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铁路工人激情燃烧的岁月

孙铭

　　此篇属于《1972：“工农兵中专生”的激荡生活》的续篇。我非常庆幸自己于1972年成为“工农兵中专生”，正是这次机遇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从1974年9月中专毕业进入铁路系统工作，到1978年9月再次迈进校园大门，整整四年的工厂生活历练感受颇深。跟随社会的发展，从铁路系统大整顿，历经中国历史上的至暗之年、邓小平的二起三落、文革结束、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恢复高考、有关真理大讨论……；我也从实习生到机床工、电工、技术室打杂、再成为大学生，一段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让人难以忘怀。

当明天变成了今天，今天成为了昨天，昨天变成了过去，最后成为记忆里的某一瞬间，我们突然发现，岁月流逝的太快了。前一段时间写了中专“工农兵学员”的经历，发现一些事情渐渐变得淡忘，仅仅知道它存在过，但却已经忘记它是怎样的存在过，所以趁着还没有彻底糊涂时，赶紧把留存的记忆保存记录下来。

一，实习锻炼

二，学为所用

三，激荡成长

四，人难天灾

五，不务正业之特等射手

六，不务正业之春运临乘

七，古寺青山

八，历史转折

一，实习锻炼

　　1974年9月之秋中专毕业，作为“工农兵中专生”进入工厂成为工人阶级一员。秋季是收获的季节，秋天的清风，吹散酷暑冷却狂热，迎来理智和成熟。我们怀揣梦想跨进工厂这所“社会大学”，不过这里不再是单纯的学习课本知识，而是锻炼我们如何运用学到的知识获取合理的收获。

包头是蒙语包克图的谐音，意为有鹿的地方。鹿真没见过，但大风天很多人用纱巾把头包上（包头），那是真的！包头市占地面积非常大，当年就有一条环城铁路，而供铁路职工上下班的环线通勤车是这条铁路上唯一的绿皮客运列车。线路运营长度自包头东环城运行至包头东计68.8 公里，全线分布包头东、万水泉、包头、包头西/阿吉拉、包头北/宋家壕、昆都仑召、新贤城、四道沙河（新建）、三道沙河（新建）、二道沙河、包头东10 个车站。

　　我们机械系七人（一班五人，二班二人）毕业分配到包头西铁路配件厂。上下班需要坐通勤列车从包头东站，经万水泉、包头到包头西站。包头西站原名甲尔亥站、阿吉拉站，是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管辖的一等站，始建于1958年8月，属于地区性编组站，是全国铁路49个主要编组站之一。​

包头西站位于包头市昆都仑区阿吉拉地区哈林格尔。阿吉拉在蒙语里是工作或工人新村的意思，哈林格尔蒙古语意为"二十户人家"，以建村时当地居民户数命名。谚语说阿吉拉有三件宝：盐碱地猪毛草 、歇了虎子满地跑，可见其苍凉。当年的阿吉拉只有一条东西向的主要街道，最东头是铁路机务段，距包头西车站和主要公共服务区域不远，一条简易公路伴着两边的盐碱路，经常泛着白霜伸向西边的铁路车辆厂（上千人的大厂），街道总长大概三公里。西头没有车站，只有一个通勤乘降所。到我们铁路配件厂还要继续向西南再走1公里，工厂不大，院墙外西、南两面荒无人烟全是盐碱地。

当年阿吉拉地区几个工厂的工人90%人的家都在包头东的铁路地区，真正住在阿吉拉哈林格尔的人极少。家不在包头地区的外地同学住在阿吉拉的单身集体宿舍，我们家在包头的不给宿舍，只能“跑通勤”。

包头市还真是“大城市”，绝对比铁岭大得多。住在包头东到包头西上班的，这一东一西需要坐40分钟的通勤火车，跨越包头东-万水泉-包头-包头西/阿吉拉四站约30公里，每天上下班来回途中至少费时3个小时！每天早上环线列车两列对发，千万不能上错车，反方向绕城会多出两个小时时间。若下班时错过通勤列车时间，就只能到阿吉拉机务段找向东调动的火车头，人多的时候大家就挂在火车头的各个“角落”，迎风而行。甚至有时还会爬上行走的货车，绝对有“铁道游击队”的感觉！那时年年都有工人发生事故，所以父母经常警告我不允许扒火车上下班！

那时候我们上班最辛苦季节是冬春季，冬天的阿吉拉很冷，北风吹过，滴水成冰，时常大雪飞舞，满地冰凌；春时（秋天较少）有沙尘暴，黄沙漫天，石子飞行。由于是早出晚归，一年中大概八个月上下班进出家门是见不到太阳的。

　　我们是“铁工校”文革后的第一届毕业生，在全国应该属于第二届“工农兵学员”，绝对是工厂的新生力量。包头西铁路配件厂是个小厂，只有几百号人。我们到人事部报道后，七人全都安置在金工车间实习，车间李书记是全国劳模，主任姓乔，大家叫他乔老爷（姓乔的全是乔老爷啊）。我们分到铣刨磨组二人、车工组一人、机修组三人、钳工组一人。我跟田兄太有缘分了，铁工校他是机械721班，我是机械722班，我们家都在南三街，他家五号楼我家四号楼，从我房间可以看到他的房间。这次同时分到铣刨磨班组，他在铣床师傅也姓孙，所以他一叫孙师傅我总想答应！我的机床叫牛头刨（牛🐮吧）、兼学龙门刨与万能工具磨床。

我们班组人员，后排中间的田兄后来是党委书记兼厂长。戴眼镜的是班头谷师傅，古班头右边是田兄的孙师傅，左边是我的张师傅。还有一人当时在外当工人民兵

　　中国的铁路系统非常特殊，铁道部最早叫“军委铁道部”是中央军委直接管辖单位，建国后改为“铁道部”，首任部长滕代远（1949年10月至1965年1月），二任部长吕正操（1965年1月至1970年），都是久经沙场的将军。铁道系统是独立系统，诞生的时候就是采用军事化和半军事化的管理，所以不受地方政府管理。单位级别很高，我们包头铁路分局老红军老八路一大堆，甚至有铁道兵师级干部转制到铁路局里仅仅是科长、处长级别。然而就是这样的系统，自1966年起也被打烂，全国红卫兵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大串联给本来就严重不足的铁路系统运力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严重打乱了铁路自身运输秩序，铁路事业也受到极大影响。加上其后的“造反派”大夺权，铁道部门大批干部被“靠边站”，铁路运输生产几近失控。尽管1967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对铁路、交通运输部门实行了军管管制，1967年6月1日军管会正式进驻铁道部（军管会主任，苏静1967年5月－10月，杨杰1967年11月－1975年1月）。1970年铁道部又并入交通部，但合并与军事管制未能阻挡“文革”对铁路的危害，铁路部门几年来形势仍然异常严峻。

　　大形势不好，小环境肯定受影响。刚进工厂的时候感觉非常不好，全厂主要三个生产车间，铸造、锻压、金工（机加工），各车间冷冷清清，工人懒懒散散，感觉有好几个月就没听见锻压机的噪音。第一天上班，班头跟我们开会分配代管师傅，就说任务不多，没事时候可以自行安排，但不要乱窜别的班组。

　　铁路系统的福利还是挺好的。每个月发劳保白糖茶叶，洗衣粉肥皂手套……。还发有冬季的羊皮大衣，光板的较大更保暖，有外罩面的单薄一些，但看上去要规整一点，年轻人肯定选有外罩面的了。最时髦的是蓝色劳动布工作服，当时没觉得有多好，只是多年后看到牛仔裤时候，才发觉当年我们发的工作服跟牛仔服有一拼啊，除了裤子肥大一些。我经常用线手套换帆布手套，以一换二。女工们把线手套拆线可以再织“毛”衣。

