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风趣报人之趣略

谢停封

丁聪绘张友鸾漫画像

　　先外祖张友鸾先生（1904～1990），民国报人，先后担任过《国民晚报》《世界日报》《民生报》《立报》和《新民报》等多家报纸社长或总编辑、主笔，创办《南京早报》《南京人报》等，1953年应聂绀弩之邀任职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人评价，张友鸾“熟知民国史事及掌故轶闻，夜间编务之暇，一烟在手，濡笔为文”，“情韵连绵”，“妙语如珠”；记事怀人，文章虽小，却“令人忍俊不禁，于笑声中每有所得”。《中国青年报》曾载《张友鸾：报纸岂可无风趣》一文，谓同时代人称其为“最有风趣的报人”。近检故纸，往事似有可观者，因葺成篇，以资谈助。

（一）

1925年夏，张友鸾年二十一，尚在北京平民大学就读。《世界日报》总编辑张恨水辞职，经理吴范寰向社长成舍我推荐张友鸾代之。履任三日，恨水返社，友鸾遭辞。遂愤而投书成舍我，以《国语》“狐埋狐搰”之句，讥其反复无常，不能成大事。成览书不怒反喜：“此人非用不可！”张复入职《世界日报》。

1983年11月成舍我之女成之凡（后右三）宴请其父老友陈铭德（前左一）、张友鸾（前左二）、张友渔（前左三）、萨空了（前右一）等

（二）

成舍我最爱魏晋六朝小品，考究尺牍。其任北平大学秘书长时，张友鸾投函问其尚作诗唱曲否？成复函则套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妙答：“一行作吏，此事便废。”抗战后南京玄武湖曾展出活玳瑁一只，《世界日报》记者发电讯，误为乌龟。成即去电质询曰：“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何也？”文字诚精炼，然不免为人诧怪。张友鸾笑谓其学步六朝小品，走火入魔也。

（三）

张友鸾初读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师从名报人邵飘萍及新闻学泰斗徐宝璜诸先生。某日徐师家中招饮，友鸾在座。席间有一味菜名糟蛋，友鸾初尝，以筯夹蛋。讵料其蛋溏心，糟汁激飞，污徐师绸缎大褂，张大窘。后忆及此事，尝谓人曰：糟蛋固糟，扯蛋更糟。

（四）

1922年张友鸾在北京就读，住马神庙东高房一公寓，与台静农、王鲁彦同院，韦漱园韦丛芜弟兄亦来住过，李霁野则小住即去。其时鲁迅先生在北大讲《中国小说史》，听课学生除“正式生”和“旁听生”外，尚有“偷听生”，即今之所谓蹭课族。台静农是旁听生，张友鸾由其带入课堂，是为偷听生。先生堂上讲到清代侠义小说，尝见书中侠客飞檐走壁，以为神技。及到北方，见房屋低矮平顶，方知原委：“如此房子，我也能飞檐走壁！”讲到古典小说缺点，就袋中摸索片刻，掏出旧帕一条，以喻陈旧。及展开，露破洞若干，先生似未料及，遂笑而圆场道：缺点总是有的，只不像我这张手绢，缺点太不好看罢咧。

（五）

张友鸾向不喜新诗，尝为文讽之，因涉徐志摩，彼此著文辩难，却不打不成相识。后张向徐组稿，约定第二天交卷。翌日府上取稿，见志摩身著睡衣，仍在桌畔推敲，烟灰缸中烟蒂如山。盖其熬了一个通宵，写成著名的《济慈的夜莺歌》。徐的第一部诗集是《志摩的诗》，印刷极佳，扉页上题“献给爸爸”，则别出机杼。志摩以诗集赠友鸾，因有“献给爸爸”之语，友鸾哂笑之。后诗集再版时，方将四字删去。

