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谈前进农场学校艰难与辉煌的日子

人生滋味

———原前进农场学校校长李子丰的记忆

作者：祖宁平

　　我叫李子丰，1939年3月16日出生在陕西省靖边县一个农村家庭，今年83岁了。我的一生没有干过别的什么工作，就干了一项工作，在宁夏的农垦大地上，在西大滩这块土地上，为宁夏农垦的教育事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干了34年。

我是1960年10月“低标准”时期,在同心县城参加工作的，当时要求年满18岁以上在校学生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父亲当时担任同心县县长,我就从县城来到了同心县最为贫穷的一个叫河草沟的乡村担任了小学教师。1962年初,国家为了培养师资力量,报送我去吴忠师范进修学习,1963年7月我从师范学校毕业，随1962年就任前进三场党委书记的父亲，来到西大滩前进三农场的，我的档案开始被转入平罗县教育局，平罗县教育局的领导，开始不同意把我分配到前进农场，当时师范类的毕业生少之又少，平罗县的教师资源也奇缺，我当时已经结婚，考虑到爱人当时还没有正式工作，分配到农场容易找到工作,就坚决要求分配到前进农场，没想到，一去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前进农场, 再也没有离开过讲台。

　　前进农场那时从农建一师集体转业,脱离了部队性质以后，还是三个农场，前进一场就是现在的前进农场的场部和现在的农场三站，前进二场就是现在前进农场的一站，前进三场就是现在前进农场的二站。前进二场和前进三场的学校仅仅是一个只有小学一至三年级的规模，只有前进一场学校是一个一至六年级的规模还算稍大一些的学校，前进一场的学校就是后来成为了前进农场学校,直至发展成为了前进农场中学的规模。

1959年,老军垦的孩子也有到了上学的年纪了，农场开始创建学校，培养自己孩子。当时农场只在前进一场建立了一所小学校，只招生了31名学生，只有教师3名，他们是叶碧华、陈爱月、黄国华他们三人都是浙江支宁青年,炊事员叫于志勇,管理员是王长林,他们五人是创建前进农场学校最早的见证人,也是创始人。多年后几乎农场十几个连队都建立了一所小学校。

1963年7月我被分配在了前进三场学校担任教师。

我第一次走进西大滩前进三场学校,映入眼帘的学校让我目瞪口呆和大失所望。只见那满目疮痍、几间破烂不堪的农建一师时期土坯平房改成的教室。面对农场子弟在不断增加，教室不够使用的局面,农场领导只有因陋就简想方设法的去解决。教室旁边就是一个农场连队的驴厩，农场就地取材，把驴赶往他处，铲除驴粪，打扫干净，从长草的水塘边，挖来方方正正的泥块作土坯，在驴厩改装的教室里，搭一些高低不等的泥台子，作为课桌和板凳，一个个教室就这样的建成了。第二年学生又增加一些,我们三个老师用驴车拉走了驴粪,又打扫出来一间驴厩,又增加了一间教室。

可见前进农场创建各个学校时期的艰难程度。

我带领着两位老师，一位是蒋自强老师，一位女老师叫舒来喜，她是浙江支宁青年。

在我的记忆里，前进三场小校三年级的学生有八个,他们是刘灵科、柳建忠、郑江德，还有几个，我就叫不上名字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因为西大滩前进农场没有能力开办中学，几十个开始上初中的农场子弟，只有背着行李和一个星期的干粮,到几十里外的平罗中学、姚伏中学和通伏农中继续上学去了。

经过农场职工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农场的各项事业在不断发展，农场学校的面貌也在不断的改观。农场各连队支援学校的建设也在不断的增多，淘汰下来的办公桌和板凳，支援学校，泥台子做的课桌板凳被拆除了，规格不一的办公桌和板凳，把学校的教室布置的有模有样。

1964年宁夏农垦局在西大滩前进农场开办了“农业中专学校”，一批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分配在这所中专学校担任教师。三年以后，因为文革,两届中专学生毕业后,学校就再也没有招生，学校教师大都又充实到了已改制为农建十三师三团的团部学校，团部学校的师资力量在不断的加强。

1966年1月，前进三个农场改制为农建十三师三团以后，团部设在原一场的场部，就是现在的农场场部。农场开始集中精力举办团部学校，我也随之调任团部学校担任教导主任,从教导主任,到副校长、副连长、连长、校长、“五七”大学班主任、学校书记直至1998年12月退休。

　　1966年10月团部学校开始招收初中学生，招收初一学生16名，1970年秋团部学校又招收初一学生36名。1971年秋三团一、二、三营营部小学增设初中班，1972年秋团部学校开始招收高中学生，招收高一学生43人。1974年7月，三团又改制为农场，一、二作业站站部学校开始招收高中学生。1982年秋，农场场部学校将小学分开，成立前进农场中学和前进农场小学，三个作业站学校的初中高中并入场部中学，场部中学成为一所全日制中学。这些就是前进农场体制不断变化,学校也随之变化的情况。

从1968年开始，前进农场学校根据“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实行“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到1983年才恢复建国后的学制。

