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建设 回忆艰难岁月中的成长（一）

大雪

编者按: 清明是祭祖的节日 ，每一个祭祖的节日都是为了不遗忘 。叶落归根，不能忘本。

我们中国人每年孜孜不倦地祭拜祖先，是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他们没有死去，只是换了个地方活在人的心中

念念清明，念念不忘他们曾经来过、爱过、活过、为这个世界的美好奋斗过。

为了记住，我们在2021年清明节发出倡议 ，让我们拿起笔 ，记下和爸爸妈妈的故事 ，记下你和爷爷奶奶的故事 。

今天推出的是大哥薛建设的文章

作者年轻时

一、移民生活
　　咱老家住在阌底镇，老家的房子坐南向北，院里有棵石榴树，开的花火红火红的。出门向北有条小巷子，走二十多米就到黄河边儿了。1955年9月初七我就在那里出生了。有天咱大在黄河捞了一条大鱼，挂在石榴树上，我才有了这个印象。

　　那时父亲是基干民兵，思想觉悟高。移民政策下来后，他就和爷爷商量，为响应政府号召，第一批报名移民敦煌。政府把房子折价给了爷爷，家具用具装上汽车运往敦煌。咱爷、咱婆，咱大咱妈，我和月婵6个人坐火车去敦煌。那时我两三岁吧，对去敦煌没有一点印象，什么也不记得。

敦煌老照片

由于水土不服，移民敦煌后一年多就逃回来了。 由于是逃回来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只能投亲靠友。

　　回来后，我比较幸运，被咱妈安排到安头村，住在咱舅爷家。舅爷在村里威望很高，管理着队里的食堂。舅爷舅婆对我可好了，有好吃的，先让我吃，我在舅爷家，可算是享福了。可咱大顶替别人名字， 在桃村火车站当搬运工、出苦力，还害怕被人认出来；咱妈带着月婵东躲西藏、挨冻受饿，受的苦就太大太多了。

　　1960年，在上石桥咱伯的帮助下，我们在他们村安了家。 咱伯是老师，在中石桥学校教书。当时识字的人很少，咱伯在村里是说话算数的人，村里人也厚道，就收留了咱全家人。 石桥村紧靠着南山根，村中间有条沟，两边住人。咱家被安住在村最南头东边一个窑洞里， 院子还算大，咱大栽了棵白沙杏树，每年杏子熟了，红里透白可甜了，妈妈总是让我和妹妹去吃。窑头脑有几棵枣树，到了秋天枣红了，就落下来了，妈也舍不得吃，都留给了我和妹妹。

　　咱大当时在寺耳村下边修水库，睡在玉米杆搭的棚子里，几天才回来一次。妈妈在村食堂做饭，当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地里粮食欠收，到处都没吃的。就连玉谷芯子、花柴壳子都打碎了，搅在面里做窝窝头，野菜都算是好东西。村北靠左有个水泊子，每天在水泊子挑水吃。记得妈在泊子边洗野菜、洗树叶儿。榆树叶最好，放在面汤里就是好饭。食堂饭定时定量，就一个窝头，一碗清汤。哪里还有现在的菜呀，肉呀，白馒头呀！孩子们饿的哭爹喊娘，有一天我太饿了，就闹着给妈妈要吃的，妈妈趁人不注意，拿了个红萝卜在火里烧了给我吃。我现在还记得，我也不怕烫，就往嘴里填，那烧红萝卜太好吃了，真甜呀。 食堂饭吃了三年吧，就结束了。

　　转眼我八岁了，上了小学一年级，学校在中石桥,妈妈给我缝了个新书包，送我到村口，千叮咛万祝福要我听老师话，好好学习，又叫高年级同学引上我照看好。我放学了，妈妈又接我到村口，拉着我的手回到家，给我舀了一碗糊涂面，看着我吃的香，她笑了，可没见妈妈吃。那时粮食还是不够吃，我小不懂，只顾自己吃，也不问妈吃了没有。妈让我吃了，她肯定饿着呢。

