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翠微中学的那几年

lydia皖晴的秋天

今非昔比的翠微中学

1965年的春节，是我们全家迁往北京的日子。军人的后代们跟随父母南迁北调这是常事，那是我家的第二次迁徙了，尽管我是那么地不舍得离开南京，离开我的同学们，但心里又是那么地向往着首都，那里有毛主席，有天安门。

到了北京后，父亲开始为我们几个孩子联系学校。上高中的两个姐姐分别去了师大女附中和师院附中，父亲已没有精力再为我们几个小的转入好些的中学，他让我和哥哥就近入学。那天我走进位于八一湖畔的翠微中学时惊呆了，这个新建不到三年的学校像是座集中营，围墙是用铁丝网拉上的，孤零零的一座楼，一个操场。整体看上去跟我在南京二女中的一个操场差不多大，我顿时心灰意冷。

开学不久，我渐渐熟悉了身边的同学，班上有一半是周边大院的军队干部子弟和地方干部子弟，一半是工人和附近农村的子弟。其实我们这些军队子弟的父辈最初也是从农村出去打江山的，但他们的后代们已经与这些农家子弟在行为举止上大不相同了，从一些同学的着装上就能得知谁的父母是什么军种，他们经常穿着父母的旧军装。我座位后面的女生出自印尼知名爱国华侨家庭，很有教养，待人和善，从不发火。从她那一身朴素的穿着上，我真看不出她是华侨，倒是我这个来自南方女孩的衣着和短短的发式，有时会被学校同学误认为是华侨。我在南京女中的华侨女孩们每天都穿着奇装异服，那是我们无法相比的。我座位前面的是位农家女，不知为何，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却被班上的同学称为“二大爷”，她十分憨厚，说话前总是咧着大嘴笑，对她的外号并不排斥，习以为常地应答着。她时常在饭盒里装几个红薯带到教室让我吃。座位左侧的两个男生分别是海军大院和总后勤部大院的，这俩家伙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着法子招惹我，不是找根铁丝弄成个圈在地上磨热了往我裸露的胳膊上放，就是起哄架秧子，让我的同桌打我。

我的同桌是个没长大的男孩，家住总后大院，上课不听讲玩子弹，不料把子弹给捅出了火，幸好子弹头从座位前的男生耳边穿过，否则他要进少管所了。由于分男女界限，彼此间都要表现出不那么友好，我的胳膊肘不小心触到了他的课桌，他会往我胳膊上砸一拳。那时因为我南京普通话的口音，让我一说话就被同学笑话，要知道在南京因为我讲普通话，上课老师经常让我当众读课文。到了北京居然要被同学取笑，这也太伤自尊了，搞得我不敢说话，被他们当作老实、内向。他们哪里知道我从小就敢跟欺负我的男生打架。等到同桌的胳膊也触到了我这边，我立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给了他一拳，他总算知道我的厉害了，以至于后来别人再起哄让他收拾我时，他只会说我是老师的红人，不敢动我了。其实还有个重要的原因，他上课不听讲，课后不知道老师布置的是什么作业，就会打破男女界限偷偷地问我，而我会不计前嫌地告诉他，所以还是不要得罪我好。

在一次考试中，我收拾了那个总欺负我的总后子弟，我发现他隔着过道还想偷看我的考卷，我在草稿纸上写了几个大字：“偷看，不要脸！”，把纸盖在了答完的考卷上方。不一会儿就听见他在小声地骂人，我乐了，他定是看见我写的字了。至于那个海军大院的子弟，十几年后竟然有人把他介绍给我谈朋友，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意思，盛情难却，我与他接触了一次，我们在美术馆一边看画展一边踱步，我对他怎么也产生不了兴趣，即便是作为只有一年多的同窗，我跟他也没话可说，他留在我脑中的就是那副幸灾乐祸和不时摆弄着身上的白色海军军官服装的扣子，说是什么级别才配有的那幅得意神情。

