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王洛宾

至简

王海成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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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3月14日，新疆乌鲁木齐大雪纷飞，我的父亲王洛宾（见图）停止了呼吸，享年83岁。

最美的歌曲就在大西北

　　1939年夏，电影导演郑君里到青海拍摄一部反映各族人民生活的纪录片《民族万岁》，父亲参加了摄制组，住在藏族千户长同曲乎家。郑君里让千户长女儿卓玛扮演牧羊姑娘。

　　返回西宁的路上，父亲脑海里不时浮现出美丽的卓玛。伴随着悠扬清脆的驼铃声，一首动人的“草原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诞生了。

　　1931年，父亲考入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他曾计划毕业后去巴黎音乐学院留学。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父亲不愿做亡国奴，辞去了音乐老师的工作，前往山西抗日前线参加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这段时间，父亲创作了《老乡，上战场》《抗战进行曲》《风陵渡的歌声》等抗日歌曲。

　　1938年春，父亲和萧军、塞克等艺术家从西安出发，前往新疆宣传抗日。途经六盘山时，他们住在一个车马店，老板娘唱起西北民歌“眼泪花把心淹了”。父亲被深深打动了，他觉得最美的歌曲就在大西北，不用再去巴黎学习西洋音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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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红盖头的那一刻，父亲才见到新娘

　　杜明远是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女学生。“卢沟桥事变”后，父亲与她简单举办了婚事，结伴到后方抗日。父亲加入了西北抗战剧团，在甘肃、青海宣传抗日。在那期间，父亲收集改编了《康定情歌》《达坂城的姑娘》《半个月亮爬上来》等歌曲。父亲总在外奔波，而杜明远却不适应抗战剧团的艰苦生活。1941年3月，兰州的报纸刊登了他们的离婚启事。

　　就在那时，父亲被军统特务抓捕，罪名是“共党嫌疑分子”，被押往沙沟秘密监狱关押了三年。在狱中，父亲创作了《我爱我的牢房》《炊烟》《来，我们排成队》等歌曲。

　　经多方营救，父亲出狱了。他回到西宁昆仑中学继续当音乐老师。朋友们见他孤身一人，就张罗做媒。在掀起红盖头那一刻，父亲才见到新娘——我的母亲黄玉兰。

　　1949年9月9日，西宁解放。父亲作为起义人员在军管会登记，准备举家迁回北平。解放军一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马寒冰邀请他同赴新疆，并向王震司令员做了报告。王震说：“你的歌写得很好，我在延安时就听过你写的歌曲，欢迎你参加我们的队伍。”从那天起，父亲穿上了解放军的军装。在酒泉，父亲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部文艺科副科长。

　　第二年5月，父亲把一家大小接到兰州，并给新疆军区寄了一封辞职信，欲举家迁往北京。他买下北京西城区机织卫胡同24号的一个小四合院，又在北京八中找了一份音乐教师的工作。

　　1951年3月15日，母亲在兰州生我时大出血，一病不起。一个多月后，她离开了人世。那年她才26岁。三个儿子中，老大六岁，老二四岁，我才八个月。

　　母亲去世后，外公带着我的两个哥哥回了兰州，把我托付给我的大妈和堂嫂。后来，大妈和堂嫂被堂哥接去西安。走时把我寄养到我四叔家。直到六岁，我都没有再见过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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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有家了

　　1957年底的一天下午，家里来了一个陌生人，穿军装，戴眼镜，腰板挺得直直的。四叔告诉我，那人就是我的父亲。三个哥哥都叫那人“二大爷”，我也跟着喊“二大爷”。那人愣了一下，但没纠正我。回新疆时，他带我一起走。临走前，还带我到老家涿州为母亲扫墓。

　　到了乌鲁木齐，我在文工团是唯一的小孩。那年夏天，我被父亲送到军区政治部托儿所，星期六下午才能回家。父亲在军区文工团经常参加演出，还要下连队体验生活，我和父亲见面的日子有限。但到了冬天，他再忙也会抽空为我们织一双毛线袜子。

　　1960年4月，父亲因“历史反革命”被抓，他又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到了1963年寒假，父亲回来了，军区文工团创作极需人才，他被获准假释。

　　这样，我们又有家了。

　　我回城给父亲报告好消息时，他喜气洋洋地说，“我也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他从贴身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我平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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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我们凭自己的本事吃饭

　　1964年下半年，父亲又失去了自由。文工团不许他参加创作，也不许他给学生上课。他们让他去打扫厕所，并且不能私自走出文工团的大门。父亲开始变得沉默寡言。

　　1969年，我在新疆新湖农场二分场五队插队落户。那里距乌鲁木齐二百多公里。我没法儿经常去新疆第一监狱看望父亲。每次探监，我和父亲见面都是站在监狱的大门外面，旁边有警察看着，只能互相问一下对方的生存状况，探望时间是十分钟。

　　1974年夏天麦收后，父亲从监狱里寄信说，他已经刑满释放了，暂住在监狱新生队里。正好农场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我会拉小提琴，就被录用了。宣传队在准备汇演的剧本，却没人谱曲。我立刻想到可以请父亲帮忙。这样我可以公私兼顾，抽空去乌鲁木齐看望父亲。父亲用了两天时间，就把十几个节目都谱好了。第二次见面时，父亲拿着改编好的剧本先唱了一遍，再一边教我唱，一边讲解。后来我们宣传队获得了节目创作一等奖。

　　1978年9月，我终于有了回城的当工人的机会。我赶忙去给父亲报告好消息。刚一见面，父亲开心地对我说：“你看，我也平反了。”在新疆军区政治部召开的平反大会上，父亲被宣布恢复军籍，担任新疆军区歌舞团艺术顾问，定文艺六级。他刮掉留了多年的山羊胡，穿上了三点红新军装。

　　父亲的晚年无疑是幸福的。幸福路32号军区第五干休所建好后，他搬过去单独居住。

　　1994年6月，他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中国著名音乐家——王洛宾作品音乐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他颁发了“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特殊贡献奖”，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1996年1月，父亲的胆囊腺癌发展到晚期。他在病床上的日子，是我们一家人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

　　他从来没有勉强我们兄弟一定要走音乐的道路，他只要求我们有个健康的身体，凭自己的本事吃饭，做一个对社会和人民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