　　大概是1963年吧，父亲去开会说是去看房子。国家给移民盖了新村，要分房了。全家人太高兴了，盼着父亲回来。父亲终于回来了，他也很高兴，说是在三畛那里盖了移民新村，我家分了三间房子。我和妹妹高兴地跑来跑去，我们有新房子了！

　　过了几天我们搬家了，来到了三畛移民新村，在三畛村的北面，起名叫迁建村，是冯家塬大队的第五小队。房子是土墙木结构，在木椽上用马林杆平铺，再上一层黄泥，最上边铺上一排排青灰色的小瓦，看上去坚固美观。当时院子里还有油菜苗儿呢，那是春天，我们家的春天来了。看着一排一排新房，平整的土地，我们别提有多高兴了，这里看看，那里摸摸，跳来蹦去。这新房子就是好，比咱透风漏雨的窑洞好多了，窗户上糊上白纸，屋子里亮亮堂堂的。

二、从记工员到保管员

移民办为村里买来了蒙古牛和生产农具，队里就开始农业生产了。村里人识字的很少，父亲识字又会算账，就被选为记工员。当时实行记分制，男劳力干一天活记十分，女劳力记八分，十几岁的娃一天记五分，也就是半个工。 到了年底，会计算出队里有多少收入，每个工分多少钱。谁家工分多收入就多，分粮分钱就多。其实那时生产队一年没有什么收入，每年一算账，谁家劳力多的就分几块钱，上十块钱的全村就一两家。谁家劳力少、孩子多的家就成了欠账户，分钱户和欠账户一抵销，谁家一年到头也拿不到一分钱。

　　记工员这个小村官是很重要的。每天晚上社员们就拿上工分本儿找父亲记分，这个权利可真不小，有的人就讨好父亲，想多记点儿工分。其中就有队上的会计，他几天不来记公分，空几天后才来对父亲说他干什么了，去了哪里，想蒙混过关多记工分。父亲对他说，你每天都干了什么活，我都记着呢，咱们当干部的要一视同仁，以身作则，社员们都看着咱们，我不能因为你是会计就给你多记，就是队长也一样。

　　父亲得到社员们的信任，第二年就被推选当上了保管员兼记工员。刚开始，村里没有学校，在天义家办了个临时学校，当时他家还没迁来。第三年才在咱家房后边建了一所学校，我在那里上完了三四五年级。教数学的是个王老师，王老师教学很认真，也很有能力，让我们在小学阶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社员们也都尊敬王老师， 我现在还十分怀念他。

三、学好算盘国法，打遍天下不怕

父亲当上保管员后，每天要记账、算账。算账就靠算盘，父亲的算盘打的很好，从小父亲有时间就叫我打算盘。我对算盘很好奇，一个木方框上面串上珠子，就能算账。父亲叫我打国法，从123456789开始，第一遍是除法，第二遍是乘法，算对了，算盘上还要回到123456789， 不是这几个数，就算错了。国法很神奇，它包含了加减乘除，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学好国法，打遍天下。

父亲一遍一遍的教我，我打呀打，终于学会了国法，并且打得很流利。在五年级的珠算比赛中，我得了第一名，同学们都投来了羡慕的目光，他们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学来的。 跟父亲学打算盘使我受益一生。

咱家有两棵苹果树，土地庙前有颗石榴树。4月份苹果树开花了， 白里透红，粉白粉白的；5月石榴开花了，红得耀眼特别迷人，我和弟弟妹妹最爱看咱家的石榴花了。到了八月十五，又红有大的石榴挂满枝头，裂嘴在笑；苹果挂满枝头，特别是树梢上的更是好看，又红又圆。我和咱大咱妹小心翼翼的把苹果和石榴摘下来，就可以大享口福了。那个年代吃水果一年就这一次，家里都很穷没钱专门买水果， 苹果和石榴就成了咱家的仙果。

