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大凡有单位的人,都有过领导。所谓领导,即领着大家一边干活,一边导引前行的方向。樊步仁先生,乃为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位领导。</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当时的他,年届六十,精神矍铄,容光焕发,走起路来,步履轻盈,说起话来,腔调悦耳。</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一次,去他家小坐,他谈锋甚健,话题转到他的求学经历。解放前,他家境殷实,在兵慌马乱中,辗转多地求学,最后顺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俄语专业。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他曾目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因为他当时就在天安门城楼的侧角,为苏联专家做翻译。</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山西大学外语系任教,曾任俄语专业主任(彼时只有俄语专业),并于一九五六年晋升讲师职称。一九六二年,他响应国家号召,携家带口回到原籍,曾担任过小学语、数、外,音、体、美等多学科的教学工作,也管过灶、喂过猪、种过地。文革中期,又奉命调至夏县中学,改教英语。</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后来,我曾欣遇他当年在夏县中学教过的许多学生,均对他赞不绝口。其中有位任教于北京某高校的学生,曾对我讲述过樊先生当年为了教好英语,把《毛选》四卷的英译本读得滚瓜烂熟的故事,令我打心眼里对他肃然起敬。</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话说一九七八年,神州大地百废待兴,国家遂决定在地方设置诸多高校,以培养国家急需的各种人材。这样,山西师范学院运城师专班则应时而生。又因他是当时运城地区屈指可数的有在高校从教的经历,便奉命调至运城,并负责筹建外语系。</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一九八二年秋,我刚一入职,就成为樊先生手下的一名员工。犹记得开学前,他把叫到办公室,欲安排我担任毕业班“翻译课”的教学工作。听后我心里颇不踏实,遂以商量的口气,问能否换任“泛读课”。他笑呵呵地说:“没问题,好好带!在教中学,学中教。”并给我讲了讲外语系的师资情况。</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原来,外语系的专任教师共14人,大部分为文革前的高校毕业生,且均从中学调入,带“精读”、“泛读”、“语法”等基础课游刃有余,且得心应手,但对专业课的教学,他们皆能推则推,也许是备课过程既费时又费力的缘故。</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听罢樊先生的一席话,我二话不说,轻装上阵,遂认真备课,精心讲授,几节课下来,自我感觉不错。说实话,没有樊先生的鼓励与支持,我想我早打了退堂鼓,也不明白“教中学,学中教”的道理。同时,通过带“翻译课”的砺练,也增强了我以后担任多种课程的信心与勇气。</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大家应该知道,八十年代初的教学设施与条件及其简陋,加之办学伊始,学校的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樊先生便带领青年教师在教室里串铁丝、拉线板,千方百计为学生练习英语听力创造条件。</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在我记忆中,樊先生待人宽厚,为人随和,遇事不慌不忙,处事有条不紊。</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且说当年的外语系,虽然教工人数并不很多,但由于文革遗风尚存,教师中派性明显,明争暗斗、相互挤压之事司空见惯。比如文革前北外毕业的彭姓老师,每每恃才傲物,目中无人,就连樊先生,他也常常说三道四,什么“俄语转行,水平不行”、什么“口语不湛,词汇有限”等等,不一而足。但樊先生对他总不计较,有时我们几个年轻教师都实在看不过眼,欲替樊先生抱打不平,但樊先生总坦然一笑,劝导我们说:“人家口语好,就应该向人家学习。”的确,樊先生的这种宽容大度、礼贤下士、用人所长之品性,令我佩服不已。</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记得有次系里开会,一位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的李姓老师,拿出一美国朋友的来信,无不得意地念了起来。念毕,彭姓老师不以为然,用轻蔑的口气说:“你的口语太差,念了半天我没听懂一句!”李姓老师反应极快,脱口而出:“你的听力太成问题,我与美国朋友交流都畅通无阻!”弄得大家面面相觑,这时毕业于北大的一位沈姓老师忽然站起来,义愤地对彭姓老师说:“不要总认为你水平高,你是把别人压低、低、低,把自己抬得高、高、高,”说着还用双手比划着相应的动作。 </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眼看着会场一片哗然,樊先生遂站起来,先让各自平复一下情绪,然后从容不迫地说道:“我看吵来吵去,一没意思,二伤和气。其实,李的口语没有问题,彭的听力更没问题,只是李念得美音太重,而彭听惯了英音。”说罢,大家哈哈一笑。</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其实,樊先生对系里的每位教师,尤其是对我们青年教师,可谓呵护有加,关爱备至。我们每每遇到不顺心的事都会主动找他。如果说谁感冒了,他会在家里冲点姜汁酸汤让你喝,谁要是拉肚子了,他会让老伴给你发点面汤,打上蛋花。有时,就连衣服破了、扣子掉了,我们也会去他家让阿姨缝补。每次去他家,他总会拿出点心、饼干或水果之类款待我们。要知道,当时这些东西对我们年轻人可真算得上奢侈品。</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在教学工作上,樊先生对我们多是鼓励,很少批评。记得每次听完青年教师的课,下边点评时他总和颜悦色地指出以后上课应注意些什么,诸如单词的重音、书写的笔顺、板书的设计等,而绝不像有些老师吹毛求疵,一味挑错,把你的课说得一无是处,以显他的高明。每每遇此,樊先生事后总把你叫到办公室,说些“某老师刀子咀、豆腐心”,“出发点是好的,不要往心里去”之类的话安慰你,鼓励你认真备好每节课,精心上好每堂课,努力成为一名好教师。</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有时还把他自己的词典、工具书主动借给青年教师,因为当时的参考资料少得可怜,就连一本《英语惯用法词典》,如若拥有,都遭人艳羡。</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说实在的,樊先生是我职业生涯的启蒙者,亦是我人生旅程的引路人。他的为人与处事、他的教学与管理,都对我的影响既深且远。</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