虽然农场办学，困难重重，步履艰难，人才短缺，经费又紧张，这都与企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但是农场教师们的精神面貌饱满而激昂；虽然农场办学，农业经济效益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但农场对教育的投入还是在不断的增长；虽然农场的建制在不断的变化，军垦时期改为了学校连，校长成为了连长，但是学校教育的根本方向没有改变，部队的气息进入学校，增添了浓厚的军队作风；虽然农场教育在赶驴上坡，不进则退，但是农场领导和那些教育工作者都有着肩抗背驮、不肯后退半步的激情。

在农场农忙时节，学生们成为了农场的一支不容小觑的辅助力量，几乎农场的所有农活,拔稻草、平田整地、除草、挖沟、拢埂，挖甜菜，从小学生到高中生都得参与其中, 把学生们练就成为了农业的行家里手。

学校一位领导做过统计，有时一个月，学生参加农场劳动的时间竟多达20天。让老师和学生们苦不堪言，老师们不知道，这里是学校还是农业生产队。学生们不知道，他们稚嫩的小手被锹把打磨的,拿起铅笔的小手都不能自如。孩子们思忖着自己的现状,她们是来上学的还是农场农业生产的后备力量。

一位学生告诉老师说，我就喜欢学生时期的参加劳动，因为每次的参加劳动，我都能吃上妈妈给做的让中午再吃的好饭。那个年代把学生们都培养成了热衷予“热爱劳动,能够吃上好饭”的学生，简直是本末倒置了。

那时候,前进农场学校学生们满满的记忆都是,忆苦思甜，吃菜团子，勤工俭学，插秧拔草，漫滩遍野去捡牛粪，去挖甘草。当然还有在满是沙枣花飘香四溢的季节，学生们在裂缝的课桌上，划着红线，插着粉白色的沙枣花枝，边上课，边吮吸着沙枣浓郁的味道，别有一番它处不曾有过的学童记忆。那是西大滩的学生们特有的记忆。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西大滩前进农场的学校又是小学、又是中学、又是“五七”大学，又是不懂事的孩子、又是成人，三类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挤在一起，又学又工又农，好生热闹。

一位修造厂的领导担任“五七”大学的领导没有多日，就难耐不住的流着眼泪给农场领导哭诉道，让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愿当这个学校的校长。

我是学校的领导，小学至高中就让我操心不迭，农场领导又让我负责“五七”大学的工作，我推辞不了，只有接任“五七”大学的班主任的工作。最后圆满地完成了“五七”大学的教学任务，三十多名成人学生顺利毕业。

从事教育工作34年来，担任学校领导也有34年的时间，副职时间最长，可老师和学生们都以为我是校长。那时因为，那个时代政治挂帅，校长大都是农场分管教育的部门领导担任，可是具体工作还是由我这个师范毕业的内行来做，久而久之，我就成为了老师和学生们心目中的校长。

　　那个时候学校会出现这样的场景:

一位校长来到正在上课的教室里，往前排课桌上一坐，吸着香烟，在欣赏着老师讲课。

一位抗美援朝下来的老干部说，我不懂教育，就不掺和教育，那时候有可能发生地震的传闻，这位老干部就天天在学校的水井旁边，手里拿着一个木尺，在测量水井水位的变化。

一位是学校贫下中农的代表，自我宣布道,我只参加会议，不参与学校的管理。

文革期间，虽然农场学校受到严重的冲击，与社会学校相较，冲击的还是小，虽然农场农忙的劳动占用学生们的时间较多，但是农场学校时不我待，努力要求，教学还是正规的。学生们还是在刻苦学习,力求上进，学习的时间还是长的，一次次的高考录取的人数，就说明了一切。

慢慢以后，从全国各地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到农场参加建设，农场领导又把他们充实到了农场学校，农场领导真是高瞻远瞩，说道，多打粮食重要，但是培养我们的后代更重要。学校需要那一方面的教师,农场领导就千方百计的给予调剂和支持,缺少什么设备就给予补充。那个时候，农场学校汇集了几乎农场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

北京天津知识青年来到农场以后，知识青年中间还有许多老三届的高中生，农场领导不计他们的家庭成分如何，只要真才实学，一律选拔到教师岗位。知青充实到教师岗位以后，学生们的文化素质逐步得到了提高，眼界也开阔了, 思维也活跃了，给西大滩农场下一代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改观。

毫不夸张的说，从1975年至1985年的十年时间里，前进农场学校的规模和教学质量，达到了辉煌阶段，学校学生也多，学习的热情也高涨，教师的教学水平也在开始逐步提高。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农场中学的学生一度多达两千六百多人，西大滩周围的一些企业中学逐步萎缩，大量的学生，都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关系要求到前进农场中学学习，一度农场中学的招生形成了挤破脑袋一票难求的局面。