尽管工作服每人都有两套（老师傅更多），但是都不舍得穿新的，人人都可劲穿一套，使得这套特殊的工作服成为油包儿，夸张的说衣服裤子脱下来自己都能立在地上。一般下班时间大多数工人都会换上干净的服装坐车回家，当然也有个别人不换衣服。有时误车需要扒火车头回家，那就不换工作服了，路上行走的人远看都是一些黑黢黢的“黑猩猩”。若坐火车头或扒货车的下车后，除了衣服黑黢黢的，脸和手也变成黑灰色了。记得当年有趟北京-兰州的43/44次特快列车（特快也要近40小时），路过阿吉拉时候会有一个短时停车，因为该列车隶属北京铁路局，列车员经常不给开车门，我们几乎每人都有列车钥匙，自己开门上下车。老师傅告诉我，坐这个列车，最好穿着工作服，列车员看见“油包人”会敬而远之，这样上下车方便。

工厂的大礼堂，就是平时工人们的食堂，但桌子很少，只有一些长条凳，只有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在这里吃饭，其他时候基本都是把饭拿回车间吃。很多时候也会在家把副食肉菜做好，主食带米到工厂蒸柜加工，或者食堂买主食，肉菜一定要多带一些，要跟大家共享。

我们经常也会跟工人师傅们一起喝酒，记得一次跟工人师傅们在车间喝酒，一斤白酒倒进一个大茶缸，每人发一只筷子，围着一个咸鸭蛋，每人一口酒，一只筷子慢慢挑起一点咸盐蛋“物质”，最香的是裹上一些蛋黄油，大家那个高兴跟现在没法比！

　　我们是中专实习生，实习期工资38元，一年以后定级二级工，工资43元（小数点和补助忽略）。每个月领到工资后，我都会主动交给父母一部分，每月数目不等，若需要买贵点的东西时，再从父母那里要回一些。第一个月就给自己买了一生中的第一件“的确良”衬衣。想想历史也挺逗，贴身衣服从全棉到化纤，后来又从化纤回到纯棉。过去是勤俭节约衣服破了，也舍不得扔，“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现在是新衣服也要搞出几个破洞。过去是人长的快，衣裤跟不上成长的速度，所以小短九分裤常见，现在瘦短裤子最时髦……。

　　开始时候工作非常轻松，每天基本上半天就把当天的工作完成，更多时间是跟工人师傅们瞎聊天。事情不多突然有钱了，我们一帮校友就相约一起坐火车外出旅游，基本上都是火车上睡觉，下车游玩一天，晚上坐车回包头。当然只能去我们自己路局火车能直达的地点，以包头为中心去北京、兰州、太原、大同这些城市。

　　上班时间不长就遇到一个巧事。一天闲着没事，在工位上看书，大门进来一个工人，摇摇晃晃的到我们班组，到我眼前说：你们就是新来的啊？我看这人怎么有点眼熟，就回答，我是铁工校分来的，我怎么觉得认识你？他一乐，说：咱们一个班组，我现借调工人民兵。我一听就问，那你也是当时包头东站值勤的啦？正要找你们！他吓得马上说：事情我知道，我可没跟你们打架也没参与捆绑。他说他已经知道我们后来把当时捆绑我们的几个工人民兵挨个找了出来，一个个的都收拾一遍，这次回来就是跟我说一下，得饶人处且饶人，以后互不侵犯。哈哈，当时是太年轻气盛了，想想也不应该。

后来发现，70年代好工人都是在厂里兢兢业业的做好本职工作，凡是派到“工宣队”的都不会是工厂的主力，到“工人民兵”的工人不能说是“不务正业”，至少也是岗位可有可无的，好工人基本不会离开工作岗位。

　　说实在的，刚当工人的时候，内心真是豪情万丈，觉得要像当年“四大革命样板戏”（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中的码头工人一样，树立主人翁精神，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为社会主义多作贡献。理想很美好，现实很失望，不止我们工厂清闲，铁路其他单位也是大同小异。稀稀拉拉轻轻松松的工作，让我们一下子失落了，导致我分配到车辆厂的铁哥们党兄，刚刚被任命路局团委委员，竟然又报名参军了！据说是有史以来的最高职务党员当兵者。

　　说起来我们还真算是幸运，失望的松松散散的日子没多久，就遇到铁路改革整顿，很快就进入了铁路大发展的一个阶段。

　　1973年3月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候，不到一个月就顶着压力推出了“高校招生增加文化考试”的政策。第二次复出工作一年多后，邓小平的能力再次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肯定。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975年1月8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开幕，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李德生（曾任志愿军12军35师师长）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17日，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人选产生，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至此，邓小平正式全面复出，开始以接班人的身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邓小平上任第一件事就是着手全面整顿工作，他把突破口放在了薄弱的铁路系统。1975年1月30日任命万里为铁道部第三任部长，这也是第一个非军人的铁道部部长。万里坚决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实行全面整顿、把铁路系统作为整顿突破口的主张，上任衔命出京战“三州”，一战徐州，二战郑州，三战兰州，用霹雳手段，果断清剿各种派性力量，拨乱反正，迅速打通陇海、京广、兰新等铁路枢纽。万里提出了“四通八达，多装快跑，安全正点”的口号，认真贯彻落实整顿的方针，派出工作组，会同有关地方党委，对一些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工作组在一些单位撤换一批派性严重、不停捣乱的坏头头，平反错案，坚决调整领导班子，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首先是钢铁工业的整顿。经过几个月整顿，扭转了铁路系统的混乱局面，经济形势日益好转。

铁路正常运转，我们负责配件的工厂自然事情就多了，几乎每个车间都增加了夜班，开始实习两班倒工作制。白班8-18点，夜班17-凌晨两点，工厂宿舍休息几小时后，可以坐早晨6点多的通勤火车回家。我们车间只有车床加工班组有夜班，电工班组技术保障跟随，其他班组还仅仅只有白班。

火车跑起来，最大的消耗品就是车轮上的闸瓦。我们厂主要产品之一就是火车上用的球磨铸铁闸瓦，铸造出来的闸瓦要在我们刨床上做二次加工才能出厂。我们这里的加工相对比较简单，就是按标准加工一个平面即可。当时每批量的产品都要做金相分析，我们班组负责检验模块的平面处理与研磨抛光，然后交化验室做金相分析。交谈时得知，产品质量最主要最关键是铸造车间的铁水含量参数，具体技术细节我不懂，只是知道铁水融化时候要添加一定的稀土材料，经常还要加一些回收的钢铁材料。化验室潘主任跟我很好，我经常去他那里聊天，逐渐了解了一些金相分析对球墨铸铁的重要性。球墨铸铁的金相组织中的石墨越圆整、细小、分布越均匀，对金属基体的割裂作用和引起的应力集中就越小，球铁件的性能就越好。所以球墨铸铁金相试样清晰的金相组织结构，可更好地判断球墨铸铁的力学性能。若不是后面接触了一些弱电项目，没准考大学时候会报金相专业。

　　第一年的实习期，收获非常大，基本掌握了车钳铣刨磨的加工技术，但是对加工机具刀头的研磨技术还不行。

二，学为所用

　　因为离开铁工校后原来学校的相机必须交回。可当时确实挺喜欢这个爱好，于是没几个月，又问父母“借”了一些钱，买了人生第一台照相机海鸥4A120双镜头反光照相机，因为我最开始学摄影就是用“上海58II”135照相机，海鸥120照相机用起来感觉不好，没用几天就转让给同学小伟了，又加一些钱，买了一台“东方”S2型135平视取景照相机，