　　记得我去冯家塬上学的时候，妈妈送我到村口。走到半路上一摸，书包里有个红苹果，我拿在手里看来看去，舍不得吃。这都是大人们不吃留给孩子们的。

我长大一点儿的时候，就跟爷爷在东里间屋睡觉。爷爷高高的个子， 脸庞白里透红，淳朴慈祥。他一年四季用勤劳的双手为这个家出力挣工分。庄稼一朵花，全靠粪当家，记得爷爷老背着个粪cuo拾粪。那时没有化肥，猪粪、牛粪、羊粪都是个宝。爷爷爱吸旱烟，没有烟叶时，就用桐树叶代替。 他每年都用玉谷缨子，辫成长长的辫子，点着后就像香一样，微微透着火光，这样可以节约洋火（火柴)的使用。他拿着烟袋锅装上干树叶，就着那火练子点着了，吸一口烟熏得两眼直流泪。他身体不舒服时爱喝个麻黄素片， 可能只要几毛钱，但家里太穷了，经常给爷爷买不起。爷爷一辈子过着清贫的日子，没有享到什么福。

四、父母助我“跳农门”。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初二没上完就不去上学了，回家参加劳动挣工分。妈妈不想让我一辈子窝在农村里，就和父亲商量说，你看人家公家哪里要人，就让娃去。那时想出去工作，可是一件难事。首先队里缺劳力，是不会轻意放走一个人的，想出去先要过生产队长这一关，最后要经过大队支书同意才能走。更重要的是招工信息，一般的普通人怎么会知道公家要人呢？

当时我们家和郝项民家的关系非常好，他爸是副支书，我们尊称他爸是奎爷爷。妈妈当时年轻，手脚利索勤快，经常去项民叔家帮忙做针线活，纺线、织布、纳衣服、纳被褥，项民妈慈眉善目，也很喜欢咱家的人。我和项民是同班同学也成为了好朋友，常在他家吃饭，晚上还在他家睡觉。妈妈在帮忙做活时，常念叨想让我出去工作，项民妈答应一定给奎爷爷说到；父亲专门找了奎爷爷——郝支书，郝支书答应，有机会就会帮忙的。

青春战友

左为薛建社，右为郝项民

　　我在队里，先被派去参加修310国道，咱们大队分在盘西坡上那一段儿，我在那里是干了一个冬天。第二年又去修窄口水库，回来又去了大队林业队，最后才到供销社。

机会总是稍纵即逝，等机会的人也很多，就看谁能抓住。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最先是故县粮店要人的，原本要让我去，但不知怎么走路了风声，卫生叔也知道了，他是咱村的会计，消息也是灵通的，他连夜就去窄口水库把大儿子玉春叫回来，占了那个名额。

当时我也在窄口水库，行动晚了一步， 就错过了这个机会。郝支书说不要紧，要是再有单位要人，我再跟你说。

第二年，郝支书去开会，和供销社的领导同住在招待所，闲谈中说到供销社要招工，郝支书为了保险期间，就要了两个名额。开会回来，郝支书和大队领导商量，推荐冯家塬村的辛小铁和我去。

窄口水库工地上的建设者

父亲帮我办手续，他在村里当保管员，威望也很高。当时队长是刘怀志叔叔，队长听了，没说二话:好事情嘛，叫娃去。到了大队也顺利盖了章。1971年10月，我和辛小铁按照贫下中农推荐，来到了故县供销社，经过考核顺利通过。因为从小受父亲影响教育，我打算盘是没有一点儿问题的，供销社负责招工人说:你们等通知吧。

