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村志让我搞清了母亲出生地的历史底蕴和家风传承

长安回首者

　　我出生七个月的时候，母亲因突发脑溢血猝然离世，没有躺过妈妈的怀抱享受人间最伟大最无私的母爱，没有亲眼看见母亲的音容相貌而对她的生育回报一点孝心，是我这一生对人世间最大的失望和永远挥之不去的遗憾。

自懂事以来，几十年间我寻访过不少与母亲有过接触的亲友，多次到母亲出生和生活过的讲武殿村通过种种努力，试图找到一些关于母亲的记忆，由于时代久远，事过境迁，所得的有关母亲的形象总是模糊的，然而，前天得到了《讲武殿村志》，如获至宝，反复翻阅，母亲出身的家庭背景以至于母亲本人的形象逐渐在我的脑海清晰起来。

母亲出生的讲武殿村位于汉长安城遗址中部，处在未央宫和长乐宫两大皇宫之间，与汉长安城中央武库、北周正武殿等军机要地遗址相邻。据元代李好问所著《长安图志》记载，此村在元代已称讲武殿村，《长安图志》公元1344年成书，因此，讲武殿建村最迟从公元1344年算起，至今也有670年历史了。

曾任讲武殿村所在地未央宫乡党委书记、后任西安市慈善会副会长的高树军先生在应邀为《讲武殿村志》写得序言中指出，这里历史文化资源充裕，地理位置优越，厚重的大地和历史铸就了这里人们淳朴忠厚的品格，在未央宫遗址与丝绸之路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际，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对以往的追忆，对未来的憧憬，而讲武殿村适时编修村志，以史为鉴，与时俱进，并在这一过程中不忘念叨我们这些曾经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老人，这种不忘旧情的厚道和淳朴，正是未央宫人的精髓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真谛所在。

4月20日谷雨这天，我又一次走进讲武殿村，在村委会办公室受到热情接待，曾长期在村党支部、村委会担任职务并任村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王印孙先生也是我母亲王家的宗亲，向我详细介绍了母亲家庭成员的各自情况，并在已经留存不多的村志中拿出一本，签名送我研读，也使我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讲武殿村民的淳扑与厚道。

《讲武殿村志》是王印孙等三十多位村民不计报酬，花几年时间，义务四处查找资料，走访村民亲友，编成十几万字，内容丰富，文图并茂的极其珍贵的记实性史料性书籍，为后来人追忆前辈艰苦奋斗的创业壮举，留下了一份可供借鉴的精神财富。难能可贵的是村志编入了以讲武殿村王、李、郭、赵四大姓氏为序撰写的《讲武殿南村宗谱》，使我按图索骥，搞清了母亲家庭的人物关系。

首先，我知道了外公名叫王章，他娶得头房妻子生的儿子叫维勤；继娶的二房妻子，也就是我的亲姥姥生下我妈和叫维华的亲舅舅；续娶的三房妻子只生了一个女儿。虽然我不知道外公为什么要娶三房妻子，他的亲兄弟王六，生有一个比我亲舅维华大七岁的儿子叫维公，从他们兄弟二人给孩子起得名字，以及培养他们后来从事的工作来看，我的外公绝不是生活淫逸的土地主，而是一个有学识有远见的乡村绅士。

我五六十年代相交过春节的时候，都要到讲武殿村拜年，那时外公外婆都已过世，守在家里的是表舅维勤和他的老婆，生有三儿一女，全在西安和兰卅国家单位工作。他们大儿媳我叫嫂子，每次看到我都说你这城里娃可怜，回到舅家外公外婆不在了没人疼爱，把我悄悄领到厨房，用长把把铁勺塞到大锅底下的火膛上，炒上一个鸡蛋让我吃，在“瓜菜代”物质极其匮乏的时代能吃上一个炒鸡蛋，简直是高级干部的待遇，大嫂的恩徳我铭记了一辈子。

八十年代我由外县调回西安，在省级机关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即去讲武殿村看望曾经多次给我小锅炒鸡蛋的大嫂子，没有想到她丈夫死了，55年出生的儿子也已早逝，为了让儿媳妇不离家保住自己的亲孙子，她给儿媳招了一个上门女婿，当时我还在岗工作繁忙，给她留了几百块钱匆匆而去。又过了几年对失去丈夫和儿子的她放心不下，再一次去农村看她，遇见她正在通往村子的公路上捡拾饮料瓶子等能卖钱的垃圾，心里不禁特别楚痛，只能又给了她几百块钱，大嫂推却着不要，说我人老了不用钱，每天出来在路上跑跑完全是为了活动筋骨。前天到了村子，得知大嫂已经过世几年了，但她能活到了85岁，不仅善良而且面对灾难表现坚强是她长寿的秘诀，愿大嫂在天上和丈夫、儿子团聚，生活无虑。

