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

春风送香

第二部分——还乡

　　1969年8月26日，经过几天的修整，我们将启程去北镇开始新的生活。那个年代的交通极不方便，上午十点多，我们在阜新乘火车到新立屯换车，再坐火车到黑山站下车，再转乘去北镇的汽车。可是我们到黑山下车已经下午3点多了，开往北镇的汽车已经没有了，我们便挑着两个大行李步行五里地到黑山北面的李稍户村——孙的大姑家歇脚，第二天再乘汽车去北镇。第二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日，大姑家人热情的留我们过“七月节”，所以我们又住了一天，吃了韭菜馅包子，晚上去邻村看了电影《地道战》。第二天早上和大姑家人告别，乘坐8点的汽车到达目的地——北镇县中安公社孙三大队。

孙的老家还有爷爷、奶奶，爷爷兄弟俩共5间房子，爷爷、奶奶住两间半。刚到那里首先的问题就是晚上如何睡？由于我们还没结婚不能住在一起，就决定我和孙的妹妹（也是知青）和奶奶住里屋，爷爷和孙子住外屋。过了一个星期，奶奶就提出分家，理由是隔辈人不好相处，怕将来出现矛盾就不好了，还不如早点儿分开。没有办法，我们只好顺从她，他们老两口住里屋，我们三人住外屋。白天我们三人到生产队劳动，晚上回来自己做饭吃，睡觉时孙在炕头，妹妹在中间，我在炕梢，褥子不挨着，离挺远，好像青年点一样。69年冬天，我曾经把我的小妹接到北镇住了一段时间。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1970年6月，妈妈所在单位安排她走“五七道路”——到彰武插队落户。考虑到彰武举目无亲，家里没有男劳力，妹妹们又小会有很多困难，又不能和爸爸团聚，（爸爸在文革初期去了湖南）妈妈决定退职还乡。我回去帮助他们收拾东西，办理行李托运手续等。6月12日，妈妈带着三个妹妹登上了去长沙的火车。走的那天，我的同学也是我的闺蜜学春陪我去车站送行，列车一开动，我的脑袋“轰”的一下，感觉好像掉进了冰窟窿里，心想从今以后远离亲人，一点儿依靠也没有了，享福受罪全靠自己了。当天晚上在学春家住的，眼泪止不住的流了一个晚上。（在以后的几年里，每次接到家里的来信都止不住流泪，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坚强起来）第二天我就回到北镇，自己的日子还要继续过下去。

1970年7月6日，中安公社举办“学唱革命现代京剧学习班”，大队派我去学习。7月14日，学习班结束，我学会了不少样板戏选段，回去以后召集各个生产队组织学唱样板戏。

1970年末，我和孙挣得的工分，去掉口粮款还有几百块钱的分红，我们用分红的钱，买了一台“红旗”牌自行车和一块“东风”牌手表，看到了自己的劳动成果，我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和憧憬。

1971年1月10日，晚5点56分，我乘坐长春——北京的60次直快，由大虎山站上车踏上了回湘的旅途。经过一夜的旅行，（那时候车速很慢，没钱坐卧铺）1月11日早上5点到北京，先办理了中转签字后又寄存行李，然后又找地方吃了早饭，白天在北京逛了一天，先后到了王府井百货大楼、东风商场、天安门、动物园、前门等。晚上坐上去长沙的火车，经过一夜的旅行，天亮了，望着窗外南方水乡的风光，心情特别好，真有归心似箭的感觉，就要见到亲人了，怎能不高兴呢？到长沙以后，我先找到汽车东站，排队买到干杉的汽车票，坐汽车到干杉下车，还要步行一段路。我肩上前后挂着旅行袋，胳膊上挎着妈妈给我的皮大衣，（我没有经验，南方比北方气温高，用不着的）一路走到长安桥下公路，由于当时年轻，又奔家心切，也不觉得累。一路打听几个人，终于找到妈妈的家，我一见到妈妈，眼泪止不住流下来，就像走失的孩子终于回到亲人身边一样的感觉。这次回湘呆的时间比较长，过了国庆节才回东北。