同桌说我是老师的红人，不过是因为我们的班主任是个英语老师，而我的英语不错，经常被她叫起来读课文。当然，班上也有不少好学生，比如我军通讯事业的开山鼻祖涂作潮的儿子，他是从上海转学过来的，那时就架着副近视眼镜，因为功课好，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谁都不知道他的父亲一直在经受着磨难，在WG中的苦难甚至波及到了他的家人。但后来的结局是好的，父亲平反，他靠着自学考上大学，后来拿到了博士学位，我曾应他的请求，为他父亲撰写过几篇文章，发表在《炎黄春秋》、《名人传记》等刊物上，他后来被央视请去当嘉宾，向观众介绍父亲那不为人知的光辉历史，如今他定居在美国。

我们班委中的班长后来成了某大学的教授，卫生委员从军医大毕业后做到了团职军医，之后转业回到了北京，那位华侨女孩是一家大医院口腔科的医生，她们现在都是我的好朋友，这些成绩不错的学生当初为什么会来翠微中学读书呢？想必是在考试时临场发挥不佳吧。那时我家邻居的一个男孩想跟他哥哥那样去男四中读书，可是考试中临场失误，他去了比翠微中学还差的学校，他那绝望的哭声老远都听得见。

那时我们对各自的出身从不在意，我与班上工农子弟的关系都不错，离开部队子弟学校后，父亲教育我们在新的环境里要跟工农子弟打成一片，我带她们到我家来玩。我也去过一些同学的家，有个女生的家进门就是一张土炕，我想象不出她是怎么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的，我感到了我们之间的差距。当学校组织去周边农村干活，在吃午饭时，我和一个总后大院的朋友躲在一边悄悄吃从家里带来的饭菜，我们不想让农家子弟感到我们之间的不同。

WG初期，学校成立了HWB组织，这将我们与工农子弟彻底分开了。8.18那天，我们步行到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大姐那天与宋斌斌等师大女附中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主席戴上了HWB袖章，我的二姐随学校立在西侧观礼台，已经离开翠微中学的哥哥立在西东侧观礼台，而我这个翠微中学的，只能站在广场上远远地面向城楼，寻找着毛主席那高大的身影。

9月初我的父亲被打倒了，同学中有人得知后开始回避我，HWB做不成了。直到离开北京去陕北插队，我不再去学校了。许多年后，在网上看到过一些人的回忆文章得知，翠微中学的HWB在当年因打砸抢出了名，有几个知名人物是学校田径队的，我们曾在一起集训过。我想那时我的父亲如果没被打倒，我是不是也会跟着一起胡闹呢？我想不会的，我们从小就有着严格的家教。在学校，我看着一些同学打老师，给老师剃阴阳头，心里就很不舒服，我那时从未动过老师一根指头，还保护着我们的班主任，她是个印尼的归国华侨。人之初，性本善，他们的那些恶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翠微中学一直是我的心中的一抹阴云，以至于偶尔路过学校的门口我都不愿意进去看看。这不单单是因为当年学校的名声太差，记得父亲被打倒后，专案组派大院家属委员会的人跑到学校，她们跟学校负责分配的说，我除了下乡，哪里也不能去。当我报名去黑龙江建设兵团时，老师通知我，说那里离边境很近，你的政审不合格，不能去。在那样的时代，这当然怨不得学校。

曾经用渣土铺垫的操场焕然一新

突然有一天，我听说翠微中学在2014年就与卫国中学合并，成立了人大附中翠微学校，是人大附中联合学校的成员校，有个高中部，具有一流的教学条件。我从网上看到了学校从环境到教学设施天翻地覆的变化，真是由衷地感到高兴！记得那时只要刮大风，操场上便飞沙走石，我们就不能去上体育课，看看现在的操场，我这个当年校田径队的真想在舒适的跑道上跑几圈。学校有了高大的校门和围墙，墙外不再是农田和果园，代之以高楼大厦。我内心对这所学校的宿怨好似云开雾散，变得晴朗了起来......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