　　东方牌S2型135平视取景照相机，又称旁轴相机，是天津照相机厂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产的机器，当时各省光学厂生产的此类相机品种很多，大都是以欧洲和苏联的相机为原型仿造的。该机金属机身及机械零部件，很扎实，是S系列中较优秀的产品，属于全手动平视旁轴取景相机，其镜头是渡有蓝紫色增透膜的天塞镜头，焦距50mm，最大光圈f2.8，其成像质量不错，色彩、锐度、分辨率都有上佳的表现。当时的照相机可是属于奢饰品，用了我好几个月的工资。此相机一直伴随我到1987年，我才换成雅西卡单反相机，以后逐步到Canon EOS5，Canon 1DS MII……。

当时我有一个大哥在北京，是八一制片厂的军教片摄影师（参加过中越反击战），他经常会把一些胶片片头（10-20米）给我，我自己再把片头分装到暗盒中。这下子可是省了不少胶卷钱。

放大机是我自己设计制造的，步枪是后来射击队的配枪，上大学前才交回。

　　一年多的实习工作，我最得意的事情，是利用工余时间，学为所用自己设计制造了一台非常标准好用的照片放大机。现在回想这是否也是“以权谋私”占国家便宜，应该做检查！这台放大机是根据我使用过的专业机，按我掌握的技术以及能够找到的材料，因地制宜设计的，所有制造基本都是我自己独立完成。设计时候还真是用到了“铁工校”所学到的知识，什么机械原理、制图、材料力学……。由于改放大机升降为立柱式，所以设定最大放大尺寸为12寸，立柱是车辆厂一个朋友给找到一根不锈钢用车床粗加工、刨床加工齿轮轨道、磨床精磨制成；升降系统的齿轮也是车床打孔切片、铣床加工（田兄协助）；灯箱连接柱原想浇筑一个，但是考虑开模麻烦，后来找了一块环氧树脂，用刨床加工而成；做灯箱时候，最简单应该是双层圆筒（加散热），可是我想考验手工钣金技术，愣是改成里面圆筒外层方形灯箱，考虑灯箱较热，不能使用锡焊，于是用钳工基础的剪切、弯折、放边、咬缝等技术制成。

　　放大机做好后，开始是利用家中房间走廊做暗室，后来觉得不太方便，又用红布加黑布两层做成窗帘，把我的房间改成标准暗室。大概一年多后，我一个铁工校运输班同学杨兄调到铁路医院放射科，于是我跟他经常会使用他们的暗室。再后来杨兄调到北京，成为交通报社的专业摄影主任记者，也是中国大桥的首席摄影师。

三，激荡成长

　　实习期的锻炼，我们磕磕碰碰的跨入1976-1978年的激荡成长期。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春是复苏，夏是炽烈，秋是收获，冬则是冷寂，是萧条，甚至是生命的尽头。应该说工厂的四年真有点秋冬春夏之感。

　　我们转正不久（1976年元旦后），田兄当了厂里的专职团委书记，而我调入厂革新组。这个美名其曰的“革新组”，不如说是厂长的“应急别动队”。因为散乱多年，厂里很多设备缺乏修整损毁严重，尤其是整个供暖系统，严冬中一不小心就会冻裂水管，会严重影响工厂的生产任务。于是厂里抽调了几个“万金油”工人，组成应急救助的“革新组”来做全厂生产的保障。我们是不管什么任务，只要是保障生产需要的，厂领导安排的，都要愉快接受，坚决完成，不能不讨价还价。进组后第一件事，就抢救被冬季严寒冻裂的各车间供暖管道系统，赶赴各个车间，成为水暖工抢修暖气。为不影响生产，我们一般都是下班入夜后开始抢修工作，往往一干就是一整夜，几次抢修后，我一下子成了熟练的管道工。

​工农兵学商：

　　1976年的春节，党兄回来探亲，我们几乎天天聚在一起胡吃海聊，得知他又被推荐上军校大专学习，内心真是羡慕佩服！一次跟他们几个包头铁路地区的“大红人”聚会，几个人中周兄下乡知青、党兄​军人、俺工人、田卫校留校、徐经济财务，百分之百的“工农兵学商”聚会。最让我惊佩的是周兄，他当时是宣布扎根农村，并种下“扎根树”的内蒙知青标兵。受他们影响，节后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上交了我第一份“入党申请书”。近朱者赤啊！

　　估计是春节期间“近朱者赤”，工厂开工后，我是初进“革新组”，又是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所以不管什么活都主动冲上前。记得有几次铸造车间需要回炉火车轮子轮体，好像是球磨铸铁需要。但是回收回来的大车轮没法直接投入高炉，于是这“粉碎”车轮的任务就交给我们革新组了，我们先要用焊枪把纯钢轮毂切割下来送锻造车间用，然后再用18榜大锤把余下车轮体砸开，送铸造车间。开始师傅们只让我学习用焊枪切割，不让我抡大锤，我偏偏好强也要试试，刚开始根本轮不起来那大锤，后来勉强抡起，也不能打到点上。再后来勉强过关，但持续时间都很短。再后来……没有再后来了，还是量力而行转向电气设备方面的工作吧。

　　革新组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属于“别动队”，平时没特别任务时候可以主动寻揽工厂里的任何没人做的事，于是我又主动要求接手了厂里原来遗留的工频电磁熔铜炉和电磁吊车两个烂尾项目。

工频电磁熔炉是通过电磁感应加热控制器采用电磁感应加热原理将电能转换成为热能。首先通过内部整流滤波电路将交流电变成直流电，再经过控制电路将直流电转换成高频磁能。高速变的电流通过线圈会产生高速变的磁场，当磁场内的磁力线通过坩埚时，会在坩埚内部产生无数的小涡流，从而使坩埚本身高速发热，传热到矿物硅，溶成液状使用。

工频感应炉的电气部分包括：电源变压器、主接触器、平衡电抗器、平衡电容器、补偿电容器以及控制装置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三相功率平衡装置：由于技术与经济条件的限制，工频感应炉绝大多数属于单相供电，大功率单相负载势必影响电网的三相平衡。解决这一问题的传统技术就是配制三相平衡装置，使其单相负载转化为三相负载。即在负载相外的其他两相，配置平衡电抗器和平衡电容器，联接成三角形，使其成为平衡的三相负载接入电网。

　　我接手时候被告知，此设备三相不能平衡，所以一直不能正常运行。经过分析问题后，我认为是容抗比分配不匀造成，于是重新设计了一个控制台，用三块电流表、三块电压表监控，10-20（数量忘了😣）个调控继电器开关调节容抗，并且把容抗比排列组合增加，最终较好的解决了三相平衡的问题问题。

可控硅原理

　　电磁吊车的项目看似简单，实际很难解决。原来的设计就是用普通继电器来控制，一般继电器控制行走没什么问题，但是控制电磁吸盘，由于启动电流较大，产生的电火花很容易使触点粘连，导致不能吸放自如。我后来把继电器改成可控硅开关控制，基本上解决问题。可惜的是当时的大功率可控硅很难采购，最后是实验室潘主任给找到基本匹配的产品。这台电磁吊车主要配合电磁熔铜炉一起使用。其实我们厂熔铜的业务很少，这两台设备利用率较小。

转正后的三年工作，先在革新组干过除铸造和锻压外的各种工作，后来由于厂里连续引进了一些新设备，其中大部分都是电器自动控制，厂里老电工师傅们更善于强电维修，于是厂领导把我从革新组又调回金工车间，没回刨床班组，加入电工班，专门负责设备控制部分的维修工作。工厂都有一个俗语：紧车工慢钳工，溜溜达达是电工。确实，电工忙，设备停；电工没事证明平时维护好！到1978年时，我已经混进厂技术室……。