王印孙回忆说，他的父亲和我维华舅舅年纪相仿，在一所学校唸书，多次给他说我舅的学习成绩非常好；从我舅解放初即在咸阳西北工学院水利系当副教授的资历来看，他一定是高中毕业考上西北工学院，留校当助教升上副教授的。

1937年日本侵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教育部令西迁的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北洋工学院和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组成国立西北工学院，校址确定在陕西城固古路坝天主教堂，当时设有土木工程、矿冶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化学工程、纺织工程六系；

1946年抗战胜利后迁至咸阳，增设水利、航空两系，1950年更名为西北工学院。我舅其所以选择执教水利专业，是因为他来自农村，深知关中台原地区农业缺水的疾苦，我曾经看见过泾阳、三原几所学校给他下得教课聘书，也就是说他除过在咸阳西北工学院教课外，还要骑上自行车穿行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到泾阳、三原的学校代课，例如1940年成立的陕西省立三原工业职业学校就开有水利专业， 1951年改为陕西省三原水利学校。

我外公弟弟王六，对他儿子维公的教育也很成功，维公30年代在学校读书期间，就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西安解放前期，胡宗南计划炸毁发电厂、火车站、大华纱厂、面粉厂等重要部位，破坏西安的工厂和交通。维公按照中共西安市工委指示，迅速组织工人纠察队，分班日夜巡逻，加强戒备护厂保厂，使大华纱厂完整回到人民手中。

解放后奉命组建陕棉十厂 ，历任陕棉十厂党委书记、厂长，兼任总工程师等职，五十年代末我还在上小学，到新西北给他家拜年，看到他们家里铺着木地扳，我在卫生间第一次使用架在半空的抽水马桶，一拉水葙水哗哗哗地往下流，吓得我不知所措，以为给人家把啥东西弄坏了，当年的虚惊至今记忆犹新。

外公不单下功夫培养男孩子，对我母亲的教育也是化了大力气的，现在位于西安东梆子市街的九十一中解放前是由天主教创办的玫瑰女子中学，学校紧依在天主教堂的西边。校园是庭园式的建筑，砖木结构，经常可以见到外国神父、修女从学校进出，当时学校设有初中部和高中部，初中部同学较多，一个年级有两个班，生源基本上是来自城区各小学的，招生名额也很紧张，外公想方设法把我母亲送进玫瑰女中读初书。

玫瑰女中临街的围墙非常高大，门楼是中式，从两扇乌黑的大木门进去后，球场旁有一个二层的大楼房，楼房一层是女中的教室，二层是在校的外地学生宿舍。女中的门禁制度很严，家住得远的同学可以申请住校，平时不能回家，每到周日才能离校。学生均可在学校食宿，不能随便出入学校，有专门管学生生活的修女老师。当时许多家长认为能上女中较好，不与男生接触，能专心学习。讲武殿村离城较远，来回都是土路，当时也没有公交车，外公就专门派人派车每个周末接送我妈，让她接受优质的中学教育。

外公三房生得女儿受教育情况不详，但我八十年代随就职的省民进机关到兰州与甘肃省民进交流学习时，抽时间到兰州铁路局家属院看望这个小姨，主要是想从她那打探我妈的一些情况，她家住得独院，屋内一灿子红油漆木地板，姨夫文革前就是工务处的处长，我去他家时已升为副局长，由此我想小姨受教育的情况也一定不差。

《讲武殿村志》在44页《大事记一一中华民国》这一部分，民国二十三年（1934）是这样记载的：“西安绥靖公署军械处处长郝振儒（小名骏声）创办私立慈幼小学（今未央宫乡兴丰路小学），张学良将军以木料相助，其弟郝家声（讲南王章之婿）1944年曾任慈幼小学校长。”这段放在《讲武殿村志》上记载也是因我妈的缘故，因为曾经担任慈幼小学校长的我父亲郝家声，必竟是讲武殿村乡绅王章老先生的女婿呀！

我们郝家原住西安安定门（西城门里）龙渠湾五号，因抗战时期日寇飞机轰炸西安城，遂将一部分人口疏散到我大伯郝金声夫人的娘家汉长安城遗址里阁老门村，在村子盖起几个院子，二伯郝骏声办慈幼小学的地方实际上是我们家在村外养牲口、放车辆、种果树的“郝家园子”，建国后学校已交给政府，更名为兴丰路小学，但直到现在这一带的老年人说到兴丰路小学，还把它叫郝家园子，现在的兴丰路小学占地面积7590平方米，有教学班12个，学生584人。

