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当年

曲仁（红工）家园

　　“怀旧是一种情绪，它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哲学，但它确实成了一种时尚。”

田螺冲往事

卢炳辉

告别知青生涯，告别父老乡亲，告别故土，1971年9月18日清晨，我们一行61人（另有矿5名招工带队人员）乘大巴从惠城出发，当天傍晚抵广州，晚上乘火车赴韶关市，第二天早上6时左右到达，换乘“解放”卡车抵达目的地一田螺冲（红工五矿）。

(一）

赴韶61人约一半从惠来知青中招工（含落户鳌江7名汕头市籍知青)，一半是返乡青年。出发前夕，大家心中充满憧憬，为即将成为“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中的一员而兴奋。为期7天的新工人学习班结束后，61人分别到采煤队和掘进队，在老工人的带领下从事井下作业。

　　招工时我们被告知，煤矿是半机械作业。然而，实际情况是严峻甚至是残酷的。我第一天上晚班（0时至8时），师傅是1970年进矿的揭阳兄蔡德茂。在前几天学习班上，他作为榜样给我们讲述进矿后的成长经历。那天，他的角色是“大工”，用铁镐在煤层中奋力挖出通道，然后架起支护性木棚。我是“小工”，是配角，任务是把挖出来的煤扒进拖箕，拉到一侧的下煤孔道倾下。他是一个干活不知疲倦的人，我也不好意思偷懒，两人都汗流浃背。因不适应通宵达旦，凌晨时分，我几次站着打盹。上完第一个班，我的感觉是：累、脏、闷热（工作面通风差）。下班出井后，新工人互相戏谑：用不着化妆，都是非洲“黑人”。

　　知果说初次井下作业体验是当头泼下的一盆冷水，那么不久后的一场矿难无异于打了一记闷棍。1971年11月23日中班，井下老窿透水事故夺去6名工友的宝贵生命，包括2名同批惠来籍新工人、招工带队老工人方财源。老方和一同遇难翁姓新工人是姐夫妻弟关系。这一恶讯对两个家庭是极为沉重的打击。这起事故惊动了国家煤炭部，后续抢教工作延续了半个月。事故造成强烈的心理冲击，我们面临走人还是留下的选择。率先离矿的是汕头市籍知青郭绍斌，另有五、六人先后选择回家乡。绝大多数人随遇而安，把青春留在田螺冲，在粤北大地上走出自己的人生轨迹。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煤矿井下作业是危险性最高的职业。虽说时代在进步，但其危险性仍高企。目前国内下达年度死亡控制指标的，据说只有煤炭行业。当时从战备着眼，国家要求尽快扭转北煤南运状况，缺煤的广东更是要大干快上，井下事故接二连三。1972年红工矿务局产煤120万吨，事故死亡共24人，即每5万吨煤用1条人命换来。我们进矿后发现一个奇特现象：矿职工食堂、矿灯房寡妇偏多，这就是事故频发的后遗症。在红工局期间、在调离后，每当听到国内煤矿发生事故消息，我不胜感伤和感慨：因职业设立节日，国际有5·12护士节，国内有教师节、环卫工人节，国家更应该设立煤矿工人节！

　　用色彩作比喻，如果说煤矿工人职业是“灰色”的，那么在报酬、福利方面是“橙色”的。在那个国家贫穷、物资匮乏的年代，相对而言，矿工的待遇是较好的：试用期6个月，工资1级34·5元，转正定级3级47·3元（相当大学本科毕业生转正后工资收入）；粮食定量53斤/月，在产业工人中名列前茅；另有下井津贴0.5元/班，班中餐肉莱免费，夜班津贴0.2元/班。如上满班，转正后每月可拿到63元左右。在当时，这样的工资收入是有吸引力的。此外，副食品供应也比彼时潮汕地区好些。凭上述优势，职业危险性吓走了少数人，更多的人留了下来。更何况，昨日知青的我们，离矿回家在那个年代是“黑户”，自觉低人一等，求职、生存、成家都充满未知数，只好自我安慰：既来之，则安之，走一步看一步。

我的“田螺冲矿龄”是2年10个月，剔除借调、参加学习班、井面工作（采煤队文书即宣传员，负责出宣传栏、发劳保用品等杂务）和2次探亲假，实打实井下工作时间为11个月。论工资收入，比同批工友少了一大截。1974年7月，我告别田螺冲，调进矿务局矿工报编辑部，因井下工龄未满5年，工资由3级降为2级(40.04元)。我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来安慰自己。1979年底工资普调，我的工资“恢复性”调升为3级。

(二)

田螺冲矿原是省劳改系统煤矿，1966年划转红工矿务局，按序定为红工五矿。划定后从老矿陆续调来一批老工人作为骨干。从1966年起先后从本省普宁、电白、信宜、潮安、揭阳、惠来、丰顺、兴宁等县招工，恵来这一批新工人一半“血统”是下乡如青，总体而言文化程度相对较高。这是全矿上下的共识，也为事实所证明。

据本人回忆，惠来61人中，1人发病护送回家，4人在3次矿难中牺牲，5、6人离矿回家，留下的50人左右。他们当中：　　

方小民、方国祥先后考取广东工学院和北京大学，工作、定居地分别为深圳、广州。

　　方蛇生、陈铮浩等6人当上采掘队文书（宣传员）。

　　方兆朴、戎汉友、张达人和汕头籍张剑光、邱维台、陈国强、陈铮亮等8人调矿子弟学校当老师。

　　方林水任采煤队长。

　　方文耀调矿卫生所当医生，发挥专长为职工、家属治病。

　　几人调入矿机关科室，其中波兄当办公室主任。

　　本人于1974年调矿务局矿工报编辑部。

（三）

蓦然回首，历史老人发现，中国＂老三届”尤其经历上山下乡的知青，是被时代亏欠的一代人：赶上＂文革＂进大学深造无门，赶上上山下乡浪潮；赶上国家提倡晚婚、计划生育；赶上重学历、重职称年代，比别人矮半截。

