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蜕的“龙衣”

李武兵

作者/冯复加

（作者冯复加戎装照）

这是2005年的旧作，报纸和刊物都发表过。只是纸媒发行量有限，我的老同学并没有见到这篇东西。更令人痛心的是，有的同学已去世，如不抓紧再发一次，将会留下更多的遗憾。为了尊重历史，这次重发我基本照抄原作，只在文字上作少许的修改补充。以上算是开场白吧，下面是正文。

1

再过几个月就要退休了。记得过五十岁生日时，我曾深感“人生易老天难老＂，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如今，转眼六十岁了，人生的主体部分已经结束，只剩下尾声和余热。呜呼。

退休意味着退出历史舞台，角色由演员变成看客。这是好事，辛苦一辈子，该歇歇了，我并不留恋所谓职位。了解我的朋友劝我说：写了一辈子，总是写别人，或是替别人写，现在该写写自己了，写本自传吧。朋友的话让我想了很多很多，特别是我的一生，我的命运遭遇。

我十八岁高中毕业，十九岁当上铁道兵，二十一岁调团机关，二十二岁调师机关，二十七岁调铁道兵总部机关。铁道兵撤销后，又调到中央机关，在机关工作了一辈子。在机关，每年年底都要搞年终总结。回顾一年干了什么，取得什么成绩，还有哪些不足。然后，领导和群众给你评个档次：优秀，称职或不称职。如今一辈子的工作结束了，如果作个总结和评价，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档次。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词语，因为至今官方没有这类说法。只有文艺作品中常用幸运，不幸，成功，失败，喜剧，悲剧来概括一个人的命运遭遇。如果用这类词语评价，我不知道我的人生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喜剧还是悲剧。

是的，我走出大别山的贫脊小山村，来到人人向往的首都北京。由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中央机关的局级干部。一个高中毕业生（我的档案里是大学本科，那是四十岁后在成人教育中取得的，属于人们不屑的“五大生”），居然发表了不少作品，出了几本书，还多次得大奖。我仿佛是个成功者，是个幸运儿。但，回头看看我的脚印，几乎全都泡在汗水里，甚至泪水中。我是在物质生活极度贫困的年代长大的。高考体检误诊我为肝炎，断送了我的大学梦。十四、五岁正长身体，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饿得两眼发绿。刚刚步入社会，正渴望长知识长本领，遇到了文化大革命。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学校停课，书店关门，连部队的图书馆也不开放。当我年青力壮时，提拔干部讲究资历。当我有了资历，又提倡干部年轻化。当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时，把我列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行列。当知识分子是香饽饽时，我又成了白丁，还得上业余大学考文凭。我得到过许多好心人的帮助与支持，没有他们的教诲与关爱，我不可能有今天。也常常被那些莫名其妙的关系搞得疲惫不堪，甚至遭人暗算。我尝到过人生的欢乐，但更多更深刻地感受到的是人生的痛苦与无奈。如果说我是幸运儿，那幸运的标准似乎低了点。不管怎样，我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今天，我努力了，尽心了。如果要写传记，就是奋斗夹杂沮丧，笑声伴着泪水，胜利交叉失败，甜酸苦辣，五味杂陈，内容也是丰富的。不过，我这样的小人物，有必要记录自己吗？写自传有何意义？但是，由这个思路，我想到我们这代人，写写我们这代人还是很有意义，很有必要的。而我们这代人，包含得很广泛，我只能把目光聚焦在我的老同学身上。放眼历史长河，我们这代人太特殊了。

同学们大多是解放前夕出生的，也许在襁褓或摇篮中听到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枪声。但，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灾难深重的中国，由战争走向和平，由分裂走向统一。赶走了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主。我们大多还是穿着开裆裤的孩子，就走进了社会主义，这是多么幸运啊！但，革命成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保证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就是件根本性的大事。毫无疑问，我们就是党要培养的第一代接班人。刚解放不久，离我们村很近的一座寺庙就改成了小学，我就是在那里启蒙的。与比我们年长的孩子不同，他们读的是私塾，学的是三字经百家姓。而我们读的是新编的语文算术，教我们的是新老师，升国旗，唱国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一开始接受的就是新思想新知识，是吃共产党的奶长大的，是最纯正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但第一代也有第一代的特殊性，这又是后继者难以想象和体味的。

（作者的高中毕业照）



2

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新中国刚建立，巩固新政权，保卫革命成果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因此，对外防止帝国主义侵略，对内清理阶级队伍十分重要。我还隐约记得斗地主，镇压反革命，和支援抗美援朝的场景。从上高小开始，学校就开设了政治课。教育我们要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热爱党，热爱毛主席。要站稳阶级立场，学会用阶级分析的眼光看人看亊。学校还经常请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作报告，请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忆苦思甜。这些教育有作用，但真正震动我们的是社会实际。