（六）

1925年，张友鸾任职《世界日报》，每周六下午，焦菊隐便往《世界日报》社与张小坐闲聊。盖因世界日报社对门乃女子师范大学，焦方与女师大林女士热恋，逢周六必会，因提前至张处歇脚，嗣后准时而往。 其时张友鸾与平民大学同学办“星星文学社”及《文学周刊》，焦菊隐亦与北大同学办“绿波社”，经老师邵飘萍先生撮合，《文学周刊》改为星星与绿波两社合办，由焦菊隐和张友鸾主编。焦与张居所一南一北，交通既不便，电话又极少，二人遂相约定，每周一次，各备稿件，定时到《京报》社会面，编排发稿。若偶有一人不到，另一人可自行发稿。某次张因病卧床，焦又有事他往，因通讯不便，二人皆以为对方已自行发稿。及出报，方知发稿延误，却已无可如何了。

（七）

1927年2月，刘半农辞《世界日报》副刊主编，张友鸾代之。稿件交接共四捆，每捆两包，三捆标注“移”字，一捆标注“不用”。张以可用稿件不多，乃于副刊撰署名文章《记者前置词》，谓编副刊好比乞丐耍蛇，今天是这一套，明天还是这一套，意为稿件匮乏。一个半月后，张偶在半农移交的“不用”稿下，发现尚有一包标注“用”字稿件，且有“刘复用笺”注明“此中八十四件，批‘用’字者可用之稿，批‘头’字者可登头一篇，批‘凑’字者无稿时凑篇幅，其余‘润’‘改’等字，谓须略加删改”云云，始知半农有心人也。

（八）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大行新闻审查，1941年重庆《新民报》晚刊在11、12两个月共开大小“天窗”65处。张友鸾时任《新民报》主笔，遂以“悠然”笔名于报端撰《剪草狂》一文，谓英国有漫画杂志名《笨拙》（PUNCH）者，曾刊一画署题《剪草狂》,绘作一人，惯以利剪除草，久之成癖，凡见丝状物，即一一剪之。后兴讼上堂，见长髯法官，亦径登前席，捉其须而并付一剪。盖其意暗讽新闻检查删文如狂也。此文送检，辄遇“剪草狂”，凡比兴之处，并皆删去。报纸为表抗议，以读者来信方式全文照登，赵超构程大千等并著文声援。

丰子恺绘

（九）

重庆时期《新民报》，既有“三张一赵”大会师（“三张”即张恨水、张慧剑、张友鸾，“一赵”即赵超构），复有夏衍、阳翰笙、聂绀弩、陈翰伯、谢冰莹、罗承烈、张西洛、浦熙修等参与办报，洵为一时之盛。一日张友鸾与赵超构、袁子英浦熙修夫妇等对坐闲谈。赵乃温州瑞安人，其口音诘屈难懂。赵推荐一书，谓其令人“爱不释手”，张即接口道，袁子英在此，君何敢言“爱浦熙修”？一座为之粲然。

赵超构戏赠张友鸾诗

（十）

张友鸾居重庆时，就山结庐，名曰“惨庐”。某日画家高龙生薄醉过访，见板壁新糊之纸，曰：“如此巨笺，弃之可惜。”即援笔画一美女，高与人身相等。是日友鸾亦有酒意，即打油一首于其上云：“龙生先生真胆大，随地随时画壁画。屋里有个人儿陪，但愁他日变妖怪。”未几赵超构来，复题“悠然神往”四字，——盖悠然为友鸾笔名也。后卢冀野亦以微醺来，题一绝云：“绝世佳人难再得，画图独自识春风。知己竟逢张叔夏，不教病骨络飞龙。”许君武来亦题云：“同是龙华会上人，几时变此刹魔身。廿年尘劫风华里，愁绝支颐作浅频。”他日友鸾自外归，见壁上又増一绝，最为清丽：“谁将心事托微波，玉体横陈似此么？我是烂柯山下客，转难面壁作维摩。”署“梦梦生”，不知为谁，细辨其字，始知乃张恨水手笔。

