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觅旧

小老汉

辛丑年(2021年）端午节，姊妹相聚阳城，有人提议去高平转转，那里毕竟有过姊妹们或多或少的童年情结。姊妹七个带上妈妈，四个附和四个弃权，妈妈是因为那里有太多的伤感。而我是最为积极的，于是我们一行六人：大姐、二姐(夫)、我、小妹(夫)趁着天凉早早就从阳城出发高平。 一 　　如果人生真有第二故乡，高平，不知道算不算我的第二故乡。因为我出生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我童年时代，虽然许许多多的回忆都是支离破碎且不成章法的，可我毕竟曾经在这个县城生活了六七年。 　　跟着导航我们到了在高平一中实验学校附近停下。大姐说，这里应该就是南大寺吧。 　　南大寺是我对高平记忆较深为数不多的一个记忆。记得那里是个很大的广场，正北是个主席台，我小时候，父亲在这里接受过批斗；东北角上是高平一中，红旗小学在西面，依稀我和四姐在这里等过开会的妈妈；东南角上有个很大的水池，大姐说，那时候和二姐经常在这里洗涮衣服和床单什么的。 　　可是，呈现在我面前的哪里还有记忆中的这些，整洁和肃静的校舍让我们怀疑走错了地方。询问路边售货厅的售货员，竟然不知道南大寺这个地名，幸亏路边一个年长的一位老者告诉我们，这里就是曾经的南大寺。 南大寺 　　在我原来印象中总认为南大寺是南大市，应该是个大的市场。其实，这里曾经是个很古老的寺院，它的正名应该叫崇果院，因为地处高平县城南隅，人们也把它叫做南大寺。据《高平县崇果院记》残牌所说“……县东南隅有寺曰崇果院，创建不知年代，后魏太和……”，说明南大寺(崇果院）是高平县年代最为久远的佛教寺院。当然，在我记事的时候，那传说中的寺院早已荡然无存，或许是我不曾记忆。 　　记忆里，和姥姥在这里看过站在舞台前被批斗的爸爸，那时我骑在姥姥的肩膀上，姥姥带着我走到低头示罪的父亲面前，那应该是我二三岁的事了，很奇怪我能记得那么幼小时发生的事情。姥姥在世的时候证实了确有这么回事，“那时候，就是想的让你爸爸看看你，谁知道你爸还能回来么”姥姥如是说道：“你爸低着头看到我们，低声地说到把娃引回去，后(不要）让他看了……”即使事过多年，姥姥在回忆当年的事时依旧还是心有余悸。高平文化大革命的武斗是全晋东南地区乃至全山西省最为激烈的县城，什么“五县剿匪”呀“一月风暴”呀，弄得人心惶惶，更不要说被打到在地上当权派家属的恐慌。姥姥说，真害怕你爸回不来了。当年懵懵无知，不曾感觉到事态的无常，但经历过那次“革命”洗礼人们，谁敢不说那是一次生死别离的场景，姥姥的忧虑谁又能说是多余的？ 　　母亲那时候是个小学教师，南大寺那里有红旗小学和高平一中，母亲经常去那里集训听课，年幼的我和大我两岁的四姐有时候会被妈妈引到这里让四姐照看着我。那时最为奢侈的服饰是一件粉色的斗篷，边上镶着一圈白色的人造毛，那是我大姐穿过的，后来二姐三姐四姐穿，现在轮到我穿了。妈妈有时也会买点冰糖蛋给我们吃，好像是一毛钱十一个呀十二个，一般情况妈妈是不会买那么多的，一次也就是几分钱吧。我和四姐经常一块糖蛋咬成两块，因为谁多谁少还闹别扭了。 原高平一中 　　父亲有一辆28式飞鸽牌自行车，大姐和二姐经常会趁爸爸不注意偷出自行车到南大寺这个广场学着骑车，特别是夏日中午，大人们午休的时候。而我成了大姐二姐的挡箭牌，每每这个时候，她们总是把我叫上，一旦爸爸觉察总是拿我来说事。现在想来，都是满满的甜蜜啊。 　　南大寺东南角上，有个水池，原来的人们把这里就做“砚池”，似乎和文化有关系。而到了我们那时却是洗涮衣服被褥的好地方。寒冬腊月每到筹备过年的时候，我们那个院子里的女人们会把积攒一年的污秽通通拿到那里洗涤，这个时候也是我们这个年龄段孩子最欢愉的时候，虽然俩手冻的红肿，清鼻涕流的很长…… 　　出南大寺南面东西走向的大街是泫氏街。据《竹书记年》载：“周威烈王七年(前419年）晋王献子浣成泫氏(今王报村）。”泫氏以此得名。其实这条街旧时叫做大成街，解放初期改名南大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南大街取古泫氏之意曰泫氏街。南大寺隔街西斜对面有个二层的小楼，装饰一新的外表依旧掩盖不住苏式建筑的结构，“高平二轻”的四个金字把我尚快湮灭在记忆深处的往事断断续续又浮现在脑海。没有记错的话，小时候这里应该是高平县工业手管局，文革后期，父亲被“解放”后曾经在这里当过一段时间的革委会主任，也就是现在的局长。父亲当时的办公室就在这个楼临街的二层，记得楼里的地板好像是铺了一层木或瓷砖地板，在当时是很上档次的；手管局往东走好像有个五金厂，大姐因文革辍学，在那里当过临时工的。 