从南方回来后 由于没有结婚，居住不方便，又考虑能多挣些工分（每天13分），年末孙开始出民工，我和小姑子继续在生产队劳动。1972年初生产队推举我当仓库保管员，负责生产队的粮食种子、化肥、农具等物资的出库、入库和保管工作，有时跟着生产队的大马车去黑山、北镇城里卖菜；义务帮生产队喂猪；生产队驾辕的马腿受伤瘸了，我又义务去遛马……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

这时候全国各地的知青有些已经抽调回城，我们由于还乡到北镇，北镇属于锦州市管辖，我们又是从阜新下放的知青，所以锦州、阜新都没有我们的档案，不可能抽调我们。当时我们曾经想过迁回阜新县的知青点，又考虑当时的政策是“推荐和选拔相结合”，如果回到阜新县知青点，一两年之内再抽不上去，该咋办？想起回到阜新农村那些穷乡僻壤的地方心生畏惧，何况我们在北镇干的不错，每年有几百块钱的收入……（目光短浅，安于现状）所以就犹犹豫豫的把这件事拖下来了。当时甚至还有这样的想法：全国八亿农民都能在农村生活，我们有啥不能的？城市有什么好？一年到头起早贪黑的八个点盯着，又没有新鲜蔬菜和新鲜粮食吃，刮大风、下大雨、下大雪都得上班，哪有农村自由啊！总是自我安慰，满足现状，所以就在孙三家呆下来了。接着公公婆婆来信说，我们年龄不小了，该把婚事办了。由于孙家男孩子多，吃粮食都成问题，每次我们回去都要给他们背一大袋子高粱米，根本就没钱办喜事。1973年春节，我们回阜新过年，正月初二，亲友们来拜年的时候，搞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就算结婚了。家里买了一对木箱子，一个碗柜，由于没有布票，婆婆只给做了一床被和两个褥子。给我做的结婚礼服是棕色呢子上衣（没有衬里），蓝色凡立丁裤子。参加婚礼的有二叔全家，还有孙家的几个亲戚 和邻居，我们的四个高中同学赵越超、康世维、蔡俊杰、郭仪林也来参加婚礼。孙飞主持婚礼（二叔的二儿子），二叔致贺词，婚礼结束后大家吃顿大米饭，炒了几个菜。（那时候大米是细粮，每人定量供应）过程简单又很热闹。

正月初六，孙出民工就走了，我们的蜜月都没过完，为了生活不得不分别。孙走了以后，剩下我一个人，（小姑子处对象了）孤苦伶仃的又远离父母，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下来。一个人在家里的日子是艰苦的，冬天炕是冰凉的，舍不得多烧一把柴火，生怕烧没了，春天就没有烧的了。自己贴了三个玉米面饼子，竟连一点锅巴都没有。晚上睡觉腿都不敢伸直，脚冻的睡一宿都不热乎。夏天，正在地里干活，听见雷声，天要下雨了，赶紧往家里跑，忙着往屋里抱点柴火 ，不然的话，让雨浇湿了就没办法做饭了。怀孕以后就更困难了，没有米吃了，要去加工厂搅米，先去生产队牵个毛驴回来，求人把粮食口袋放到驴身上，我牵驴到加工厂，扛粮食口袋、摇风车吹糠等活计都要求人帮忙。家里有七根垄的自留地该苗化肥了，自己挺个大肚子把化肥瞄上，还要求人帮忙备垄，把化肥埋上……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岁月里，73年10月，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孩子的爷爷给他取名叫亚龙，生下来就多灾多难。我在月子里没有像别的产妇那样得到很好的营养，亲友送来给我下奶的鸡蛋也舍不得吃，刚生完孩子每顿吃七个鸡蛋，十天后减到每顿五个，二十天后减到每顿三个，满月以后剩余的鸡蛋都拿到集市上卖了，因为农村太缺钱了！亚龙满月以后，我发现他的胳膊上有一个小的血管瘤，当地不能治，我抱着他到沈阳医大去诊治，住在大姑姐家，她家在虎石台，我每天要坐火车两站，往返于沈阳医大和虎石台之间，（在沈阳南站下车还要步行经太原街到医大）经过一段时间的烤电治疗，孩子的毛病总算好了。