记得五七年反右时，一名语文老师被打成了右派，工资减了许多。他本来烟瘾就大，这下抽得更凶。没钱买烟，就在校园里捡烟屁，塞进烟斗抽。学校抽烟的老师不多，烟屁少。有个同学同情他，在街上捡了些烟屁，悄悄送给他。这件亊被班主任老师知道了，批评这个同学划不清阶级界线。如果不改正，就要向校长汇报，给他处分。这是现实向我们敲响的第一声警钟，使我们明白，什么叫站稳阶级立场。从此，阶级意识明显增强，说话做事小心多了。不过，事情并不是想象中那样简单，高中毕业时，我们班又发生了另一件事。

刘君（未征得本人同意，凡文中提到的同学，只标其姓，不标其名。）是我从初中到高中的同学。圆圆的娃娃脸，却隐藏着深沉。嘴角微微向下弯，给人以倔犟的感觉。初中时，他的成绩不错，但并不十分突出。到高中后，他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特别是几何、代数、三角，每次考试都是满分。多难做的题，多古怪的题型，他都会做。他的好成绩来源于刻苦钻研。对他来说，老师布置作业没意义，课本后的作业题他一道不落全做。凡是能找到的参考书，无论是学校图书馆的，还是向别人借的，不仅看完书，而且将上面所有的习题全都做完。可以说，他是见题就做，从不厌倦。为了节约用纸，他的练习本至少写两遍。先用铅笔，再用醮水笔，有时还用毛筆写第三遍。长期刻苦用功，使这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头上的白发依稀可见。同学们认为，他肯定能考上名牌大学，并成为大数学家。于是，“数学家＂成了他的绰号，对他的真名倒陌生了。

高中毕业时，“数学家＂参加了高考，从他春风得意的表情看，考得不错，志在必得。可是，后来高考录取通知书陆续发来了，他却悄然落榜。同学们很惊讶，什么原因，谁也不知道。十七年后，1980年夏天，我回乡探亲。住在妻工作的白果镇，也是我读高小和初中的小镇。有一天我去街上买菜，看到身后走来一支队伍，清一色十七八岁的小靑年，清一色的草帽赤脚，不用问，是中学生，我们当年就是这个样。我闪到路边，继续走我的路。忽然听到队伍里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朝队伍看了看，并没有认识的人。我离开家乡时，这些孩子刚出生，不应该认识我呀。正惊异间，只见一个人正朝我迎面走来，也是头戴草帽，打着赤脚，陈旧的裤子卷到了膝盖，和学生一样打扮。不同的是，年纪三十好几，手里提着用稻草栓住的两根油条。他满脸堆笑，不断用手指头一下一下点着我，也不说话。那意思是：“好小子，连我也不认识！＂我仔细地瞅着他，闪电般捜索脑海中的记忆，怎么也认不出他是谁。

“我是刘xⅩ呀！”他大声提醒。天呀，他的娃娃脸拉长了，一副饱经风霜的模样，只有两只嘴角还稍稍保留当年的下翘。

我问他干什么，他说，带高三学生参加高考。老同学见面，自有说不完的话。我邀他到妻工作的单位一叙，他很高兴。在交谈中我才知道他没能上大学的原因。原来他家是地主，生产大队以党支部和贫下中农协会的名义，给省招生办写了一封信，说他爹梦想变天，推翻共产党，并且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这还了得！他的高考成绩再好，也不能录取，只能回家当农民，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

很显然，生产大队这信是不符合事实的。刘君家只是个小地主，没有花天酒地的日子。刘君的父亲我见过，一个瘦瘦的农民，依他的力量，推翻生产队长的领导都办不到，怎么能谈得上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可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岁月，省招生办也不敢造次。

回到农村后，刘君受尽了委屈和折磨。最重的活是他干，最苦的活是他干，最危险的活是他干。没想到十几年下来，他不但没有被整垮，还成了劳动主力和技术能手。选种，施肥，除病虫害，修水渠，养鱼，养牛，凡是技术较强的事，都离不开他。他还在农闲时，领着社员加工粉丝，为生产队挣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育事业大发展，教师力量不足，县教育局面向社会招考。他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被录用，并且教高三的数学和化学。

升学率是衡量学校教学质量的主要标志，教高三毕业班的老师，一般都是全校水平最高的老师。他是个高中毕业生，却承担教高中毕业班的重任，实在是奇迹。我立马对眼前这个打着赤脚，手提用稻草拴住两根油条的人肃然起敬。