位于泫氏街的高平二轻 　　沿泫氏街向西不远，就是一个十字路口，红旗商场就在路的西南角上。小时候，记得这里才开业，岁月的匆匆，似乎并没有给它刻画多少的痕迹，红旗商场的招牌依旧红光满面的站立在那里只是多了一份时代的妖艳；南面那个熙攘的胡洞好像叫做裤裆圪洞，在姐姐们的提示中似乎有点印象；向西好像就是铁路线了；十字往北就是高平最为古老的街道之一——古城路了。 高平红旗商场 古城街 二 　　我和我的姊妹们从古城路南向北慢慢地追溯着尚快淡化的记忆。不知道是时光的变幻还是印象的错位，古城的街道竟然是如此的狭窄，记忆中，这应该是条很宽阔的大街。街两旁许多琳琅满目的铺面倒是还在，除了感觉街面有点变小外，我恍惚又穿越回到我童年时光……睹物思情，也是那旧时的物景让我有了几分的惆怅，岁月的匆匆也是回顾曾经才突然有了伤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高平是个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的县城，古城路的变迁就是整个高平文化历史的缩影。现今的高平县城，最早的时候是一个小村庄，因村中有麒麟石而得名麒麟村，北魏永安二年(公元529年)就开始设置，“永安中置高平县，治高平城……”(《北魏志》)。而古城路在建治开始就是高平的主要街道，只是那时它叫做“古城路”，是用条石镶嵌的路面，解放初期改为水泥路面并更名“古城路”。它位居老县城中央，街面两旁是明末清初的店铺，“沿街两翼小巷呈鱼骨形散开”(《高平县志》2009年版)。很是赞赏高平市的决策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的规划者们，没有像其他城市那样为了面子工程而坼毁了许多现代与历史传承的见证，譬如说，古老的街道、时代的房屋……。我很惊诧于我们那个小县城的规划，为了附庸风雅，拆毁了许多真正意义上的文物，然后在拆毁的废墟上复古早已不存在的记忆，就好像抛弃了原始的物件然后再制作一个仿真的现代艺术品，不知道哪个更有价值。文革后期拆掉的欧式建筑大礼堂、烈士陵园一、二进门、手管局，小报社……如果那些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建筑还在，小城的颜值该是多么的暴增。现在为了搞全域旅游，恢复古城墙，把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人民政府楼也坼毁，据说是为了突出相邻的旧衙门而为；天门头几排石头修砌的大寨房也在坼毁范围内，据说是为了修复早已淡出阳城人记忆的什么古寺庙……。我悲哀于记忆中的那些古朴庄典的建筑，更在为当下依旧被摧毁的那些可以见证阳城某段历史的物件而泣血。 原高平大礼堂 原高平政府招待所 原高平武装部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不同载体(比如言传书记）传承下来曾经发生过的事件；文物就是见证这些事件并有着时代烙印可以看得见的固件。我们一边复制着历史的工艺品一边又在摧毁着不会说话却曾见证过历史的文物，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在传承还是在断弃? 　　古城路两旁虽然也附庸风雅地有了或多或少浓妆艳抹的打扮，但轻轻揭开那层薄薄的庸俗，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古朴原始的底片。那盘根错节的小巷鳞次栉比的商铺，诉说着曾经的辉煌也折射着历史的庄重，当然也不经意的唤醒着我快要失去的记忆。 三 　　沿着不曾有多少变化的古城路，我们很顺利地找到了四排楼底巷，除了感觉上有点变窄外那个巷子和我的记忆基本还是吻合的。只是我小时候住过印象很大的院子是如此之小，小的让我怀疑是不是走错了地方。这样小的院子那时候竟然挤了五家拖儿带女的家庭，光小孩子就十几个，想想那时候这个院子该是多么的热闹鼎沸。 古城街四排楼底巷 　　大门两边青石石墩底座还在，却少了上面的“门当”。小时候每到吃饭时候，经常坐在这里等着父亲下班回来，那时候家里有个规矩，父亲没有回来是不可以开饭的。大门上精致的木雕“户对”虽然有点陈旧但仍然能够感受到这个院子有过的荣华。旧时的大户人家，为了炫耀自己的显赫，会在自己的私宅门口两旁立上两块石墩，一来信其能避邪镇宅，二来可以摆显主人的权势；同时还要在大门门楣上或门楣双侧砖雕或木雕做“门当”来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原来的“户对”比较典型的是在门楣的横木上做几个短圆柱形，柱长一尺左右，与地面平行，与门楣垂直。