张恨水赠张友鸾诗画

（十一）

张友鸾任《新民报》“曲线新闻”主笔，曾撰文述陶行知先生创重庆育才学校，多收难童，新生入校第一功课为剃头洗面。其时陶独居为亡妻服丧，上海有李女士，对陶先生极有情愫，为倾慕先生来育才，却不堪旦夕间为难童剃头洗头，谢而去。后有吴女士，为陶先生晓庄师范时代之高足，亦在育才，竭尽智力，颇任劳怨，能为先生分忧。陶先生偶或出门散步，必偕而行，且嘘寒问暖，极为关切。张文透露：“新年之后，陶先生或将续鸾弦也。”及陶先生结褵后，笑语人曰：“我本不解恋情，乃‘曲线新闻’为我作媒人也。”

（十二）

徐悲鸿于南京任中央大学教授时，张友鸾即与其相识，并承赠画作若干幅。抗战时成都再见，张谓仓卒西迁，画作尽失，尤以一八哥扇面最为可惜。因求新馈，悲鸿许之。未几获新作，则八哥已变喜鹊。友鸾初不解，后始悟前赠八哥，盖讽其当新闻记者不敢说话，只会学舌耳。异日友鸾落魄，窘迫中竟持悲鸿画，出质酒钱五十，聊解数日枯渴。

（十三）

张友鸾早年即与郁达夫先生相交往来。张回忆文章说达夫先生爱喝酒，量不太大，却也不太浅，只是每每“造饮辄尽，期在必醉”，与其说“借酒浇愁”，不如说“借酒骂世”。先生抽烟瘾头极大，常谓“要我戒烟，四脚朝天”。张写道：“他住在曼陀先生家时，曾对我说，曼陀先生一天供应他一听‘小炮台’，言下还有不足之意。我当时感到很惊奇，可如今想起来，别的方面比起达夫先生望尘莫及，烟酒却也不在他之下了。”

（十四）

张友鸾在南京时，一日与傅抱石、卢冀野往夫子庙老万全聚饮。在夫子庙地摊见一套画报，雅爱之，询价十五元，嫌贵舍之。傅抱石见瓷盘可作画碟，询价也是十五，亦舍之。张俟傅去，以十五元购得瓷盘，至老万全持赠予傅。傅自思无以为报，复至地摊，以十五元购得画报，持归赠张。二人各以心爱之物见赠，故皆心安理得。此类济公与郑玄修酒楼互请故事，诚所谓别人的孩子不心疼也。

卢冀野赠张友鸾诗

（十五）

张友鸾书生办报，拙于生计，动辄阮囊羞涩，饔飧不继。1948年办《南京人报》时，因经济窘迫，报社难以为继，浼同事代为出售旧报刊，以图糊口。同事因取值过低，欲待价而沽，遂迁延数夕。张驰书催之，且曰：前托之事，未见回音，俟西江水到，将索我于枯鱼之肆矣。

（十六）

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张友鸾所办《南京人报》设一栏目，每天连载预测副总统当选人，其说明略曰：大总统乃常凯申无疑，唯副总统尚在未知，请读者预测。忽一日，报端“大总统”俨然变“犬总统”，如小说中宋徽宗“玉皇大帝”误作“王皇犬帝”故事。张及报社同仁引颈待戮，惶惶然不可终日，而竟平安无事。后思此事之蹊跷，有意乎？无意乎？终不得解。惟从因写错别字而提心吊胆，到因提心吊胆而写错别字，真恍如不隔世也。

（十七）

1948年4月1日，张友鸾所办《南京人报》刊一则消息称，该报记者昨在鸡鸣寺遇一道人，年九十五，见任一游客，可随口说出年龄身份，准确无误。据寺中和尚说，该道人不食人间烟火，唯以破铜烂铁为食。且配有道人照片，果然仙风道骨。消息登出，鸡鸣寺当日前往探访者上千人，致交通堵塞，惊动警方，派员前往调查。翌日报纸登出说明，谓此消息乃愚人节恶搞，照片则为《清宫外史》剧照。文中最后说道：“越是不尽情理的谎言，越会使人容易受骗”。其时国民大会正在召开，此愚人节消息，并非纯粹游戏而无所指也。