数学家陈景润是《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我才知道的。我想，如果刘君能上大学，并有机会研究数学，说不定也能做出了不起的成绩，成为第二个陈景润。现在，不能不说留下很大的遗憾。

我说了自己的看法，刘君说，遗憾有什么用，那都是过去的事。好在落实政策中，我家的地主帽子摘掉了，我和家人再也不受人歧視，日子好过多了。我也有新的希望，现在的年青人比我们聪明，我只要努力工作，好好培养学生，将来他们会比我有出息，可能会出许多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这样，我就不枉此生，没有遗憾了。

刘君的话有道理，他能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人生境遇，我很高兴。

打这次见面后，几十年了，我再也没见过刘君。但以黄冈中学为代表的黄冈地区的教学质量，在全国闻名。麻城的教学质量在黄冈也是有口皆碑。近些年麻城拥现了一批青年科学家，有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农业科学等方面的学科带头人。我不知道他们中有没有刘君直接教过的学生，不管有没有，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他的学识，他的精神，一定会在各校之间传播，感染着一茬茬学子。

（作者的第一张戎装照）



3

六十年代，阶级斗争理论有了新发展，叫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意思是阶级敌人在党内寻找代理人，使党内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具体表现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所以走资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基于这个理论，从学校，特别是大学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很快漫延到文化、政治、经济各领域，漫延到全党全国。有意思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先锋的，正好是我们这代人。因为他们是大学髙年级，有组织力，有号召力。

鲁君，也是我从初中到高中的同班同学。高挑的个子，削瘦的肩膀，清癯的面容。也许是生活过分清苦，上学那阵，他总是一副病态模样，衣服又破又脏，鼻孔里老挂着两条绿面条似的鼻涕。不过，他既聪明又活跃，喜欢看书讲故事。我们住的是上下两层大通铺，熄灯后，大家都要他讲段故事。《封神演义》《东周列国》他最熟，什么姜子牙、雷震子、土行孙之类的人，我是第一次从他的故事里知道的。论学习成绩，他在班里算上等，但比不上＂数学家＂。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武汉钢铁学院。开始我们还有书信联系，以后中断了。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听说他参加了一个著名的造反派组织，并且担任作战部长。

听说这个消息后，我非常吃惊。在当时的形势下，参加造反派是必然的。无论你是自愿的，还是裹胁的，因为整个国家在躁动，他一个热血青年那能沉得住气。我吃惊的是他当了作战部长，那时我在部队，作战部长是干什么的我清楚得很。何况当时武斗是全国性的。不少地方还动用了枪支弹药，甚至自制大炮装甲车。他，一个文弱书生担当这个角色，我真为他的安全担心。但是，在那急剧动荡的时期，我联系不上他，只能将躭心埋在心里。

粉碎＂四人帮”后，记不清是那一年，他到北京出差，并到部队机关看我。见了面，我开玩笑地说：“鲁部长统帅千军万马，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他一边摇头，一边懊悔地苦笑：“唉，别提了，别提了……＂。

在交谈中，我得知他上大学后潜心读书，一心想将来有点出息，改变家庭生活，也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文化大革命扰动了平静的校园，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走资派的反，成立造反派组织。破四旧立四新，横扫牛鬼蛇神，贴大字报，写批判文章，这些他都积极参与，并很快当上一个组织的头。渐渐的，这些学生组织的观点发生分歧，争论得不可开交。在争论无果时，他们各自与社会上有相同观点的组织联合，以壮实力。等小山头变成大山头的时候，他便由“鸡头＂变成了“牛尾＂，当了作战部长。等山头进一步扩大后，他的作战部长也被剝夺。退位后使他的头脑开始冷静，开始反思。他看到造反派的势力扩大了，头头的野心也膨胀了。各派之间相互指责，相互攻击，斗争越来越激烈，调门一个比一个唱的高，可内心深处是争地盘，争权力，想当一方诸候。鲁君觉得，如果让这邦人掌权，老百姓更没好日子过，革命不是这么个革法。但，应该怎么个革法，他不知道。许多问题他认识不了，很是苦闷。他需要观察，需要思考。再后来，他毕业了，被分配到西北一家钢铁厂。大学生是需要劳动改造的，他主动要求去当炊事员，为工人做了几年饭。

“我才当几天作战部长，真的没组织过武斗，也没有去抢部队的枪支弹药，更谈不上打人致死致伤。凭心而论，我没有丝毫野心，也不是当官的料。我是满怀对党对毛主席一片赤胆忠心造反的，却惹下了无穷后患。粉碎‘四人邦’后，一个又一个调查组找到我，要我说清楚，提供情况，写材料，好几年不得安宁。＂

