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径》—— 写在2022年世界读书日

程贞淳

每年的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设立它的目的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和思想的大师们。为了迎接它，我把自己六十多年来读书经历粗略的捋了一下，献给读书日，也顺带犒劳一下自己。 记忆中，我是1965年9月才开始有了第一本属于自己的书。那本书是军旅笛子演奏家胡结续老师写的《笛子吹奏法》，0.16元，绿色封皮，在南京中山东路新华书店买的。
为什么那年才开始有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呢？很简单，因为以前没钱买书。

勉强照顾了肚子后，买精神粮食自然就无法问津了。

没有买书的命却得了爱看书的病，所看之书，靠借。找同学老师邻居借，到图书馆去借。上小学四年级暑假时，我往往把凉席往地上一铺，拿着书躺下便看。有次觉得左耳里面有点痒，我怀疑是蚂蚁爬进去了，有位同学的哥哥很慎重地提出了诊疗方案：把炒菜的油滴几滴到耳朵里，把蚂蚁粘住，再往左侧身睡，这样蚂蚁就会被流出的油带出来。有道理，我回家就照着办了。过了一天，不见蚂蚁随着油流出，倒是把枕头污了一大块。再过了几天，左耳渐疼，继而肿，肿得人有些发胖，只不过胖得左右不对称。母亲一看，不对劲，便带到到医院去就诊。

医生用器具撑开耳朵，用头上的灯（额窥镜）一照，“难怪肿这大咧，都化了脓咩！”医生问：“游了泳的啊？”“冇啊，前些时滴了油进去的。”妈妈叫了起来：“你疯了！我说这个月的油怎么用得这么快呢！去了小半瓶。”医生问清了原委，笑了起来，开了药，左耳才逐渐好了起来。

又是一年暑假，因借乘凉机会在路灯下看书至半夜，人挨了父亲一顿揍，书《草原烽火》也被他撕碎了。后用一个月的早饭钱买了一本新的还给人家才算了事。

看来暑假是我少年时的一道坎，都是由看书引起来的。
那时我握着班上 “武汉少儿图书馆”集体借书证，有些书不外借，只能在大厅里借阅；有些可以外借的书，得先在图书馆大厅里抄下书名和编号，再绕到馆大楼背面的“金城里”。那儿有一扇小窗户，较高，窗台又很宽，我只能一手抓住窗外的铁栏杆，双脚蹬着墙裙，一手将借书证递进栏杆交给里面的工作人员，待她把书找出来给我。记得像《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他们在地下战斗》、《说唐》、《说岳》、《平原枪声》等等，借这“公器私用”之利， 我看完后，才将这些书“推荐”给同学看，规定每人在手一周。 因常往少儿图书馆外借处跑，也与管理员的阿姨混了个脸熟。有什么讲座之类的消息或新书（如《红岩》，当时刚问世不久，很难借到），她就告诉了我，方便我行事。
映像很深的是，有次管理员阿姨告诉说这个星期天早上有个音乐欣赏讲座。那天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跑了进去，抢了个一排的座位。讲座老师讲的是一首关于牧羊小姑娘的歌，旋律舒缓优美，觉得非常好听，老师边唱边讲，要我们根据词曲想象出画面来。讲座完了，歌还在我耳边响，心里却好一阵失落——茫茫的大草原上，那小姑娘轻轻地挥动着手中的羊鞭，带着羊群走向天边，最后融进了白云……
当年供我成长的“精神粮仓”，成了现在的“武汉美术馆”。每当远远看见它坐落在两街交汇处的伟岸身影，便会心生感慨，回想联翩。它曾向我提供了大量的精神粮食，启迪了我尝试去欣赏艺术，使我养成了热爱阅读、向往艺术的习惯。这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生活，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现在人虽已逾古稀，但忘不掉那一幕幕的借书、阅读、听讲座的画面，往往再三品味，不忍轻易翻过。