“户对”用短圆柱形，是代表了古人重男丁的观念，意在祈求人丁兴旺，但它的多少与主人的官职大小有关系。后来有钱人家没有官职的就用砖雕或木雕来显示自己的富有，于是成语中便有了“门当户对”这个词。我们能够住在这样的“豪门深宅”应该是沾了解放后“打土豪”的光。 我们家在高平住过的四合院 四合院面前四姊妹合影(左开始：大姐二姐小妹和我) 　　这是个典型的四合院，一进大门就是一个照壁墙，大门后的毛主席语录虽然没有什么印象但这个应该是我小时候就有的东西。院子小的可怜，记忆里所有空闲的地方现在都修成了房子愈发感觉到院子空间的窄小。小时候西房带东北角上的耳房是我一家十口人住的，那时候没有床，房间都是用砖垒砌的砖炕，东北耳房是砖炕和做饭的火修在一起的，那是我家厨房兼卧室，记忆中，我和姥姥三姐就睡在这个家。西屋进门右拐也是一个砖炕和炉火，似乎右边也是个砖炕(?)。十口人挤在加起来不足二十平米的空间里，异乡逆境，想到父亲当时的窘迫，心里是阵阵的酸楚。 依稀可辨认的毛主席语录 　　许是受文革的影响，那时我们姊妹们也分为两派。按姊妹们排行的顺序一、三、五是一派，二、四、六是一派(那时小妹还没有出生)，整天是为了占领西屋炉火的有利位置而“战斗”，好像是我和大姐三姐这一派占下风的机会比较多，因为对方的二姐和四姐的“战斗力”要比我们强悍。 文革中的一家(那时候小妹还没有出生) 　　就是这么个院子竟然住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五家。堂房是一户王姓的壶关人家，主人是高平当时县委会的副主任，好像是个戴眼镜的精炼男人，有一次不知道他在哪里弄了一条大鱼炖的满园喷香，每家都有分享的，此时我都觉得周围飘有那时的余味。他们家也是姊妹弟兄好几个，记得有大胖二胖，钢进刚明，我和他家的刚明是同学。刚进大哥是在约十年前来阳城我们还见过一面；东屋是一家姓韩的襄垣人，在教育局上班，主人我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他家有个老奶奶，经常是把我们院子里的小孩引上去火车站玩他家也有俩个孩子向东向伟，记不清是和他俩谁是同学了；南房住是县招待所的杨所长，他们家有姊妹二个，爱平姐为大，弟弟好像也是和我同岁叫小孩(?）；西北角上的小屋住着个焦姓的一对年轻夫妻，好像是开车的，印象不太深了。 　　阴沉的夏日，寂寞而狭小的老院和我们——曾经这个院子的住客，此时都沉浸在往昔的回忆中。记忆中偌大的院落此时在我眼里竟然是如此的狭小，再加上有限的空间也被现在的住客见缝插针地修了房屋，愈发让我记忆的院子和眼前的空间衔接不上，虽然整个的轮廓还是如此的清晰。唉，不知道是我长大了还是院子变小了。 四合院里合影(左开始，小妹大姐二姐和我) 　　关于这个院子里除了那些杂碎的记忆外比较深刻的似乎总是和文化大革命有些关联。许多的记忆也是断断续续且没有章法的，有时候是在大姐或二姐的引导下隐藏在脑海深处少许的浪花或许才能够泛出到海面。 1967年，元旦一过，高平县造反派抢夺了高平县委和人委的党、政大权，至此，高平县文化大革命所谓的“文功武卫”正式拉开了帷幕。大姐说，在这之前，父亲回到家还带着戏谑的口气讲述着县委主要领导担着装有自己黑材料的箩筐，在大街上游行的滑稽场面，谁知道没有过几天，父亲自己也被限制了自由进行政治审查。那年的冬天据说是有记载以来高平最寒冷的冬天，在父亲被关押的一个大雪皑皑晚上，我姥姥喂养的几只鸡被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一只黄鼠狼全部咬死。凌晨母亲被造反派通知到医院，父亲在他被关押的那间不透气的审查室煤烟了，生命处在危险时刻，病危通知书都下达让母亲签字。我想象不出当时母亲的心情是多么的无助和悲恸，也不知道父亲是如何顽强战胜了死神。我只记得姥姥说是那些被黄鼠狼咬死的几只鸡命抵换回父亲的一条命，也许吧。 父亲险些丧命造反派手中，也让造反派的审查有点收敛，再加上此时“总司”和“联总”两派的造反派已经进入了你死我活的武斗之中，对父亲的看管也没有了原来那样的戒备森严。但已经进入白刃化的武斗对于父亲这样的走资派来说终是惶惶不可终日。远在阳城政府上班的二叔也就是我爸爸的二弟一直在关注着我们家的一切，关键时候他来的高平我家，决定带父亲回老家阳城县驾岭公社观腰大队沟底村躲避武斗。 　　已是耋耄之年的二叔对那段历史依旧是记忆犹新，“……先是让你爸爸化妆一番，戴上口罩帽子，系上围脖，那时宣传部还有一个大高个戴眼镜的阳城人，是驾岭封头的，把我们送上火车”。