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万上海知青进新疆，后来却……

滕少延

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发出了一条指示：

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很快，10万青年便从繁华的大上海，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了遥远的新疆。

他们的中的一些人，带着一腔热血，内心满怀激动与希望，在沙漠上开垦了了一个又一个绿洲，为新疆的旧貌换新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他们自己，也从江南水乡的羸弱书生，逐渐成长为了一名坚强的劳动者，像胡杨般耐得住寂寞、经得起风雨。

当然，也有人被日复一日的繁重劳动磨去了所有的激情，他们对新疆的印象也从当初的好奇变成了后来的埋怨。

当“知青回城”的大潮兴起之后，很多人都开始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一个返回上海的名额。

最终，10万知青之中只有一万多人顺利回到了上海，拿到了正式户口。

剩下的人，或扎根新疆，从此故乡变异乡；或滞留上海，从此宠儿变弃儿。

十年，人生中的黄金十年，青春似火，岁月如歌！

“新疆是个好地方”，很多知青都是听着“羊肉当饭吃，牛奶当水喝”的宣传来的新疆。可是当他们亲身经历时，却只看到了满目荒芜。

一没有水吃，二没有住房，三没有可供耕作的土地，就是知青们要面对的实际情况。

所谓的农场，其实就是一片广袤的原始森林，连个自行车都骑不过去。于是知青们便从挖树修路开始，一路走一路挖，一直挖到另一边去，最终挖出一条路。

知青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开荒种地，除此之外，他们还得砍柴，煮猪食、养猪，搓草绳、编草鞋，靠自己挣工分糊口。

劳作一天回到宿舍后，即便是体力最好的知青，通常也会累得整个人都直不起腰来，那些当初吃不习惯的粗茶淡饭此时也变成了美味，被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

农场的住宿条件相当简陋，到了夏天尤其难熬，新疆的蚊虫非常厉害，知青们常被叮得又痛又痒。

男知青往往皮糙肉厚，忍一忍就扛过去了；而细皮嫩肉的上海女知青就熬不住了，一个劲的在那儿哭，可是光哭又有什么用呢？既然来了新疆，就只能咬牙适应这个地方。

那时候，每天的劳作是按照工分计算的，工分越多得到的报酬也越多。因此，知青都对工分多的劳作趋之若鹜，尤其是像修水利设施这样的劳动，更是十分抢手。

尽管开河非常累也非常辛苦，但是一旦上了工地，不仅得到工分多而且伙食也很不错：

虽然米要自己带，但是每天两顿肉还是可以保证的。

很多知青回忆，他们最忘不了的就是一大块咸肉配上一饭盒米饭，简直就是人间美味。

有一年，开河需要28个劳力，但是一批身强力壮的知青主动站了出来，带着19个人就上了工地。

累是累了一点，但是19个人赚了28个人的工分，吃28份的菜，每天都可以分到四五块肉，在他们看来完全值得。

为了缓解体力劳动带来的疲乏感，很多原本滴酒不沾的知青也渐渐习惯了喝上两口，一杯白酒大概四两，一口干了并不影响干活，逞能的时候甚至可以灌下一斤半。

对这些知青来说，七宝大曲简直就是上品，平常根本喝不起，他们大多数时候喝的还是粮食酿的白酒，七八毛钱就可以买一斤。

要知道那时候一斤白切羊肉也才七毛钱，花上一块五毛钱，就可以白酒羊肉各来半斤，那是老享受了。

在遥远的边疆，这群风华正茂的青年，每天醒了就要开始劳动，到点了就要琢磨吃什么，下工了就三五成群聊聊天、吹吹牛......

日子就这样不咸不淡的过去了，一转眼，上海的知青在新疆已经度过了将近十个春秋，他们对家乡的思念也越来越浓烈。

1978年，全国范围的“知青大返城”终于也席卷了新疆大地。

据说，在知青要求返城的那年冬天，足足刮了一场七天七夜的风暴。尽管天气非常的寒冷，但是仍然阻挡不了成千上万的男女知青。

他们从各个偏远的团场走出来，顶着风沙、冒着严寒，一步步走到各个官方大楼门前，诉说着心中的困惑、烦恼和对生活的绝望，并希望能回到自己的家乡。

当时解决知青回城的办法，是沿用建国以来就实行的“顶替政策”——父母退休后,由其子女办理手续,进入父母原工作单位上班,顶替空下来的名额。但是，远在新疆的这些十万上海知青，符合顶替政策的毕竟是少数，那些幸运儿就成了大多数人眼红的对象，为了不引起别人的嫉妒，他们拿到顶替回城的调令之后，都是悄悄离开团场的。而不符合回城规定的知青则渐渐有了分化：有的人永远留在了新疆，以此为新家；有的则自动和新疆脱离关系，滞留在上海，成了没有户口的黑户。绝大部分留在新疆的上海知青，都过了而立之年，基本上都在地窝子、土坯房里结婚生子，他们早已完成了从城市学生到兵团农工的角色转变。据统计，留下来的大部分都是医生、教师、干部和技术人员，他们的职业生涯和人生轨迹早已和新疆牢牢绑定在了一起，如果再回到上海，一切都要从头再来。很多人仔细斟酌之后，做出了不返城的决定，这也就决定他们有着不同的未来。有一个叫毛国胜的上海知青，当时在农三师某团场中学，担任初三的班主任。那时他所在学校的一些知青，已经走掉了一小半。有的学生来给要离开的老师送行，尽管他们送的东西很微薄，但是也是本地学生的一点心意。送到最后，大家几乎都哭成了一片，学生们都希望老师不要走，但是这怎么可能呢？知青是要回家乡去的，而且态度非常坚决。毛国胜夫妇则选择留了下来，继续在兵团农场的中学里教书，直至2004年从兵团退休。当听说许多知青回到上海后的漂泊和家庭矛盾时，许多留在新疆的人都感到很庆幸，毕竟他们还拥有一个安定的环境。

很多知青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回到上海，但是对他们而言，挑战其实才刚刚开始，首要难题就是“住房不足”。

万般无奈之下，知青的子女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人，居无定所，每隔两三个月就换一户亲戚寄居。但是在那个房子十分紧缺的年代，亲戚家的房子也很小，通常只有10来个平方，这么小的一间房又能住多少人呢？更何况亲戚家也有自己的孩子，那么委屈的就只能是这些知青的儿女，他们只好打地铺。晚上睡觉的时候，连走路都要非常小心翼翼的，那些才不会吵醒其他人。当然最困扰知青的还是户口问题，没有户口就意味着在当时的上海，子女们的教育问题根本得不到保障。一位名叫谢萍的知青女儿回忆，那时她刚上小学二年级，开学第一天就被展示到小朋友面前：

这是新疆来的借读生，她一听就把头低了下去。

谢萍虽然年纪小，但是内心却很敏锐，总能察觉到别人看她的异样眼神，渐渐的她总是低着头，越来越自卑。

上海户口，不仅让小孩子过早的体会到了社会的残酷，而且还让许多原本和睦的家庭产生了矛盾。多少欢笑与泪水仿佛就在昨天，那一段特殊的时光，早已被定格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激情燃烧的岁月过去了，他们的命运也画出了不同的轨迹。

酸甜苦辣，冷暖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