四，人难天灾

　　进入工厂15个月后的1976年绝对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对于中国来说可谓是天崩地裂灾难深重的至暗之冬。这一年中国最重要政治人物周总理、朱老总和毛主席三位伟人相继离世，这对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惊天霹雳。除了人难还有一系列的天灾：东北陨石雨【1】、唐山等地的四次大地震【2】接踵而来……，也是我度过的最艰难最不可思议的一年，足足有十个月感觉都是在冬季。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而1月9日周总理去世的讣告才对外公开，很快消息传遍了全国的大街小巷。我们工厂的工人师傅们一样，一下子懵了。下意识的开始了自发的悼念活动，很快几乎所有商店的黑布都卖光了，很多人在家或单位自设灵堂，买不到遗像就将报纸上的遗像剪下来。

周总理生前曾提出三个遗愿：一是不搞遗体告别；二是不开追悼会；三是不保留骨灰。最后中央经讨论决定，追悼会要开，遗体告别仪式也要进行。然而媒体在“四人帮”的控制下，在周恩来逝世后举国哀悼的6天里，不但只发了两条有关消息，反而还下令，不准群众戴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挂周恩来遗像。我们厂的党委副书记（文革结束后就被调走）也以不许影响“抓革命，促生产”的名义传达了这“五不准”。我跟大多数工人师傅非常愤怒，怎么也想不通，更不能理解，为什么对总理的悼念活动这样压制？

上图：1972年4月10日，周恩来和工作人员在飞机上。（左起：高振普、张树迎、王星明、张佐良、纪东、周恩来）

　　说到周总理，我必须说说我最敬爱的王星明阿姨，她当时是周总理的保健医，也是老妈的老乡战友，我到北京时候必会去她们家打牙祭，吃得最多的是排骨。王阿姨两个儿子跟我们说，特别喜欢我们来他们家，因为只有我们来，王阿姨才会从中南海的商店中买些排骨回来，他们跟着一起沾光。当然中南海的排骨肯定比市面上的排骨肉多！周总理去世后，她又转到邓颖超工作组。王阿姨很少谈工作上的事情，也从不利用特权为自己牟利，她隶属北京医院，但是在中南海上班，无形中原单位（可能无意中）应得的名与利都跟她无关，几十年她都是无怨无悔任劳任怨的工作。她退休后，国内几个博物馆从她那里收集周总理/邓颖超的一些纪念品，要给她一定的报酬，她都会怒斥对方。我是真真切切的从长辈的一言一行看出了他们的高尚品质。

　　周恩来的逝世，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引起了无限的悲痛。1月11日下午，当周恩来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火化时，百万民众顶着凛冽的寒风，自发地从四面八方涌上北京街头，向周恩来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作最后的告别！当周恩来的灵车经过北京长安街时，十里长街上，顿时响起人民群众悲痛的哭声，有的人热泪盈眶，有的人泪洒衣襟。九寒之天，人们站在数十里长的长安街及延长线的两侧，就是想为这位人民的好总理周总理送别，使得整个长安街顿时染上了一层浓浓的悲伤色彩。

　　1976年1月15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致悼词，这是他这一年的最后一次露面。尽管1976年1月19日，邓小平首次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介绍中说他是“周的继任者”。然而邓小平并没有能逃脱再次被罢黜的厄运，几个月后他就第三次下台了。

15号早上一进到车间，看到门口放有很多黑纱与白花，一部分工人各个自发戴上黑纱与白花，大家不约而同的来到食堂。当时有电视的地方很少，很多信息都是通过收音机里面得知，当收音机开始播报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我们跟全国人民一样悲痛欲绝，静静的默哀送周恩来总理。送别周总理后，车间里几乎再没有聊天的了，整天都是机器的轰鸣声。

　　连续两个多月，工人们以各种方式寄托自己的哀思，同时各车间都是很抓革命大促生产，我们革新组协助把工厂的各个妨碍生产的隐患排查一遍。

　　1976年3月底的前几天，厂里派我跟几个师傅一起去济南铁路局和青岛四方机车厂参观学习。4月3日我们离开青岛到北京转车回包头。现在高铁青岛到北京用不了3个小时，当年可是要花费十几个小时，我们是晚上上车，睡一觉第二天4号上午到北京。

70年代内蒙的物资非常匮乏，北京首都的供应要好很多，平常在包头时候，经常让列车员到北京采购，这次出差路过北京，肯定要亲自大采购。当年的采购地点主要是王府井、西单、前门大栅栏三地，选择住在前门最方便。这次我们没有住铁路招待所，而是选择住在前门南边粮食店街里的一个小旅店，从住处穿过前门是天安门广场。从北京站出来上公共汽车跟售票员说去前门，售票员竟然说：到天安门不用买票！当时真有点没搞明白，不用买票，好啊。走起！

　　途中得知，几天前北京就有很多群众，利用清明节缅怀先烈的传统习俗，自发地集合到首都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发表演说，朗诵诗词，抒发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到4月4日清明节时，首都人民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数十万群众不顾当时的重重禁令，涌向天安门广场。 广场以纪念碑为中心，全是花圈和诗篇。

　　我们到旅馆放下行李，有师傅要去采购，也有说先去广场看看再去采购，我肯定是去广场为第一位了！一进广场，边上有一些维持秩序的人，广场上已经是人山人海了。天安门广场纪念碑那里是中心，花圈已经摆了好几层了，中间堆着的挂着的，一层一层往上摞已经非常高了。周围的栏柱上、花圈上、树干上、甚至树枝上，都贴着挂着各种各样各色群众作的各种诗词。站在高处满眼望去，点点黑色下的绿灰蓝波涛滚来滚去，数十百万群众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用泪水、黑纱、白花、诗词、挽联、花圈、誓言、讲演、血书……表达对人民的好总理的刻骨铭心的哀思，怒斥和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

我们几个小地方来的“土包子”，政治觉悟一般的人，哪里见过这阵势啊！根本不敢乱说乱动，也没有仔细去听演讲，只是看到很多新颖的诗篇，忍不住在工作笔记本上抄了一些。很多诗都写的异常好，记得最有名的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其实我们当时跟全国大多数人一样，隐约察觉到生活的哪个部分可能出了问题，但却并不知道新的方向在哪、是什么？人们迫切需要新的有力量的思想指引，在这里是通过对周恩来的思念来表达这种政治诉求和情感宣泄，呈现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对中国现状的焦虑。

　　当时在现场真是佩服万分，看这些诗词的作者绝大多数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学生、农民、战士、干部……他们以不可遏止的激情，把自己融入诗词中，竟然都变成了诗人！紧跟着遇到一个想不到的是，当年很多活动经常要唱《国际歌》，平时没觉有得什么特别，可是在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手挽手踩着步点一起边走边唱，那个气氛可是太震撼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这时候挽手向前的人，各个都是热血上头，前面就是刺刀也敢一起往前冲。

　　之后我们赶到西单采购了一些东西，返回小旅馆时，又听说，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发现他们昨天献的花圈被收走了，还说还有人被抓，很多人异常气愤，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同一部分工人民兵、警察发生了严重冲突。公安部门出动的“广播宣传车”和几辆汽车在混乱中受到损坏，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工人民兵指挥部”冒出黑烟（好像是岗亭失火）。得知场面有点失控，我们不了解内情的人，不敢再停留了，于是退房赶到北京站乘车返回包头，好在我们是铁路免票可以随时上自己路局的列车。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其中不乏自然灾害频发的地段。尤其是地震这种天灾，很多时候都让人防不胜防，然而一年之内连续几次大地震也是绝无仅有的一年。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中国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东经118.2°，北纬39.6°)发生了强度里氏7.8级大地震，震中烈度11度，震源深度12千米，地震持续约23秒。瞬间唐山被夷成废墟，682267间民用建筑中有656136间倒塌和受到严重破坏，地震造成242769人死亡，16.4万人重伤，4204个孩子成了孤儿。地震罹难场面惨烈到极点，为世界罕见，位列20世纪世界地震史死亡人数第二，仅次于1920年的宁夏海原地震。