1965年8月23日后，我去南京求学，享有甲等助学金，吃饭自己不用掏钱了。家里每月寄来人民币4元，这么一笔钱，除了邮票、肥皂、牙膏、理发和每月存2元外，剩下的一元多就可放手花了。这样，属于我的第一本书《笛子吹奏法》就这样问世了。
文革前，主要是买些音乐美术方面的书，如《怎样读简谱》、《怎样识五线谱》、《水彩画入门》和《千家诗》等等，书价一般都在2毛钱左右，还有《中华活页文选》及笛子独奏曲活页，一期二分钱。
大量的可读之书，是在校图书馆借阅的。刚入校时，仿佛是干涸已久的海绵遇见了清泉，兼收并蓄。但学生只能借阅一楼的藏书（后来偷跑到二楼看书被馆长逮住，那是后话）。图书馆馆长是原国民党的中将、二十年代的中共地下党员曹艺（两岸信使曹聚仁弟，电影演员曹蕾、凤凰卫视评论员曹景行的叔父）。学校星期天或下午的课完了到开晚饭还有段时间，我就常去泡图书馆或阅览室。还书、借书，什么《聊斋》、《笑林广记》、《诗词格律十讲》、《悲惨世界》、《呼啸的山庄》、《战争与和平》、《双城记》、《九三年》等等，生吞活剥，一概览之。 文革中，图书馆关门，停止外借。估计曹主任已预测到书的命运，便悄悄地“借给”了我一套《古文观止》。 50多年过去了，老人家早已仙逝。学校也并入了东南大学，再说我也没打算还。每当看见书柜里的这套书，我就会想起了他老人家和那借书的场景，一股温暖之情便会在身上蔓延开来。
那个年代，花钱的书没有了，免费的书多了起来。《毛选》四卷、《毛泽东诗词》、《毛主席语录歌》、《毛主席诗词歌曲选》及许多群众组织编辑的《革命歌曲集》。我把《古文观止》包了层书皮，写上《鲁迅选集》几个字，蒙而混之了十几年。

这时的书厚厚薄薄的也积有了20来本，往哪儿放呢？
当时学校正在经受革命洗礼，办公桌、课桌废弃乱扔、随处可见。我挑了一个完整的抽屉，让这些书安安稳稳地躺了进去，再把它反扣在床头的褥子下面当枕头，就妥了。
书屉，是我为“私家书”建的第一个家。

二、书 架

所谓“书架”，其实就是一块可以放书的搁板。

毕业以后，来到了南京长江边上一块荒芜的场地，在这儿要建中国第一艘钢筋混凝土万吨浮船坞。
那时流行的一句话是“先生产，后生活”，泥巴地上几十间“房子”没多久就冒出来了。那“房子”是先用角铁支成一个架子，中间再用草把子隔成一间间的。每间里面放六张双层铁床，靠门的床位冬天灌风，别人都不要，我要，这儿看书的光线好。
工地上的一大好处是零头材料多。我找到一块木板，用铁丝平吊在床下。再请人做了一对夹书铁，书就整整齐齐在木板上排起队来，书脊一致朝外，方便存取，这“书架”，比起那书屉就强多了。 当然，书也增加了一些，八个样板戏唱腔全套，正规出版的每集《战地新歌》，还有因除“四旧”而流落到废品收购站的《新华字典》、《成语字典》、《诗词格律十讲》、《笠翁对韵》、《唐诗三百首》、《宋词一百首》等等。记得每次进城，我就去光顾碑亭巷、洪武路上的废品收购站，还有太平南路杨公井开着的一家古旧书店（我至今都在想，那个年代了，它怎么还能开？），
在那儿有时竟也能淘到一二本自己心仪的文学工具书。