二叔说记不得这个老乡的名字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老乡应该是我小时候称作学斌叔的人，姓刘，是个和蔼可亲的长者。世纪初我还去高平他家寻找过他。那时候父亲虽然还在世，但已经成为植物人瘫痪在床，学斌叔当时听到我父亲的状况声泪俱下，哭的像个孩子似的，可想而知他和父亲间的感情是多么淳朴深厚，只是后来就再没有听到过学斌叔的消息，但愿好人一生平安；二叔继续讲到“还有一个戴手枪的人陪我们一直到了河西站，在河西站少许的暂停时间，那个带枪的人告诉我和你爸爸说，前面就不属于他管辖的范围了，他就不过去了，只能送你们到这里”二叔说他也不知道那个人是干什么的是谁安排的。从河西到晋城二叔和父亲在一路时不时被盘问拥护哪派造反派并表忠心的心惊胆战状态中，终于是有惊无险的回到了晋城。二叔在阳城上班但家却安在晋城，二婶在晋城上班。父亲和二叔在晋城二叔家住了一宿，第二天兄弟俩骑了辆自行车回到阳城。“你爸爸的腿都走肿了，回乡下是再也走不动了”二叔如是说道：“那时政府有个部门类似于现在的汽车队，那里面有几辆驴拉的车，是用来县处级以上干部下乡出差用的”。二叔通过熟人出了二十元的租金雇了一架驴车和父亲回到了生他养他的老家。 高平宣传部同事合影(前排左二是父亲) 前排左一是“学斌叔”中间是父亲 文革前夕的高平宣传部(前排左一“学斌叔”，中间是父亲) 二排右二是父亲 　　高平县的文攻武卫在晋东南最为轰轰烈烈，为躲避武斗的祸乱，院子的人们都携儿带女各奔东西，我家由于人多且小孩多，不方便举家躲避那里的祸乱，只有父亲为防不测，被二叔秘密接回阳城老家躲难，整个院子只剩下我们一家，也只有我一个男子汉了。 父亲回去老家的一个冬日漆黑的夜里，已经关闭的大门响起了敲门声，好像还时而有枪声的暴起。我跟着我年长的姐姐战战兢兢把门开开，一下涌进几个背着长枪短炮的人，开门的姐姐惊恐的转身就往回跑，我那是人小反应慢，还不曾有任何感觉的时候，懵圈中就被进来一人抱入怀中。原来是虚惊一场，进来的是从阳城来高平“剿匪”的几个远方亲戚。 　　文革时候，高平造反派主要分为高平县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总司”)和高平县批判刘邓联络总部(简称“联总”)两大派。大约是在1968年初的时候，“总司”在高平赵庄村的路口袭击了前来高平执行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并且次日又抢夺了部队的武装装备，不仅仅是枪支弹药，还有大炮火箭筒等重武器。于是，当时的晋东南军分区组织了晋城、阳城、沁水、长子、陵川五县武装民兵五千人左右，在高平“联总”的配合下，对高平“总司”进行了武装镇压，号称“五县剿匪”。那个晚上到我家的就是阳城到高平“剿匪”的几个阳城民兵。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更何况是老家来的亲戚，他乡遇故知，不也是人生一大快事吗？特别是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他们来到东北角的耳房里，把身上背的钢枪寄靠在房子墙角边(这个是我记忆最为深刻的，因为小孩子家对枪炮有着与生俱来的好奇）脱下军棉大衣，还给了正在聚精会神玩耍靠在墙角钢枪的我几个空弹壳。姥姥忙不迭地給他们做饭，鸡蛋炒小米的“捞饭”是那时最好的待客饭。我现在尚还能记得那其中的两个人，一个是我爷爷的外甥，我称叫“小铁叔”，我家回到阳城还有联系；另一个是我父亲年轻时在留香湾教书时结交的那种“干”亲戚，他们俩都是在阳城二轻经理部开车的司机，那时候也都是风华正茂的年龄，而现在都已经作古，不知道他们记忆中可曾也有过这段的记忆。 　　留在这个院子里记忆是如此的杂乱无章，我极力去翻寻儿时的记忆，可那厚厚的岁月尘灰早已把许多许多的往事尘封得没有了更多的痕迹，虽然这个院子是我们家在高平住的最长的地方。我的两个妹妹就都是在这个院子里出生的：大妹起名“柳枝”，“柳”取自六的谐音，因为大妹在我们姊妹们里排行第六；小妹“末枝”，“末”为最后一个。我们姊妹七个，除了六妹都是性格外向落落大方之人，只有六妹却是少言寡语，内向腼腆的性格，都说这和六妹出生文革最乱的时候有很大关系，那是在母胎里就受到惊吓的缘故。 我站在院子中，除了惊诧于它和记忆中的落差外，更多的只有嘘嘘岁月的悠悠，“乌衣巷在何人住，回首令人忆谢家”！ 四合院大门 四 　　巷子往东离我住过院子大约一百多米，就是原来的高平县东方红小学，母亲曾经就执教于此，我也在这里读过短暂的一年级书。