图片来自网络

五、父母的教诲让我在供销社站稳了脚跟

等呀等，在1972年元月一日，我终于上班了。从此托父母亲的福，我的命运改变了。要知道当时社会流行这样一句话，“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营业员”，这代表的是六七十年代最好的工作。听诊器是医生，方向盘是国营企业和百货公司搞运输的司机，人事干部是各类单位和部门管人事的干部，营业员是供销社的售货员，都是当时最体面、最有权，最令人羡慕的工作。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我在郭村上初中时学校有伙房，但是要交五毛钱的伙食费才能搭伙。父亲给我交不起那五毛钱，我在学校只能吃自带的冷馍馍凉红薯；学校让交学费1.5元，家里交不起，每次上学老师问我，我就说我妈说家里麸子卖了就交，或者说鸡蛋卖了就交， 其实鸡蛋卖了还要买盐呢。上了一年学，到底学费也没交，不是不想交，是家里确实没有钱呀。

　　我参加了工作，每月发工资30元，我留下生活费5元，剩下25元交给父亲。从这一年起父亲才算真正有钱了，才能给爷爷买药，给弟妹妹买件新衣服。那时一亩地就收八十多斤麦子，麦天过完交了公粮，每家能分一百多斤粮食，吃不到秋天就没有了，秋天分的玉米也就一百多斤，分的红薯还能多点，一到冬天，主要就吃红薯和黑面馍。全家缺粮，没啥吃，公家就发通销量救急，但通销量是要拿钱去粮店买的，我有了工资，父亲买通销量再也不愁了。以前都是把家里分的很少一点儿麸子或麦子卖了再去买红薯片儿。麦子价高，能多卖点儿钱，红薯片价低能多买点儿，这样计划者才能有吃的。但卖粮也很难，咱这里没有市场，那时不准私人买卖东西，只能到陕西省太要去卖。从薛家营坐火车到太要需要五毛钱买车票，但父亲没钱买票，就只能背着粮食步行到太要去卖，要经过豫灵再到太要，一个来回要走六十多里路。有时粮食卖不了，还得再背回来，又没钱吃饭，只能啃个冷馍，可见父亲那时了养活我们弟妹有多难有多苦。

80年代的供销社 网络图片

在里村供销社，由于我有扎实的基础，收钱、算账、找钱、打算盘运用自如。那时买东西的人可多了，工作非常忙，但我没有出过错，店里两位师傅看我算盘打的好，账头清，几天下来就对我放心了。

作者陪伴父亲泡温泉

　　记得进供销社前，妈妈就给我准备了新被褥和一身新衣服，出行那天妈妈送我到村口，父亲帮我背着行李从村里走到故县，一路上父亲对我说你要好好干，要尊敬领导和同志，不会就多向师傅请教，做人要踏实，要有德性。最主要的是不要拿公家一分钱，不得花商店一分钱，不要拿公家的东西，这个说了好几遍。帐要算清，收钱找钱要细心，别给弄错了。其实在家里每天都叫我练习，看我打算盘，给我出题。一盒烟0.25元，给你两元找多少？给五元找多少？称一斤盐咋看称，白糖0.3元，盐二斤二两一毛五一斤，布三尺，每尺四毛五分五厘，一共多少钱？让我多次练习。千嘱咐万交代，生怕我出错，回想起来父亲的教导太对了，避免在人生路上栽跟头。

作者的好朋友为父亲祝寿

　　遵从父亲的教导，几十年来我从不拿公家一点儿东西，更不拿店里一分钱，做到公私分明。好像是我工作第三年吧，有位进供销社的同志偷了商店里的钱被发现，开大会斗争了几次，最后辞退回家，年纪轻轻的就毁了一生。

还有和我一起参加工作的某同志，他能说会道，参加工作前就在县文工团学唱戏，会巴结领导，见风使舵，一进供销社多次受到了领导表扬和重用，而我只会踏踏实实干活，兢兢业业工作，见领导一句话都不会说，只是笑笑。

1988年供销社大裁员，所有没转正的人都写了保证书，做好两种准备，留下的要好好工作，回家的也要高高兴兴。最后那位同志由于工作浮夸，和其他几位同志被裁员回家了，而我踏实肯干，转正留在了供销社。

作者一家人在商店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