九十年代，我再次在北京见到鲁君，他早已调到江西一家大型铜业冶炼厂，此时是铜厂的总工程师。依然是削瘦的身材，清癯的脸庞，说话慢条斯理，真正学者的派头。当我准备在酒店招待他时，他拒绝了。他说，我们都是苦出身，艰苦惯了，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愿到酒店吃饭。就在家吃吧，家里自由方便，他还点了三个家乡的家常菜。

交谈的话题除了家庭子女，就是工作。我才知道，他所在的铜厂，是全国第一，世界第二的大企业。他参与这个厂从设计建造到正式投产，到发展提高的全过程。他是铜厂总工程师，也当过党委书记，在两个岗位轮流干。他很忙，没什么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打麻将。桑拿，保龄，游泳，网球，台球等一概不会，也不感兴趣，连电视也看得很少。他经常出国，护照就像身份证一样，总不离身。他去过许多国家，但谈起那些国家的名胜古迹或著名的景点，他去过的极少。他就是去看工厂，看设备，看工艺，看管理，与同行学术交流。除了工作，最好的休息是陪朋友聊一会儿天。

谈到文化大革命，鲁君说：“我还是有很大的收获的，最大的收获是成熟了。由盲目变得清醒，由盲从变得思考，懂得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分柝问题，用自己的感受判断是非。”这种结果也许不是当初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但却是历史的必然。

一晃到了二十一世纪。一天，接到鲁君电话，说他到北京了，邀我去宾馆聊聊。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我得知他退休了。此前，山东一家民营企业老板早就盯上他了。刚办完退休手续，就把他拉到山东。还是建一个大型炼铜厂，还是让他当总工程师。从厂房设计，设备购买和安装，生产流程和管理，质量保证和管理，安全措施和管理等等，都是他一手操办。

他说，“虽然是轻车熟路，但毕竟时代不同了，要求也不同。新厂不仅要建成最现代化的，还要节省成本，尽量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所以，并不轻松，还是夠喝一壶的。＂

我开玩笑说：“看样子你是在这家铜厂扎下了，这辈子卖给他们了。” 他说：“我得负责到底呀，肯定不能半途而废。我不为挣钱，就是想做点事。＂他叹了口气：“唉，人生太短，看来我这辈子就只能建两座铜厂，恐怕再干不成别的了。” 我说： “ 一辈子亲手建成两座大型现代化铜厂，这是多么辉煌的业绩，对国家，对人民是多么巨大的贡献啊，你还不满足！跟你比，我都没法活了。＂ 可惜天妒英才，2011年在第二座铜厂投产以后不久，鲁君因患癌症去世。他离世时，两大铜厂的数万职工召开追悼会，为他送行。两座现代化的大型铜厂，像两座巨大的丰碑，永远记录着这个创业者开拓者的奋斗人生。

（作者回家乡探亲照）



4

我们生长在新社会，但这个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封建习俗，依然根深蒂固。决定着人们的理念和思维定势，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和前途命运。

解放初期，女孩子上学的不多，我们班近50名同学，只有六个女生。家长们认为，女孩长大后主要是干家务，用不着读书。即便读了书，将来也要嫁出去，是别人家的人。女孩子要过好日子，一定要找个有钱的婆家。所以，大多不让女孩上学。

罗xx在六个女生中算是长的比较整齐端正的一个，是我们班的“班花”。

我和罗女是同龄人，从初中到高中都在一个班，但平时极少交往。那时候，男女之间界线分明，相互之间极少往来。即使相互之间有好感，也只能藏在心里，不敢接近。否则，会遭到群起而攻之的耻笑。罗女性格内向，性情温和，平时话语不多，给我留下印象的有这么两件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读初二或初三时。有一天正上着课，她突然一边哭着一边捂着肚子往外跑，弄得老师和同学们都莫名其妙。下课后，她回到教室，还端来一大杯开水冲冼她的凳子。调皮的男生小声议论，说她憋不住尿，拉到凳子上了。并以此为笑料，相互打趣。后来，一个年龄大些的同学说，你们懂什么，她是来月经了。这是我生凭第一次听到月经这个词。但月经是什么，并不清楚。那时候我们真单纯，单纯得像个儍子。

关于罗女的第二件事，发生在高二的时候。她结婚了，亲事是媒人介绍，父母作主，当然她也见过面。男方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退伍军人，安排在北京某机械修造厂当工人，月工资五十多元。在伟大的首都工作，收入又比较高，当然很有吸引力，就是年龄比她大许多。男方父毌早就盼着儿子早结婚，早点抱孙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他们很快就结婚了。