（十八）

上世纪50年代，张友鸾任职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古典部不乏老饕，招邀共饮，每周必会。某日约聚鼓楼后门桥畔马凯餐厅，适张友鸾与聂绀弩均收到稿费，聂多而张少。聂在前跨入店门，回头对张道：“今天张老请客呀！”张即笑答：“先入为主嘛！” 聂哈哈大笑，只得买单。此后同仁文酒之会，多在饭店门口互相谦让，以免“先入为主”。后出版社新出编辑条例，其中第八条规定取消社内编辑稿费，聚会遂止。舒芜为之赋诗一首：“马凯漫相招，先看第八条。两行编辑泪，羞过后门桥。”至“文革”后落实政策，众老饕复聚马凯，启功教授就席上改舒芜诗曰：“报酬凭劳动，推翻第八条。从今开口笑，重上后门桥。”

启功赠张友鸾扇面

（十九）

1957年首都新闻界座谈会，张友鸾遇故人邓拓。其时全国报纸方改横排，张发言建议竖排改横排，应先行试点，以使读者和印刷厂逐渐适应。言讫恰见邓拓手持发言稿，却是竖写。张打趣道：君稿纸竖写，送到印厂横排，排字工点头（看原稿）好？摇头（排字）好？邓笑答：我是不合时宜、不合时宜！然邓著文，手稿则一直竖写。

（二十）

张友鸾有“标题党祖师爷”之称，其所做报纸标题，向以用心精致著称。抗战时所做“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标题轰动山城，流传至今。其他如为抗战前线士兵募集冬衣所拟标题“西风紧，战袍单，征人身上寒”，为报道贫富差距所拟标题“难民不能求一饱，银耳参茸大畅销”等，亦皆脍炙人口。郁达夫南洋遇难，夫人王映霞即出嫁某轮船公司经理，张为此新闻所做标题为“王映霞买舟东下，郁达夫客死南洋”。在成都《新民报》时，各高校学生毕业即失业，适有一则四川大学厕所下水堵塞新闻，张即挥笔拟标题为“川大出路成问题”，一语双关，令人忍俊不禁。1945年初，某教授在重庆演讲，谓君主制为世上最佳体制，惟继承人难觅，故秦皇汉武欲求长生不老，实出无奈；而农民虽苦，不知造反，乱则由文人煽动。其言论见诸报端，张做标题为“可恨腐儒文乱法，只悲圣主不长生”，讥刺入木三分。1957年张在首都新闻界座谈会上发言，批评报纸不重视标题制作，今年是“五一盛况几十万人游行”，明年还是“五一盛况几十万人游行”，年年都是“五一盛况几十万人游行”。发言过后不久，即获封右派。

（二十一）

张友鸾笔名有常用者，亦有信手拈来者。上世纪50年代，张住北京草厂人民文学出版社宿舍，因取笔名“草厂”。又因居室近街门，戏谓传达室，故取笔名“傅逵”，以此二字形似“传达”的繁体（傳逹）。张蓄须后，以“胡子长”笔名，在报刊撰文若干。及其落难，不免引起质问：取名胡子长，意欲何为？张对曰：今人有胡子昂、胡子婴；古人司马迁字子长：我叫胡子长，有何不可？后以待罪之身，沉寂多时，复借科学家贝时璋名字谐音，为自己取笔名曰“背时张”。

（二十二）

1957年，张友鸾戴“右派”帽，单位同事如冯雪峰、聂绀弩、舒芜等，多有罹此难者，固皆缄口不言。人民出版社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处同一办公楼，人民社在东而人文社在西。某日，张友鸾与舒芜在西侧楼梯相遇，旁顾无人，张对舒微微一笑道：“无言独上西楼。”

（二十三）

张友鸾获封“右派”后，于1957年7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闻黄苗子脱产后，每日定量写作，此是劳动态度认真，颇足效法。予决自即日起，日必完成千五百字，自为口号：每天下笔一千五，只许超额不许补。星期只伴儿孙乐，自由自在非为苦。”