　　从渤海湾到内蒙古、宁夏，从黑龙江以南到扬子江以北，这一华夏大地的人们都感到了异乎寻常的摇撼，一片惊惧，谣言满天飞，还有说天安门都有损伤。大地震发生，人们仅凭直觉就能知道，这是强震大震，但地震“速报”却迟迟没有发出，唐山地区电话通信中断，呼叫若干次，均无回音。决策部门心急如焚。地处震中的唐山只能是采取直接原始的方式，飞车向首都告急。好在唐山离北京不远，尚可飞车进京向中央报告灾情。若再远一点怎么办？可想当时地震监测的水平，国内通讯效率以及当时救灾的反应能力，还是让人不胜感慨。

　　当时内蒙的震感非常强烈，几乎所有的工厂一下子就停工了，全力以赴搭建各种抗震房屋窝棚。我们当天到工厂后，厂里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卷钢筋和一捆油毡，让先回家盖防震棚。我们住南三街楼房的还好，有较多的空闲区域，大家都跑到院子里或广场上，用工厂发的钢筋搭个简易棚住在里面。

震后一段时间，工厂基本处于停产状态，而我竟遭遇了一生中的最大耻辱。地震爆发后没几天，老爸就带医疗救援队开赴震区，铁工校杨兄已经调到放射科，跟医疗救援队一起出发了。一连好多天，一点消息都没有，别说家里没有接到电话，询问有关领导也说不知道。我是既担心老爸医疗队的安危，也想知道天安门到底怎么样了？我一激动，铁路乘车免票都没开，带着张过期免票就登上到北京的火车，想到北京看看具体形势。没想到在北京出站时候，被执勤的“首都工人民兵”拦住检查，一看我是过期免票，不让出站，非让我补票。我一再解释都是铁路职工，而且我还是呼铁局武装基干民兵射击队的队长（后面专门叙述），这次实在是因为关心首都人民的安危，想了解内蒙医疗救援队的信息，过于着急来不及开票，临时跟车过来看看，当晚就回去。他们根本不听任何解释，高傲的说：我们用不着你来看！还说，就你还铁路民兵？没票就交钱，再不交钱就要撕了我的工作证。20岁的小青年当时绝对是把工作证看的高于一切，其实后来想，撕就撕了呗，以后再申请补发一个，很简单啊！可当时想就是不能让人撕，只能认栽。但是这帮“首都工人民兵”太欺负人，尤其欺负咱这外地人，不但要我补来时的车票，还要再预买回程车票。票还是那种手写划票额的纸票，这来回火车票可是我当时半个月的工资啊！当时真把我气坏了！1974年中专毕业时候跟“包头工人民兵”发生冲突，没想到两年后又被“首都工人民兵”敲诈侮辱！顺便说明一下，后面我在射击队属于武装基干民兵，绝不是参与“行政管理”的“工人民兵”！

带着委屈和愤怒离开北京站，马上知道震区附近根本过不去。由于北京还处于地震的恐慌中，也不好意思去找父母战友们了，想起有个堂兄在北京建筑公司工作，找到他，在工地帐篷里对付了一晚。第二天白天东游西逛胡吃海喝，也没钱买东西了，晚上上火车后，十几个小时的硬座也没觉得累，满脑想的都是以后怎么好好秋后算账。本来就对“工人民兵”“造反派”的看法不好，这次是恨上加恨，导致1977年春节期间，要求当临乘列车员，上车专跑北京线路，主管查票补票，重点查北京工人（年轻时候太坏了）。

地震风波刚刚过去，工厂恢复生产，1976年的9月9日的下午，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反复播放了一条新闻预告称：“今天下午4时有重要新闻播放，请各位听众注意收听。”在听到这条广播先后播放了6次，每次2遍，总共播出了12遍之后，一时间，所有人的心中都涌现出一种不祥的预感......。在这之前，我已经把工厂的广播系统修好，大喇叭就安装在锻压车间门口的一个大烟囱顶上。下午四时，空中突然响起了哀乐，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逝世。所有人都被惊呆，人人放声痛哭！为我们顶礼膜拜领袖的去世而悲恸落泪。在短短九个月的时间里，几次大地震，三位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相继逝世，全党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也深深思虑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我当时跟很多工人师傅们一样，真的感觉是“天塌地陷”的无助和迷茫。不敢想象中国后面该怎么办？

　　之后不久经常听一些领导议论，是“照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的问题。开始我还真不理解“既定方针”与“过去方针”这几字之差的区别，还暗笑“这帮老头挺认真”（哈哈，今天我们也是老头了），后来了解到，这两句话看似意思相似，理解起来却差别甚大。“过去方针”肯定是已经做过的而且大家都明白的没有变化的方针，而“既定方针”则是已经或刚刚密定并深藏难测（改变）的方针，当然是可以由掌握“遗言”者按自己意愿添加内容。后来“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按既定方针办”被定性为“‘四人帮’篡改了毛泽东指示，并把篡改的话当做毛泽东临终嘱咐”。

10月6日，怀仁堂“四人帮”被逮捕并接受隔离审查，标志着延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在接近谷底的时候获得了重生。10月21日，北京150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尽管即将进入年末的冬季，但是我们胜利渡过了至暗之年。不知道是什么人说的：感恩冬季，它让我看到了大自然不平凡的一面；感恩冬季，它让我经历了严寒，最终学会了坚强；感恩冬季，它让我懂得了：困难与挫折就是人生之河里突兀的石头，只有冲过去，才能溅起精彩的浪花……。

五，不务正业之特等射手

　　“人民战争”是毛泽东及其重要的军事思想，1958年他把这一思想发挥到极致。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他发出了“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的号召。1964年4月9日，北京市委办公厅给中央办公厅的报告说：“北京卫戍区提出，今年是建国十五周年，参加国庆游行的民兵队伍前有‘首都民兵师’五个大字的牌子，想请毛主席亲笔写五个字，不知能否办到，希望能帮助解决。”毛泽东看到这个报告后，直接在报告上批示：“写了三张，以供选用。毛泽东 七月六日”。于是建国15周年的游行方队中,出现了毛泽东书写的五个大字:”首都民兵师”。

　　内蒙古地处中蒙中苏边境，工厂工人、农牧区青壮年都是基干民兵，其中一部分人属于武装基干民兵。自1969年中苏珍宝岛之战爆发后，中苏关系日益紧张，因战备形势需要，12月19日中央宣布内蒙军管，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任内蒙前敌总指挥，1971年5月-1978年10月，尤太忠任内蒙古自治区委第1书记、区革委会主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尽管1972年解除了军管，但仍属于“反修前线”，各单位都有武装部管理的“武装基干民兵”。​可能因为我在革新组，没有定量的任务，被抽调参加武装基干民兵的训练。

　　结果在首次武装基干民兵的实弹射击训练中，五发子弹49环，由于成绩优秀，分局武装部直接找到厂里把我临时借调到铁路分局，作为分局射击队队长带领7-8个队员训练，参加纪念7月6日毛主席题字“首都民兵师”全市的射击比赛。1个多月完全脱产的武装基干民兵训练，按现在来说真有点不务正业，然而那时候这可以说，这可是跟生产同等重要的业务。

　　训练统一集中到分局招待所，白天外出到训练场练习瞄准，晚上在宿舍，枪口上绑砖头练托枪。有时候把床板立起，点上香，用小口径步枪打香头。搞得床板上全是铅弹痕迹。训练很辛苦，可是天天招待所的伙食是太好了！这可是我第一次长时间免费任意吃喝啊！​