罗女结婚后，除了衣服比以前鲜亮些，别的沒什么变化。有一天，一个男同学很诡异又很调皮地悄悄告诉我们，他知道罗女的秘密。那时我们学生宿舍是一间教室改的，中间用木板隔开，再糊上报纸，一边作男生宿舍，一边作女生宿舍。互相看不见，但一点也不隔音，平时说话是要注意的。这天，这个男生病了，躺在宿舍没上课。课间休息时，罗女与另一个女生回宿舍拿东西，那个女生以为男生宿舍没人，就好奇地问罗女：“结婚有意思吗？”罗女不回答。越是不回答那个女生越好奇：“这里沒人，你说吧。”罗女无可奈何说了句：“就那样呗。”“你们俩谁先找谁？”那个女同学紧追不放。罗女说：＂你真傻，还要我细说。”就这么简单几句对话，对于青春萌动的小年青，觉得很神秘，很刺激，作为新闻在男生中传播。后来，＂就那样呗”被当成具有特殊意义的话，像心照不宣的口头禅，被男生说来说去。

转眼到了高三，罗女怀孕了，他腆着大肚子，极不协调地在教室里上课。不过，学校对她很照顾，不让她上体育课，不出早操，不参加课余劳动，甚至上课老师也不提问。她只去教室，饭堂，宿舍三个地方，从不参加集体活动。尽量不在人多的地方露面，话语也比以前少多了，一般情况下，只是低着头走自己的路，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临近高考时，她终于坚持不住，提前退学了。据说，学校还是给她发了毕业证。从此，她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

七十年代初，我从部队回家探亲。有一天外出，突然在田间小道上碰到她，我高兴地老远就向她打招呼。可是，她的反应并不强烈，只是站在那里直勾勾地看着我，叫着我的名字，说了句“你回来了”。待我询问她的情况时，她并不理会，神情木然，竞自走了。

多少年不见，她怎么会这样？回家后我问妻子，妻说，她得了神经病，轻一阵重一阵，能认出你，已经很不错了。罗女的状况使我大吃一惊，我向周围的人打听，谁也说不明白。在各种说法中，我理出这样一条脉络。她从学校回农村后，生了个儿子，生产大队安排她当民办教师。在当时的农村，这也算人尽其才的上等工作。只是与丈夫两地分居，还要带孩子，既很劳累，还有相思之苦。她想把户口转到北京，夫妻团聚。丈夫作了许多努力，都没办成。横在他们面前是两大鸿沟，一是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在计划经济年代，拥有城镇户口的人政府负责安排工作，吃商品粮，拿工资，捧到了铁饭碗。农民转城镇户口比登天还难。二是由外地进北京。京幾重地，无论你是什么户口，都不允许进京，除非国家特殊需要和调动。她的身份是农民，无论如何跨不过这两道鸿沟。无奈之下，丈夫只好经常请假回家看她。但，工厂有劳动制度，老请假也是不行的。困难无法解决，看来一辈子没希望。丈夫干脆放弃工作，离开北京回家。当农民，挣工分，厮守着家，厮守着黄土地，日子慢慢和普通农民一样艰辛。原先的同学，有的上大学分配工作，没上大学的，有不少想办法找到了工作，都在各奔前程，都在做着希望的梦，而她再也没有梦了。于是，由郁闷变得精神错乱，慢慢讲不了课，最后连民办教师也不能当了。

罗女的遭遇让我感概不已，以后每次探家，我都要打听她的消息。每次听到的，都是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八十年代初家属隨军，全家都来到北京，我再也没有罗女的消息了。九十年代中期，有一位老同学来北京，交谈中他告诉我，罗女早就死了，死得很惨。原来，罗女的儿子长大后，学习成绩很好，考上了武汉一所大学。也许是新的希望点燃了罗女的生命之光，她的病情好转了，稳定了。可是，老天爷极不公平，在她儿子将要大学毕业之际，却死于车祸。最后的希望之光破灭了，失子之痛让罗女的病情急剧悪化。她不吃饭，不睡觉，不穿衣服，也不着家，光着身子在田野里狂奔乱跳，大喊大叫，她丈夫拦不住，别人更管不了。不久，赤裸裸地死在山坳里。

罗女的死在我心里掀起极大的波澜。在全班六个女生中，她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年龄也最小，是最有发展前途的。六名女生中，有两人考上了大学，其余三人迟迟早早也都找到了工作，她这个最有发展前途的却……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悲剧？怪他们的父母？父母的本意也是为她好。怪她丈夫？丈夫也是拿她当宝贝，深深爱着她。我想，这一切都是封建意识造成的。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早已形成了非常系统、非常完备的封建思想、封建礼仪、封建习俗，并演化成各种行为准则，行为习惯，渗透到政治生活、经济文化、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中，深深刻在中国人的心灵。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按这些习惯办事。新社会的建立，新制度的实行，为去除封建残余提供了条件，但真正要去除干净，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反对封建主义将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即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封建残余依然随处可见，何况我们这一代是处在解放初期，正是封建思想风头正盛的时候。罗女就是在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遭遇，我只能一声叹惜。