工地上有几个人没事就晃到我这儿，蹲在地上，目光对着书架巡睃，挑上一本，打声招呼就借走了。政工组的一位军转干部给这“书架”起了个雅号——“艺术之窗”。好在生产任务忙，与工人们杂居在一起，他们对有些封资修的玩意儿也不像学校的学生那么敏感，逮着个机会就给你上纲上线。这与张艺谋拍的《山楂树》里，那年头青年人敢在勘察队里唱苏修的黄歌，是一个理；再说，逢年过节编排节目时也可以让它们发挥一下作用，让它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也是符合伟大领袖教诲的。
一个初夏的晚上，大雨滂沱，雨水漫进了工棚，这也是常有的事。半夜，一位同室的师傅起夜，把我摇醒，我隔着蚊帐，睡眼惺忪地嗔道：“干嘛？你夜游啊！” “你看看你的‘艺术之窗’……”大事不好！一个激灵，我把头探出朝床底下一看，舒了一口气，还好，雨水没涨到书架。但是有只癞蛤蟆虎踞在书上，鼓着眼睛瞪着我，没走的意思。双方对视了一会儿，我一挥手，那家伙才“扑通”地跳下去，水遁了。来不及躲闪，水花溅了我一脸。
工棚的门，是用角铁框夹着木条草把子做的，晚上睡觉前，就用木条上的铁丝往角铁上一勾，算是把门关上了。但歪歪斜斜，与门框间豁嘴呲牙，蛇青蛙什么的，进来逛逛，很是方便。
这样的不速之客若在书上尿上一把，那霉可就倒大了。不敢怠慢，第二天一早，就动手把书架乔迁上了“二楼”——从床底下移到了床上面，搁板紧贴着草把子墙，就稳当多了。
船坞建好后，我调到武汉二航设计院。没多久，又被从设计院借调到“长江水利委员会”，在窦国仁博士团队里做葛洲坝泥沙模型实验。每逢放水，就要三班倒，时年我不到25岁，是整个实验团队里唯一 一个未婚青年，故常替老同志顶夜班。上完夜班回值班室休息，睡不着就想看书，于是打定主意也安放一个“艺术之窗”。那天，一钉子打在墙上，墙壁剥落了一大块。实验团队的陈怀汲副主任，长得像老演员田方，为人和善，非但没怪我，反而安慰说：“这墙啊，潮气大——年轻人，多看点书，好，好！”。
一位老专家，他能这样对待我这后辈，令人感动。

实验做完回到原单位，领导要我参加“机动绞车革新”，帮着画图。我当时就傻了，我只学过工程图，机械图完全不懂啊。沈老院长斥道：不懂？不懂就不会学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边学边干！他是清华出来的，我哪敢顶他？
硬着头皮上吧。有时下班了，夹着一卷图纸，先赶到市图书馆外借处借关于机械方面的书，然后才赶回家。一个不足20平的房间，挤着一大家人。看到越来越多的书和图纸，东一摞 西一摞的堆着，想查找什么很不方便，心里又烦又愁。
为了“边学边干”，我常常漏液死啃《机械制图》、做习题、看图纸，啃不动就请教我哥（武汉工学院毕业）。我不住手，灯就一直亮着，谁也睡不着。看到爸妈这么大的年纪因我而休息不好，心里充满了歉意，后来索性在车间办公室里支起一张行军床，天亮了再收起来。
每当我在上班时画出展开图，总装图，有人就会问上一句：你不是说你不懂机械图的吗？蛮会装的咧。他们哪里知道，这是昨天晚上我熬夜才“修炼”成的！现学现卖。
我常发痴：要是有一个我自己的书柜，平生夫复何求？
圆梦的时刻来了——结婚之时。
那时结婚，是少花钱办大事办好事，家具多为自己请朋友们来家“现造”。每到周日，几个朋友就挎着装有锯锛斧刨的工具包前来报到，支起马凳，叮叮咣咣干了起来。
我老早就开始设想，别的家具可以马虎点，一定要打个好书柜！彻底告别原来的书屉书架。
这个书柜，不能马虎，要用最好的材料，我自己来设计。
待我把书柜图画出来，朋友们都呆了：伙计（音：姐），你这是把亏我们吃啊！
书柜的两侧板从顶到柜脚的0.618处一抹弧线拉下来，上截是带玻璃梭门三层，玻璃门下是一块平板，连着三个抽屉，抽屉下面是两扇对开的门。那两道弧线，费材料不说，还要拉得圆滑，我笑道：兄弟们有没有两把刷子就看这一哈了。
这书柜做好后，可真是一个时代精品，造型好，又实用。上面玻璃门内的三层放书，中间的平板可做写字台，三个抽屉放与工作相关的记事本、规范、资料等，下层的两扇门则存放报刊杂志。它在一间18平的婚房里，充分展示出了经济适用的功能。
当时订有《报刊文摘》、《文摘报》、《参考消息》、《讽刺与幽默》、《音乐报》、《读者文摘》、《人民音乐》、《解放军歌曲》、《歌曲》、《航空知识》、《军事展望》等，院工会说我是设计院订报刊杂志最多的人。报纸看过后，把自认有用的文章剪下来，再把它们分门别类粘贴到几个用废图纸做的大本子上，以备随时翻用。
我上班的单位原位于解放大道“同济医院”对面，每天下班先乘1路，到江汉路再转7路回家。有时我到江汉路后就直接去新华书店、邮局杂志柜浏览一圈再回去。
有次下雨，书店柜台前集了些雨伞流下的雨水，一位购书者一失手，选的一本书掉在了地上的集水里，他要求换一本，营业员陈方执意不允，双方后来争执得很厉害，我见状就把这本《出国人员英语对话》的书买了下来，算是平息了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这么一来二去，就与营业员们熟了起来，有什么紧俏的书、杂志和出版消息，就会给我来个“近水楼台”。
我曾抢购过10本载有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的《人民文学》、5本《围城》、4本《辞海》、三套《唐诗宋词鉴赏辞典》、三套金庸小说系列集，分售给喜欢读书的同事，还订购了一套20本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武汉市配额100套）。
多年来，养成了一个毛病，大凡登门会友，无论远近亲疏，不管对方颔嗔与否，总想瞅着谈话的间隙，去浏览一下对方的书柜或书房，看看书的类别。若有新奇的书就会抽出来看看，询问可否借阅。借此还会了解几分主人的读书爱好及他的学识甚至为人，这成为了我不大招人舒服的习惯。
改革开放伊始，同事们中涌起一股报复性“求知”的热潮。反正活不多，一上班老工程师们（十年没分配大学生了）相互间就一些数学题、物理题、文学题、智力题，辩论不休，争相破题。