　　第一次给不同单位的工人师傅当“领导”，很多人年龄都比我大，我哪好意思管啊？只能事事以身作则刻苦训练，让射击水平再进一步。为了稳定射击水平，厂武装部长特批我在厂枪库中选一支我专用步枪，带着校枪设备帮我校枪。肯定浪费子弹也比他人多一些……。还有一次集训期间，一天晚上因为父母都在单位值班，当时二弟已经去当兵，小弟正上小学，我请假晚上回来照顾一下，第二天早上送小弟上学后，骑车赶回集训基地时，发现没人了？一问值班人，说今天武装部领导来看实弹射击，临时出发去XX靶场了。我一听就急了，问什么时候走的，回答说没几分钟，我二话不说，背上枪骑车猛追，一口气骑车20多公里，射击队正在靶场列队时候，我就浑身大汗的赶到了。队友们看着我目瞪口呆，太敢“玩命”了！领导看着我说：功过相抵，入列训练。

​ 在分局集训时候，偶尔也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但是我从来没有当过具有“行政管理”功能的“工人民兵”。不过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带人去包头东站“逛一圈”，总想为当年毕业被绑再出气。现在回想，真不应该，年轻时候太要强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7月6日比赛时，我们以一环之差获得了包头市射击比赛团体第二名。第二年又到铁路局当了一个月的“路局射击队”副队长，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的比赛。

　　1976年7月6日我们比赛结束的晚上，我们得知这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北京逝世，我们没有再开总结会，马上宣布射击队解散，所有人立即返回各单位。毛主席最重要的助手左膀右臂一下失去。还没等反过神，又一巨大的自然灾害接踵而来。​

六，不务正业之春运临乘

　　1977年年初的冬季，由于我们对供暖系统的维护修整，工厂没有原来的故障了，革新组也没有了应急救助任务，于是我要求去支援春运。当时70年代有个口号叫得很响：抓革命、促生产，安全正点保春运！春运，即春节运输，是中国在农历春节前后发生的一种大规模的高交通运输压力的现象。以春节为中心，前后大概30天左右（现在时间长了）。若是利用业余时间，肯定属于志愿者行动。可我们属于临时调到客运段帮忙，也算是不务正业吧？！

那时候列车设备与运力都较差，每逢春运期间都要临时加开一些旅客列车，简称为临客。临时客车的火车票上通常有一个L字母，也有临客以K、T、Z等车次开头，它们是在正常旅客列车不能满足客流需要时的一个补充，春节期间几乎年年都有。春运临客列车的车厢几乎都是备用车，平时没有配套的客运、车辆、公安、邮政等乘务人员。所以需要铁路各部门抽调人员支援客运部门，担当临客值乘任务，一般称为“临乘”人员。但是临客列车不能全由临乘人员担任，必须有一些有经验的老乘务人员带领管理，这样必然会从正常乘务组抽调一些人，再补充一些临乘或添乘人员进原乘务组。“添乘”指铁路列车运行中，规定值勤人员之外的职工，随车参加乘务组的工作。其目的是学习、协助、研究或指导乘务工作，属于领导系列。

当时参与春运的人员，都希望跑北京的车次，这样可以到物资丰富的首都疯狂采购年货，当时北京的带鱼仅仅0.38元一斤！我幸运的补充上包头-北京的263/264次列车上。

那时“绿皮车”是主要车型，运行速度每小时60公里左右。车厢里座椅是绿色的皮革，没有椅罩，一边三个座，一边两个座，每两排中间有一个小茶几，这是给旅客放东西用的。“绿皮车”没有空调，在车厢的天花板上有一排整齐的风扇，用于夏季降温。窗户是上提式开启，可大可小，根据需要卡在不同的位置。一般来说，春运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列车靠锅炉供暖，列车员不但要负责车厢的卫生、开关车门等工作，还要负责烧锅炉。车厢里白天还能凑合，不是太冷，晚上就不行了，“绿皮车”的车厢密封不好，到处透风，加之夜晚气温更低，旅客常常冻得浑身哆嗦。有的车厢一侧有茶炉供应开水，所谓茶炉就是一个小型燃煤锅炉，一般有茶炉的车厢还会有一个办公席，只负责烧茶炉和查票补票之事的列车员一般称为班长。而各车厢的列车员要到茶炉间将热水灌到大水壶里，然后逐个车厢送水。

​ 那时候的春运总体规模比现在小得多，客流仅为上山下乡知青探亲者和全国几十万的工农兵学员。就是这样，因为车少人多，春运也像一场战争，拥挤的场面可想而知。上火车都要靠挤，好歹挤上了火车，却发现车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满满当当的车厢拥挤的杂乱无章，气味十分污浊，十几个小时的旅途，连上厕所都是极其艰难的事情，因为车头车尾，早已密不透风地站满了人群。

　　春运期间的列车上太挤了，无座的旅客拥挤在狭窄的过道上，甚至车厢连接处也是密不透风。到处都是人，摩肩接踵，到处都是行李，大包小包。这种情况下列车长一般要求列车班长一趟只查一次票即可，因为一次挤来挤去就累的要命，乘警也不愿意受累。可是我因为要为当年地震时期“受辱”复仇，往往一趟至少查票两次，只要查到北京知青就让他们补全程车票。现在想想，真是“混小子办混事”，人家北京知青本来就够倒霉了，这不是给人雪上加霜吗？每次进出北京站时，还经常不拿工作证硬闯……确实有点挑衅工人民兵的意思，不过还真是一直没人找我麻烦。

七，古寺青山

　　包头不但是内蒙古的制造业、工业中心及最大城市，也是中国重要的基础工业钢城基地和全球轻稀土产业中心，被誉称“草原钢城”“稀土之都”。同时也是沟通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之间的交通要冲，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在包头地区设九原郡。而从东汉时候起到辽金时代，佛教已经传入包头地区。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主要集中于达茂旗百灵庙和五当召、妙法禅寺、美岱召、昆都仑召等。

　　现在一说去什么地方，人们往往都会问：除了现代化城市还有什么好景点啊？包头比较有名的十大景点：赛汗塔拉城中湿地草原、阿尔丁植物园、梅力更、包头古城、五当召、春坤山、希拉穆仁草原、九峰山生态旅游景区、美岱召、南海湿地景区。

赛汗塔拉城中湿地草原过去就是东河区与青山区两区之间的一片荒地，我们射击场就建在其中，现在是全国城市中最大的天然草原园区；南海湿地景区过去一个是黄河边的一个水叉子，部分深水区是我们夏天免费游泳的地方，现在是漂亮的大湿地，其中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不知道是否还存在）；包头古城东北边上就是转龙藏……这几个地方都是当年骑车就能到达，最容易去的最多的地方。五当召、美岱召、大青山/九峰山等地方去一次稍微困难一些。

　　包头市石拐区东北约45公里的吉忽伦图苏木（苏木为乡）五当沟内的大青山深处，有个非常出名的寺庙五当召，它与西藏的布达拉宫、青海的塔尔寺和甘肃的拉卜楞寺齐名，是中国藏传佛教的四大名寺之一，也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大藏传佛教寺院。五当召，蒙古语“五当”意为“柳树”；原名巴达嘎尔召，藏语“巴达嘎尔”意为“白莲花”，“召”为“庙宇”之意。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公元1662年—1722），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重修，赐汉名广觉寺。第一世活佛罗布桑加拉措以西藏扎什伦布寺为蓝本兴建，经过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年间的多次扩建，逐步扩大至今日规模。因建在五当沟的一座叫做敖包山的山坡上，所以通称其名为五当召。五当召依地势面南而建。有大小殿宇、经堂、僧舍2500余间，占地300多亩，分布在1.5公里长的山坡上。它是一幢层层依山垒砌的白色建筑，群山环绕，为苍松翠柏掩映，雄浑壮观。