（作者看望湖北麻城籍老首长陈再道将军）

5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这代人亲历了对私有经济的改造，到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在这一系列的变革中，中国由极度贫困走向初步繁荣富强，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从极度贫穷逐步走向了小康，个中滋味是任何人都体会不到的。我们的父辈生于贫困，死于贫困，不知道小康生活是何滋味。我们的子女，生于安乐，长于安乐，没见过粮票，布票，油票，肉票，肥皂票，自行车票等。只有我们，亲历了中国经济变革全过程。有对比，有鉴别，更有情感的波澜。

在我童年时，本来就积贫积弱积愚的中国，经过连年战乱，更是百孔千疮。在大别山的农村，贫困程度难以想象。我小时候的衣服，从来都是拣哥哥们的。老大，老二，老三，依次排下来。轮到我时，已是补丁摞补丁。大约三四岁时，毌亲第一次专门为我做了一套夏装。那是用淘汰下来的破蚊帐拼凑的，还诓我说，这是绸子的。蚊帐稀薄，根本不能遮羞，我还穿着满村炫耀。女孩子见了我指指点点，我低头看看，小玩艺儿清晰可见，才知道穿的不是好东西。说到吃的，那时候，只追求填饱肚皮，至于吃什么，没法讲究。家里粮食总是不夠吃，经常拿些槐花，红花草，地菜，苦苦菜，红薯叶凑数。人在饿时，吃什么都香，能填饱肚子就心满意足了。

解放后实行土地改革，有了自家的田地，吃穿有了改善。过了不几年，走集体化道路，把刚刚分到手的田地，耕牛，农具等都收归集体。农民组织起来参加集体劳动，按劳计酬，把口粮留下后，其余的农产品一律卖给国家，实行统购统销。互助组，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经济形式迅速向大而公提升。可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的并不快。直到改革开放，农民始终在为温饱二字奋斗。我不懂经济，评价不了计划经济的是非功过，但我个人的感觉是，那时我们的衣、食、住、行乃至工作安排，无一不受计划的严格制约，个人的主动性很小。可以说，没有哪代人像我们，把个人命运与国家联系得这样紧。

我十岁初小毕业，考上了高小，因乡以下没有高小，只能到区政府所在的白果镇读高小，过集体生活。吃饭是向学校交大米和柴火，由学校统一作主食，菜则自行解决。要度过一星期，只有从家里带咸菜。上中学以后，转为吃商品粮，由学校统一安排生活，学生每月需交六元钱伙食费。那时大米八分钱一斤，定量每月三十斤，剩下三元六角为菜钱，柴火还得自带。这样的生活标准，在当时也是很低的。饥饿像影子一样伴随着我们，肚子永远是空荡荡的。

每月六元钱的生活费，现在只能买包劣质香烟，可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在生产队，青壮年劳力一天只值两角钱，如收成不好，一个劳动日还没有两角钱，光靠挣工分是养不起一个中学生的。养猪养鸡，口粮是定量分配，猪和鸡也不能多养。况且，一个鸡蛋两分钱，光靠“鸡屁股银行”也不行。因此，除了全家缩衣节食外，从上初中开始，我和同学们都得搞勤工俭学。

那时乡镇企业多是手工业，无需顾用打工人。只有镇上两家饭馆，需要顾人到山里挑柴。于是，我们就揽下这活儿。每到星期天，我们就到山里挑柴。来回七十多里山路，挑一百斤给五角的报酬。我们都是十二三岁的少年，起早贪黑地干，一天才挣二三角钱。其中甘苦，是今天的孩子不能想象的。

1964年底，我当兵来到北京。部队生活当然好一些，但，百分之七十是粗粮，一天两餐玉米面窝窝头。南方人吃不惯，称之为“攻碉堡”。到了七十年代，物资供应越来越紧张，计划性越来越强。不仅粮食，布匹，食油，鸡蛋，粉丝，糖等凭票供应。自行车，手表，毛线，家具等工业产品也要凭票供应。北京是首都，属于重点保证地区，物资供应是最宽松的。在外地，烟，酒，脸盆，肥皂，牙膏等也得凭票供应。那时，我每年回乡探亲，都要买一堆牙膏肥皂带回去。

