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轶闻：知青琐忆

王铁军

又逢世界读书日，本有心借此题目写写心得，但终因静不下心来，只得拿十几年前的一篇旧文充数。 我自幼喜欢读书。
父亲更喜欢读书，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攒下了五个书柜的书。这在当时可算是非常可观的一笔财富了。
这些书更是我在同龄人中骄人的财宝。但“文化大革命”前学习忙，我只是忙里偷闲看过一些小说和政治、历史读物。那时年龄毕竟也不大，看书并无明确目的，抓住什么看什么。
“文化大革命”来了，不上课了，有时间看书了，书却被父母单位的“造反派”在抄家时用封条封在柜子里无法拿出来——它们都是“走资派”搞“封资修”的证据。

　　然而书的诱惑力太大，无论如何也得“弄”点书看看。明目张胆撕掉封条的风险太大，得不偿失，我不会那么做。我观察到，那些书柜被扔来砸去已很不严密了，努努力，从柜门的缝隙中有时可伸进一只手去。于是我便想方设法从书柜里“偷”。“偷”出来就赶紧看，看完了再与知心的朋友们交换着看。文革前我是抓住什么看什么，现在是“偷”出什么看什么。从《西行漫记》到《莎士比亚全集》，从苏联小说到鲁迅杂文，都是在这个时期读的，全然没有选择。

当时家里的《西行漫记》是60年代初三联书店的“内部发行”本，早已被无数人看来看去“看没了”

这倒是文革的幸存本

这也是文革幸存本

快要下乡了，准备行李的时候，我在朋友的帮助下钉了一个硕大的木箱，木箱中装了大半箱书，把当时家里能“拿”得出来的书中想读没来得及读，或者自认为应该多读几遍的书，统统装了进去。到达七连，卸行李的时候，有人抬起我的箱子叫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这么沉！
然而，一直到我返城离开七连，这些书基本上没有拿出来过，最后都原封不动地带回家去了。
之所以不拿出来，主要还不是舍不得，怕丢（当然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在数十人挤在一个屋的知青宿舍里，任何人拿出一本书看都会有人想方设法把它弄走去过过“瘾”，因此丢书是常事），而是不愿冒书被没收，人被批判的风险。
不像某些人说的，下乡作知青读了很多书，现在还可以“炫耀”一番。我在在七连当知青的时候，政治环境是，除了毛著，读什么书都有风险。我印象最深的有那么几件事：
　　“整团补课”（这是当时连队里自己搞的一场政治运动）中，刘长林本来就是被批判的“对象”之一，曾有一天专门批判的内容就是他从家中带来了一本话本小说《石点头》，可想而知，这个“问题”加重了他的“罪名”。可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看过这本“劳什子”。
岳凤桐因看老舍的《离婚》不慎，被人发现，书被没收了不算，连长李江还在全连大会上对此进行了“专题”批判。那个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李江手里扬着书吼道：“这是什么书？”
念书名：“《离婚》？你结婚了吗就离婚？！”
打开书念书中第一句：“‘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什么话？他爸也叫他大哥吗？”
　　就这样，完成了对此书的批判，结论是，这是一本毒草，没收！几十年来我每每与人谈起这场“批判”，笑过之后心中总是泛起一阵酸楚——这就是我们当年的读书环境。
其实，知青中一方面迫切希望读书，读好书，另一方面却又被各种“大批判”搞得无所适从，不知读什么书好的人是大多数。

　　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看书很多，在七连知青中是比较突出的，时常可以从他那里听到当时在其他人嘴里很少议论的话题，诸如“国民生产总值”是多少之类。然而正是他，给过我一次很强烈的刺激：一次，他手里有几本书，其中有那时青年人非常熟悉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少数允许看的小说之一），我随手拿来翻看，恰好翻到令年轻人面红耳赤的保尔与冬妮娅热恋那一段，就往下看了下去。他见我在读这一段，说了一句“这些地方还是少看为好”。说得我涨红了脸，把书还给了他，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虽然心中并不同意他的说法，但当时一切“爱”都是“黄色”的，我又能说什么呢？况且，他也是好意。

正是这种环境，使我不愿，也不敢把带到兵团的书拿出来。知青朋友之间什么都可以拿出来“共产”，唯独这些书，我决定不拿出来，让它们在箱底压着吧，也许有出头的一天！
无书可读，便读“毛著”。读毛著是那时每个人的必修课，也是任务，但除了“老三篇”和一些“语录”背得滚瓜烂熟之外，知青中很少有人仔细去读毛著中的其他篇章，更不要说执行“再教育”任务的“贫下中农”们了。我亲眼看见，李江某次与人谈话，先掏出“语录本”打开念一段，走近一看，“语录本”是倒着拿的！
我不敢说在七连我读毛著最认真，但我自己清楚，我一生中，就是在七连，认真读过毛著。我在那几年里通读了《毛选》四卷，一些感兴趣的文章读了好多遍，如《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等。从毛著中我看到了历史，也似乎看到了现实，看到了毛泽东分析问题的方法，也看到了自己的幼稚。但是，我从不做读书笔记，这已成了习惯。别人可以知道你在读什么，却不能知道你在记什么、想什么。然而我确实是在认真读，认真记。这个习惯是在那个年代“逼”出来的，其实并不是个好习惯，这个不好的习惯影响了我的一生——此后我看书基本上就是勤于看，疏于记，更疏于动笔。
　　一次，团支部在小学校开大会，副指导员沈宝珠不知为什么突然向我“发难”，让我当众回答“什么是‘矛盾的同一性’”？恰恰那几天我正在读《矛盾论》，因同一性这部分不好懂便多看了几遍，几乎会背了。因此当场我的回答差不多是把原文背了一遍，没有任何遗漏。在七连的各种会议上因一些小事被主持会议者挖苦是常事，这种挖苦有时很令人难堪。那天沈宝珠是否想挖苦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这一次我凭着背书躲过了一“劫”。
　　那几年看过的书当然不仅仅是毛著，也看过别的书。记得是从侯子贞手中借看过《联共党史》，还借看过另一个人的《审判贝利亚纪实》，这两种书都是可以半公开读的，因为讲的都是苏共“变修”之前的历史。然而对我个人来说，这些书给我最深的印象，是看到了苏共政治斗争的残酷。其中让我感兴趣的是读到《联共党史》四章二节时，知道了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辩证法有不尽相同的解释。顺便说说，我的"哲学启蒙"就是从“毛著”、《联共党史》和现已忘记是从谁手中借来的艾思奇《大众哲学》开始的——其实，直到今天我也没弄明白他们的哲学是怎么回事！
也许是我离开七连较早，没有赶上后来相对“宽松”的时期。所以我的知青岁月，一本小说也没看过，学习文化知识的书更没看过。

此文原发于2008年4月17日《七连人》博客，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