有位同事，天津大学老研究生毕业，一天他考我“高堂明镜悲白发”的下一句，我说“朝如青丝暮成雪”，他说是“夜吟应觉月光寒”，我们就争了起来，谁也说服不了谁。回家翻书求解，李白：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李商隐：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他把《将进酒》和《无题》搞串了。纠正了这一“串”，老工程师们对我就有点另眼相看了。

那时因开卷有益而收获的成果：我先后获得全院征联一等奖、全院百科知识竞赛第一名、二航系统演讲大赛第一名、二航系统百科知识竞赛第一名、武汉市百科知识大赛三等奖。 四、书 房
单位曾给我调过四次住房，从18平方到101平方，第四次分了一套三室一厅，终于使我多年的梦想成真——有书房了。
书房与主卧毗邻，面积有10多平方，正面连着阳台，做书房的方位还不错。我一口气买了三榀大书柜，沿墙一字排开。至于那“精品书柜”，因为不协调，忍痛送人了。
这个书房，三朋四友常聚于此，谈书论道，争论不休。当时金大侠的书盛行于世，其构思奇巧，布局绵密，大开大合，收放自如，迷倒了不少人。嘻嘻哈哈中，我们凑成了个“金迷会”，平时说话尽量学用“金语”。“差劲”不说差劲，要说“稀松平常”，“真有本事”不说真有本事，要说成“端的佩服得紧”，下班跑到食堂买饭，用的功夫是“八步赶蝉”，几天不见，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会长”后来去了加拿大，“金迷会”就消停了。而我去江苏后，工作太忙，看书时间就少多了，更不敢再碰金老爷子的书，惹不起。即便是重看，也会一进去就难以自拔。
在江苏20多年，有一间卧室兼临时书房。古人说，看书是“马上、枕上和厕上”。我是“车上、枕上”，每晚睡前必看《参考消息》、《扬子晚报》，一共几十版，看完一张就往地上扔一张。到了月底，勤务师傅就会拿去换几元钱。至于书，床头、车上各放一本，多是工程设计施工管理和商务谈判方面的。
记得有本书是专讲美国、日本、欧洲，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不同的对手在谈判中的性格、特点和习惯。读过后，在商务洽谈中使自己和单位都获益匪浅。

记得有件事，再次令我感觉到读书的好处。

南京有个业主名字里有“起衰”两个字，交换名片时我试问到：“令尊学识深厚啊！”“此话怎讲？”“贵台甫有起衰二字，一般不会在名中用'衰'字，”“哦？愿闻其详。”“此二字可是出于东坡先生《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的‘文起八代之衰’？”这一来一往几句话，一下就拉近了甲乙双方的距离。

我天生有个晕车的毛病，每次在虹桥机场下飞机时，赶紧抓几张机上的垃圾袋。那时没有像样的公路，江南水乡，小桥众多，忽上忽下，腹内翻江倒海，脑袋晃晃悠悠，赶到分院，一般会吐上三袋。