在艰苦的年代，人们买东西常常需要排队和＂走后门＂。在北京也是如此，碰到卖稀罕物或处理品，排的队伍就更长。最受欢迎的是处理品，处理的布头，既便宜要的布票还少。处理的菜，一角钱能买一堆。处理的带鱼，虽然不新鲜，但臭鱼烂虾也是难得的美味佳肴。每每买到这些东西，人们会着实地高兴一阵子。所以，有时碰到排队，人们总是先排上，再打听排队干什么。

“走后门”则是有权的关系人，买紧俏商品或稀罕物。那时候有权，不一定是当官的。普通人员手里掌握着物资，票证的，也很厉害。比如炊事员，卖饭菜时，他的勺像长了眼睛似的，会根据与你的关系亲疏，多一点或少一点。商店的售货员，新到了什么商品，他可以预先向他的亲戚朋友通报信息。数量极少时，往往不往柜台上摆。那时我每年必须走后门的是两件事。第一是买火车票，因我每年要回家探亲，老婆孩子每年都要来京，买火车票是必过的一关。要想在火车站的售票窗口买到火车票，那是很难很难的。所以，每次回家都要提前许多天托关系找熟人。第二件事是回家后，找公社书记批条子，买两斤猪肉孝敬老父亲。那时，公社食品站每天只杀一头猪，凭票是买不到肉的，只有领导批条子才管用。老父亲每年都盼望我回家，只有我才有面子找书记批条。当时有个说法，“一等人送上门，二等人开后门，三等人没有门。”我离一等人差距很大，只能努力争当二等人。世上最难的事是求人，当我为火车票、猪肉去奔波去求人的时候，心里真不是滋味。我常常暗想，建设社会主义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这么穷？正因为有这些危险的疑问，所以，后来在学习邓小平理论时，一点就通。觉得特别亲切，特别实在，特别开窃，特别富有感召力。我们是带着感情学的，有太多的生活体验，也有太多的愿望和企盼。

从贫困到小康，我们这一代是衔接者，历史要求我们充当拓荒者的角色，承担拓荒者的责任。为改变个人命运而奋斗，为改变家庭的命运而奋斗，也为改变国家面貌而奋斗。艰苦奋斗，是贯穿我们这代人的人生主线。在所有的同学中，我只去过龚君的工作单位，他的经历与处境，是我们这代人的缩影。

龚君，小小的眼睛，粗粗的眉毛，读中学时嘴上就毛茸茸的，像长了胡子。一看，就觉得他老成持重，本份朴实。上小学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丢下他和弟弟妹妹，日子过得很艰苦。他家离学校六里地，从高小到初中，他都是坚持走读。因为他是家中老大，上要回家干农活，帮毌亲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龚君很少参加班集体的活动，更没时间和大家一起玩。如果下午最后一节课是音乐，体育，美术一类的副课，他就不参加。为了多挣点钱，每次进山挑柴，他都比我多挑十几斤。到了寒假暑假，他就更忙了。上山砍柴，采药材，下河捕鱼，养猪，养鸡，种菜，凡是能想到的办法，他都想了，做了。起早贪黑，从不停歇。谁也说不清，在家乡的黄土地上，留下这个小小少年多少汗水和泪水。尽管这样，他的学习成绩一点也不含糊。特别是上高中以后，他的物理、化学成绩更加突出，被同学们称为“理化大师＂。后来，他考取了武汉理工学院，学习机械制造。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长江边的一个县办农机厂当技术员。

1971年底，我有机会到武汉出差，特地去看望他。这是分别八年后第一次见面，他的变化不大，只嘴边那茸毛变成了胡子。他是工厂唯一的技术员。可惜他们厂的业务只限于对农业机械的修理，经济效益差，勉强维持过日子。他在调查中发现，农村急需小型柴油发动机。如果他们厂能研发生产出小型柴油发动机，不仅能满足农业生产需要，也为全厂找到了一条出路。他向厂领导提出建议，并主动要求承担设计制造任务。厂领导和全厂职工都非常高兴，非常支持，都说这回全指望你了！我去找他的时候，正是他日夜奋战的阶段。看得出，他投入了全部精力，事业也在曲折中前进。只是小厂条件太差，从来没有人搞过科研设计，也没有任何科研设计的设备和条件，一切都靠他的双手，土法上马。他的生活条件也很差，厂里工人全是本地人，所以厂里没有宿舍，他住在仓库的阁楼上。顺着木梯往上爬，楼上黑洞洞的，只有木楼板那宽大的缝隙，透着丝丝亮光。他一边嘱咐我小心，一边摸索着开灯。桔黄色的灯光下，我看到两条板凳架着一块木板，支起他的床舖。一张很旧，但钉得很结实的三屉桌，上面堆放着米尺，三角板，书和图纸，一个暖水壶，一个茶杯，显然是他加夜班用的桌子。还有一只破木箱，沒有盖，更没有锁，里面堆放着衣服，还有一个脸盆，里面放着毛巾、肥皂、牙膏、牙刷。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交谈中我得知他结婚了，妻子是早先父毌定下的娃娃亲，沒有文化。他上大学时，岳父给了些经济上的援助，姑娘也到他家，帮他支撑起这个家。凭这份患难与共的情份，他也不能有别的想法。何况姑娘勤劳，本份，贤惠，全家人都尊重她。他是参加工作后结婚的，現在妻子还在老家。他每月工资只留下十几元饭钱，其余全都寄回家。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弟妹要打发，新添的孩子要抚养，一切的一切，都指望他的工资。