现在这里已改换成高平特校，大门紧锁，我们没有能够进去里面把尘封的记忆梳理一遍。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全家回迁阳城的时候，班里的同学(好像是班干部）和班主任赵老师跟我还照过一张离别留念的相片，前几年这张相片还在，几次搬家迁居，现在找不到这张相片了，不知道还有同学或老师有没有保存的这张相片；照片上的赵老师应该是我这辈子除了母亲之外对老师这个概念最早的记忆了。四五十年过去了，依稀中我还能记得赵老师的音容笑貌，不知道曾经那个桃李年华的赵老师现在安好?致以深深的祝福和怀念。 原高平东方红小学 东方红小学教职工合影(前排右三是我母亲) 母亲和东方红小学的同事合影，前排右一就是我的启蒙赵老师 　　小巷把学校一劈两个院落，北面的院子是小学部吧。南面记得有个大操场，姐姐她们在这边读书。我没有大姐上学的记忆，大姐说，那时候，因为父亲受审，她已经辍学了。操场背后，大姐和二姐说是幼儿园，她们都有这里的记忆，我倒是对这里没有什么印象了。 大姐二姐合影曾经的幼儿园 　　文革初期，母亲升任学校的副校长，可谓是前途似锦，可惜在这关键时刻，有同事举报母亲有封建迷信的言论，再加上父亲的牵连，副校长的位置还没有暖热就被拉下了马。我曾经问起母亲这段事情的起因，母亲淡然一笑说起了往事：有一同事刚生完孩子上班诉苦，说孩子每天晚上哭闹的不睡觉，向我母亲讨要办法，母亲随口就把姥姥告诉她的一个风俗说了出来，放一把笤扫于婴儿枕头下，就能让婴儿安然入睡。也是说着无意听者有心，有好事者就把这个事上报组织，于是，也就有了母亲被拉下马的事情。母亲说，当不当校长无所谓，难过的是不让当积极分子了，大会小会不让参加，没有了方向感。上辈子的人把政治地位看的比性命还重要，耋耄年龄的母亲至今还耿耿于怀的并不是不当副校长这件事，而铭心刻骨的是因此不让参加积极分子会议的伤心。 东方红小学部分教师合影(右二是母亲) 五 　　沿着弯曲的小巷，大姐她们竟然凭着模糊的记忆把我们引到了我们从长治回到高平的第一个家。 　　和大部分的家庭一样，倘若要逆溯自己家庭的故事父母是绕不过的话题。父亲是抗日战争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革命，因为有点文化，革命胜利后便调入晋东南行署党校搞理论工作，期间还脱产到山西省委党校学习深造。母亲是个师范生，跟着父亲来到长治在下南街小学任教。那时候长治到阳城不像现在有高速，三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仅有的木炭汽车摇摇晃晃到晋城还要换车，而且晋城到阳城也不是每天都有班车，长治到阳城最快也得三天，这样的路程对于当时年轻的父母亲来说，家乡是远在天边一个思念。 解放初期父亲和同事在阳城北街合影(右二是父亲) 在阳城县委工作的父亲和同事(左一是父亲) 在山西省委学习的阳城部分学员(第三排右一是父亲) 父亲的毕业证 前排左一是父亲 晋城师范部分学生毕业留念(二排右二是母亲) 二零二零年，母亲在她工作过的单位面前留念 　　在长治，我的大姐也是我父母的第一个女儿在春天出生了，父亲取名为“春枝”，寓意春天的树枝。又两年，母亲在我的老家阳城驾岭的一个小山村生下了我二姐，这也是我姊妹七个里唯一生在农村的人，父亲为之取名“枝兰”；我说过父亲虽然是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但骨子依旧残留着某些传统观念的骨髓，“枝兰”的“兰”谐音“拦”，意为拦住，两个女儿了，枝应该拦住，父亲更期盼的是能有个男孩。许是工作的紧张，大姐被送回在阳城水村居住的姥姥家中照看，二姐留在老家让爷爷奶奶照看，这也是我姊妹七个唯一一个送在爷爷奶奶身边有过短暂经历童年的姊妹。 左开始：母亲三叔奶奶父亲和大姐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从晋东南地区党校秘书科长调任高平县县委宣传部部长任职，年富力强的父亲此时在仕途中可谓是前途无量。更让父亲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的是，高平较于长治，离家乡阳城是愈来愈近。父亲上任报道之际，母亲在长治生下我三姐，父亲按捺不住内心思乡情结和对故土眷念魂牵梦萦的情感，取“燕子”的谐音“燕枝”为三姐的大名，寓意北上的燕子即将飞回来了。 　　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母亲生下三姐后便带着我的另外二个姐姐并携着我姥姥从长治随着父亲来到高平。