　　经历读书一下乡一进矿，我们这批人二十几岁，在父母眼里是催婚对象，在共和国眼里仍未达标（提倡晚婚男28岁、女23岁）。在田螺冲，男女婚恋的严峻现实是“供需失衡，狼多肉少”。我们普遍有自知之明，清楚自身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不敢有非份之想，自讨没趣，大多数人顺从家里的意见，回家乡找另一半。也有少数人成为幸运儿，在本矿或周边“牵手”成功。

　　1972年初，韶关市棉纺厂组织一批女青工到田螺冲矿体验井下作业（旨在促其安心本职工作)，汕头市籍张剑光与其中一位女青工在结伴劳动中增进了解和感情，喜结良缘。突破和成功鼓舞士气，张达人等几位同批工友也在本矿（周边)找到另一半，成为令人向往的“双职户”。为追求“双职户”的幸福生活，个别工友的做法令人不敢苟同。一李姓老乡在老家已结婚生子，却玩起了“不认账”手法，对妻儿长时间置之不理，以拖待变。其长辈带媳孙来矿，教训儿子，劝其和好，但未能如愿。夫妇长期吵闹，据说女方后来自尽，以悲剧告终。同批进矿的退伍军人欧阳，也追求“双职户梦”。进矿不久，他就和矿灯房一女青工交上朋友，展开追求攻势。那时住新矿部礼堂，我和他邻铺。他向我通报情况并寻求帮助，指导写好情书。我给他出主意：在信中写上“我俩能否比朋友关系更进一步？”这句话。其实我也是恋爱“白丁”，上述的话是从小说中信手拈来的。他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竹蓝打水一场空。

（四)

田螺冲，我们人生旅途的重要驿站，一晃40多年过去了，往事历历在目，一些趣事浮现眼前。

　　一刚进矿，61人全住新矿部礼堂。每天6：30，矿高音喇叭把上早班的人叫醒，起床后匆匆洗涮、穿衣赶路，15分钟抵长山职工食堂吃早餐。我饭量偏大，买6个莱肉包（付6两饭票、0·18元菜票），边走边吃，一举两得。15分钟后到井口，换工作服，领矿灯后赶到采煤队派班房，接受当班工作任务，8时前下井直奔工作面。一路走着，包子馅的肉、冬莱混合味随打隔涌上喉呢，口腔久久留香，很受用，我巴不得一上午多打几个嗝。

　　住矿部礼堂期间，工余生活单调，除了睡觉就是聚众聊天。我有看书看报的习惯，经常向老杨师傅（住礼堂舞台一侧小房）借阅《参考消息》，打发时间，了解外部世界动态。一天晚上8时左右，我在床上借着灯光翻阅带去的微缩版《毛泽东选集》（该书仍存放家中书柜)，这一幕刚好被前来看望新工人的采煤队副队长刘云华到。事后我揣测，他可能因此对我留下好印象。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矿后我们每人领到一份韶关市统一发放的副食品供应卡(12个月)，供应物品有猪肉(1斤/月)、肥皂、白糖等。别小瞧它，这可是香饽饽。彼时普宁籍工人多数已成家，一家人在矿生活，为副食供应发愁。我们是单身汉在食堂就餐，副食供应证尤其是肉票成为他们重点收集目标。我们当中不乏热心助人者，以票证为媒，拉近双方感情，逐渐发展成为好友。

　　当时要凭证买肉解馋，须跑韶关市，往返花2小时。其它供应物品在矿商店购买。小店约40平方米（含仓库），有3名女职工。在改革开放之前，矿上2000多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大部分由其供应。对比现时城镇生活区商店比比皆是，真有天壤之别，令人感慨。

　　有一件小事我印象深刻：进矿不久，我去小商店买袜子，售货员问买多大的。我急中生智，抬起右脚搁在货柜玻璃上，照脚买袜。其实有点常识的人都懂得：伸开手指比划，就知道买多大的鞋、袜。这一“抬脚买袜”的情景深深地震撼我。几十年来，我无数次地告诫、嘲笑自己：某些貌似聪明的人也有笨的时候。有的人是笨到家了，我是笨到＂脚＂了。

　　刚到田螺冲时，上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基层单位上挂下联，抓新动向，以此激励士气。如果本单位没有明显的斗争对象，也要找个小喽罗来凑数。队里普宁籍工人潘软湧因生活作风问题挨批判。1972年初，在采煤队批判大会上，矿革委会副主任刘胜坤作总结发言：“…最后，警告小潘同志，要快马加鞭，悬崖勒马！”话音刚落，我敏锐地发现这句话有问题，成语搭配错乱，让人弄不懂：是鼓励他，还是警告他？或者是先鼓励，后警告？

田螺冲往事时隔近半个世纪，仍历历在目。

与惠来诸工友共勉

人生几十秋，时代竞风流。

贫富随缘定，健康可索求。

晨运晚泡脚，活动颈腿腰。

俯卧撑一把，百次低指标。

白发寥可数，眼镜谢绝了。

盛世享晚年，康乐最重要。

七十感怀

卢炳辉

热血男儿闯韶关，

峥嵘岁月忆当年。

煤海挥镐抒壮志，

文坛奋笔写华章。

改革引爆创造力，

神州跨进新纪元。

千金难买老来健，

相约耄耋共蹁跹。

20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