（二十四）

1961年张友鸾与舒芜同日摘去“右派”帽子。1964年张六十寿诞日，往王府井新华书店，约在此劳动卖书的舒芜与绿原间壁闽江春小酌。绿原打听聚会是何名目，张随口答道：此乃生祭。舒芜有诗纪此事曰：“今年又此日，习劳在书肆。期约及华灯，策杖飘髯至。客问何所为，答云是生祭。廋词虽滑稽，恍惚见深意。”

舒芜录聂绀弩赠张友鸾诗

（二十五）

艰辛探索年代，张友鸾戴罪扫街。聂绀弩来访，调侃其指纹九箕一斗，天生扫街之命。张则不无得意，号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聂哂道，阁下本人就是牛鬼蛇神，横扫何人？后聂有诗笑张友鸾云：“牛鬼当前横扫荡，柴枪棘手小摩挲。先天早定清除业，九指畚箕一指螺。”

聂绀弩赠张友鸾诗

（二十六）

张友鸾好酒而不计清圣浊贤，入口即畅。其落难时杖头匮乏，每沽一角三分钱一两的低等白酒，以白糖枸杞橘皮浸泡之，亦足“一缸浊酒具杯觞”。杨宪益戴乃迭伉俪是张多年酒友，每每相招聚饮。惟杨喝大曲酒，戴是英国人，要喝兰姆酒或黄芪酒，张则不拘黄白，是酒便饮。故杨戴与张聚饮，每各携其酒而往，三人自斟自饮，亦各得其乐。

杨宪益（左）与张友鸾

（二十七）

张友鸾晚年尝语人言，外出每获恤老照顾，盖得益于胸前一部银髯。某日乘公交，车无空座，有人起身揖让。张视其人亦颇有年纪，遂逊谢。让座者笑言：您老胡子长，理应让您。因强纳张坐，且问老先生高寿？张对以七十五岁。复问让座者年龄，则答七十八了。

（二十八）

张友鸾早年曾著《<西厢记>研究与考证》一书，其与夫人崔伯萍，恰合《西厢记》中张生崔莺莺姓氏，故朋友多以《西厢》戏之。张崔合卺日，周作人以《董西厢》句赠联云：“文章魁首，仕女班头。”张恨水赠词云:“银釭烛下双双拜，今生完了西厢债。”左笑鸿亦有词云：“依旧张郞，依旧崔娘。”某次崔伯萍从居委会领灭蟑螂药，张笑谓其“谋害亲夫”，以“张郞”“蟑螂”谐音也。

晚年的张友鸾崔伯萍夫妇

（二十九）

1976年唐山大地震，张友鸾偕夫人崔伯萍居南京女儿家。其时全国上下人心惶惶，南京亦搞地震演练。警报一起，家人背崔伯萍越窗而出；回首则见张不紧不慢，指夹香烟，从正门漫步而出，口中念念有词道：“老妇逾墙走，老翁很郁闷。”

（三十）

张友鸾后代分居各地，每于春风起时，儿女情长，辄偕妻离京南下，往子女处小住数日。某年南行，给北京的家人写信报平安，谓一路顺利，车内清洁舒适，车外风景可观；餐车进食亦颇适口，唯早餐在餐车喝牛奶一杯，可称真正的“水乳交融”。

（三十一）

1990年7月23日，张友鸾忽然一反卧床多日疲萎状态，振作亢奋，判如两人。竟尔挣扎起床，且喃喃自语，且掀髯大笑。笑罢，飘然登仙。郑拾风回忆文章云：“老人就这样用笑、用谁也听不懂的语言高高兴兴地同人世告别。”

（外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某次新闻史会议，成舍我、陈铭德、张恨水、张友鸾等旧日报界大佬后人受邀莅会。其中《世界日报》老板成舍我公子成思危副委员长及《新民报》老板陈铭德邓季惺伉俪公子吴敬琏教授被延请台上就座，台下诸后人相顾自嘲云：老板的后人依然台上，伙计的后人还是台下。闻之似有酸葡萄味。一笑。