在我的记忆里，有一年的高考结果，农场学校就有78位学生考取了大中专院校，是农场学校最为辉煌的一年，是农场职工家属欢欣雀跃的一年。

每年高考被录取的孩子，都被农场人以红榜的形式，高高张贴在农场场部人流最为密集的高墙之处，给西大滩人炫耀，给前进农场人炫耀。

有人说,西大滩前进农场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农业劳动,培养不出来高质量的学生,看看现在前进农场学校的学生,一个担任了重点高等学校的领导,一个担任国家部委的领导,担任厅处级领导干部和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起码有七八十人之多,这是前进农场人的骄傲,也是前进农场学校的自豪,更是我们这些学校老师的荣耀。他们给西大滩人的脸上添光增彩，给西大滩艰苦创业的史册增光耀史。

34年的教育事业，让我终身难忘，难忘的事情有许许多多，但农场学校的教师队伍是一个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他们负重拼搏，逆境中信心百倍的精神,让我终生难忘。

前进农场教育事业的发展历史,从艰苦创业,到发展至辉煌,无不倾注着农场教育工作者的心血,农场学校的教师大多是,国家分配来的大学生，浙江支宁青年、知青、复转军人、农场二代和自发来的,他们把青春和知识都奉献给了农垦的教育事业,他们功不可没,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前进农场各个学校的领导有：严聚德、李开健、唐丽华、党德昌、储国兴、孙玉铭、李子丰、李秀芹、高朝福、刘发、李经验、曾庆厚、母华玉、朱家海、吴维忠、郑金昌、夏登汉、李福禄等。教师有：邓剑光、蒋长敏、张来法、陈炳生、邱佳田、贲万仓、陈泳雪、蒋自强、周静株、刘亚明、郑敬芝、余同珍、刘进明、林素珍、田忠贞、李艳杰、常曾、周德枝、单学仁、王佑太、刘慧芳、周文燕，张秀花、李长英、王瑞琴、穆瑞光、王世和、常宝吉、王金忠、陈振云、巩全生、张雨、李子厚、李栋梁、张志义、王进忠、常宝吉、童天元、张淑娴、孟凡珍、单志航、李淑娟、杨克奇、孙申生、王桂敏、陈淑芬、文淑琴、陈志耘、成淑兰等。前进农场各个学校的教师最多达到了120多人。这是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记忆,遗漏肯定不少。

我的脚下始终沾满了西大滩的白僵土和盐碱地，不论是在讲台上，还是在西大滩的田间地头，34年的辛勤耕耘，培养出了许许多多的农场子弟，每当看到或听到我的一个个学生走入社会，担负着重要领导职责，肩负着专业技术重要岗位责任的时候，我就会发自内心的喜悦，情不自禁的就会流下热泪，那是我和西大滩上一大批教育同仁哺育的结果，是我们用一生的辛勤耕耘和汗水培育浇灌的结果。

今年8月1日是农建一师创建前进农场70周年的日子,农场学校的发展也走过了艰难与辉煌的里程，抚今追昔,更加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教育给社会,给农场,给个人带来的变化,那是翻天覆地。

后记：

在西大滩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生长着已适应它的芨芨草、骆驼刺、白刺和甘草，人为种植的极少株沙枣树、红柳，被西大滩人视为宝贝。

每当发现个别调皮的学生孩子们损坏树苗时，李子丰校长就会语重心长地教育他们说：“当你折断沙枣树和红柳树枝的时候，当你听到“咔嚓”一声的时候，是否你的心灵在受到震颤，想到我们这个不毛之地的西大滩，生长一棵树苗是多么的不容易。”

他教育孩子,就像浇灌呵护西大滩上的沙枣树苗一样。

这是一位已经退休的、他的学生对老校长至今不忘的记忆。

2022年1月17日下午，有幸见到83岁的李子丰老校长,他腰稍有驼背，但步履稳健，身体硬朗, 耳聪目明，精神矍铄,心中多有欣慰。这与他34年在西大滩的土地上辛勤耕耘教育事业，枝繁叶茂的硕果累累而散发出来的喜悦分不开的，这些喜悦又滋润着他的退休生活，使他身体健康，性格更加开朗是分不开的。

在这里还想赘述几句李子丰校长的少年记忆:

解放战争时期，我的家乡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拉锯胶着占据的地方，今天被国民党占领，明天共产党来了又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反复更替。我的少年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渡过的。

因为我的父亲很早就参加了共产党的组织，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也从记事开始，替父亲的组织做事。在我的记忆里，传递鸡毛信是我少年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如果信封上插着一个鸡毛，就意味着特别紧急，必须马上就办，大人就让我们小孩去送，让小孩去传递信件，一般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鸡毛信一般都是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送，我把鸡毛信送到邻村，邻村的人再送到更远的地方，我们陕北的农村，黄土高坡，山大沟深，一个村子看着一个村子离得不远，要是走过去，那可就不近了，我的少年就是在山大沟深的黄土高原上穿梭往来渡过的。

直到我退休的1998年，我还在想着这个问题，我少年时代给共产党送鸡毛信的经历，算不算是我参加革命工作的开始。不算也就吧了，反正我有这个送鸡毛信的经历，也是我光荣的经历，也是为解放战争，为陕北的解放，为全中国的解放，做出了我的贡献，我无愧于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