　　 我们上中专时候去过一次，那时找辆车太难了，后来到射击队集训时，专门给我们配辆车，我们也是充分利用，除正规靶场，我们也会开车进山训练。当年五当召边上的山沟中，也是我们的临时靶场。以后曾多次带朋友到过这里。

我跟田兄骑车进大青山

　　由于地处“反修前线”，各单位的枪支的管理并不严格，身为射击队的我可以理所当然的把我的专用步枪带回家。内蒙的夏季是最美好的，不是很热，所以也是我们疯玩的季节。几乎是每个周末或者工休时间，都会约上几个好友骑车或坐火车进转龙藏或大青山旅游打猎。

　　大青山，属阴山山脉，东起呼和浩特大黑河上游谷地，西至包头昆都仑河。东西长约240公里，南北宽约20～60公里，海拔1800～2000米，主峰大青山海拔2338米。呈东西方向横贯于土默特平原之北，内蒙古高原之南，对南北气候有一定影响，造成山地南北两侧热量与水分有明显的差别，构成农牧业生产线上的一条重要界线。抗战时期大青山里面有好几抗日游击队根据地，其中李井泉的司令部在美岱召以北【3】。

　　记得一次我跟孙师傅（田兄的师傅）和车工组班长李师傅（转业兵）纪师傅四个人利用周末+工休有两天的空闲时间，于是大家商量进山游玩，时间充裕走远点，探探抗日游击队司令部遗址。那时候没有导航设备啊，根本不知道具体有多远，只知道萨拉齐美岱召进山较进，北面就是大青山主峰九峰山。包头东距萨拉齐约50公里，美岱召约60公里。因为经常坐火车知道美岱召离大青山较近，而“召”在蒙语中是寺庙，所以我们选定从美岱召进山，没有汽车就坐火车前往。

1985 年依原式复建

　　据史料记载，美岱召（蒙古语“美岱”意为弥勒）原名灵觉寺，后改寿灵寺，始建于明朝庆隆年间（１５６７年－－１５７２年），土默特蒙古部主阿拉坦汗受封顺义王，在土默川上始建城寺。万历三年（１５７５年），建成的第一座城寺取名灵觉寺，后改寿灵寺，朝廷赐名福化城。西藏迈达里胡图克图于万历三十四年来此传教，所以又叫做迈达里庙、迈大力庙或美岱召。

美岱召是一处罕见的集寺庙、王府与城池为一体的建筑，寺周围有土筑石包镶的城墙，敦厚结实，可以抵御军队的炮弹和骑兵的突袭。整个城池略呈长方形，墙高约４米，周长６８１米，四角建有角楼，南墙中部开设城门，并建有城楼，城门上嵌有明代扩建寺庙时刻的石匾额，上题“泰和门”。

乌兰夫在美岱召做过地下工作，刘云山曾在美岱召中学学习。当年我们到这里的时候，真没看到宏伟的古城和庙宇，民居多为土木结构平房，明代的建筑由于年代久远，风吹雨淋，多已倒塌毁坏，遗存极少也都是残墙断壁。现在的建筑应该是80年代重新修建的。

　　一大早坐火车到美岱召，没看到传说中的寺庙，翻跨田野直接向北，进山后顺着山沟一条溪流一直往里走。当时我带着半自动步枪，李师傅带了一只三八大盖，四人走了好几个小时既也没见到“遗址”也没有见到人家更没有见到任何动物。快到下午时分，觉得没什么希望了，也不敢再往深处走了，休息休息吃点东西，准备回撤。

休息吃饭时看到山顶有一群野鸽子，大青山的阳面基本都是花岗岩，落在上面的灰黑鸽子非常明显，于是我跟李师傅说，咱们也不能一枪不放就回去啊！练习射击打鸽子。在大青山打山石上的鸽子我们可是有点经验，不能直喵鸽子，那样即使打中，也会被打“飞”，即使能找到也基本烂掉大部分，所以要有意让弹着点低一点，打在鸽子脚部，跳弹跟蹦起的石头正好打伤鸽子，这样鸽子可能会落在前面，猎手才能真捡到战利品。还要有耐心，一枪后鸽子飞走，要等一会才会再回来。刚开一枪，突然听到山半腰有人大喊。马上停止射击，以为出什么事了。一会看见对面跑下一个放羊人，说对面山上羊是他放养的，怕我们给打了。我们说，根本没有看见他的羊，我们是在打鸽子。看到我们这么远能打鸽子，他马上邀请我们去他那里，他在山中有个放羊“营地”。当年可是不允许私人养羊的，肯定是瞒着生产队偷偷藏在山中的“私货”。我们管不了这些，几人一商量，好啊，今晚就住山里了！跟着老乡走了好远山路（也行是我们爬山不行）才到他的“营地”。什么营地啊？就是一间茅草石头房子，旁边有一个羊圈。黑黑的房屋中还有一个人，这时他才跟我们说，山里有狼，前几天他的羊就被狼叼走，他请我们吃饭，晚上让我们帮他打狼。他给我们做了一锅加盐的土豆羊肉黄米饭，有点像新疆的手扒饭，不过大米换成黄米。这饭，真的很香，就是其中发现米饭中好像有羊粪蛋。

晚上打狼！我们都是城市里长大的，只在动物园里见过狼，哪里见过野狼啊？不过带着几只枪的人，也不能说怕狼不敢打啊。晚上硬着头皮让老乡带我们出去，找个能看见羊圈的制高点，埋伏好“守株待狼”。一直等到半夜也没有见到狼过来，偶尔听到几声狼嚎。狼不来我们的英雄豪气反而上来了，主动跟老乡说，再多等一会！老乡说，这狼应该是今天听到了枪声，最近是不敢再过来了。

多年后看《狼图腾》时候还纠结打狼对不对？其实老乡对狼大都是非常痛恨的，因为即使是吃饱的狼，它对羊群也是异常残酷，常常是咬死好几只后扬长而去。我们回到草屋，挤在土炕上对付了一夜。

　　当年可没有现在这么清晰的地图与资料信息。最近查资料才知道，当年我们进山住的打狼打猎地方，应该距离萨县抗日游击队黄土尖营地遗址非常近，再向北几公里就是大青山九峰山景区。黄土尖营地位于土右旗美岱召镇美岱召村北的纳令沟。经过美岱沟4公里，再转入东侧的纳令沟，再北行2公里，经过沟中的烂石滩，迎面一块突兀巨石悬在沟涧挡住去路，当地百姓称为“顶门石”。初看根本无路可走，细找巨石右侧有一条仅容一人挤过的石缝，攀援而上，就是被黄土覆盖的黄土尖。由于黄土尖易守难攻，并与美岱沟、大东沟、沙图沟相邻，便于转移，十分有利于游击战，因此萨县抗日游击队把这里作为营地。侧有一条仅容一人挤过的石缝，攀援而上，就是被黄土覆盖的黄土尖。由于黄土尖易守难攻，并与美岱沟、大东沟、沙图沟相邻，便于转移，十分有利于游击战，因此萨县抗日游击队把这里作为营地。

　　目前的九峰山自然保护区总面积460多平方公里，由东九峰、西九峰、大西梁、杆林背、羊背山等大小山峰和美岱沟、水涧沟、香桂铺沟等沟堑组成。它的峰巅——第9个山峰，号称“小泰山”的主峰海拔2338米。