在这之前，父亲就把在老家的大姐二姐二姐接回长治，顺便把我那个苦命的姥姥也接到了我们家，从此我们家就又增加了一个新成员——姥姥——陪我们这个家一直到终老，为培育我们姊妹七个立下了汗马功劳。 大姐二姐三姐合影 姥姥 　　从长治到高平，我们并无定居，不是租借民房就是借住陋宅。到高平第一站我们家就租借在这个曾经是原高平县新光剧团的院子里，大姐回忆说，当时是夏天搬到这里，记得墙壁上还返潮的有水。这当然都不是我可以知道的了。 六 原高平新光剧团 　　沿着小巷继续深入，在大姐二姐的引导下，我们寻到了我们家来到高平的第二个家，这是一个民居，从新光剧团搬出来我们租借了一个民房。来到这里恰好碰见原来房东的儿子，老房东到还在，但已经是八九十的人，许多的事情都已经记得不大清楚，到是房东的儿子还有印象，说来说去竟然还想起大姐的名字，原来大姐和这家房东的女儿宝莲(音）是同学，堂屋墙壁上的镜框里还有大姐和她同学的五十多年前照的相片，高兴之余通过宝莲的兄弟给远在北京的宝莲还通了电话。不说是大姐，连我都是感慨万千：能够重游五十多年前住过的旧居就倍感亲切了，能够联系到五十多年前的同学更是百感交集。 在高平我们住过的民居 大姐同学的哥哥 　　我很赞誉于高平市对城建改造的思路，古老的旧街巷慢慢向外辐射渐渐融入于现代城市的高楼大厦。古老和现代并存，记忆和现实共享，让人对这个城市有了更深刻的直感。无论你是不是这里的主人，你想了解它，你完全可以融入到它的世界里，你可以在这里冥思或畅游，寻觅或遗忘……在这里你如果有过曾经！ 七 　　沿着纵横交错的小巷，姐姐们凭着旧感竟然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还能够寻到我和四姐出生的地方。 原新建剧团 　　我和我四姐是出生在我们家在高平的第三个居处，原高平新建剧团的院子里。这是个一进两院落的大院子。大姐说，这地方一点都没有变，和她脑海的记忆是一模一样的。大门偏东的院子就是原高平新光剧团，院子原来是有前后门的，因为要住家户，把院子一分二半，南边住家户，北边是剧团。大姐回忆说，这个院子还住着另一户人家，主人叫郭仁和(音)是东北人家，也在宣传部上班，他有个孩子外号叫“小棒槌”，这个外号我倒是有点印象，好像和我二姐是同j学。大门靠西的院落是住了好几户的大杂院，大姐说，同顺(音)就住在这里。我隐约的记得有个叫同顺的母亲在我小时候照看过我，可惜的是，物依旧人已非，那个曾经照看我的老人已经仙逝，虽然是意料之中却也是有点小小的遗憾。 我幼时这里的人家照看过我 我和四姐就在这个院子里出生的 　　大姐说，我们住的家是新建剧团厨房改建的，生我四姐的时候，正好是旭日东升，父亲为之取名为“旭枝”，只是我那矫情又倔强的四姐稍大一点自作主张的把“旭枝”改做了“爱枝”。生我四姐那年，确切的说就是生我四姐的前一个月，我那可怜的姥爷因工作劳累在阳城过世，年仅五十二岁(虚岁）。母亲是姥爷这个世上唯一的一个孩子，当时她怀着四姐无法参加路途遥远的葬礼的。大姐说，是姥姥和父亲一路颠簸回到姥爷的故乡，一个即使是现在也还是阳城一个偏僻的小山庄办理丧事的。父亲又是女婿又是儿子的身份让他全权负责了姥爷后事的一切，出殡的前前后后的做事，让那个小山村的人们绝口不赞，至今还是那个小山庄活着的老人们口中津津乐道的故事。 我没有见过姥爷，在我没有出生前我的姥爷就撒手人寰。记忆力中的姥爷也就是定格于一张泛黄的相片，那是个清瘦飘逸的男人，其他的也仅仅是妈妈口中断断续续零零碎碎的回忆了。2021年，单位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党日活动，在一个党员活动基地的展览室，我突然被一张老照片吸引，那是解放初期，阳城政府财税科人员的合影。也许是血浓于水的感觉，我朦胧中觉得后排站着的那个人是如此的亲切和面熟，我觉得像我记忆中相片上那个姥爷的人相似，我用手机反拍下来回到家给妈妈看，妈妈毫不犹豫地指着那个人说，这个就是你姥爷。姥爷杨士元(1912——1963年），1941年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可惜英年早逝，没有享受儿孙绕膝的欢愉就早早去见了马克思。 解放初期姥爷和同事合影(左一是姥爷) 后排右二就是我姥爷 　　站在五十多年前出生我的院子里，我的确有点感慨，为生命的无助而困惑也为岁月的易逝所无奈，想到了人生的艰难和死亡恐惧，想起了父母养育我们一路的艰辛和坎坷……哪有什么岁月静好，谁的人生不是负重前行? 　　微风徐徐，沉闷的空气突然飘来几滴沁人的雨珠。也许是年龄的缘故，睹物的思绪，在这个飘雨的时刻竟然有点把持不住了，茫然若失。 