1974年1月，辽宁营口、海城发生强烈地震，北镇也受到影响，余震不断，大家不敢在屋里住，都在外面搭起了防震棚，十冬腊月天寒地冻，人们都穿着棉衣棉裤盖着棉被在防震棚里睡觉，可怜才3个多月的小亚龙也和我们一起遭罪，晚上冷，没办法换尿布，只好等亮天才能换。亚龙长的很讨人喜欢，只是到了一周岁多了，他的头盖骨还没长严，不知道是缺钙还是在月子里“震的”？（孩子还没满月在炕上睡觉，孙的爷爷就在里屋地上用棒槌砸高粱头，振动很大）1975年农历7月14日 ，亚龙病了，当晚找赤脚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到了第二天早上突然厉害了，发烧、呼吸困难，我赶紧抱着他去中安公社卫生院去看，诊断为急性喉炎，本地治不了，让我去北镇县医院去治，我又抱着孩子坐公交车到北镇县医院，一个医生说：“治病的医生下乡去了，你赶紧坐汽车到廖屯去治吧！”（廖屯有沈阳医大的医疗点）当时孙没在家，正在北镇县武装部开会，我去武装部找到他，我们又去汽车站等候去廖屯的汽车，（那时候也没有出租车）等到坐汽车赶到廖屯，已经是下午5点半了，医生已经下班，又从家里找来的，医生想尽办法抢救，但为时已晚，可怜我的亚龙来到世上二十个月，不幸夭折了。我深深的感到对不起孩子，我没能照顾好他。另外农村的医疗条件差，缺医少药，交通极不方便，耽误了抢救时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回家以后，我不敢看孩子的遗物，包括照片，我真怕我的神经错乱了，我为了使自己不再去想他，我整天看书打发时间。1975年10月，秋收基本结束，我乘火车去长沙，和父母在一起呆了四个多月，使我悲伤的心情有所平复，过了春节我将返回东北，父母给我带回了猪油和挂面，在东北农村是没有的。

1976年5月26日，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这就是我的儿子孙鹏，他的出生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弥补了我心灵上的创伤。孩子出生后，生产队的保管员我是不能当了，整天带孩子、做饭，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庭妇女。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 ，我又抱着才两个月的孩子住进了防震棚，这次好在是夏天，不那么冷。由于农村的艰苦生活根本没钱治病，我的支气管哮喘病越来越严重，从1971年起连续三年数伏天犯病，半个月不能行动，通过赤脚医生上门打针好转。从74年以后，一年比一年犯病的次数多，变为经常性的，每天靠吃氨茶碱维持，没钱不敢住院，终于落下病根。农村平时是没有钱的，只能等到年底分红才能见到钱，平时需要的零用钱或者有人情来往用钱，只能靠卖点粮食或农副产品，如鸡蛋、土豆、大蒜等。有一次我们去公社的集市上卖土豆，因为家家都种土豆，所以卖不出去，第二天打算去黑山县城去卖 ，那里工业户较多。黑山县城离我家25里地，我身体有病，骑自行车驮着100斤土豆显然做不到，让孙去卖，他性格内敛 ，不善于讲话，他也不愿意去卖，没办法他决定带着我和孩子一起去卖土豆。就这样一台红旗自行车，前面横梁上坐着孩子，后面货架子上搭一袋子土豆，我再坐在土豆上面，孙负责骑车25里路到了黑山集贸市场，我就负责卖土豆，他就带孩子玩去了，土豆一角钱一斤，一百斤土豆一会儿就卖完了，他又回家取了一趟土豆和小红蒜，我又卖了一会儿，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孙到生产资料商店买了两块塑料布，我和孩子每人披一块，三口人骑一台自行车带着没卖完的小红蒜冒着雨回家了。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我们当时在农村生活多么艰难，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当地有一种副业“编炕席”，先把高粱杆的叶子去掉，再把高粱杆根据粗细情况用刀破成3——4瓣，然后用石滚子碾压，压好后用水浸泡，泡透以后再用刀把秫秸瓤刮掉，用秫秸皮编炕席，编好以后用硫磺熏成白色，再送到供销社去卖，供销社再根据质量的好坏划定一、二、三个等级，价格不同，分别是2.6元、2.4元、2.2元。我们为了挣点钱也学习编炕席，刚开始孙“破秫秸”也掌握不好，不是粗细不均就是把手划破，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也能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技术。我们编炕席的速度很慢，质量也不好，供销社看我们是知青，每次都照顾我们，按二等价格收购。