　　大青山阳坡相对荒芜，这是因为北方较干旱，阳坡日晒时间长所以比较干燥，乔树木很难成长，裸露花岗岩较多，而阴坡相对湿润，树木灌木杂草比较繁茂，所以阴坡才是动物的庇护所。所以第二天老乡带路帮我们去打猎，不在走山沟，而是沿靠阴的半山坡行走……。有熟悉地形了解动物习性的老乡带路，加上咱这神枪手，肯定会有收获啊！当然若有收获，第二天工厂的师傅们都会品尝到，绝对是有福同享！

　　有时我也会跟杨兄坐火车到距离白云鄂博不远的草原游玩。杨兄在包白线的忽吉图车站工作过，那里是“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的英雄事迹发生地，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草原达茂联合旗（新宝力格公社那仁格日勒生产大队）。草原上的白菇，那绝对是天下第一美味！杨兄说他在这里工作时，只有天一下雨，他就带着雨裤，裤口一扎，上草原采蘑菇，仅仅半天就能装满两裤腿。真正的打猎高手也是杨兄，我和铁工校的肖老师还到这里跟杨兄一起去草原上打兔子，去黄河湿地和乌梁素海打野鸭子，每次都是他的收获远远大于我！

70年代草原上的黄羊很多，草原上的牧民枪法特别准，有渠道的人可以用4-5发子弹跟牧民换一只黄羊。有时冬天有雪灾时候，厂里食堂经常会有黄羊肉吃，一打听，基本都是草原上冻死的黄羊。顺便说一下，当年边境有些枪口是“对内”的。60-70年代草原上的黄羊非常多，而且经常会顺风跑，一不小心就会越境。当时候的战士，本着最朴素的阶级感情，哪能让祖国的一草一物到国外？肯定立马开枪“阻击”！所以我们也能吃到打死的黄羊肉。现在内蒙黄羊已经列为一级保护动物。

我上大学后很快内蒙枪支管理实行，别说是军用步枪，所有民用猎枪都被管制上交，后来连气枪都不允许拥有了。

八，历史转折

　　1976年10月，结束了十年动乱，我国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党和国家的工作开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人们逐渐从令人窒息与茫然的氛围中挣脱出来。袁隆平率先在全世界成功研制出三系法和两系法杂交水稻，并于1976年推广；王选做出了“跳过第二代光机式照排机、第三代阴极射线管照排机、直接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的技术决策，对我国照排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海南文昌市文城镇高隆陈村，率先在海南实行包产到户，响起包产到户惊雷，可称为是“海南的小岗村”；年广久开始摆摊做生意，当年收入100万……。

然而1976年国家的众多遗留问题还没有解决和落实，困惑与矛盾依旧存在，但新的时代已经在拉开序幕。

　　1977年3月10－22日，中共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期间，陈云、王震等郑重提出恢复邓小平领导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中国开始复苏，这一年是生机与起点的向征，是中国结束文革十年动乱后的两年徘徊时期的第一年。

1977年7月22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的党政军领导职务(中央副主席、 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是为邓小平之“第三起”。紧跟着1977年10月21日(农历1977年9月9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确定并经国务院批准，从1977年起，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今后实行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市地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这种招生制度，同“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工农兵学员”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比较，有以下特点：一、招生对象更加广泛了；二、对文化水平的要求提高了；三、重视了文化考试，使新生的质量有较大提高。

1973年3月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候，不到一个月就顶着压力推出了“高校招生增加文化考试”的政策。可惜被“四人帮”阻碍夭折了。这次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8月就提出推迟招生，10月再次正式恢复高考。绝对是伟人的魄力！

​当年我们技术室的年轻人，当然那两个是大学生

　　10月下旬，记得我还是跟厂技术室几个人一起出差在青岛机车车辆厂，得知“推荐上大学”制度被废止，高考招生再次恢复。招生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还听说大部分生源比例（大概80%）都留给“工农兵考生”。当时我想都没想，抄起电话打回厂工会于主席，要求报名参加考试。

　　1977年的高考，与如今的高考是有很大区别的。首先是考生不同，90%以上的考生是非应届生，包括工人、农民、知青、军人、教师等各行各业的在职人员与社会青年，共570万人。其次是考试的方法、时间与录取率与现在的不一样。考试实现大中专分卷考试，于冬季开考，具体时间为12月7、8、9三天，当年大中专共录取27万人，录取率为4.7%，若除开中专，仅大学本科与专科生录取率不到3%。

1978年为恢复高考的第二年高考，与前一年的高考有很大的改变。一是考试时间改了，考试改为夏季，具体考试时间为7月20、21、22日三天。二是虽然大中专仍然分开考试，但有一个特殊的规定让78届高中毕业的学生永远不会忘记。这就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只能考大学。

　　1978是中国历史上的真正关键年！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两届大学生同年入校（四年后同年毕业）；红卫兵组织退出历史舞台，学子回归本色；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数学家陈景润成为了当时中国拥有最高人气和最多粉丝的全民偶像；全国科学大会的隆重召开，让知识、教育和科学，重新得到人们尊重；《于无声处》现惊雷，为“四五运动”平反；冲破禁区，拨乱反正，随着一个个平反通知的下达，党的干部路线和组织路线重新赢得了人民的信赖……。

人们的生活开始变得丰富，许多变化在身边悄然发生着。这一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传遍全国各地，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在今天看来极为普通的哲学命题则让那个年代人们真正感受到了思想的解放；也是这一年，中国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偷偷的把地分了，按有21个红红指印的“大包干”契约，体现的是中国农民打破大锅饭勤劳致富的标志；同样是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更是这一年，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日，美国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

　　我先是豪情万丈上考场，垂头丧气铩羽而归。几个月“重整旗鼓”再上考场，终于圆梦西安交大计算机专业。

字数又超太多了，两次高考圆梦西安交大的细节部分还是放到下一篇吧。

工厂工作四年，收获太丰富了，深深的觉得，中专经历确实是一次命运的转折，而工厂的几年历练，是人生经历的考验与提高。即使没有后面的大学深造，仍然能有精彩丰富的一生。

附件【1】吉林陨石雨

1976年，就在周总理去世的两个月后的3月8日，在中国吉林省吉林市内，突然降落了一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都罕见的陨石雨。这颗‬陨石‬在‬空中‬爆炸‬，产生了‬约‬3000多‬陨石坑块‬‬。其中‬最大的‬陨石块‬‬约‬“1770”千克‬，是‬“世界之最‬”。然而竟然‬没有‬造成‬任何人畜伤亡‬。

附件【2】几次大地震

1976年4月6日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生6．2级地震。受灾的乡镇达67个，受灾人数达131613人，死28人，伤865人。

1976年5月29日云南西部龙陵县先后发生两次强烈地震。第一次震级为7．3级，第二次震级为7．4级。

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市发生7．8级地震。地震破坏范围超过3万平方公里，有感范围广达14个省、区、市。地震共造成24．2万人死亡，16．4万人受重伤，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4亿元。

1976年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之间发生7．2级地震。地震有感范围西至甘肃高台，南至昆明，北至呼和浩特，东至长沙。

附件【3】大青山抗日司令部

1938年6月下旬，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120师抽调358旅715团和师直骑兵营一个连，组成八路军大青山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大青山支队），李井泉任司令兼政委，姚喆任参谋长，彭德大任政治部主任。7月15日，大青山支队奉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从杀虎口越过长城，挺进绥远地区。9月，为开辟绥西游击区，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司令员李井泉率领3营和2营5连、四支队2连及动委会部分工作人员翻越崇山峻岭，来到萨拉齐、固阳、武川三县交界的巴总窑、朱尔圪沁、可可沟、后窑子一带，李井泉指挥部设在巴总窑村的魏家大院，支队政治部主任彭德大住在朱尔圪沁村，游击队负责人杨植霖、王弼臣等人带着电台和四支队供给处驻扎可可沟村。距离萨拉齐40-50公里，距离美岱召约30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