我出生的院子 我出生的院子 　　父亲盼儿心切，终于在我四姐之后在这个院子里生下了我，父亲这辈子唯一的男孩，也是最为不成器的孩子，也许也是父亲人生里最不成功的产品吧，终没有成为父亲口中可以炫耀的资本。虽然这样，父亲对我的到来还是感到了十分的欣喜，为我取名“五魁”。因为我是姊妹中的老五，“魁”的解释是我是赵家这一脉第一个男孩，故有魁首之意，可是仅仅是这样的含义吗？ 小时候，在高平，无论大人小孩认识我的见了都是打趣叫着“五经魁首”或“五魁首”，小孩子不知道贬褒，总以为那是个侮辱性很强的称呼。从高平回阳城前夕，我软缠硬磨让父亲把我的名字改成现在的名字。成年以后我放浪形骸，声色犬马，出没大小酒场，“五魁”反而让大部分人当成我理所当然的绰号，更是成了我花天酒地喝酒的炫耀。随着年龄的增大，我对五魁的含义有了更深的理解：五魁不仅是五经魁的简称，更有魁星之意。五经是诗书礼易春秋，五经魁自然是五经的魁首；魁星，为二十八宿之一，主宰文运，在儒士学子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父亲命我“五魁”，不仅仅是因为我排行第五，更是寓意我学识中精通五经，事业上独占魁首。唉唉，只可惜我生性冥顽不灵，一生浑浑噩噩，游手好闲，不仅仅是玷污了五魁这个名字，更是辜负了父亲对我的一生期盼！人过中年，每每想到这些，总是痛心疾首，深感忤逆不孝，愧对天堂里的父亲！ 　　大姐说，原来这个院子就有两个门，当时因为要住我们几户人家，新建剧团把这个院子一分为二，我们走的这个门是南面，剧团的正门在市北街，真想不到那个小的不能再小的院子竟然是一个单位。 原高平新建剧团 原高平新建剧团 八 市北街和古城路的交叉路口中间，原来是有个鼓楼。《高平县志》(2009年）说它是宋代建筑：“楼高三层，红墙筒袜，雕梁画栋，气宇轩昂，巍峨壮观，是高平一大景观(1974年被坼除）”我到对这个鼓楼有着很深的印象，记得小时候经常好和小伙伴或者姐姐们到这里的台阶两边玩滑梯，鼓楼下还有很大的门洞，人来人往甚是热闹。但我对县志上说的1974年坼除是很有怀疑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拆除鼓楼的时候，二姐领我到鼓楼寻宝，我清楚记得二姐扒到二楼的门框上，手在门顶上摸了几下，跳下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告诉我，来迟了，有人已经把宝抢走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时，鼓楼就已经开始拆除，我和二姐上鼓楼“寻宝”的时候已经有许多拆下来的砖瓦门窗堆积在那里，那应该是1972年之前的事，因为我们家是1972年末搬回阳城的，也许是鼓楼一直到74年才拆除完毕? 　　古城路最北端记忆中好像就是县委会和县政府，现在那里依旧是县委县政府大楼，只是要比我记忆中的要富丽堂皇的多了，一条宽阔的长平街也自东向西从政府面前贯通。小时候，在政府院子的东面一个荒废的院子里，放着许多废弃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重武器，有高射机枪断链的坦克等等，记得经常和小伙伴们偷偷跑到这里玩耍。只是现在已经没有一点过去的痕迹了，我隔着长平街，遥望着庄严的政府大楼尽力想把心底的忆痕同现实衔接到一起，可是我不能。 高平县委县政府 　　在来高平的路上，姐姐们就说到了高平吃早餐，什么肉丸汤里个抓烧豆腐了……童年的味道想起来都是垂涎欲滴的。于是，在那个旧武装部对面一个小吃摊，姐姐们点了记忆里的美食，喝着热气腾腾的肉丸汤，吃着里圪抓，姐姐们异口同声说没有了儿时味道。我都记不得这么多的美食味道，只记得高平烧豆腐的印象。高平烧豆腐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据说全中国也只有高平一家有这样的烧豆腐。相传秦赵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坑杀赵军40万降兵，后世人们痛恨白起的残暴，用豆腐喻白起，用火烧水煮而食之，以解心头之恨。记忆里，隆冬的早晨，那些走街串巷的小贩，一肩挑烧豆腐的火灶一肩挑烧豆腐的调料和锅碗，吆喊着“烧豆腐——”的旋律，裹着一团的水气进到院子。睡在被窝的我只要看见父母上班不在，总会拉扯着小脚的姥姥来到放下担子的小贩前，姥姥掂起偏襟棉袄的前襟，紧贴前襟上缝了个小孩巴掌大的一个小布袋，解开上面的别针，艰难地从那个口袋里摸索出几分钱，换回一块热腾腾的烧豆腐。