农村秋收的时候是最费衣服又费鞋 ，尤其是割高粱，衣服都磨坏了，鞋子也被高粱茬子扎漏了。记得孙的黄胶鞋坏了 ，没钱买新的，没办法只好用几块结实点的布补了几块补丁，虽然不好看，但是只要不被高粱茬子伤了脚就行 ，孙的一件割高粱时穿的工作服曾经补过18块补丁。（现在的人是不会相信的 但这是真的）队里有人要结婚了，随礼的两块钱也没有，没办法只好赶集去卖苞米。为了不让孙耽误挣工分，我只好带病骑自行车去中安公社所在地赶集，每次到集上后，我都累的气喘吁吁，休息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再把苞米拿到集上去卖……现在想起这些事情，我的心里还是酸酸的。当时看不到回城的希望，我们就打算在农村扎根了，我们买了檩木，拉了砖和石头、苇子 ，准备找大队批一个房基地盖房子了。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在大门上贴了对联，上联是：风暴险关学闯道，下联是：冰山绝顶要开花，横批是：扎根农村，表现出我们当时战胜困难的决心。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幻想通过考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在煤油灯下复习功课，参加了考试 ，可惜我们太天真了，高估了我们自己，报志愿报的太高了，我报的是北京大学 ，孙报的是南京化工学院，结果可想而知。也怪我们自己没有恒心 ，如果继续复习，参加1978年的高考，报志愿时报低一些，可能还有希望。1977年参加高考那天，我是抱着孩子去的，把他放到亲戚家后去的考场，如果我考上大学，孩子也是个问题，孙如果考上了就不一样，至少他不会在农村呆那么多年，我们家的生活轨迹会是另外的样子。在北镇十年，我没睡过一个亮天觉，由于没有钱，我没买个一袋味素、花椒面、虾皮等调味品，平时炖菜只放盐，这是必须放的。年底生产队给每个人分15斤大豆，三口人分45斤大豆，做大酱用十斤，过年做豆腐用5斤，用20斤大豆榨油，十斤豆子出1.3斤油，共2.6斤油要吃一年，只有在春节的时候包一顿饺子用点儿油，其余的就留起来，等到来客人时用。吃肉就更谈不上了，来客人就是炒盐豆，再就是买三角钱一斤的泥鳅鱼待客，就算见着荤腥了。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拨乱反正，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制订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发布了城乡结合安置知识青年工作的文件，其中规定在农村结婚的双方都是知青的可以回城，我们的命运有了转机，我们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1979年4月，我们卖了所有建房准备的材料，到公社“知青办公室”退了“安家费”，孙的弟弟们带来两辆大卡车帮我们搬家，带着我们很少的家当，离开了我们生活居住了十年的北镇县中安公社孙三大队四小队，当时真有逃离苦海、跳出火坑的感觉，回到了阜新市，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我最好的时光19岁到30岁是在农村度过的，我的青春奉献给了农村。回忆知青岁月虽然受了很多磨难，但是我觉得收获也很多。知青岁月使我近距离的接触农村，体验了农村生活，我更加了解了农民的疾苦，城乡的差别，了解了粮食的来之不易。正像李玉和对李奶奶说的，“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我正是经过知青岁月的磨砺，使我们意志更坚定，处事更稳重，在人生的旅途中，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1979年4月，我们回城之前，退给“公社知青办”的“安家费”收据。

我在北镇县中安公社照相馆拍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