说到这些，龚君并不伤感，反而兴奋地告诉我：“现在我家的情况比过去强多了，我不用太操心。费那么大的劲读了一场书，总得做点像样的事，不然，白活了。现在，全厂职工都眼巴巴地指望我，我不能让他们失望。更重要的是，县里领导为了鼓励我，荅应我只要把柴油机研制出来，就把我全家户口转成吃商品粮，迁到县城落户，这是多好的事啊！就凭这些，我拼死拼活也要把柴油机研制出来。”后来我听说龚君的柴油机研制成功，而且一机多能，可以与各种农机具相配合，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市场销路很好，厂里经济较益大大提升，成为本地区的明星企业。他本人被评为全省劳动模范，被选为省人大代表。我还听说，县领导兑现诺言，把他全家迁到了县城，变成了城镇户口，还为他妻子安排了工作，家里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

经过多年的努力奋斗，我和我的同学，绝大部分跳出了“农门”。许多人事业有成，当了将军、教授、工程师，至少也是本单位的骨干力量，是山之脊，刀之刃。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生活水平都在不断提高，早已不为温饱犯愁。但是，我们的根在农村，在贫困山区。家里的亲戚朋友，特别是他们的子女，还在为摆脱贫困奋斗。进城打工，筹款建学校，修公路，修水渠等等，很自然，我们就是他们的依托和跳板。所以，在上级号召献爱心，单位动员救灾捐款，扶贫捐款，希望工程，毌亲河工程等等之外，我们还要花更大的精力，更大的财力为家乡，为亲友办事。仅是找工作和安排打工，我先后就办过十几人次。有的办成了，有的没办成，其实越是办不成的越费力。这种重负常常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尽管我有时发牢骚，但该办的事还得尽力办。是的，不管你走多远，也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啊，你的根在家乡的黄土地，你身上流淌的是黄土地的血液，你与贫困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特点。等我们过世后，我们的子女就少有这种亲缘。等我们的第三代长大，可能会脱尽黄土地的尘埃。岁月匆匆，逝者如斯。站在历史的峰巅，回味人生，令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作者与李纳留影）

中华民族的图腾是龙，我们都是龙的传人。龙是什么？是蛇的变异。蛇定期蜕皮，从而获得新生。民间称蛇为小龙，所以蛇蜕下来的皮称龙衣，是一种中药。中华民族这条巨龙也要蜕皮，那就是一代又一代老人的退出，一代又一代新人的成长。在永无休止的新老接替中，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获得新生。我们这一代到了蜕掉的时节，即将作为“龙衣＂载入史册。这幅“龙衣”，像我们手上的老茧，脸上的皱纹，头上的苍苍白发，历尽苍桑，凝聚着历史的风雨，抚摸着它，叫人为之震颤。这是一副坚韌顽强的“龙衣”，它历经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历经封建残余的束缚，与极左思潮顽强抗争，饱经风霜，揩尽身上的血和泪，把一个祥和、宁静、和谐的社会交给了下一代。这是一幅勤劳奋发的“龙衣”，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吃大苦，耐大劳，以顽强的生命力承担贫困和艰险，呵护着新生代走向小康。这是一幅珍贵的“龙衣”，它充当了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和试验品，在曲折反复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终于把中华民族拉入迅速复兴的快车道。在他们身上，有太多值得研究的东西，有太多的精神遗产。我们是共产党按照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意志，自己的设想培养和造就的第一代革命事业接班人。在行将交班的时候，如果毛主席他老人家重返人间，实地检验和评定，他会满意吗？能给予什么样的评价？

历史的情景无法演绎，但，面对中华民族的先人，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们是争气的一代，有作为的一代，对得起列祖列宗。

大自然的规律无法抗拒，我们这一代即将淡出历史舞台，作为“龙衣”送进历史博物馆。但我相信，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人会端详它，研究它，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

（作者全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