烧豆腐的味道我早已经忘了是什么滋味，但姥姥掏钱的艰难一直藏在我的心底。有一次在市里一个饭店吃饭，同桌人点了一份高平烧豆腐，我吃着烧豆腐，极力去回想儿时烧豆腐的味道，想了许久都没有想起儿时烧豆腐的滋味，倒是猛然想起姥姥从偏襟口袋艰难掏钱的定格，瞬间我感到眼睛有点湿润……。 早已吃不出童年的味道了 九 　　大姐说，原来的县委会在武装部和大礼堂中间，文革刚开始，爸爸是在县委会他的办公室里接受隔离审查，后被移至原人委会，也就是现在的县委县政府那里，最后被关押原来的旧法院，也在附近，只是现在已经拆了。我已经记不清父亲文革的那些遭遇，只记得有一次和母亲和姥姥去看尚还被关押的父亲，一排的平房，窗户是用砖石堵死的，好像是一个家住了四个人，父亲是在进去的第二个铺上，父亲看到我，还高兴的站在到床上，从吊在梁上垂下来的篮子里取了一片很薄但烧烤过的馍片给我吃。如果没有记错，我想的就是在已经拆除的旧法院这个院子吧。 原高平武装部 原高平武装部 　　文革的确是一个歪曲和荒唐的年代。回到阳城后，一个经常到我家玩耍的朋友有次和我说起父亲：你爸是不是文革受了罪?去你家你爸一直是缩着两只手耸着肩膀拘偻着身体，好像一直在认罪。父亲生前我曾问过他在文革有没有过遭受过非人的待遇；父亲说，高平的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是大辩论，全县所有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高平籍在外地的大学生也都回来进行革命大辩论，作为当时高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父亲自然是革命大辩论的主角。父亲说到这里竟然有点显摆起来：“在一中，我把他小日凭(阳城方言：小孩子）辩得心服口服，哑口无声……”这一点倒是不容置疑的，身为党校理论教员的父亲在维护党的方针政策这方面的理论基础是绰绰有余的，也许是数次辩论让部分的学生对父亲扎实理论基础和雄辩的口才有了好感，许多的学生就这样结识了父亲。文革“文功”上升到武斗，夺权的造反派也真是这一帮学生娃娃，父亲被审查隔离的看守也正是和我辩论中相识的学生，“所以，那个时候也并没有什么大的麻烦”父亲这样说到。我倒是在大姐那里也得到证实，大姐说，每次去给父亲送换洗的衣服，看管父亲的那些人员都是和蔼亲近的，并没有想象的那样不近人情。我倒是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因为我始终相信人性善是最主要的。虽然如此，我也相信文革对父亲精神上的凌辱要远远大于肉体上的折磨的，即使是文革期间，父亲他们还被下放到石末水库进行劳动体罚…… 　　经过无休止的审查核实，1969年4月，父亲作为被改造好的走资派终于又被拉回“革命队伍”中，被下放到高平陈区公社继续革命，随即又回到高平工业管理局任职。林彪事件后，父亲作为落实政策对象，被送往“五七干校”再教育并再次分配工作。父亲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段历史，“五七干校”后组织上再次安排父亲工作，当面对工作组织上是给了父亲俩个选择的，一个是晋东南地区长治医学专科学校(现在的长治医学院），一个是晋东南地区计生办(这个和我大姐《长在高平》的叙述是有点出入的，大姐说的是长治师范学校)。可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父亲已经对仕途感到渺茫，执意要回老家阳城。也许是组织上对父亲文革中不公平遭遇的怜悯，竟然同意了父亲的要求，不过父亲说道：“组织上说，你回阳城也可以，但是阳城的班子已经满了，你回的阳城只有两个单位可去，一个是阳城人民医院，一个是正在筹建的阳城化肥厂”父亲权衡再三，回到了阳城人民医院工作。一直到1981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专程来到高平对“文化大革命”以来高平长期存在的派性问题做了针对性指示后，父亲在文革中蒙受的一切不白之冤才得以彻底的洗清，当然这就是后话了。 和高平手管局同事合影(前排中间是父亲) 和高平手管局同事合影(前排左三是父亲二排左一是我) 　　1972年冬天，工作在外近二十年的父亲领着我们一家大小整整十口人家浩浩荡荡从高平回到了父亲魂牵梦萦的故乡——阳城。 高平时候的姊妹七个 回到阳城的一家人，那时候已经有了大姐夫 　　从此，高平，这个我出生的地方成了我人生路上一个回想的驿站！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