我二伯解放前也有两房夫人，共生了五男二女，大老婆住城里龙渠湾，小老婆林女士生了一个儿子，住乡下阁老门，与我母亲同住一个院子，关系甚好。黄埔四期学员、80年代担任陕西省黄埔同学会会长的周益三先生与二伯西安解放前后是同事，给我二伯开玩笑说，现在解放了，别人都是一个老婆，你却两个老婆，给我一个，没承想林女士与二伯离婚后，果然跟了周老先生。

九十年代，我让二姐带我到兴庆公园西门外西安市第一干休所周益三家，去看望那位小二妈，还是想探寻关于我妈的往事。她告诉说，我母亲待人温和，人很贤惠，她们住在一起多年，从来都是互相帮助，没有发生过一点不愉快的事。林女士的儿子担任一家地方国营工厂的厂长，已跟妈改姓为林，小时候与我二姐一块长大，他们之间很熟悉，这位哥哥很替我打抱不平，对我二姐说咱们长在郝家大宅门下，还吃过肥肉大白馍，你弟生在新中国，没享过郝家的福，却背个地主成份的帽子，连个共青团都入不了，吃尽了苦头。

1935年10月，在家排行为三的父亲和母亲王碧霞结为连理，其时他刚由杨虎城保送到黄埔军校洛阳分校深造，正可谓“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文革破四旧闹得正凶的时候，我无意中从家里翻出父母结婚时的照片，母亲身穿洁白婚纱，背后及两侧站了好几排身着17路军装的来宾，以及不少穿着长袍马褂的乡绅；另有父亲单人身扎武装带腰佩盒子枪以及与战友两三人单腿跪在重机枪后面等几幅照片，晚上睡觉时我像宝贝一样压在枕头下面，早晨起来竟然不翼而飞，后来回想一定是父亲发现后怕惹来祸端烧掉了，由此我们姐弟手中竟然再没有母亲一张照片了。

《讲武殿村志》记载我父亲1944年担任慈幼小学校长时间有误，那是1938年8月他在山西中条山抗日前线参加“永济血战”时腹部受伤，回西安养伤期间，应该是1939年同时担任西安十一区农会会长和学校校长的。1944年他已经痊愈回到抗日前线，回到老首长孔从洲担任师长的新编35师，任炮兵输送营第三连上尉连长，到1949年初他升迁到南京陆军总部，带家眷任第一训练处军官大队教官，陆军总部已经给他办好全家赴台的机票，但他拒绝前去台湾，从南京辗转来到武汉，1945年9月18日，中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上将在武汉受降堂举行受降仪式，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等，低头向孙蔚如递上投降书。

父亲在老首长孙蔚如公馆住了将近半年， 上图为孙蔚如将军，下图为孔从洲將军，不去台湾的决策不光因为他的两位老上司都留在大陆，与我母亲在他身边力主回陕不无关系。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去北京五棵松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看望二伯长女我的堂姐装甲兵副司令程世才夫人，她经常和陕西在京的老领导们相见；堂姐说，当时担任解放军炮兵副司令的孔从洲将军一见她，就能一口叫出我父亲的名字，还用地道的陕西话问：“郝老三现过的咋样”？

1949年5月武汉解放，父亲带着母亲和三个女儿回到阁老门村，一时没有工作便下力种起农田，这段时间家里经济紧张，母亲时常打发大姐到讲武殿舅舅家去，维华舅舅总是慷慨地拿出一些钱来让我们家度过难关。1951年5月我的出生，使一直盼着有个儿子的父母在艰难的岁月中有了一丝笑容，父亲在他写得自传中用“今年种得麦子长势很好”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

另外一个喜讯是父亲接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调遣，到泾阳永乐镇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受训，前两年我还专程去父亲学习过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旧址参观过，父亲学习结业后分配到天水市葡萄乡，作为工作组组长，到第三行政村进行土改，开始为人民政府工作。

世事难料，乐极生悲，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1951年底母亲突发脑溢血逝世后，1953年舅舅维华也因病溘然与世长辞，给我们家庭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和无尽的思念。不过，让人能以自慰的是在大家族复杂纷繁的人际关系里，在国家翻天复地变革的惊涛骇浪中，我妈和舅舅作为一胞亲姐弟，在他们短暂的生命中，始终是互相信任，互相帮助的，为我们后人处理亲属关系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我永远怀念亲爱的妈妈，永远尊敬知识渊博为人师表的舅舅，他们的生命虽然短暂，但生如夏花，活得光彩绚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