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疫情过后

百慧

现在的上海，早已成为一个每次聊天都绕不过去的话题，正面的负面的消息彼此消长。但，我还是更愿意看到那些鼓舞人心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毕竟人是要靠了希望才能活得下去。

早上醒来，习惯性地点看视频号，才看了几秒心一紧眼眶就湿了。黑色的夜中，居民们挥着国旗高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更有年轻的声音，高歌“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她的身旁”，一遍又一遍，唱响了四月的夜晚，也唱亮了百姓的希望。

看到一篇文字及视频，说上海人骨子里精致傲矫，把核酸检测做成了时装秀，要穿燕尾服、戴礼帽、右手红酒、左手拐杖，遇到医护人员，要脱帽弯腰鞠躬，头发最好用上海发蜡抹一遍，等等，导致小区大白在楼下拿着喇叭高喊：“都是上海来的医生，不用化妆，快下楼”，大白的三言两语，愣是冲淡了严肃紧张的疫情氛围。

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封城意味深长，期间种种困难意外可想而知，尤其是滞留上海的外地人，不知道何时解封何时返乡。所有人都满怀期待又心怀忧伤。

后排中是父亲

说到上海，我与它还有着或多或少剪不断的情缘，但时至今日，踏上这块国际大都市，却是屈指可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城市人员分流，爷爷回到老家盐城，但父亲是在上海长大的，又在江西完成大学学业，因此，父亲仍然保留了大上海的许多习俗，套用现在的话，就是小资。我曾见过父亲年青时的黑白照片，一律小分头，油光可鉴，白条子衫衬，鼻梁上架着付眼镜，典型的海派少爷行头。

爷爷虽说回了老家，但他的弟妹们仍留在上海。爷爷在他的这个大家族里是长子，所以父母婚后有了我，理所当然得去上海拜见老辈。其时母亲二十出头，天性里有玩的因子，不幸小产掉弟弟，只好住院治疗，偏偏我整夜哭闹，母亲嫌烦，就叫我年轻的舅舅抱了我出去逛街。囡囡小时候白白胖胖，像个小面团，可讨喜哩。长大后，只要见到我，舅妈总不忘用这句话夸我。她是上海女子，肤白眼大，梳着两条油黑的长辫子，六十年代被舅舅“拐骗”回来，一口软软的普通话，整天笑咪咪的，被我外婆当宝贝似的疼着爱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正读高一，某报纸上有条报导上海某青年女子做好人好事的事迹，当时我极想拥有鲁迅的两本书《野草》、《朝花夕拾》，千方百计地寻而不得，见此报导，突发奇想，何不给她写封信求援呢？毕竟上海是大城市啊。未几，那女子果然从旧书店里淘得我要的这两本书，并附信一封，说她愿意帮我的忙，今后如有需要而买不到的书一定要告诉她，同时留了她单位及家庭地址。一来二往，竟通信不断。结婚时，她的信件我留在了娘家，后来因父母搬家，信件全丢了，但我的影集里仍保留她寄来的黑白照片。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还托去上海出差的同事前去她娘家原址查找，几经辗转终于找到她父母家。过了几年，她打了电话过来，得知她结婚又离婚，为了生存，长年在外奔波做生意，其时她留了一个电话，后来却找不见那纸条了，于是彻底断了音信。这么多年过去，也不知她现在哪儿发展，疫情期间是否过得好。

2006年7月，我去上海郊区采访，顺便想去看看渴望已久的东方明珠及黄浦江。一路上，天阴沉着，风吹在身上也不觉得炎热。农田里绿油油的，谷子们很安静，在丰韵的土地上，不动声色地生长着，高速公路两旁的房子，白墙黑瓦，屋檐高翘，有着江南水乡的味道。听说我没来过上海，一车子的人很是惊讶。从我的城到上海，不过就三个多小时的路程，而我却没来过，岂不是天方夜谭？于是车子直奔上海市区。

沿路扑入眼帘的，首先是造型各异的高楼大厦。注视着那一个个小小的窗子，觉得它们和鸽笼无甚区别，甚至远远比不上鸟们自由。鸟儿只要一伸翅，就可以划出弧线，高楼里的人能吗？除非他不想活了。其次是车比人多，车满为患。尽管我们的车子开得较慢，还是在过遂道时被追尾了。幸好无甚大碍。

东方明珠、黄浦江畔，人流如潮涌。这两处，已成了大上海的标识。从前到上海，必到城隍庙，这就象到北京要去长城，到南京要去中山陵，到西藏要去布达拉宫一样。说到底，每座城市有每座城市的文化，城市之间的区别，就是文化的区别，否则都是克隆出来的。

内心里，我想往的城市，却仍是，或如空旷廖落沙漠牛羊式的，或似静如处子小桥流水式的，大上海虽好，终显浮躁了些。我不喜欢复杂的城市，就象不喜欢复杂的人一样。

不过，再复杂的城市，也有简单纯朴的小人物，比如上海这次疫情，封控期间，邻里居民互相抱团，你送我两个橙子，我匀你一把青菜，团购时不忘为保洁阿姨和保安们多团一份，头发花白穿着讲究的六七十岁大爷大妈，楼上楼下的敲门喊邻居做核酸，因为楼层是老小区，都没有电梯……

现在想想，骨子里，对上海有份天然的亲切感，除了家族外，恐怕就是缘于这些小人物的仗义和侠心吧。“无论经历了什么，记得带上你的善良和感恩，去遇见温暖和幸福，前方有路，未来可期。”

等到疫情过后，我想去上海走走，云游野鹤般地，逍遥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