后来不知哪一天，咦？怎么不晕车啦！一年车的行程逾十万公里，从上车就晕，到无形中练就了在颠簸的车上读书看报，这事不光自己觉得奇怪，连旁人都颇感蹊跷。

上海的书店多集中在福州路。因工作原因常去上海，每有闲暇，就去光顾。收获最大的一次是在“上海音乐书店”购得一本精装的近2000页的《外国名歌大全》，书壳与书已脱开。只此一本，书店九折卖给我了，此书估计好多专业单位都不一定有。 张家港新华书店位于步行街上，还有人民路上一家私营的“嬛娘书屋”，店面不大，但颇有几分书卷气，也是我闲暇时经常去逛的地方。

退休前一年，江苏有几个朋友准备聘请我，理由是认为我退了后，紧绷的弦突然松了，心理上会有失落感，身体也会不适应，还举了一些张局长李主任退休后的例子。我听了哈哈大笑：程某平生有一大事未了，退休了正好得便，腾出手来“收拾旧河山”：阳台上一桌一躺椅一白开水，手不释卷，把书柜里未看的书，一本一本地啃！真怕到时眼睛一闭，书没看完。

这些朋友平素很喜欢听我乱侃胡吹，知道这些“侃材”都不是我瞎编的，皆源于书刊。我这么一说，他们也信。

他们的善意提醒了我，得着手准备桑榆之事了。于是在汉口置了一套房子，房间有一大飘窗，光线好，做书房真没得说。又买了三榀九开门白色的欧式书柜，在室内摆成L型，结实美观大气。
书在柜子里怎么放，也是一件挺啰嗦的事。苏、汉两地的书，共有12捆加六大蛇皮袋，按工具书、古籍、中外文学、历史、军事、艺术、专业和武打小说（金庸、梁羽生、古龙）分类摆放，16K、32K、精装、平装等归档理清，然后登记造册录入电脑，才算告一段落。
2013年，武汉市举办首届《书香门第》网上评选活动，我贸然参加，将旧作《读书节的感想》一文按要求压缩到1500字，另附书房照片若干，在家坐等消息。有亲朋问，需要网上帮你拉票吗？我说，打住！拉票之作，有违本意，有污书香，断不可为！让陌生者公正投票评判，方为正道。结果忝列百名之内。

渐渐地，书柜容纳不下了，就把几开三层的柜改成四层，每块隔板反面加设两条∏型不锈钢肋条，以抵抗书放久了搁板挠度过大而变形。另把书房旮旮旯旯都利用起来放书，还不行，就索性一层放两排书来应付。 就在我靠书房来打发时光而志满意得时，外面的世界对阅读这事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IT技术的出现，人们开始“听书”（老婆在厨房里已用坏了五个耳塞），或者看电子书了。电子书容量大，省力气，不占地方，字可大可小，查找资料，一点即来，太方便了。而且各种内容类别的资讯，犹如过江之鲫、应接不暇。
这一切，对传统的读书方式造成了莫大的冲击。
我此时便有了很大的失落感。坐在书房里，对着书们发呆：一旦我走了，尔等怎办？

大半辈子的心血，空洒江天哪！

这几年来，渐渐悟出了一点，那就是一个多甲子以来，看书，我已经享受到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在与智者对话，是在聆听先哲教诲。它给阅读者带来了极大的愉悦，提高了阅读者的修养，丰富了人的内心世界和知识储备，使人清神多想，养心静思。你会为书中的一句话，甚或一个字而击节三叹，会为一本书所阐释的哲理而豁然开朗，看透人生。

回首望去，你不能不感到书确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知识的结晶，它给你立了一条一生行事做人的规矩。它还使你渐渐养成了“我手写我心”能力，能捣鼓几篇不大像样的文章出来。能因看而发，因听而发，因感而发，因做而发，写清楚写明白，有几分耐看，看后还有一丝回味。
既如此，我还有什么失落感呢？应该说，书帮我、陪我，赚回了人生！

父亲生前常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这教导，俟耳顺之年已了然一二。现已年逾古稀，自省一生，虽偶有所得，然事蹇命舛，皆因半智半愚而致。故思之书房名为“一得斋”甚宜，只求人生有一得，自诩“一得翁”，刻章记之。
人之一生，有百事悔惜，存万般蹉跎，唯有书房，我戳力一心系之，终成正果。
人之一生，如白驹过隙，似金鸟起落，然从书屉到书架到书柜再到书房，我走了四十余载！
这些书，我希望后人传下去。儿子可以不喜欢看书，但有责任看护书。子子孙孙，兴许就碰上一个喜欢“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孩儿读书时”的材料呢？

壬寅 国际读书日 汉口一得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