡的夫妻关系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建立在政治基础上，互相关心、互相鼓励的革命同志。

　　普宁《弥高乡志》对张伯坚的记载

　　我们回国时，组织指示爱人在汕头等待组织联系，可是一个月两个月的过去了还没有消息。爱人曾写信三封给侨委会，也没有得到答复，他在精神上的痛苦是难以避免的，然而没有动摇他的政治決心和革命意志。三月八日，爱人离汕头到广州，希望能得到组织的联系，并获得学习机会。但是侨委会向爱人说，你的组织关系一时又找不到，目前暂时去台山华侨学习班学习。

那么我呢？他的二弟一向坚持他的意见，叫我回城等爱人党籍和职业解决后，才要求解决我的学习和求职的问题。我焦急的要求到台山华侨学习班，提高思想政治的水平，但因为爱人党籍问题未能够得到解决，我不得不在汕头等待，直到侨委会决定爱人到台山学习。我迫切要求与久盼的学习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我把孩子安置在汕头，雇一个亲威看管。我决心埋头学习，提高阶级觉悟与思想政治能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在华侨学习班学习了三个月，政府分配我们到河南省开封市等待工作。当我们到达车站时，受到首长们握手迎接和关怀，当我们要离开开封时，首长们乘坐汽车亲自来握手送别。到安阳市以后，市政府人事科长抽出宝贵的时间召开几次华侨座谈会。来公司以后，领导对我们关怀照顾，使我深深体会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到处都充满着阶级友爱的热情，呼吸着自由民主的新鲜空气，给我们华侨无限的鼓舞。在这种情况下，我由不安定逐步走向愉快，由不懂初步了解了一些新知识，这是与伟大的共产党领导分不开的。

　　张伯坚（中）与子女在一起，左为张益群，摄于汕头。

　　来公司以后，因气候与生活习惯不同，思想波动很大，尤其是向领导要求请假回家带孩子来此一起生活，当领导尚未批准期间，埋怨领导处理问题不及时，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想是应该受到批判的。

市公司成立以后，我到会计科工作，但因本身能力低不懂算盘，所以在工作中没有做出成绩，领导照顾我的工作能力，一天只给我二个至三个钟头的工作。可是能力低工作少，要多做办不到，更増加了思想苦恼，加上气候严寒，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对资产阶级家庭的羡慕，丧失了革命的信心，经过爱人的解释与帮助，才及时扭转了这种错误的思想。
对待个别同志态度不好和轻视，而产生了灰心失意，甚至有意要求领导调动工作，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想，是不符合革命要求的。正确的态度是站在坚定的革命立场上，与一切不符合革命利益的现象作斗争，与同志站在同一条革命的战线上，巩固和发展我们的革命感情，只有这样，才能搞好团结，为社会主义事业共同前进。
谨以上述文字，作为对我那已逝去的父母双亲的怀念!
张益群（张伯坚儿子）口述

致泰生兄：
2016年7月回河南安阳，先期在郑州短暂几天的日子里，曾经前往河南省侨联拜访李丹丹。同时致公党河南省委朱文娟邀约安排一位女作家一同来录音采访，简述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的片段回忆。致公党河南省委筹委会编辑出版“老华侨—支援新中国建设来豫归侨口述史”一书，刊登“父辈的荣耀—张益群（张伯坚儿子）口述”文章。 同时

2016年11月，河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编撰出版的“把青春献给祖国”—参加中国建设在豫归侨口述一书，收录了“父辈的荣耀——记泰国归侨、历经考验的中共地下党员张伯坚”章节，匆忙赶上了末班车，2018年11月2日收到寄来的2本书。 2020-12-20在准备拿到泥沟书籍堆里找到一本，拿起来再一次仔细阅读。
前些年，因老父亲有关问题求助过河南省侨联，与河南侨联权益保障部李丹丹网络QQ上有过多次联系。因为同在一个办公楼工作的缘故，她分别介绍中新社河南分社记者王秋兰和致公党河南省委朱文娟与我联系，我有将父亲的有关历史资料提供给她们。
细读这篇文章感触很深，这位女作家很有文笔功底，很细腻地将父亲一生革命轨迹连贯完整表现了出来，加了恰当醒目的小标题，图文并茂，一段段来讲述父辈的历史坎坷经历。文章的最后部分，同时介绍了母亲参加革命工作的历史。大篇幅完整插上了母亲参加工作时，一位高小毕业水平的母亲，如实向组织写的个人履历，即感人至深的自传全部内容。细读后深深感悟，父辈的荣耀，就是把青春献给祖国，而一生无怨无悔。
张益群 2020-12-20

【后记】：

河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2016年11月份编撰出版，“把青春献给祖国”—参加中国建设在豫归侨口述的专题文编，谨以此书献给河南建设回国六十周年的老归侨。书中收录了父亲张伯坚和母亲李映红坎坷一生的革命历史，河南人民没有忘记曾经在安阳生活三十六年，参加祖国建设的两位归侨老人。非常感谢该书责任编辑李丹丹，以及编委朱文娟的热忱关心，“父辈的荣耀”文章，足以告慰九泉之下为革命一生无怨无悔的父母亲。父辈的荣耀，永远激励着后代们，为祖国富强振兴中华继续前行。

怀着对父母亲敬仰爱戴的心情，考虑将该篇文章转换成电子文档永久保存。先期将文章用手机一一拍摄下来，图片后期处理，裁剪纯文字部分22张。在电脑上下载“捷速OCR文字识别软件”， 鼓捣到当日下半夜2点，转换文字的效果不好，只好放弃。第二天改变思路，将图片发送至手机上，在手机上找到小程序下的“传图识字”软件，一张张转换成文字，再发送到电脑上排序整理，对照原文章逐一段落逐行进行勘误，收集有关照片，断断续续花费了四天的时间，倾注了全部心血，得以最后完美的完成。
在此，再次感谢李丹丹、朱文娟和那一位不知姓名的女作家！
张益群 2020-12-22 写于汕头

　　河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2016年11月份编撰出版，“把青春献给祖国”—参加中国建设在豫归侨口述的专题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